春秋左传的读后感3000字
两千多年前，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做了精彩的演出，鲁国的史官纪录下来，这就是那篇文章《季札观乐》的由来，笔者最近读来，亦觉别有风味，感触颇多，现说出来以飨读者。
??一、演出的盛况。
??演出约二十首歌曲，都是《诗经》中的诗歌，分别是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
还有六种舞蹈。
歌曲听的季札是赞不绝口，先是说：“美哉，渊乎”“美哉，泱泱”后又说：“美哉，荡乎”“美哉，砜砜”。
还有“思深哉，广哉，至矣哉”等。
乐舞看的季札是目瞪口呆，特别是对周武王，商汤，夏禹，虞舜等朝代的乐舞感兴趣，夸赞之词更是多多，这里不在赘述，请观原文。
??二、季札观乐时的评论。
??随着歌舞的美妙演出，季札即兴发表了对歌舞的评论，其要点是： ??1、对周朝各诸侯国音乐的表扬多于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大国充分肯定。
??2、对（小雅），（大雅），（颂）评价极好，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
??3、对乐舞的看法是越年代久远的舞蹈越好，说：“乐舞反映了各朝代的德政”。
??三、史书对季札观乐的评价。
??史称季札竟能“尽知其意”，边观边评，妙语珠连，议论风生，乃至轰动了周文化中心，使鲁人敬焉。
他精于音律，不直听声而已。
就是说季札能辨乐声之正邪兴衰，从音乐中听出国家的兴衰的征兆来。
??四、我的感想。
??1、笔者认为，季札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演出，他把歌舞看作是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事，音乐舞蹈在他眼里是礼教盛衰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治盛衰的反映。
他从歌曲里能听出百姓的辛苦和怨恨，统治者的恐惧。
他在舞蹈里看见了朝代的兴盛和先圣的伟大和德行。
他是思想界的先行者。
??2、季札是一个懂音乐的奇才，他对音乐和舞蹈的理解之深，在当时乃至现代也不多见，说明其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其音乐知识的渊博无人能及。
十五国的音乐他都懂，不然怎么能作出精辟的评论，相信他不是忽悠大师。
??3、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音乐的古文本就不多，值得一看。
语句优美，词汇丰富是该文的特点，对提高学习古文能力有所帮助。
笔者曾在聊天昵称和博客日志里，多次引用该文章的原句，感觉良好。
??4、季札在春秋时期也比较有名，他的渊博学识，特别是几次放弃王位继承权，专注于学术研究，曾被孔子赞为“至德之人”。
试想，若没有高尚的道德，焉能对乐舞作出这样精辟的诠释。
为此，我劝大家一读为快。
《左传》主要讲什么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又名《左氏春秋》《左传》记事 其余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 《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 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 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 为人么提供历史的借鉴 《左传》维护周礼 尊礼尚德 以理之规范评判人物 作者以敏锐的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 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 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 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 贪婪荒淫之辈 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尤其是重民 以民为本的思想 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是什么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和《春秋》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左传》是史传。
东汉桓谭《新论》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左传》，大家只看《春秋经》那17000字，即使圣人闭目十年来作为参考，也不能把内容了解清楚。
有了《左传》，你不是圣人也很快可以了解。
这是桓谭的一个看法，后来司马迁、杜预，包括现代的学者徐中舒、杨伯峻都是这样的看法。
杨伯峻先生进一步把《左传》和《春秋》的内容传承的方式进行了总结，有四点：第一点，《左传》说明了《春秋》一般不是讲微言大义的。
当然《公羊》和《谷梁》对《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得比较多。
第二，《左传》补充了很多细节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春秋》里没有的。
第三，订正了《春秋》的一些错误。
第四，就是增加了无经的传文。
第二个流派的观点认为《左传》是独立的一部书，跟《春秋》没有任何关系。
西汉的今文经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
晋人王接也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
《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接下来清人刘逢禄更是这样的观点。
后来的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云：“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晋《乘》、楚《梼杌》，尤可疑者。
”他说看了刘逢禄的考证，他越发相信《左传》不是传《春秋》的了。
第三派认为《左传》不是史书，而是传《春秋》的著作。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但《左传》视而不见，如果真的是一部史书的话，这些重大事件《左传》是不会忽略的，这一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是赵生群先生，他在《春秋经传研究》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另外蒋伯潜先生也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三传皆《春秋》之传，皆所以释经者也。
”只不过三传有一个区别，《公羊》、《谷梁》重在义例，《左传》重在事实。
名著左传怎样才能看懂
《左是很有趣的书，了十年，非常有意思。
要真正，离不开历者的注释。
注释是细节，细节是魔鬼。
传统儒家十三经的学术体系是：经→传→注→疏→集解、解诂等等……不看传，无法理解经。
不看注，很难理解传。
不看疏，有的注就不好理解，也不好总结学术史。
看看集解、解诂，有益于更深层次地理解注疏。
对于《左传》而言，建议首先看杜预注，孔颖达疏的《春秋左传正义》。
这个是基干，绕不过去的。
读通了《正义》，再看杨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和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有童先生的著作集，看着两本书的话入第一卷即可。
这个算是增益，因为清代学者搜罗了不少汉魏注家的意见。
但也要注意清人解诂中左袒一家为批评而批评的成分也算不少。
可以当扩展下知识面。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详细介绍
首先：孔颖达是为《春秋左传》作了“疏”。
“疏”是会意字，在篆文中由㐬（tū）和疋（shū）组成，疋也表声。
“疏”本意指清除阻塞，使畅通。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旧题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222-284）注。
唐孔颖达（574-648）疏。
左丘明-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姓左丘名明。
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人，曾任鲁太史，除《春秋左传》外，还著有《国语》等书。
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历官河南尹，荆州刺史，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因灭吴有功，封当阳县侯，博学多通。
尤精研《定传》，著《春秋长历》、《春秋释例》、《春秋左氏传评》及《女记》诸书。
颖达为唐代学者，生平详见《周易正义久》。
《春秋左传》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及《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书，亦是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自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均认为《春秋左传》出于左丘明之手。
如班固撰《汉书》。
在其《艺文志》中即著录为三十卷，并谓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
直到隋以前，学者对此皆无疑问。
至唐，赵匡始谓此书非出左丘明，宋元以来疑难者相继而起，争论不休，直至现在，尚无定论。
《春秋左传》之绝大部分内容为传注《春秋》史事，在补充、说明，订正《春秋》的同时，亦有阐明其“书法”者，所记史实延及鲁悼公寸十四年。
比《春秋》多出二十七年。
据《汉书·艺文志》载，为《春秋》作传者原有五家。
即：《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
《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
后来邹，夹两家不传。
仅剩《左氏传》、《公羊传》及《谷梁传》三家。
西汉时期，传左氏学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歆诸人，东汉则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等，魏又有王肃，董遇诸人。
入西晋，杜预精研《春秋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并杂引《公羊传》、《谷梁传》以释，自乱体例，遂重新为其作注。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主采刘歆、贾逵、许淑、颖容之说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之说。
其注大至天官地理，细至万物典故。
靡不剖析微细，敷畅旨趣，远居旧说之上。
其条理《左传》凡例五十，别例四十九，总括成大旨为三体五事：三体即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五事即微而显，难而晦。
婉而成章、尽而不行、惩恶而劝善。
并且，杜氏崇尚周公而抑孔子，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才是孔子新例，称其为“变例”，故其所注，往往强经以就传．并对弑逆之臣。
多有回护，是其一短，盖杜氏为魏臣而奉晋纂，事理之必然，多为后儒所讥。
杜氏致力于《左传》，并为之条理定例及集解，使之成为一部更具价值的经学、史学名著；并且，全面总结了晋以前左氏学的研究成果，堪有承上启下之功，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入唐，贞观年间，太宗以前代博士分门授经，但各家观点岐异纷呈，有些经注章句亦很繁芜，颇不利于为学，同时，亦出于统一思想的需要，遂诏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此书即为其中之一种。
颖达以杜预《左传注》为底本，并认为，汉以来《左传》注本甚多，颇有杂取《公羊》、《谷梁》二传解释《左传》者，是为“方凿圆枘”，唯杜注取《左传》释《春秋》，堪称“子应乎母，以胶投漆”，使经传浑然为一体，故以其为宗。
孔氏此疏旁征博引，搜集杜预《春秋释例》贾、服旧注以及沈文阿、苏宽、刘炫等人的义疏，引用《三礼》、《公羊》、《谷梁》、以及《尔雅》等资料，注释详备，为唐代《左传》著述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有大功于《春秋》。
”但孔疏“左杜而右刘”，隋刘炫《春秋述义》规正杜失达一百五十余条，孔氏却斥其为习杜义而攻杜义；同时，对汉儒之说亦多有扬弃，是其不足之处。
总之，杜注与孔疏，是《左传》学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有了杜注孔疏，《左传》一书才能完整地流传至今。
初，杜注与孔疏各为单行。
杜注原为三十卷，又名《春秋左传集解》，南宋刊刻时，将其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之《春秋左传音义》合刊，题《春秋左传集解》，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集解，唐陆德明音义。
《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 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 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
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 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进。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是研究历史得失,总结教训的说的对吗?
大体是的王接说:《左氏》辞义赡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
《左传》代表了先学的最高成就，贺循将其评价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都很灵验，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嫁女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果然，齐国日益强大。
《左传》又能断言郑国先亡。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左传》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并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荀子》一书对《左传》的引用颇多。
《左传》尤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在西汉时期已有流传，王莽本人即好《左传》，并立于学官，著名的学者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等人。
春秋战国读后感,500字
外国人常说，没去过长城与故宫，就等于没来过中国；有中国人说，如果不了解春秋战国历史，就不算真正的炎黄子孙。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成形于并且膨胀于历时550年的春秋战国。
翻翻我们的书本，一鼓作气、不自量力、老马识途、假道伐虢、退避三舍、一鸣惊人、卧薪尝胆、围魏救赵、纸上谈兵、负荆请罪、窃符救赵、毛遂自荐、唇亡齿寒、远交近攻、狐假虎威、画蛇添足……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都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有人说，中国三分之二的成语，出自春秋战国。
虽然言过其实，但可以说，我们读历史，讲文化，如果不了解春秋战国，那么一切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春秋时代的特色，概括起来就两个字，一个是“乱”，一个是“霸”。
周天子对天下失控，所以就会“乱”。
正因为“乱”，所以需要“霸”来维持秩序。
但正因为大家都想要“霸”，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诸侯旗。
霸中有乱，乱中有霸，乱得精彩纷呈，霸得波澜壮阔。
战国时代的特色，概括起来也是两件事，一个是“你争我战”，一个是“变法求贤”。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几千、几万人到几万、几十万人。
战得恢宏，争得惊人。
黄河水，浪淘沙。
当弱小诸侯被一个个淘汰时，有见识的诸侯国便开始革新变法，由弱变强，由小强到大强；便开始求贤用贤，由败转胜，由小胜到大胜。
因为有“你争我战”，所以才有“变法求贤”；因为有“变法求贤”，所以胜利理所当然、失败也理所应该。
因为有“你争我战”、“变法求贤”，所以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这些形成于春秋末和战国时的不同流派争芳斗艳、各显其能。
到底何种观点最适宜
何种思想被推广
春秋战国的舞台一一检验。
如何自立，如何求强
如何避祸，如何消灾
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许许多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这些办法，对任何时代的人们处世、立业，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折射出的仁、义、信精神，闪烁出的礼、智、勇光芒，为万世称道，从某种角度说，更为今人所惭愧。
正因为此，历经数年，作者撰写了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春秋战国》。
它以《左传》、《国语》、《史记》、《战国策》和当今考古发现为素材，并借鉴了《东周列国志》和一些民间传说情节，经反复查验、构思，创作、撰写而成。
相比同类历史小说，本书除了是正统的、唯美的、完整叙述春秋战国主要事件的历史小说外，还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是注重内涵。
作者是《读者》杂志签约作家，写小品文20余年，有一股严谨、求实的精神，现今把这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当成了千字小品文来写，在注重观赏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艺术性、思想性。
在注重内涵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可读性。
撰写本书时不像一些娱乐性小说盲目、任性和随意，而是努力将这部书写成精品、力作和佳篇。
二是注重史实。
作者是山东的一名文化工作者，这些年先后到过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浙江、重庆、江苏、安徽、甘肃、内蒙、宁夏、江西、福建、河北、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认真参观那儿的博物馆，领略当地的山水和风情，努力让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形象、历史情节、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基本符合史实。
在注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彩。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很多，本书只留下精髓，放弃一切平淡和低俗。
三是注重逻辑。
作者曾被评为《演讲与口才》杂志创刊20周年最优秀作者，写过数百篇演讲口才、做人处世、组织行为、政坛风云类的文章，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智慧恰恰是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
作者在处理故事情节、构思人物对话时，不是海阔天空、恣意而为，而是让其合情合理并且新颖独到。
在注重逻辑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流畅。
把一部时跨500余年的历史写成一部系统小说，确实有点儿难度。
为此作者动了很多脑筋，让一个个诸侯国都有了各自鲜明特色，让君主、政客、将军、说客、刺客、壮士、美女、平民、少儿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出场简短而且有力。
整部小说，没有生拼硬凑，而是一环紧扣一环，段与段紧密相接，看了这段想看下一段。
撰写长篇史实小说《春秋战国》的指导思想是：在尊重历史、交代清楚的基础上，方便今人阅读和理解。
所以在人名处理上，按今人习惯，姓加名或氏加名，如“姜小白”，而不是古书中出现的“小白”。
在人名处理上，还尊重今人熟悉的称呼，如姜小白做了国君后，本小说改用“齐桓公”这个人物称谓。
虽然“齐桓公”是其逝后谥号，但依照当今流行文法，使用“齐桓公”。
不过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齐桓公生前，不出现“齐桓公”，在其逝后才在人物对话中出现“齐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