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体育武术课心得体会
武术是中华名族的瑰宝,博大精深,奥妙无穷。
学习武术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修身养性。
武术的套路动作千姿百态,刚柔相济,虚实相间,我们所领略的只是那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里的冰山一角。
学习武术,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品德,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充满自信,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都从容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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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现代化,人们的教育观也在发生变化,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依旧挂在嘴边,但效果却常常不尽人意。
因此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八到语文教学中来,将其与现代教育结合,以便让青少年更好地领悟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关键词:传统文化;语文教学;改革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简述 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炎黄子孙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谐持中,崇德尚仁以及爱国主义情操等等。
(1)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勤劳不屈的中华儿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至诚不息,不息则久”这都无一不表现着中华儿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自强不息还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刚毅品质,“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执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大气。
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多年来传承不息,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靠的就是中华儿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从2006年百年不遇的大旱,到2007年南方冰雪灾害,再到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这些都是中华儿女谱写的一曲又一曲自强不息之歌。
(2)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情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些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许多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前赴后继,拼搏进取,寄托了古人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热爱和一片赤诚之心。
从古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到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完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操。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还在于它的炎黄子孙的社会责任感,对自己国家的忧患意识。
(3)和谐持中,以德化人。
和谐持中,以德化人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一种高尚风范。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这其中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会促使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个人身心间的和谐能使人做到遇事宠辱不惊,进退有据;而人与自然的和谐能达到“双赢”,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法自然”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教育技术的现代化,我们的教育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们依旧挂在嘴边,但效果却常常不尽人意。
现代教育实施的是科教兴国的战略,学校天天都在倡导素质教育。
尽管素质教育没有明文规定要学生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是素质教育的成功实施却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指引。
孔子说:“因材施教”,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宗旨,但是这种思想,这种教育方式却在学校里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虽然现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主体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创新教育、实践教育,表面上是为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满路荆棘。
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冲击。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实践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了跨时空拓展,突破了原有时空的限制,而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方面也面临着全球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中,会通过文化价值观、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新的文化关系和模式。
当我们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的薯条,喝着可乐,看着美国大片、日本动漫,玩着日韩游戏的时候,国外的学者却在努力地学习四书五经;当韩国将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请为他们国家专利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捶胸顿足,后悔不已。
在这个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逐步外流,而我们正宗的传承人却正在不知不觉地受着国外“快餐文化’,的侵蚀,丢掉我们自己最优秀、最应该学习的优秀传统文化。
(2)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认识模糊或兴趣淡薄。
对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现在许多青年人根本不感兴趣或存在着片面、模糊的认识。
由于认识的模糊,他们把传统文化认为是文言文、古诗词本身,以为弄来古代的服饰、器皿,模仿古代的仪式就是在传承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以为学习了文言文、古诗词就传承了传统文化,殊不知那些东西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面对四书五经之精华,青少年作为文化的传承人,却漠视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丰富内涵价值。
(3)教学内容枯燥。
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
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授现在都是采取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放在语文教材里,由语文老师上课进行传授的方法,这样就容易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被动地为了考试而学,老师也是为了考试而教,上课生硬死板,只看重讲考点却没有拓宽,内容也多是文言文和古诗词,很少有其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介绍。
这样就导致教学缺乏新意,不足以引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4)社会传统文化氛围稀薄。
由于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大肆否定,导致现代青少年的父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匮乏。
但是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既然父母的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都不够深入,那么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就会越发匮乏。
加上现在西方文化的侵入,现在孩子满口的流行歌曲,网络词汇,甚至在一些校园里还传唱着“灰色儿歌”。
这些现象的泛滥,都在警示着当代的人们。
因此,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3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是继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积淀起来的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生命中传承的重要纽带。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中,推动语文教学改革,教师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重任。
如何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构想: (1)将传统文化教学从语文教学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目。
当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只有在大学里才开设,然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从小抓起。
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在小学和中学设立一个专门的科目进行学习,或借鉴大学里的选修课方式,在中小学里设立一些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选修科目。
内容可包括国学经典课、文学欣赏课、楹联教学、诗文写作、书法等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传统文化科目。
对于该科目的考试,老师也可以不用应试教育的方法闭卷答题,可以让同学们充分发挥主动性,写一些小小的感想,自己学后的心得体会等等。
(2)拓展课程资源,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
努力弘扬传统文化,需加强传统文化教材的研究与开发·拓展课程资源,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文内涵对学生的熏陶感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在校园里开展“每天一诗”、“每周一文”的活动或开展一个班级读书会,让老师上传统文化书籍的阅读指导课,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阅读,并让学生写好读书笔记。
也可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等向学生介绍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创设传统文化的校园育人氛围。
(3)改革课堂教学,构建以读为本、师生互动、活泼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让学生学习自主化、朗读情感化、理解个性化、作业多样化。
课堂上注重师生互动,实现教学模式多样化。
开展课堂教学观摩活动或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论文评选等活动。
利用网络、电视等媒体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学习过程中,举行一两个小型的知识问答比赛引导师生互动等等。
(4)结合学校实际,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民风民俗,组织学生参与有关社会活动,参观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博物馆,并让学生尝试写作观后感或民风民俗介绍、调查报告、小论文等,让学生自己加深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领悟。
“文化之于人,正如水之于鱼,一方水养一方鱼,无文化之国家,无文化之民族,无文化之人群,便如无水之鱼,无本之木,欲求成长发展而永无可能”。
陈凡之在《剑桥导引》中也说道:“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形成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形成一点点文化,我们有幸的是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点文化”。
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板具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宏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
让我们依托积淀千年的华夏文化,让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人文素养论文3000字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
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
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
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
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
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
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
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
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
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
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
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
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
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
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
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
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
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
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
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
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
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
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
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
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
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
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
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
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
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
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
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
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
“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
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
“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
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
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
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
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
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
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
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
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
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
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
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
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
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
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
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
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
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
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
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
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
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
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
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
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
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
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
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
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
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
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
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
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
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他在其代表作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
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
”(佩鲁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
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
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
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
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
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
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
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
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
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
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
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
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
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
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
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
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
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
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
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
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
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
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
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
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
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
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
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
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
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
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余光中爱国事迹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2004年11月7日在海口演讲时告诫,台湾应为中华文化做加法乘法而非减法除法,不要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余光中在此间举行的中国青年文化发展论坛演讲,回答海南大学生关于台湾青年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余老说,一直以来台湾比较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传承,大学研究或写论文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古典文学。
但因政治原因,台湾近年奉行“去中国化”的教育,一些学校考核中国史地时,甚至仅考评学生台湾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这使中华文化在台湾有窄化之嫌。
余老以沉重的语气表示,台湾应有包容的心胸,为中华文化的发扬扩大做加法乘法,而不是排斥的心态,做减法除法。
在中华大文化这个大圆中,所有圆都是同心圆,圆心可以无所不在,圆规(边)则广大得无迹可循
否则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自己民族的本位文化,中国文化将被欧风美雨吹得漂零不堪。
余光中今天为来自海峡两岸的五百余名青年作题为《中国诗歌的天人合一》专题讲座,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信心拈来,娓娓而谈,让海峡两岸的青年们深深体验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好和深远。
他笑言,今天和青年们在一起他也变得年轻了。
应学子的请求,余老还现场朗诵了脍炙海峡两岸的《乡愁》。
帮我写一份“谈谈对中国古建筑的看法和认识”800字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
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
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
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
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
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
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
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
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
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
“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大体上是工匠之间口传身授,然而匠人社会地位 低下,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每每暗于文字,虽然多有经典作品,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人微自然言轻,几千年来建筑学方面的专业著作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那些辉煌一时的建筑,除了考古的证据,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玩味体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既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一个凄婉追求,也成为对于一代代建筑工官、工匠默默奉献的最嘹亮的赞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古建筑,并不能只看建筑,还要看城市。
因为建筑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财产分配模式、宗教信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人口结构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要站在城市这样的宏观角度,才能够分析。
我们古代的城市规划是非常发达的,城市 规划的基本思想历代都在探讨。
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红军所提出的看法,中国古代城市和欧洲前现代城市的基本区别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消费性的城市(消费农村剩余产品,有去无回的进贡形式),欧洲的城市大多是生产性的城市(与农村进行产品互换,贸易为主);欧洲的城市大多起源于贸易,而中国的古代城市更多的起源于统治需要;中国的城市中心,被官府和衙门占据,而西方城市更多的是以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为中心。
我们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话,中国古典的城市规划,确实为当时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灵上安宁,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的城市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