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班子指哪四大，各自职能是什么
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湖北滨江新区党工委、镇党委研究决定，对区内副科级以导干部分工安排调整如下：龚家雄：（县委副书记、湖北小池滨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小池镇党委书记）负责小池开放开发工作，主持小池滨江新区党工委、镇党委全面工作。
欧阳水平：（湖北小池滨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小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湖北小池滨江董事长）主持小池滨江新区管委会、镇政府、全面工作。
周江顺：（党工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镇党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主持人大主席团全面工作，分管农业农村、减轻农民负担、、水利、防洪、扶贫开发、科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农村工作部。
对上联系单位：县人大、县农办、县扶贫办、县经管局、县农业局、县农机局、县粮食局、县林业局、县水利局、县水产局、县畜牧局、县气象局、县防办、县农发办、县科技局、县科协。
分管镇直部门：堤防总段、电排处、水陆竹木检查站、计生办、农技服务中心、水利服务中心、农机站、林业站、畜牧站、水产站、渔政站、动物检疫站。
梅 勇：（党工委副书记、政协联络处主任、镇党委副书记）主持政协工作，分管园区建设、工业经济、招商引资、安全生产、、商务和环保工作；分管发展改革部、产业招商部。
对上联系单位：县政协、县经济开发区、县招商局、县发改局、县经信局、县工业经济联合会、县、县商务局、县环保局、县电力公司、县烟草局、县安监局、县质监局、县药监局。
分管镇直部门：工商分局、环保站、11万伏变电站、小池供电所、刘佐供电所、烟草站。
董良宇：（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城市建设、规划、交通工作；分管城乡。
对上联系：县住建局、县规划局、县园林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房产局、县供排水公司、地方海事处、县农村公路管理局。
分管镇直部门：住建规划分局、房产中心、交管站、运管所、客运站、公交公司、港航所、自来水公司、大桥收费站、高速收费站。
刘 斌：（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主持武装部全面工作，分管、土地管理、环境卫生和“三违”查处工作。
对上联系单位：县武装部、县综合执法局、县环卫处、县人防办。
分管镇直部门：国土分局、综合执法局、城管中队、环卫所、武警三中队。
朱章洪：（党委委员、副镇长）分管政法、综治、信访、维稳、民政工作；分管社会事务部。
对上联系单位：县政法委、县司法局、县公安局、县综治办、县防范处理邪教办、县民政局、县信访局、县交警大队、县消防大队、县地震局、县残联。
分管镇直部门：公安分局、交警中队、大桥派出所、法庭、司法所、检察室。
杨昌朗：（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主持纪委全面工作，主管农业农村、减轻农民负担、、水利、防洪、扶贫开发、科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管农村工作部。
对上联系单位：县纪委、县监察局、县纠风办、县、县农办、县扶贫办、县经管局、县农业局、县农机局、县粮食局、县林业局、县水利局、县水产局、县畜牧局、县气象局、县防办、县农发办、县科技局、县科协。
分管镇直部门：计生办、堤防总段、电排处、农技服务中心、水利服务中心、农机站、林业站、畜牧站、水产站、渔政站、动物检疫站、水陆竹木检查站。
余 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分管机关、财务工作，分管；主管组织、人事、统战、群团、老干、工会、镇直机关工作。
对上联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委统战部、县委办、县政府办、县财政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审计局、县农保局、县人行、县信用联社、县、县招投标办、县物价局、、县委党校、县老干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工商联、县编办、县党史办、县医保局、县公积金中心。
分管镇直单位：财政分局、国税分局、地税分局、审计站、食品所、人社中心、信用社、建行、农行、中行、盐业、商会。
易爱芳：（党委宣传委员、妇联主席）主管、宣传、文教、卫生、体育、文明创建、妇联、统计工作。
对上联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县教育局、县卫生局、县统计局、县文明办、县民族宗教旅游局、县体育局、县广电局、县电视台、县邮政局、县电信公司、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县妇联、县文联。
分管镇直单位：中心学校、三中、三医院、综合文化站、广电站、电信分局、邮政分局、移动分公司、联通营业部。
熊支气：（人大副主席）协管园区建设、工业经济、招商引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商务工作。
胡求明：（正科级干部）协管农业农村、水利、防洪、扶贫开发工作，主管强农、惠农、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卢春松：（正科级助理）协管园区建设、工业经济、招商引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
程 峰：（正科级助理）协管城市管理、土地管理、环境卫生和“三违”查处工作。
徐才文：（正科级干事）协管政法、综治、信访、维稳、民政工作。
王新梅：（正科级干事）协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金 浩：（正科级干事）协管城市建设、规划和交通工作。
潘艳林：（正科级干事、纪委副书记）协管农业农村、新农村建设、水利、防洪工作，负责土地整理、小农水重点县、农业综合开发和高产能力农田创建（万亩蔬菜基地）工作。
张华茂：（正科级干事）协管组织、人事、统战、群团、老干、工会、镇直机关工作，协管意识形态、宣传、文教、卫生、体育、文明创建、统计工作。
洪爱国：（正科级干事）协管城市管理、土地管理、环境卫生和“三违”查处工作。
赵俊杰：（综治办副主任）主管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工作。
沈友仁：（副科级助理）协管城市管理、土地管理、环境卫生和“三违”查处工作。
许卓明：（副科级干部）主管工业经济、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成品油市场管理工作。
杨金林：（副科级干部）协管组织、人事、统战、群团、老干、工会、镇直机关工作，协管意识形态、宣传、文教、卫生、体育、文明创建、统计工作。
陶爱华：（产业招商部部长）主持产业招商部工作，主管入园企业服务工作。
代三春：（副科级助理）协管城市建设、规划和交通工作。
陈问武：（副科级助理、民政办主任）协管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主持民政办日常工作。
王雄军：（党政综合办主任）主持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协管镇内机关工作。
中共湖北小池滨江新区工作委员会 中 共 小 池 镇 委 员 会
谁知道一个乡镇府有多少个部门
各部门职能
大概就可以
谢谢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出发，唯物主义地说明了异化或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因而，分工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分工理论中隐含着两条使人的生存状况异化的理论线索，一是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另一则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层面上的。
这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未被清楚地分开，但却是以后马克思这方面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基础，因而值得给予的注意。
一、从“审美性生产”模式到“审美—生命维持性生产”模式对于终生追求人类解放之理想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说明人类的现实生存状况即私有制是如何形成的，并由之而引伸出从现实状况中解放的可能性，是其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维度。
不论他们在不同时期进行的这种说明在出发点上有何种根本性的不同，但任何这类说明在一个基本点上都有共同性，那就是人类是如何进入这种非其所欲的私有制条件下的生存状况的，这种生存状况中是如何包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的。
为便于行文，本文将这类说明一般地统称为“异化”理论。
马克思最早的一个完整的异化理论样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
这部著作中的异化理论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指出其中的理论缺陷，以说明马克思转变理论立场的必要性。
其理论逻辑上的主要缺陷是循环论证，即从预设私有制出发，说明异化何以可能，又从异化来说明私有制的形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已意识到了论证的不完整性，并对解决问题的出路进行过某种考虑[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斯密和穆勒的观点进行评论时，二人所论及的分工和交换这一问题，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
他写道：“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2]。
但这种兴趣并不表明马克思在此要从考察分工和交换来解决它所遇到的循环论证的困难，因为这里仍然视“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3]，仍然认为“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4]，而未达到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从分工去说明私有财产之起源。
但无论如何，这里对分工与私有制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解，仍是令人感兴趣的，只是在这里是把分工理解为私有制指表现形式，而不是其根源。
但要能达到后一种理解，即从分工的后果上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就必须对生产劳动的实质有新的理解，看到生产劳动首先作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所不得不从事的活动的自然必然性。
而这又需要一种对于人的本质有一种不同于类存在物的新的理解作为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应当能指明劳动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首要性。
这一出发点的转换，也意味着突破德国哲学的传统，从另一视角审视所面临的问题。
这一视角的转换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
这包括在两个密切关联的问题上的视角转换：一是对生产劳动的理解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5]的“审美性生产”[6]模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种可称之为“审美-生命维持”二重性生产模式[7]的转换；另一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转换。
只有实现了这两个转换，才可能对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作出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们看到，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
但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却并不意味着对“审美性生产”的完全放弃，而是形成了一种“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的生产模式[9]。
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的理解马克思很重要，我们在后面还会再回到这一点上来。
这里有必要对广松文章中关于马克思思想转变原因的观点作一回应。
广松写道：“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增补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直接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像恩格斯进行了学习这些情况。
”[10]应该承认，广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前后的各自的思想发展理路所作的论证具有相当的坚实性，对于我们深入、全面的理解二人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笔者还是不敢苟同广松的结论。
因为从广松所提供的论据中我们并不能够得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完全依赖于向恩格斯的学习的结论来。
我非常同意张一兵教授的观点，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谁创立的这个问题上，……必须依据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和他们各自内在的理论逻辑的具体形成过程来加以判断”[11]。
这里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一点论据。
这就是广松的论证中关于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转变的考察，似乎只注意到了恩格斯的影响，而忽略掉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影响。
强调以往所忽视的恩格斯的影响，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除了马克思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外，法国唯物主义这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决不能忽视的。
对此，科尔纽通过他的研究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个阶段，对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全面研究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学说和观点，并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环境对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2]正是通过对18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
”[13]因而，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转变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不仅有恩格斯的影响，而且更有体现于《神圣家族》中法国唯物主义的重要影响作用。
正是在马克思思想内在逻辑（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通过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才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前已指出，马克思对于分工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早已有所认识，只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将分工视作私有制的表现形式的，即是从私有制来说明分工的，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则转换了方向，要从分工来说明私有制。
这一转变，从理论内容的前提上来看，从“审美性生产”模式到“审美—生命维持性生产”模式，从“类存在物”到“现实的个人”，不啻是哲学观念的一种根本性转换。
但若从纯粹的逻辑形式上看，这种转变则只是一种逻辑项之间关系的颠倒，因而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的，从而也是不难理解其间的发展线索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马克思认识到分工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即“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从分工来说明私有制的起源，便构成了一种唯物主义的逻辑。
这种说明的具体逻辑是，首先，“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
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
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14]进而，“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5]，这样，便产生了所有制，“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
结论便是，“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16]显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异化或私有制的说明，消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德国唯心主义的残余影响，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二、分工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双重桎梏但用分工理论中介异化理论或用分工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在消除了原先人的类本质异化理论的同时，却产生了一个原先异化理论中不曾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既然私有制或异化是分工发展的结果，既然二者是对同一件事情从不同方面的表达，那么，克服异化或消灭私有制，便要求同时消灭分工，即“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伍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法来消灭”[17]。
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作为活动的分工与作为活动的产品的私有制，并非是可以等同之物。
私有制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分工则不仅有社会关系一面，而且还有与生产力相关的技术的一面。
私有制可以通过各个人联合成真正的共同体而得到消灭，即“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8]。
但分工的消灭却没有如此简单。
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地探讨了消灭旧式分工的方式，那就是那段著名的经常受人诟病的话：“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19]这段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国内一位学者讥讽为一种试图通过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并认为这还是后来的“五七”道路的理论源头。
的确，这段话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看待了，马克思加上的“晚饭后从事批判”，亦被广松认为是“将该部分的文章改成故意开玩笑的语气”[20]。
但是，对于在未来社会里如何消灭分工，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问题，却是马克思终生都在严肃地思考的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实现自主劳动或自由的问题，亦即以何种模式理解物质生产劳动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设想过劳动如何成为自主的劳动。
他设想条件有二个，一是劳动的社会化，一是科学化，即科学的普遍应用。
但在这部著作中，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即从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长上来考虑此一问题。
只是在《资本论》最后手稿中，才将物质生产劳动和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划分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个领域，而物质生产这个必然王国对于自由发展的作用只在于为自由王国提供基础，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减少工作日，增加自由时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分工所造成的桎梏人的自由发展的后果，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考察的，即一方面，他们是从分工作造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即私有制的形成来看的，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敏锐地看到了分工后果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各个人的活动领域的局限化、片面化、抽象化。
他们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使的某种活动的最为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
”[21]但在这里，地还是没将两个方面区分开来。
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自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他写道：“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
”[22]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则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别了开来。
在这里，他指出，分工使得“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23]，“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它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24]。
更有甚者，“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
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人说成只是人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25]。
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26]而分工之得到如此程度的发展，则在于通过对劳动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27]。
总之，分工使是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分工自身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地解决，而须另求解决的途径。
三、马克思与韦伯和卢卡奇马克思对于分工的技术层面所导致的人的自由发展受桎梏的状况的考察，可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考。
譬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中技术理性作用的分析，是否对马克思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为韦伯所专有。
进而，从卢卡奇开始的将工具理性分析引入批判理论，是否完全背离马克思的方法，都值得重新认真考虑。
前一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与韦伯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一关系问题，已有过不计其数的研究，——因为“自从有了对韦伯的诠释，这种诠释便致力于澄清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28]——笔者无力也不欲在此对这一关系讨论，而只是想指出，那种试图把马克思与韦伯简单地、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的看法，特别是以为合理化分析只为韦伯所具有，而马克思则对此未有涉及的论点，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笔者以为，诚然，合理化在韦伯那里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脚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这里就不存在此类分析。
前面的讨论表明了，在马克思那里也有着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只是这方面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占主要地位罢了。
事实上，韦伯也肯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合理的企业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无法回避性”[29]。
因此，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令人欣喜的是，已有国内学者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30]。
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后一问题涉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综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即他对两种理论的整合是否逻辑上自洽，是否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对此，人们有着十分不同的评价。
一些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另一些人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哈贝马斯指出，“与马克思以及韦伯相比较，卢卡奇的真正贡献在于，它能够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
”[31]而“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和韦伯的分析之间的联系没有任何牵强的地方”[32]。
顾忠华则认为，“无论如何，就我们所关心的主题而言，卢卡奇以独特的方式会通了马克思与韦伯两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
”[33]显然，再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韦伯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以应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综合马克思与韦伯理论的工作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做出新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
对学习生活有何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 若把实事求是看作人们认识事物的认识路线，那么，古今中外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大概都不会否认实事求是。
不仅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科学家，而且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甚至资产阶级的政客们也很注意从实际出发，注意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的观点和对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精髓，但在理论内容上仅涉及辩证唯物主义，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一小部分和思想基石，并不能代表全部内容。
恩格斯《在马克思幕前的讲话》中，非常精当称赞了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和理论贡献。
他对马克思的思想贡献重点指出了三个方面：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
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 从恩格斯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表现为三个方面：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各部分字数的多少，论述的详略程度，反映了其重要性的程度，可惜后来的人们对此未予关注。
（一百多年来各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都极其强调了剩余价值学说在发动工人进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对其它两个方面，则相对地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对唯物史观和科学技术的重视。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进行认真的提炼，不难得出以下可以对其进行提纲挈领的精华认识：一个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两个支点——生产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三个特性——人民性、革命性、实践性。
《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
恩格斯认为，就表述未来社会新纪元的核心思想而言，除了上述命题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1841年4月，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开始从哲学上探讨个人自由问题。
他从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类个体的自由，产生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思想萌芽。
以后，马克思走出抽象性思辨，旗帜鲜明地为备受压迫的劳动者的自由辩护，并提出理想的国家应该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联合体”，“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行为方式上人从众，目标结果是众从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探讨扬弃异化的途径中，第一次对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作了表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 同过去各种共产主义学说（如粗陋的共产主义把物的占有作为目的）不同，马克思强调废除私有制、对物的占有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关注点是扬弃人的异化，着眼于人本身的发展。
占有物不是目的，目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肯定地认为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而且进一步揭示产生异化的原因是强制性的、固定性的分工（为求生存的无奈）。
因此，废除私有制，发展生产力，消灭这种强制性的、固定性的旧式分工，就是克服异化、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章用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情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 《资本论》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围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核心概念与根本目标，马克思认真研究了人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并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历史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个人本身发展为内容，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这段话明确揭示了个人发展在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三大历史阶段的特点：不自由、不得已的全面发展；不自由的片面发展；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也决定人的本质。
历史发展，人本身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是由人自身的工作决定的。
带着铁链劳动的是奴隶，为自家温饱耕种的是农民，进行机械化作业的是工人，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是白领，综合运用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生产组织的就是企业家。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自由，以牺牲自己丰富的个性为代价，同时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或者发展不足，一些人(少数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以牺牲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可以说是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发现，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扩大，是一种不会停止的历史趋势，历史发展必定会出现这一天，无限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全社会每个人的需要，过去一直支配人们把追求财富作为唯一目的，已成为多余；人们之间为争夺控制和支配生活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也因为没有必要而终止，这时，人们就会把目标转向人本身的发展。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句话，应该是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般道路，因为社会文明形态的进步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生产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而“暴力革命”只是阶级矛盾尖锐时期的特殊方法。
“积极的扬弃”值得探讨，美国“伟大社会”，欧洲的“一体化”，其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是不是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
）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同个人所能拥有的自由时间密切相关。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当人们还为一日三餐奔波的时候，他就缺少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进一步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
有无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多少，决定了个人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大小。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用于谋生需要的劳动时间也会随之减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趋势还在继续。
将来人们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每年也许只要有一两个月就足够了，这样，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甚至，人们在按照自己兴趣进行的生产实验活动中创造的财富，就足以解决人们的生存需要，那么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将是自由发展的活动。
在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们摆脱了生存竞争的束缚，彻底成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的自觉的自由的主人——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为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由最先进的阶级的最先进分子组成自觉革命的政党，来领导广大的社会成员一起团结奋斗。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共产党人具有三个特性的认识。
一是人民性。
即把自己身心置于社会大多数民众之中，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己是社会生活人群中的一个普通分子，社会整体的解放进步，是自身自由幸福的基础和前提，相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因此共产党人关心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关心自己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价值实现。
而脱离群众，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就是对党性和价值观的背叛。
人民性不是中国古代“民贵君轻”思想的发展，而是彻底地把人民群众放在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主体地位，党政是人民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共产党员只有真正深入群众，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有智慧，有力量，有作为。
二是革命性。
革命不是发动战争、更不是搞破坏的代名词，而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对自身前途命运的积极建设。
共产党人承认物质对意识、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同时认为，人能够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认识分析，并利用掌握的规律知识来为人类服务，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状态。
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认为命运摆布一切的宿命论，最积极地探索社会发展和自然变化的规律，满怀豪情地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和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使人类社会成为自然界自在的主人，所有的人都能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
三是实践性。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都是实践论者，认为实践既是人类生活活动的自然河流，又是人类能动性的体现过程，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达成意志的唯一途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产生，所以共产党人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最乐于劳动，最乐于工作，甚至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
如果明白了共产党人的这三个特性，就会明白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站在时代前列、走在群众前面，挺起身子就是民众的伞，俯下身子就是民众的牛，就会明白共产党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各种事物应有态度，就会明白党员当的是否合格。
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人的素质和修养。
刚踏进大学的殿堂，我们仍有一些书香稚气，对社会上许多功利现象仍存在不少疑惑，现阶段的大学校园已逐渐弥漫现实生活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气息，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们容易迷失自我，此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
努力为人民服务，无私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
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是正确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不可或缺的内容。
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帮助我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而且为以后我们进入社会打下一支强大的预防针，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能让我们更好地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从我国的改革历程中得出的经验看来，实践是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它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造社会的实践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大学生，比起中学时代，我们拥有更多自主管理的空间，这是一个提升自我价值，把握机遇，锻炼自我的好时机，此时，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指导我们的行动。
认识事物不能只从单方面考虑，要全面看待事物的表面及其内部，深入实践，理解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学习生活当中，我们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就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不可改变的事实时，我们不能依旧保持原有的态度，要通过适时改变主观思想来及时掌握时机，并对其进行改造，从而适应新环境。
我们进入大学之后，在学习上，与之前的学习环境相比，大学追求的是自我管理和自主创新。
此种氛围之下，有时难免会遇到不如意事情，此时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知道，认识是具有反复性，任何事物的前进都有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事物是矛盾统一体，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有很多特点和情况，事物矛盾有展开和发展的过程，事物本质不是开始就暴露，要经历过程逐渐暴露。
我们不以失败灰心，而是相信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我们做好了量的工作，质变便会随之而来。
学习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指导性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
在信息经济社会中，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给人类的生产带来极大的方便。
在这一时代，知识和技术甚至成为首要的生产力。
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能更好地引导我们以后的就业。
尤睦佳·泽登巴尔的当权
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
”[1]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
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
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
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
”[2]而雅典城邦的贫民(被保护民、“六一”汉)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汉们是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
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
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
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
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全体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财产资格(以地产收入为基础)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
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
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是贫民。
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
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
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
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
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
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
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
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
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3]，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
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
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
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
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
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
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
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
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
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
但这不能让人信服。
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
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
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国家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
这是雅典国家一开始便卞同于东方文明古国的特点之一。
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
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淮典国家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
埃及在古王国时代还主要使用木犁、木器来耕作。
到中王自时代在埃及才出现青铜工具。
铁在新王国时期还因其稀少而被视为贵金属——此时距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已经历了大约1000年。
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
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古雅典国家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
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
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
三面环袍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
对外来浪食的依赖和出口手工业产品和衣产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
文化联系。
这样，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
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
在梭伦时代，“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象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口沟本身了。
”[4]与之相反，古代东方文明国家普遍地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基础。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
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
”[5]“这些田园风味峋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
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
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
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
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
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
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
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
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
”[7]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
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
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
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
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
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
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
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8]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
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
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
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
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
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
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
这些条件相互间紧密联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社会不同于古代东方文明国家的那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命题简单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萌芽中的国家的原始民主制度。
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
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
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
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
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
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
“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
”[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
“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
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
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
”[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
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
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
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
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
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
”[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
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
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14]。
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议事会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是雅典国家极其重要的机关。
为了防止议事会的独断专横，雅典人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剥夺了议事会原有的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最高权力，确立了陪审法庭最高司法审判和监察权，甚至于使陪审法庭拥有保护宪法的权力。
亚里士多德记述：“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
”[15]在议事会内部，也采取措施，防止权力集中。
议事会实行十个部门(三分区)的50人团轮流担任主席团的制度，每个主席团任期约一年的1\\\/10。
主席团中每天由抽签选出一名总主席，负责保管国家金库、档案和庙宇的锁钥和国玺；并在民众大会、500人会议开会时任主席。
但总主席任职只一日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此职。
这些措施，有利于避免因长期任职形成事实上的权力集中以至专制独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与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国家的法制。
伯里克理斯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16]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没有人能处于法律之外，享受特权。
雅典人虽然极其珍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从来也没有沦入无法无天、“人人各行其愿”的地步。
“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
”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全。
”[17]这是因为，在象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里，解决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和斗争时，基本上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律程序，于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的事很少见。
雅典人极重视法律的稳定和权威，虽然允许修改法律，但有着严格的限制。
在雅典，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议案事先都要经过议事会的审查。
公民个人虽然可以在民众大会上提出修改或废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议案，但若这种提议得不到通过的话，则将被起诉为不法行为，提议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视成文法，而且也重视习惯法。
“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
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
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
“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
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
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
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
”[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21] 结 语 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
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
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
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
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
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
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
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
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
在伯里克利靳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
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
园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
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
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
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
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向盟中的各邦进行控；ji啊口剥削。
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国收取贡款。
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
同时，雅典夺取各盟邦的》军，向各盟邦推行军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装步兵身份移后同盟城邦领取份地，克里昂台这样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对属民统治的暴君统治；……你们峋帧号权依靠你们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们对你们的好感。
”[22] 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诀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
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
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表明，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国家非但可以很好地履行对奴隶、非公民群众专政的职能，而且可以很好地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较长期地保证政治稳赳口经济繁荣。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的组织形式。
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专政；另一方面是占人数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参预国政的权利。
正由于这种本质上的不同，正由于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的专政，所以，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在保障人民内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而应采用的政权组织形式，使其不断完善，这对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理解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每个人的发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言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诞生已有150多年的历史，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重新思考《宣言》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对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 《宣言》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提出的是这样一个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思想，指的是某个原则、命题在其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应具有超越历史阶段性的普遍性和终极价值的品格。
《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
从某个具体特征来界定社会主义，即使这一特征很重要，也只是说明社会主义的某个侧面；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则说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那类具体特征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的一个阶段或手段。
二、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 上述命题精辟地概括了未来新时代的精神。
恩格斯认为，就表述未来社会新纪元的核心思想而言，除了上述命题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尽管千百遍地阅读《宣言》，却并不重视、也不理解这一命题，甚至认为这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误笔”、“败笔”。
实际上，这是他们终生理论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不息的主题。
我们从马克思的少年时代说起。
1835年8月，马克思在他中学毕业写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满怀激情地表述了他的人生理想。
他首先确定选择职业的原则，认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就是少年马克思的人生观。
有人认为，对一个17岁少年在作文中写的东西，不应太过认真。
当然，一篇中学生论文，可能是这位少年偶然的感情抒发，确实不应评价过高。
但是，如果这位少年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终生遵守诺言，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就应把这视为他的人生起点；就马克思而言，就是他终生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的起点。
1841年4月写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从哲学上探讨个人自由的开端。
同少年时代不同，此时马克思已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对问题的探讨已注入了理性的思考。
他批判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肯定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观点，认为这体现了原子对命定式直线运动的独立，体现了原子独立性、个性和个体性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这是“定在中的自由”，是同“他物”、“他者”的关系中的自由。
这是从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类个体和人类个体的自由，已经包含着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思想萌芽。
但是，马克思这里对个体自由的探讨，还囿于抽象的、思辨的形式。
到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走出这种抽象性，旗帜鲜明地为备受压迫的劳动者的自由辩护，并提出理想的国家应该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是充满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快乐的状态。
提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之作，而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旧国家的批判、根据“自由理性构想国家”的结果。
当然，在当时，这一概念还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这种内涵是马克思的探索走向成熟时赋予它的，但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已清楚地表明了青年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刚开始投身实际斗争，就已经确定了斗争目标和理论探索的方向。
这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跳跃。
在青年马克思的探索过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思想进程的总结，同时是走向成熟阶段的起点。
在这之前，马克思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从这一手稿开始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在这之前马克思对每个人的自由的理论探讨主要局限在政治哲学层面，从这一手稿开始则深入到经济学哲学领域，深入到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探讨扬弃异化的途径中，第一次对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作了如下表述：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所作的表述。
同过去各种共产主义学说——如粗陋的共产主义把物的占有作为目的不同，马克思这里强调废除私有制、对物的占有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关注点是扬弃人的异化，着眼于人本身的发展。
占有物不是目的，目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这是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成果，比之前一阶段从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出发去解决人的自由问题，无疑是一大进步。
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下简称《形态》)，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并在他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巴黎手稿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合乎科学的回答。
这里与我们探讨的问题相关的就是对异化产生的根源和克服异化的道路的解答。
在巴黎手稿中，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形态》进一步揭示与此相关的产生异化的原因：强制性的、固定性的分工。
因此，废除私有制，发展生产力，消灭这种强制性的、固定性的旧式分工，就是克服异化、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
《形态》用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情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 由于消除了那种强制性、固定性的分工，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共同体，个人的存在摆脱了对人与对物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人。
博士论文讲人的自由是“定在”的自由，《形态》这里说的是“能在”，人已摆脱旧式分工的束缚，成为全面发展的自觉自由的个人。
这里，马克思不仅阐明共产主义条件下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本质特征，而且根据唯物史观，根据对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体阐明实现这一人类理想的前提、条件和道路。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成熟的表述。
这里还需要说明，上述马克思关于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思想，也是恩格斯本人的思想。
这不仅表现在《形态》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作品，而且表现在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中。
例如，1845年2月15日，恩格斯在《在爱尔非特的演说》中，就明确表述了他和马克思在《形态》中表述的相同的观点。
他指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一革命从一开始，就要“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不仅如此，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
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
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时，他进一步谈道：“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这里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当作共产主义的目的和本质特征。
马克思逝世以后，不是别人正是晚年恩格斯指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
《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命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探讨水到渠成之作。
《宣言》以后，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未停止这一探索，例如《资本论》就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一个彻底的集体主义的命题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内涵丰富的命题，正确地解决了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四重关系(矛盾)： 第一，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共同体”，《形态》对此作了区分。
一日“虚假的共同体”；二日“真正的共同体”(这里“共同体”又叫“联合体”)。
参加前者的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阶级的成员。
掌管这个共同体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但它打着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旗号，实际上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
所以，对于被统治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共同体”是“虚假”的、“冒充”的、“虚幻”的。
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对被统治的阶级，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为“真正的共同体”，参加这个共同体的不是阶级的成员，而是作为个人的个人。
在这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已经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
一方面，个人的发展是在共同体中实现的，通过共同体个人才能获得和控制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有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只有以个人身份(不是阶级成员)参加的共同体，才是自由人联合体。
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共同体是个人发展的形式和条件。
这里既是个人的联合，又是联合的个人，两者相互协调，互为条件。
第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关系。
在历史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由于利益的分野与对立，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条件的，这里存在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状况。
个人的存在由于消除了阶级属性，由于消除了为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源的竞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又都是发展的主体。
他们的关系是平等、互动、互补、互助与合作的关系。
在这里，个人的发展不仅不以牺牲他人的发展为前提，而且是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他人的发展同样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也就是互为对方创造条件。
第三，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
“每个人”与“一切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个体”，后者是“整体”；前者是“现在”，后者是“未来”。
过去历史上的“虚假的集体”，总是打着代表“全人类”、“一切人”的旗号，鼓吹“一切人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是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前提，掩盖其真实的意图与行径。
马克思相反，他强调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阐明只有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这里前提是“每个人”，而不是“一切人”。
第四，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同全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在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各国人民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一国范围内尽管有可能首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能说已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可能存在着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条件的人的生存状态。
而且，没有全人类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国范围内即使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是不可能巩固的，还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为争夺资源和争夺霸权而展开的斗争。
由以上这四重结构来看，《宣言》的命题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彻底的集体主义的命题。
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论证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现的前提和条件。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以个人本身的发展为内容，从低级社会走向高级社会的过程。
所以，个人发展的不同程度标志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这段话明确揭示了个人发展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在《形态》、《宣言》、《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经济学手稿)和后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两位作者对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上个人的发展状态，作了具体分析。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自由，既以牺牲自己丰富的个性为代价，同时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或者发展不足，一些人(少数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以牺牲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可以说是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发现，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扩大，是一种不会停止的历史趋势，历史发展必定会出现这一天，无限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全社会每个人的需要，过去一直支配人们把追求财富作为唯一目的，已成为多余；人们之间为争夺控制和支配生活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也因为没有必要而终止，这时，人们就会把目标转向人本身的发展。
马克思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个人自由的，就是说他的着眼点是“自由的个人”，即“有个性的个人”、“真正的个人”。
这是马克思的自由观高于一切自由观的关键点。
自由的个人，是全面发展的个人。
人类历史发展第三阶段的“有个性的个人”，就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相统一的个人。
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
留恋这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
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
商品交换的普遍性，造成个人交往关系的普遍性，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注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生产力，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再进行分析)。
所以，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了条件。
个人自由发展能力的全面性同个人所能拥有的自由时间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自由时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人们还为一日三餐奔波，还被困在所有者设定的职业笼子中的时候；当人们没有自由时间或自由时间很少，他就缺少发展的空间，个人的存在只能是片面的。
马克思进一步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
所有的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有无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多少，决定了个人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大小。
占有充分的自由时间，片面的人就可以变为另一个主体——全面发展的人。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用于谋生需要的劳动时间也会随之减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趋势还在继续。
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产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以预见的前景，也许有一天，人们只要坐在家里按按键盘，就可以从事任何生产和完成任何产品的生产流程；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变成人们的消费品，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从这时开始，人们只要花很少时间的劳动，便能充分满足需要，从而增加了闲暇时间，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热机对人类文明的促进及对生活环境的影响
工业生产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全球气温不断在升高；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导致地表水土流失，加剧了沙漠化，地表水的分布改变，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的干旱气候；工业排放的含硫气体，造成酸雨天气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影响，即在人类活动中对气候产生的副作用；一种是为了某种目的，采取一定的措施，有意识地改变气候条件。
在现阶段，以第一种影响占绝对优势，而这种影响以以下三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即①在工农业生产中排放至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各种污染物质，改变大气的化学组成；②在农牧业发展和其它活动中改变下垫面的性质，如破坏森林和草原植被，海洋石油污染等等；③在城市中的城市气候效应。
自世界工业革命后的200年间，随着人口的剧增，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人类活动对气候的这种不利影响越来越大。
因此，必须加强研究力度，采取措施，有意识地规划和控制各种影响环境和气候的人类活动，使之向有利于改善气候条件的方向发展。
放眼整个世界的文化起源，不外乎两种：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相对落后，对现代世界影响也相对较小，故在此姑且忽略）。
以河流文明发端的有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也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以海洋文明发端的典型例子便是古希腊。
为什么古代文明要发源于河流或者海洋呢
原因其实也简单，古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水利系统，甚至凿井这一技术的发明也相对较晚，然而人的生存不可能离得开水，所以靠近河流或者海洋，有为了取水方便的因素。
此外，靠近大水系的地方气候相对湿润，物种种类更为繁盛，这也为古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以及其他资源。
水能可用于运输，也对文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当然这是后话了。
但同属“水的文明”，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却有着千差万别。
归结起来，可以如下概述：海洋文明是外散型的商业文明，河流文明是内敛型农业的文明。
无论是什么文明，都是从刀耕火种中走过来的。
对于河流文明（如中国，下同）而言，河流本身便是农耕绝好的资源，一方面，河流为两岸的土地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资源；另一方面，每次汛期过后退潮所露出的地方，更是宝贵的沃土。
靠近河流的文明发源地多为季风气候，四季交替、冷暖分明、丰水期与枯水期循环往复是其显著的特点，这种气候环境也十分有利于各种农作物的耕种和生长。
如此一来，处于河流两岸的各个家庭单位都可以按照时令、季节进行生产，其产出的农作物也一般是数量足够多、种类足够丰富。
长此以往，相对独立的小农式生活方式在其中成熟了，这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就算到了春秋时期，老子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而对于海洋文明（如希腊，下同），情况就有些差异了。
虽然它依然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但其实是咸水稍多，海边的地区其实不适于种植作物，而且，由于靠近海洋的风的影响，昼夜温差相对偏小，这对于作物储存碳水化合物来说，稍显不利，难以揣摩的潮汐也可能破坏原有的生产规律。
所以，农业发展在离海稍原的草原和山地上。
相反地，靠海的人们拥有着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资源（现在情况应该不同了），比如说贝类和鱼类，这使得整个希腊的人们拥有着各种不同的产品，同时又缺少所需的其他物资。
交易便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不同的经济模式，自然地意识形态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了。
在河流文明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
想想其实也是：有了河流的养育，不用愁吃，也不用愁穿，那何必去给自己找麻烦呢
因此，纵使“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无可能。
在海洋文明的影响下，人们首先被激发出来的是交换意识和探险精神。
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差异，即便是在同一城邦中的人民，所拥有的物资也不尽相同（比如靠海的人会拥有令城市人耳目一新的贝壳或者海鱼，而靠近草原的人会拥有比较丰富的畜牧产品），为了尽大限度地满足个人需求，他们便自然而然地会去考虑用自己多余的去换取自己稀缺的。
除此以外，人们从海边得到了大量的财富，按理也不会对海洋不闻不问。
于是便有人跨入那深蓝色的神秘领地——当然可能有人因此丧命，但人们也绝不会因此止步不前。
长此以往，他们的探险精神便越挫越勇。
有了意识形态之后，人们便会产生两种思考：对自然的思考与对人自身的思考（这里的“对人自身的思考”其实指的是哲学和统治管理，本应包含在内的医学、社会学等问题因为当时还不甚成型便未予细化的考虑）。
既然河流文明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那么作物的生长对他们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作物应该在什么时候播种，在什么时候收获，汛期什么时候来临，什么时候结束，他们都会在意。
因此，他们对自然的关心，便偏向了四季和时令。
从此演变出来的，便是历法，因为历法对没有温室的农耕经济来说算得上是核心技术。
这一问题的例证，便是中国的历法在世界文明中成形最早，也更为完善。
此外，农业相对发达似乎已不用解释，本来就是农业文明，农业要自然先进些。
而经过不断的历史演变，人们还针对于农具、衣装、天文历法的需要产生了对应的实用主义科学，即金属冶炼技术、农用机械制造技术、纺织技术和数算科学。
医学方面，古人把人看作与自然相通的事物，从气血关系和精气神的影响入手，产生了中医，产生了针灸学（针灸学的前身，或许是“掌握自然规律”的巫术中的一种）。
这其中最令人费解的，还要属化学，中国的化学萌芽于冶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