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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1953～1957)： 口号 工业增 超英赶 背景: 1.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
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2.基本上完成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意义： 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开始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辉煌历程。
编辑本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新中国建立，国家就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为有计划地建设创造条件。
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试编了全国国民经济年度计划。
1952年，成立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
同时，加强了对国营企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
尽管如此，在既缺乏编制计划的经验，又无精确统计资料的当时，编制和实施全国性的经济计划难度很大。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历时4年，其间大的修改就有6次。
陈云具体主持了这项工作。
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5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吸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的意见和参考苏联顾问的建议作了适当修改。
计划草案由原来的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左右。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一五”计划是在实施两年半后才定案。
编辑本段 五个突出特点 “一五”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计划工作认真、细致、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注重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特点。
具体来看，这个计划有5个突出特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 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先进分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被提为重要议事日程。
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办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
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
这一选择是出于当时的国情。
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长期落后，以致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国际资本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
当时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百废待兴，可能一事无成。
没有基础工业，也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 供应机车、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
为了应对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
这一切都决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
投资比重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结构充分反映了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方针。
在投资总额中，工业的比重占第一位，共248.5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苏联帮助设计的主要是重工业的建设单位的投资占44.3%，加上直接配套的建设投资，则占51.5%。
2．从国情出发 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兼顾。
具体体现在： (1)反映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计划编制和计划作用的特点。
它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要求国营企业对于国家的计划必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即对个体经济通过合作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并通过国家的价格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对其起调节作用；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
(2)在建设投资规模上，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
“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计划安排的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规模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
“一五”计划根据这一原则所安排的基本建设，尽管规模是巨大的，但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力，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从而进展比较顺利。
(3)在投资结构的安排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其他。
在427.4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各部门的分配比例为：工业占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和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
这样的投资结构突出了重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地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要求。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要供应全国人民的口粮，而且要用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换取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同时还为工业提供原料，农村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扩大工业品的市场。
为了促使农业增产，“一五”计划一方面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如果加上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另一方面，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
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大体是1：9，轻工业比例较低。
这是考虑到，当时轻工业还有些基础，增产的潜力较大，而且若干轻工业产品不能大幅度增产，除了战后人民购买力较低，销路不畅外，主要原因是原料不足，影响设备利用率(1950年设备利用率，棉纺工业只达到60%，面粉35%，卷烟40%，火柴48%，毛纺不到30%，丝织35%，只有造纸和棉布超过了60%)。
在农业和重工业的投资不能大幅度增加时，即使增加轻工业部门的投资，提高其设备能力，也达不到增产的目的。
因此，轻重工业的这种投资比例在“一五”时期是合理的。
(4)在发展速度上主要考虑原有企业增产能力与农业发展水平，留有一定余地。
在最初试编五年计划概要时未经过严格的计算，对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求过快，安排平均每年递增20%，其中国营工业平均年递增24%左右。
后来经过反复测算，在五年工业总产值中，靠原有企业生产的比重占70%，只有30%靠新建企业。
此后，在具体指标的计算上，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6%，其中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4.7%，生产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7.8%。
执行结果，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年递增25.4%。
农业的发展是保证工业发展和整个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
对农业生产的增长，最初的草案也安排得比较高，要求平均每年递增7%，原因主要是对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及农村互助合作的有利条件估计过高，而对限制农业发展的许多不利条件估计不足。
后来在修改计划过程中，考虑到农业生产1953年、1954年连续两年都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适当的调整。
最后确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
(5)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在解决资金和人材问题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这个比例说明，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
1952年8月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草案中，明确提出资金积累的4个主要来源： 资金积累的4个主要来源： ①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②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商税；③在增加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农业税收入；④适当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
此外，国家还通过发行公债增加建设资金，从1954年到1957年共发行4次，实际发行额27.5亿元；同时，在城乡大力吸收储蓄存款，以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1952年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约为19亿元，到1957年底达到38亿元。
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接受友好国家的援助。
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一五”计划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东国家都给予了具体帮助。
对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各项援助、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用来购买军事装备、物资的贷款在内，中国从1955年开始用大量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偿还，到60年代初全部还清。
编辑本段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其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
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
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
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
其中建设的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
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5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12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23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26年的时间。
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5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走过的路程。
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近千个工业建设项目，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
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
微弱的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个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
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局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
在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部分造船厂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
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资金大部分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占32.9%；西部地区占20%。
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等。
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形成第一次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156项”等重点建设项目也为中国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
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
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
截至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
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156项”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扩大工业规模，这些企业将全部利润上缴国家，固定资产折旧率很低、更新很慢，当它们把相当于国家投资十几倍、数十倍的利润上缴国家的同时，却没有权利与能力更新改造自己，以至迅速地衰老了。
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僵化，使我国于1956年、1965年和20世纪70年代多次与改革机遇失之交臂。
以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考验，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企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
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其中大部分经过改制、重组、转产、调整结构等艰难跋涉而重新崛起。
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进展，至“一五”时期结束的1957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明显反映在产业结构与社会劳动者的行业构成。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经济建设的“冒进”，但都得到及时纠正。
工业化奠基之石决策回眸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
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
”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
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
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
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
“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
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 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从产业结构看，出于三种考虑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长春一汽 其中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
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鞍钢集团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
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
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
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
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亲自复信祝贺。
921 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
三年半 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就能收回投资。
同期日本是3年，美国是4年，苏联是5年。
18% “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
编辑本段 一五计划意义 总而言之，“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其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前途。
有了这个初步基础，我们就可以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逐步构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2、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农业和手工业搞合作化，把几亿农民和手工业者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业搞加工订货，私营商业搞经销代销，最后全行业搞公私合营，实行定息，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家也敲锣打鼓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所没有的。
这些崭新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3、积累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建设的宝贵经验。
人们常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认真制定计划，严格按计划办事，主要在“一五”时期。
“一五”计划工作的经验，为以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
这些经验看来今后仍然将要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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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正确把握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特点 抓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与抓好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认识和了解掌握其特点，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基层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我们讲的基层，对于一个县级市或一个县来说，乡镇、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站所领导班子、村（居）党支部应视其为基层。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相对于上一级即县级以上党风廉政建设而言，有它自身的四个特点。
第一，从接触群众方面看，具有广泛性。
基层组织及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包括村（居）党员干部，天天要与广大群众打交道，这就具有了广泛性。
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思路和每一项决策，都直接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要求。
人民群众是朴实的，他们首先是从身边的党员干部来认识共产党，是从身边的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来评价我们党和政府的。
第二，从损害群众利益方面看，具有直接性。
一个市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具体工作是靠基层干部直接去做的，如果放松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如征用土地侵犯农民利益，城镇拆迁损害居民利益，基层站所工作人员存在的执法不公，乱收费、乱罚款、吃拿卡要和刁难群众等不正之风就会出现。
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人民群众每天面对的、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第三，从造成的负面影响看，具有社会性。
党员基层干部做出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大多是群众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不应该怎么做的事情。
比如我们东方，前几年就出现一块土地办出两个土地证、一块土地被同时卖过两回，不少遗留问题和疑难杂症，都是基层党员干部乱办事造成的。
乱办事的是一个人，但影响的却是一大片。
基层党员干部每乱办一件事，马上就会在老爸茶馆、在群众聚集的场所传开。
群众传说的是一件事，联想的是党风和社会风气，留下的是思想上的阴影，更严重的是当事人会留下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
基层党员干部乱办一件事造成的影响，不知要低消多少件为群众办的实事和好事。
第四，从机制建设上看，具有艰巨性。
基层组织及干部面广人多，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农村，三年换届一次，人员变动大，变动快，短期行为十分突出。
有的村干部存在“当一届捞一把”的思想。
在农村，有的村干部担心自己下一届落选，把出租土地30年的租金一次性收取，一年内花完；在机关，有的局长一上任，在编制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变着花样安排亲属到局里下属的自收自支单位。
一届一届局长的积累，有的局自收自支的人员是本局编制的3—4倍，老百姓深感不公平。
如何从机制建设上杜绝或减少基层党员干部短期从政、“当一届捞一把”的行为，难度比处级以上干部要难得多，这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创新机制，常抓不懈，常抓常新。
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深刻认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义 第一，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
但人民群众看社会是否和谐，不仅看党的方针政策是否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更直观的是看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否端正。
这些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代表谁的利益。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关键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基层党员干部是如何用自己的公仆行为为人民群众做出榜样。
如果人民群众从自己接触的党员干部身上看到的是乱章法、乱办事、“吃、拿、卡、要”，就会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
长此下去，就会离心离德。
要有效预防和惩治这些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必须通过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来解决。
第二，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目的就是在基层通过好的党风带动好的政风和民风，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责任就在于我们党身上，而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
这就要求作为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的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按照这个基本要求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时代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为什么这样讲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好的政风和民风基础之上的，而好的政风和民风是靠党风影响和带动的。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以好的党风带动好的政风和民风为目标，朝着这一方向，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打好基础。
第三，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历史经验证明，执政党只有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要使基层党组织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处理好上下关系，必须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认真贯彻落实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查处发生在基层的各种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保障。
三、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 第一，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组织的细胞和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整个党风廉政建设的组成部分，党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基层党组织中同样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所区别。
基层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主要组织者和落实者，是引导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带头人。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群众关心、社会关注。
基层干部越廉政勤政，就越能规范从政行为，办事就能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在基层贯彻落实得越好，就越能保持社会稳定，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基础就越牢固。
第二，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
基层干部行使党和政府赋予的权力，每天都和人民群众面对面打交道。
只有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了，广大基层干部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在这一点上，我体会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市广大的机关和基层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二次水利大会战。
三年多来，为农民硬化渠道近 300公里。
今年大旱，但我们实现了春种面积不减少，人畜饮水有保障，大旱之年无减收。
这些渠道在大旱之年发挥了很大效益和作用。
老百姓说“看到水，就看到了共产党。
党员干部修的是断水渠，实际上是修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渠”。
第三，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带动政风、民风的根本好转。
党风是政风、民风的导向。
一个单位、一个村的政风、民风如何，首先是看党风如何。
党风不纯，则政风不正，民风不好。
基层党员干部对一个单位一个村党风建设负有直接的责任。
如果每个基层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都搞好了，各级基层党组织就能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坚强领导核心。
所以，有了良好的党风，就带动政风、民风的根本好转。
东方以前的群众上访一度全省出了名。
近年来，我市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入手，把村务和财务公开作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突破口，还干部一个清白，给村民一个明白。
现在群众群体上访的现象几乎没有了，不少过去的上访村成了文明生态村。
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了解掌握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 第一，抓住“领导”这一关键，强化民主决策。
决策水平是基层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综合反映。
决策正确，政通人和；决策失误，人心向背，根基动摇，社会和谐将无从谈起。
特别是对涉及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一旦失误，损害群众利益，伤害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但不会和谐，还会招惹影响稳定的麻烦。
第二，抓住“党员干部”这一重点，强化廉洁自律。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
在基层，群众对党员干部在公务接待、婚丧喜庆以及车子、房子、亲属的所作所为等热点难点问题特别关。
如果不从规章制度上提出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明确是非界限,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亲属等的监督管理，群众就会失去信心主，心里产生不平衡，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就会大大折扣。
第三，抓住“稳定”这一前提，强化基层责任。
和谐社会的前提是社会稳定，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集中在基层，维护稳定的工作重心也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
因此，要通过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消除在基层，消化在萌芽状态。
要制定和完善对乡镇、政府职能部门、基层七所八站、农村“两委会”及其干部加强监督管理的各项制度，切实解决政府职能部门乱章法、乱办事；要想方设法严禁基层站所和有审批权的机关单位的“吃、拿、卡、要”；要全力解决乡镇和农村政务、村务、财务不公开，克扣、截留、挪用土地补偿款和土地承包金以及公款赊帐吃喝、干部“走读”等问题，促进基层干部勤政廉洁，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总之，在构建和谐海南中，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在为群众谋取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革除党员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解决干群矛盾，以好的党风带动政风和民风，构建良好的干群关系，形成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为构建和谐海南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辽宁鞍山梁氏祖宗叫什么
相传远古部落首领少昊有儿子名修，曾在高辛氏帝喾时担任玄冥师，掌管天下水利事宜。
他的子孙便以他的名字为姓。
历史上形成临川等郡望。
名人有：汉代校尉修炳，晋代典书令修肃等。
据王大良编著的《当代百家姓》一书记载：修姓相传是远古部落首领少昊的后代，直接得姓祖先即少昊的儿子修。
史称他在高辛氏帝喾时担任玄冥师，掌管天下水利事宜。
后来，其子孙以修为姓氏。
少昊是黄帝和嫘祖所生的儿子，黄帝的继承者，在位84年，建都于山东曲阜。
少昊崇尚金色，订立了黄金制度，称为金天氏。
修氏与张姓也有亲缘关系，张姓形成于黄帝的儿子挥。
书中还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修姓人口数量在全国居第311位，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统计，修姓居351位。
目前修姓主要集中地有几个地方： 1、山东 2、福建 3、四川，但从总的来说有几个说法： （1）、天水一说：应该是4000多年前少昊起有了修姓。
（2）、成都一说：有很多宗亲都有传说山东一脉来自四川成都，根据以上说法作出以下推论： 假设最早的修姓起源于天水（4000年前），那么修姓的祖先很可能是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有个特点就是，不断地迁移，而且多以河流、草原为迁移方向，所以如果是这样，有几个可以迁移的方向： 1、沿渭河迁移，徒经现在的陕西、河南、山东； 2、沿岷江（岷山）进入四川盆地（成都）； 3、沿川西高原进入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重庆（达洲）一带的修姓也许就是从贵州一支分出的。
以上只是从地理条件和以游牧民族特点推论，但历史上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受迫害、天灾、做官等等，现在山东的修姓也许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上面说的第一种可能，再就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如成都、云南等。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的迁移路线，就是沿黄河，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绕行至现在的河南。
▲修姓谱系： 浙江衢州修氏的家谱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 修氏总统世系图琛－ 义公－羊公 －恺－惀 －说－ 墉－堤－ 崧－炳（汉屯骑校尉）－洤－壁－绂（fu）－ 昌－升－昆－ 鹏（士大夫，居庐陵）－ 曾－肃－ 涛－泳－ 鎏－鋆－ 衡－ 祥－ 棨（qi）－ 绩（校尉）－劭－勋－勤－ 桢（邑令）－ 觐（jin）－ 堃－ 彬（唐邑令）－ 斓－斌－ 者羽－ 晓－（宋淳化为大夫） 徵－ 煦－照－
（字叙伦，宋南度任福建延平府通判后避乱居于此）－声－ 霖－惠－ 世勲－ 履谦－履吉－ 梦周－梦阑－ 邦杰（福建汀州长汀县修氏宗谱世系祖）。
这是青岛即墨修氏的谱系： 乙环行元兆 运茂启伦永 元立景世祥 士方可朝宗，其中方字辈为元末明初从延安府迁移到青岛至今的第27代。
各地字辈 修友俊, 山东莱阳市龙旺庄镇“止凤村”和“源水夼”村,有“树”辈，“建”辈 “学”辈，“维”辈。
修文,海阳辛安,：“英明荣显，文采光华，诗书千卷，忠厚传家。
此十六字十六世一轮换 修云霞,海阳,有“光”字,“日”辈 修铁钢 盱眙县官滩镇甘泉村 有“文”，“树”“纲”，“士”（有的用“世”）。
修 臣 内蒙古通辽市 始祖是修向仁 修瑞福 海阳县东村 九世是：修文宏 七世：修启坤 第六代繁“林”字 修天宇 来自海阳县 爷爷的爷爷叫修起增,疑为修启增 修思刚 蓬莱的 来自龙口,有克兆本 仁思先世德 修福英 吉林市 自海阳县 四辈为春，玉，万，福 修启春 吉林 有永、成、桂 龙口市石良镇修家村 仁思先世德，善述振宗声 修卫平，广州住 自福建长汀 辈份记得有：在、春、克、章（本人辈份）、仰等 修泽坤 修方明 乙环行元兆 运茂启伦永 元立景世祥 士方可朝宗 修文禄 我祖籍鞍山，家在辽宁辽阳 爷爷修零阁 父亲辈繁沛 修沛军 修沛义 修配杰 我们这辈繁晓 修德 杭州 来自莱州 曾祖父修亚丁，祖父辈有修琪，辈分有家道恒昌 黑龙江省绥滨县修氏家谱 一世 修正财 二世 修成 修青 修仑 三世 修永财 修永兴 修永德 四世 修成 修青连 修明 修令 五世 修万详 修万增 修万令 修万春 修万生 修万海 修万鹏 修万青 修万 修万成 六世 修德 修世顺 修世珍 七世 修仁发 修长柏,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 突泉县，祖父辈从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移民到突泉县,祖父辈为修仕*，父辈为修*玉，我辈为 修长*，下辈为修*延（彦）。
修扬标 浙江衢州 讳辈:邦正英贤烈 忠良继起兴 佐时怀利 圣道定常新 仲山发瑞致 积德胜存金 敦宗和孝友 诗礼振家声 行辈:日月恩光照 乾坤万载春 长汀流芳远 清泰永升平 克绍箕（ji）裘业 书田久可耕 忍仁让温恭逊 福禄自然生 修国文，我父辈从辽宁宽甸迁徙到黑龙江泰来县，我父辈是兆字辈，再上是文字辈，他们当时叔伯兄弟有12个，主要分布在辽宁（宽甸、沈阳）、黑龙江泰来、吉林、广西桂林等。
修臣，太爷是修万富(逝世于当地) 爷爷是修儒(73年前搬迁到通辽)他俩都是单传. 家谱到我是第12代,祖宗名字都有,是山东修家沟的,请联系,我的手机是13848050437 家谱上第一代祖宗是修向仁 修艳昭，河北衡水，家谱上第一个老祖宗叫修业宽,再往下是修桂林,修丛林 修路，亳州修氏，距离亳州四十华里的三官、油河、古城一带是修姓人集居的地方，有近十多个村庄都是修姓人，以修冠名的村庄有修小庄，修楼，修老家，修板桥，修竹园等，修姓人数约四、五千余众。
亳州修姓辈份为：上、可、大、文、星，尊、风、梁、约、功，忠、孝、传、家、宝-----到我这里为忠字辈， 修海辰，河北沧州，老家河北省沧州市沧县薛官屯乡后李宅村，爷爷叫修庆（清）林，父亲叫修德润，我这辈应在俊字上起名，我两个姐姐都叫修俊*。
老家大概有修姓人家三十户约100多人。
修氏总统世系图 琛－ －义公－羊公 －恺－惀 －说－字弼臣 －墉－堤（不仕）－ －崧－ －炳（汉屯骑校尉）－ －洤－ －壁－ －绂（fu）－ －昌－升－昆（士大夫，居庐陵）－ －鹏－ －曾－ －肃－ －涛－泳－ －鎏－鋆－ －衡－字俟斋 －祥－（齐武帝时为大夫）字云趾 －棨（qi）－ －绩（陈武校尉）－ －劭－勋－勤－ － 桢（字维周唐邑令） －觐（jin） －堃－字坤元 －彬（唐邑令）－字郁文，肃宗时为邑令居 － 斓－斌－ － 者羽－字风祥 －晓－（字光峰宋淳化时为大夫） － 徵－ － 煦－照－ －彛（字叙伦，宋南度任福建延平府通判后避乱居于此）－声（字振伦，仕宋大夫） －霖－字雨彬，不仕 －惠－字济生 － 世勲－字赞文，驿丞 － 履谦－履吉－ －梦周－梦阑－ 邦杰（福建汀州长汀县修氏宗谱世系祖） ▲修姓当代名人： 修德海男，1943年生，山东省人。
现任黑龙江省黑河市财政局会计管理股股长，曾兼任黑河地区会计职称评委，黑河市会计初级职称评委会主任，黑河市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学会、会计学会、珠算协会秘书长，黑河地区会计学会、珠算协会理事等。
1987年评为会计师。
历任黑河林管局及基层单位会计，黑龙江省财政厅驻爱辉县工交企业、粮食企业驻厂员，黑河市财政局粮食财务股、会计管理股股长等职。
发表过《应该重视贯彻〈规则〉出现的问题》、《要摆正厂长与财会人员的关系》等文。
修世平，1930年6月生，山东莱阳人，山东师大图书馆调研员、副研究馆员。
主要学术成果：在《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青海图书馆》等13家刊物发表论文17篇，《信》两篇。
《四库全书总目》订误10篇，共订正148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讹例录述》、《四库全书馆正副总裁的人数》、《日下旧闻考的几个问题》、《东坡志林与仇池笔记同异考》、《四库全书答问的几个问题》等。
修世作 男，1938年4月出生，籍贯山东省莱阳市。
1962年莱阳农学院农学系本科毕业。
现为山东省泰安农业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成员、山东省植物生理学会会员、泰安市蔬菜学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农业推广和农业教育工作。
主讲过《作物栽培学》、《农业技术推广》等课程。
主编《小杂粮栽培技术》、《生态农业的类型和模式》、《山东三辣》等教材和专著。
先后获省、市级科技成果奖6项和泰安市委、市政府晋升一级工资大奖。
还获得泰安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泰安市科教兴泰先进工作者、全国中等农业学校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
修泽久，高级工程师。
男．1930年10月生，湖南沅陵人。
大学。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1954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机械专业。
曾在鞍钢设计公司任职．从事冶金设备设计、试制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等职。
参加鞍山、本溪、包头、武汉、太原、唐山、杭州、承德钢铁公司选矿厂、烧结厂、球团厂设备设计与试验；主持年产200万吨球团厂、2X265m’烧结厂工艺设备设计与试制；链南机一回转窑生产铁精矿球团试验及设备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越南洗选厂、烧结厂设备设计、制造，中澳合资信那（CHANNAR）铁矿设计咨询，中国国际工程公司在津巴布韦长胶带（单机15．5公里）运输机和烧结工程设备咨询。
研究方向：长距离大功率胶带运输系统；烧结球团设备。
修宜男 女，1944年3月生，江西临川人。
高级教师。
中共党员。
毕业于江西教育学院。
现任江西省抚州地区教研室英语教研员、组长，江西省中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抚州地区中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赣东教育电视台英语教学顾问。
主要业绩成就：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先后在抚州市二中、抚州市三中、乐安县第一中学、抚州地区教研室等单位从事中学英语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培养出大批有用人才，曾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教研员、优秀共产党员。
编辑和发表多篇论文，代表作有《初中英语学习指导》、《初中英语教学目标》、《初中英语阅读指导与训练》。
并先后在省级刊物《初中生之友》、《教学参考》、《英语辅导》和地级刊物《抚州师专学报》、《抚州教育》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1999年5月入编《中国专家大辞典》（P1504第7卷）。
修义庭 1933年12月生，福建武平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复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上海市高校法学基础教学研究协作组组长。
1949年10月参加工作。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
自1956年以来，在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国际政治系、法律学系从事哲学和法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任法理学教研室主任、法理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高校法学教师进修班指导教师。
开设哲学、马列主义原著选读、法学基础理论、法学概论、法理学原理、市场法学基础等课程，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
出版的主要著作：《法学概论》，主编《法学基础》、《法学导论》、《法理学》等十余部。
主要研究法理学，对法律理论研究较深，发表多篇论文。
曾获校先进工作者、科技先进个人称号和教学优秀奖等。
法理教研室多次获先进集体称号。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政府津贴。
修海林 男，1952年3月生，上海市人。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从事音乐学教学、研究工作至今。
经长期学术积累，于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领域皆有所建树。
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音乐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音乐美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获第二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古代音乐教育》（获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美学通论》(与罗小平合作)、《中国乐妓史》、《音乐学——中国音乐学术史》等。
任《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特邀编纂委员、《中国美学历代文库》乐论部分主编、全国教育科学“九五”重点规划项目成果《学校艺术教育实践研究丛书》主编。
修润波 男，1955年8月生，满族，河北省固安县人，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9月毕业于廊坊市财贸学校；1989年至1990年进修大专经济管理专业；1978年10月至1983年在廊坊市供销社办公室工作；1984年至1994年4月在廊坊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其中1987年至1988年任办公室经济科副科长，1989年至1994年4月任办公室财贸科科长）。
1994年5月起至今在廊坊市对外开放办公室工作，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