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问题1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理由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理由是中国独立并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理由是中国至此一心一意搞经济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郭沫若的爱情故事，急需
背叛日本妻子的郭沫若的风流史!悲伤的爱情故事 郭沫若曾经在日本渡过漫长的留学生活，并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整整十年，可以说，郭沫若青春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日本。
这个被鲁迅骂作“流氓加才子”的大文豪，由于其文化大革命的骑墙草作风，更加上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做作表现，留给后人诸多诟话。
郭大文豪留学、流亡日本，中国和日本的专家学者有许多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详述。
但要指出的是：围绕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故事，仍有许多疑点需要解明，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作一些简单的阐解。
一 1916 年8月，在日本东京的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后来的郭安娜）。
佐藤富子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虽说谈不上富裕，但在明治四十年代能够让女儿接受中等教育并脱离农村走向都市，可以看出佐藤的家族是开明和富有远见的。
当时的郭沫若，是官费留学生，每月从国民go-vern-ment那里享受33日元的奖学金。
在当时，几个人合租一屋，租金只需1.5日元，而每月的伙食费8.5日元也绰绰有余。
正是在这等宽松的环境下，郭大文豪诗兴大发，并有闲情逸致与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语。
应当说，当时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是体现了自由爱情的力量，郭沫若为追求佐藤写了 100多封情书，而佐藤小姐陶醉于郭沫若的才华横溢，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为这，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佐藤甚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最终以安娜的人生悲剧而告终。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安娜甚至连追悼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看。
安娜膝下的子女，对郭沫若更是不敬而远之。
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安娜一家，为何对郭沫若如此感冒
如此不愿谅解呢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问题。
确实，郭沫若在个人私生活方面是相当糜烂的，当年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在日本拈花惹草，这里不多详述。
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1927年10月，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两人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后来此事无疾而终，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
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
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P C，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二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当属和于立忱之间的一段情。
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
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
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page~ant，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
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于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迷，但与郭沫若有密切关系，这点不容置疑。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
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
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
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
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出于对于立忱的负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将爱她姐姐之心转移到于立群身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
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
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
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王芸生在文革期间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既然如此喜欢于立忱，那又为何临阵脱逃呢
许多人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感，郭沫若曾经也作过诗，说自己就象是只风筝，欲往高处飞，但最终仍有绳子束缚着。
在这里许多学者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
但只要看看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断绝与安娜一切联系，与于立群再结秦晋之好，就可以看出所谓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是虚幻的。
笔者的推测是：不是安娜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孩子们的嗷嗷待哺牵住了郭沫若的心，而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对郭来说是块有用的挡箭牌。
当时的郭沫若有其算计，如果抛弃安娜投入于立忱的怀抱，那么说不定日本宪兵哪天就会驱逐他们出境。
而当时蒋介石的国民go-vern-ment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因此，出于保身的目的，郭沫若选择了留在安娜的身边。
对于郭沫若的风流本性，安娜作为传统的日本女性，抱有相当宽容和忍耐的立场，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
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在男女问题上，安娜的忍耐是有目共睹的，既便是郭后来患性病，即便是郭与于立忱闹得风风雨雨，安娜能忍都忍了，能宽容的也都宽容了。
但人到晚年，安娜及其家人为何要“冷眼”面对郭沫若呢
这其中仍有隐情。
三 1937 年，郭沫若获得蒋介石的恩赦，终于可以返回中国。
蒋介石为何宽恕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信度比较高的一种是：郭沫若在甲骨、金文研究方面的成就引起了日本政界颇具发言力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注意。
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郭的古文字研究才能，特地在别墅中亲自设宴招待郭等等。
1937年，国民party内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希望进一步沟通与日本的关系，郭沫若与西园寺的特殊管道或许派得上用场。
因此请示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
郭沫若接此消息，乐不可支，回到国内，蒋委员长亲自接见，郭大文豪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连夜写就美文《蒋委员长会见记》，此文虽不长，但以肉麻的口吻称颂蒋的手是如何的温暖，眼睛是如何的明亮，抗日的决心是如何坚定等等，文革中郭吹捧Mao.ZD的那一套，在这里已显现雏形。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绘了他如何依依惜别，如何亲吻安娜的额头，如此凝视熟睡的孩子，如何忍痛抛家弃小投身抗日洪流等等，写得缠绵，写得摧人泪下，有诗为证：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的这套春秋笔法，安娜在晚年给予明确的否定。
郭沫若是瞒着安娜，偷偷回到了中国。
作为安娜，身为郭家的人，死为郭家的鬼，风风雨雨那么多年，共度难关，对于郭沫若回国抗日的主张，安娜肯定会做出尊重的选择，至少，她决不会将郭沫若出卖给日本宪兵，在这里，郭沫若为何又要如此匆忙地落荒而逃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郭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祖国，安娜这张日本牌，在郭眼里已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当年他想和于立忱结秦晋之好而不可得，这回他终于有了机会。
郭沫若在抗日的崇高口号下，实际上是堂而皇之地将安娜与孩子们无情抛弃掉。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马上与于立群搞得火热，在漫长岁月中，他竟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任这群孤儿寡母辗转挣扎，受尽人生磨难。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
……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
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安娜的这段哭诉，已明明白白地透露出郭沫若是存心抛弃安娜与孩子这个客观事实。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郭沫若为何要做得如此绝情
如果他要追求爱的自由，当年和安琳、于立忱之间的事，安娜根本就无力阻拦，郭沫若根本无需如此兴师动众。
再说，郭沫若可以甩掉安娜，那五个孩子毕竟是亲骨肉，虎毒不食子，何况人乎
要解开这个谜底，仍需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
郭沫若回国后，他很快积极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这是郭从十九路军的指挥者陈铭枢那里听来的。
这素材说的是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美满。
“一?二八”事件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打响了对日抗战的第一枪。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决心奔赴国难，与妻子离婚。
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 郭沫若说起这悲剧素材时情绪相当激动，可以想像，这里多多少少渗透着他的影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这里有明显地将抛弃安娜的行为合理化的潜在动机，同时，这对恩爱的团长夫妻，为何一定要走向离婚的结局呢
难道不离婚就不能去抗日吗
在这里，郭沫若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将给他的未来政治仕途带来负面影响，这点郭沫若有相当的认识，因此，快刀斩乱麻，尽快与于立群结合，彻底切断与安娜的一切联系成了郭沫若自我独善的最佳选择。
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安娜，他可以宽恕郭沫若的不检点，但当她彻底明白郭沫若这种自私的本性时，她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她至死无法原谅郭沫若，大概在这里可以找到真实的答案。
四 郭沫若对不住安娜，他实在是没有脸面面对安娜。
1951年，安娜要求见郭一面，郭托辞拒绝。
当时的安娜可能是气不过，直接冲到了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五号郭家大院。
郭沫若回家见到安娜就如老鼠见了猫，推托去换衣服从后门“落荒而逃”，并向有关部门求助如何“摆平”安娜。
安娜彻彻底底看透了郭沫若的为人，以后再也没去找郭的麻烦。
倒是Mao.ZD、周恩来等人看不下去，先是给了安娜一个副部级的待遇，并将她安置在大连，委托大连大学的校长李一氓全面照顾安娜的生活，Mao.ZD在开会见到郭沫若之际，偶尔还会关心地寻问郭是否给安娜寄了生活费。
上世纪70年代，安娜曾回日本省亲，主要是为了处理留在日本的房产。
回中国后，1975年她去北京见了郭沫若一面。
彼此年纪都大了，许多事只能封存于记忆中。
安娜面会郭沫若的目的是向他通报日本房产处理的事情。
这多多少少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
但安娜有相当的主见，在日本受了那么多苦，她有权来处理这房产，但处理完毕，向郭沫若通报一下，安娜认为这是必要的礼节，这里可以看出安娜的良好修养和素质。
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对安娜的做法没有任何不满，他一直保持沉默，或许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这是两位老人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回忆了当年在日本的生活片断，气氛是相当好的。
1994年8月，安娜在上海去世，享年百岁。
安娜结束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但她对郭沫若的爱与恨，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仍将延续下去。
郭沫若总共有多少个老婆
1912年，郭沫若与（1890年-1980年）（1）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年-1994年）（2）同居，安娜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
他们生有五个子女：长男，次男，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
1937年，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
结束后，安娜带着孩子来到中国，当他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后，选择了离开，以后中共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
1938年，郭沫若跟（1916年-1979年）（3）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
共生四男二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另一小儿子姓名不详。
1967年，自杀。
1968年，郭世英年被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1979年，缢死于北京故居。
郭沫若正式娶的老婆就以上三位。
但他还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兰（4）、（1912年-1937年，的胞姊)（5）、（，1907年- ）（6）等。
导游说法显然是包括了所有情人。
但已经公开的有名有姓的就以上6位了。
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哪些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
《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主要作品：《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赋税思想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
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
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
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录学贡献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
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
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
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
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
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
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
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
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