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湘江战争有感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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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事——。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
老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
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
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
正因如此，湘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
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从跟随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到今天仍在这条路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
正如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
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
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