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摇炉工应具备什么素质和技能
你说的摇炉工就是一助手。
那个工作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工种，也是炼钢厂的核心技术工种之一。
首先，一助手得掌握比较全面的转炉炼钢方面的理论知识，能够认识到炉内的各种反应的成因和后果。
其次，一助手必须能够熟练的操作相关的设备，而且得做到准确，果断。
第三，经验的积累。
一个好的一助手操作时能够做到不喷溅，温度基本合适，没有事故。
差一点的就会有比较严重的喷溅，温度高一炉低一炉的，有时候还会有失误动作造成事故，还有一些粘枪，烧枪等问题，会严重的影响生产。
于是，最后这一条是最关键的一条。
好的一助手能够根据铁水，废钢的变化，炉口火焰的变化以及氧枪进回水温差等的变化及时调整操作的方法，加料的多少等，从而做到每一炉钢水的顺利冶炼。
而这一切都是不断的积累的经验才能达到的操作水平。
也就这样，想干一助手，想干好一助手必须得做到胆大心细，认真观察操作过程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逐步的总结自己的经验。
求一段关于1949到1959年中国人民生活状况变化的材料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
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
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
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
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
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
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
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
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
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
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
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
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
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
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
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
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赤城报国 1949年9月25日，玉门解放。
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
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
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入党不久，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
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
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把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
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出席甘肃省劳模会，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
休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
从此，这个“煤气包”成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
艰苦创业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
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和的决定。
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
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
”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
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
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
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
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
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
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
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
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
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科学求实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
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
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
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
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
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
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
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
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
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
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
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无悔奉献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
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
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
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
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
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
他到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
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
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
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
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
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
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
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
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
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
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
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鞠躬尽瘁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
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
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
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
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
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
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
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在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
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
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
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
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
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
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
后经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
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
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
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
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
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
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
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
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
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
1972年1月27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
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
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大庆人决心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铁人诗话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好大油田。
干
干
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安徽邓氏家族杰出代表：邓石如、邓艺孙、邓季宣、邓以蛰、邓稼先等）,清朝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书法家与篆刻家邓石如的第六世孙，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于1945年自昆明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读理论物理!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
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
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
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建国后的爱国事例
王进喜，1923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个贫苦农民家庭。
6岁讨饭，10岁主放牛，1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
1950年春，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9月，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
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
群英会期间，他得知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异常兴奋，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
同年4月11日、4月29日，会战指挥部先后两次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
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7岁。
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
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现和人格化浓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 承认和高度评价。
建国40周年之际，他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
世纪之交，他同孙中山、鲁迅、雷锋、焦裕禄、李四光、、邓稼先、、袁隆平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大事年表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乳名“十斤娃”。
1950年春，玉门矿招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任贝乌五队（1205队前身）队长。
11月，在玉门油田试验钻机“整拖搬家”成功。
1958年9月，王进喜带领全队月钻井进尺5009.3米，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
10月，荣获石油工业部颁发的“钻井卫星”红旗。
1959年10月1日，王进喜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群英会”。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带领1205队（贝乌五队）从玉门出发，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
3月25日，到达大庆萨尔图火车站。
4月2日，“人拉肩扛”安装钻机。
4月9日到11日，大庆油田首次技术座谈会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4月14日，组织全队破冰取水，萨55井开钻。
19日完钻，用时5天零4小时，创造了新纪录。
4月29日，王进喜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
7月1日，在油田万人大会上，被树立为“五面红旗”之一。
10月，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
1961年2月，王进喜调任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
秋，在解放村建起大庆第一所小学。
1964年12月21日，王进喜出席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
12月26日，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毛主席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中共大庆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
7月24日，参加石油部政工会，首次提出“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1966年2月16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
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
4月6日，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
6月4日至7月25日，出访阿尔巴尼亚。
9月3日，带领石油工业部报捷团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捷。
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12月30日，去北京反映“文革”中大庆的情况。
1967年1月4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
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3月初，受到批斗。
3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1968年4月27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
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18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庆情况和油田生产存在的问题，周总理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
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作会议。
4月19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
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
11月18日上午，大庆油田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向王进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编辑本段]成长历程 不屈的童年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的农民家庭。
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
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
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
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
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
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
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
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
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
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
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
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
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
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
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
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
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赤诚报国 1949年9月25日，玉门解放。
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
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
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入党不久，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
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
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把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
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出席甘肃省劳模会，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
休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
从此，这个“煤气包”成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
艰苦创业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
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
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
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
”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
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
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
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
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
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
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
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
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
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科学求实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
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
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
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
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
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
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
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
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
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
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
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无悔奉献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
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
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
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
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
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
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
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
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
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
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
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
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
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
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
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
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
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
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鞠躬尽瘁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
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
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
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
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
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
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
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在《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
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
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
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
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
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
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
后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
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
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
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
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
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
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
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
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
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
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
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
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大庆人决心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我的思维方式出了些问题
好了好了,别想不开了,你既然意识到了你的思维方式有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一下你的思维方式呢,比如你可以先和家里人交流,多和他们说话,逐渐改变一下你的模式,这样就有自信和家人以外的人说话了.比如说见个面打个招呼,练练你的勇气,接着试着和同学交流,这时你就放开,因为毕竟是同龄人,彼此的想法都差不多,别人对你有意见,偏见等,只是别人不了解你而已;当别人和你互相了解时,所有误解会消失的,当你们逐渐深入的了解时,就会成为朋友.其实实话说,我应该和你差不多大咯,不知有无作用,都是我自己总结的呵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专家学者于哪一年提出了档案的概念
从建国初期，国家以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起，钢铁工业即被作为重工业的代表而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的重视，从而有了从几乎是空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钢铁产业的可能。
从一五计划时起，国家就不断地从农业和其他产业上为钢铁产业的发展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并不惜花很大的代价用于技术的开发和创新。
同时，钢铁工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之一，与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步伐息息相关。
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中国钢铁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步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
在60年中，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在战争废墟上艰苦创业，既有顺利发展的机遇，也有探索前进的挑战；有过三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沉痛教训，也遭遇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挫折。
尽管如此，中国钢铁工业仍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前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钢铁工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工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钢铁行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满足下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在钢铁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强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不断改善品种质量，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作为基础原材料工业，钢铁工业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前人的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的梦想。
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5亿吨，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粗钢产量的3164倍，钢产量占到全球的38.2%。
一、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程回顾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崛起、壮大，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1993～2000年)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2001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两个黄金发展期”、“三次基本建设高潮”和“一段坎坷、曲折路”。
1.一次重大转变从建国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在前苏联大力支援下开展的，几乎全盘照搬苏联的模式。
1956年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在认真总结学习苏联经验教训基础上，转变到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走大、中、小相结合之路。
这一转变，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崛起、壮大具有重要意义。
2.两个黄金发展期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年均增钢80万吨，年均增长31.6%，到1957年达到了535万吨。
第二个黄金发展期是国民经济调整期间(1963～1965年)，年均增钢185万吨，年均增长22.4%，到1965年达到了1223万吨。
3.三次基本建设高潮第—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苏联156个援建项目中的八大钢铁项目的建设，包括新建武钢、包钢、北满钢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热河钒钛厂，改扩建了鞍钢和本钢等。
同时还进行了大冶钢厂、太钢、唐钢等近20个企业改扩建工程。
第二次是1956年规划并开始建设的“三大、五中、十八小”。
三大是继续进行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建设；五中是扩建、新建五个中型钢铁企业，即扩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钢；十八小是新建十八个小型钢厂，即邯钢、济钢、临钢、新余、南钢、柳钢、广钢、三明、合钢、长特、新疆八一、杭钢、鄂钢、涟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等。
第三次是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主要是新建了攀钢、长城特钢、峨嵋铁合金厂、水城钢铁厂、遵义金属制品厂、乐山轧辊厂等：恢复建设了酒钢、兰钢、略钢；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重钢、重特、昆钢、贵钢、遵义铁合金厂，还有鞍钢援建宁夏石嘴山钢绳厂。
这三次基本建设高潮的开展，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日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4.一段坎坷、曲折路1958年“大跃进”的高指标、大办钢铁、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整顿、再破坏，以及其后的“闹翻番”、“洋跃进”等脱离实际、违背钢铁工业发展规律的行为，使中国钢铁工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段三起三落的坎坷、曲折路程，使中国钢铁工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国家对钢铁工业的总投资为615.28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526.46亿元，占85.6%；更新改造投资88.8亿元，占14.4%。
中国钢铁工业在跌宕起伏中，经过数百万钢铁人的顽强拼搏，初步建立起了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焦化、耐材、铁合金、碳素等要素结构比较完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建设施工、设备修造、科学研究、冶金教育等门类比较齐全，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冶金工业体系。
钢产量由1949年的15.8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钢100万吨；钢材板管带比由1952年的12.3%提高到1978年的32.3%；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1962年的10.1%提高到1978年的16%；钢材自给率由1953年的61.25%提高到1978年的72.66%；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2.54吨标煤。
这30年取得的成果，为后30年中国钢铁工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第二阶段(1978～1992年)在1978～1992年的14年中，中国钢铁工业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钢铁工业从国外引进了700多项先进技术，利用外资60多亿美元。
特别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新建了宝钢、天津无缝钢管公司两座现代化大钢厂，并对老钢厂实施了一系列重点改造项目，使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发展钢铁工业生产规模上，除新建上海宝钢、天津无缝钢管公司以及一些乡镇钢铁企业外，主要是抓现有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
在抓老企业技术改造、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方面，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立足现有企业，走挖潜、改造、配套、扩建的路子。
”第二步：重点解决发展速度(数量)、品种结构、产品质量都不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需要的“三个不适应”问题。
第三步：钢铁工业要上“四个新台阶”：上品种质量水平的新台阶，上现代化工艺装备水平的新台阶，上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的新台阶，上综合经济效益的新台阶，以增强钢铁工业的发展活力。
在这十几年中，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不断推进，使钢铁工业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978～1992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465.4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759.72亿元，占51.8%，更新改造投资705.71亿元，占48.2%。
建成投产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一、二期和天津无缝钢管公司。
1983年钢产量突破4000万吨，1986年突破5000万吨，1989年突破6000万吨，1991年突破7000万吨，1992年达到了8093万吨。
1978年到1992年，钢材板管带比由32.3%提高到37.4%，连铸比由3.5%提高到30%，合金钢、低合金钢比由16%提高到21.6%，钢材自给率由72.7%提高94.7%，吨钢综合能耗由2.54吨标煤降低到1.57吨标煤。
(三)第三阶段(1993～2000年)从党的十四大到2000年，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这个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着力“一个适应”，实施“二个转变”，即着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由发展数量规模为主向调整、优化结构为主转变，由钢铁产品长期数量短缺向控制总量转变。
这个时期中国钢铁工业是深化内涵式扩大生产的阶段。
这一时期钢铁行业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调整、优化结构，推进和实现了两个重大转变，促进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个转变：由长期规模扩张为主转向调整优化结构为主，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出把“结构优化作为钢铁工业发展的中心环节”，主要是优化产品结构和工艺技术结构，同时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大力推进淘汰落后，采用新技术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工艺技术现代化。
由此拉开了采用高炉喷煤粉、连续铸钢、溅渣护炉、热装热送等六大共性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优化品种结构和工艺技术结构的大幕。
第二个转变：钢铁产品由长期数量短缺转向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开始实行总量控制。
1993年到1998年期间，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了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从而提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大力提高冶金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方针，并在全行业特别是大中型钢铁企业中展开了压缩生产总量的工作。
1993～2000年，中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3476.06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为1446.14亿元，占41.6%，更新改造投资2029.87亿元，占58.4%；钢产量由1993年的8954万吨增加到1996年10124万吨，2000年钢产量达到了1285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产钢国和消费国：钢材板管带比由1993年的36.7%提高到2000年的41.7%，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22.8%提高30.9%，连铸比由33.9%提高到82.5%，平炉钢比下降到0.9%，转炉钢比提高到87.5%：钢材自给率达到93.1%；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1.18吨标煤；加速了淘汰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平炉、化铁炼钢、多火成材、横列式和复二重轧机的进程，大大缩小了中国钢铁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四)第四阶段(2001～2008)2001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钢铁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钢铁工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满足相关行业快速发展的要求，积极应对新挑战，不断解决新问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钢产量连续跨越2亿吨、3亿吨、4亿吨的台阶，2008年粗钢产量超过5亿吨。
2001～2008年期间，钢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占全球钢产量的比重从17.8%提高到38.2%，在世界钢铁业的地位显著提升；钢铁产品的进出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彻底结束了中国钢铁材料供给不足的历史。
见表1。
技术装备国产化、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品种质量得到优化。
鞍钢、武钢、首钢、马钢、太钢、济钢、莱钢、安钢等大型老企业的现代化技术改造，广泛采用了高效铁矿采选技术，钢铁冶炼技术、轧钢技术、高端产品开发、大型冶金成套技术集成、节能节水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鞍钢、武钢、太钢、马钢、邯钢、包钢等大型老企业的现代化新区、新基地的建设和相继投产；鞍钢营口鲅鱼圈沿海钢铁基地项目、首钢与唐钢集团合作的河北曹妃甸沿海钢铁基地项目也于2008年和2009年投产；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宝钢集团的广东湛江项目和武钢集团的广西防城港项目等一批沿海的现代化钢铁基地正在筹建之中。
节能减排取得巨大进步。
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吨钢综合能耗由876千克标煤降到628千克标煤，这一指标意味着目前冶炼1吨钢的综合能耗仅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1\\\/4，吨钢耗新水下降到5.31吨，SO2、COD、工业粉类排放均大幅下降；使钢材品种与质量显著改善，国内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2007年22类钢材中有18类钢材的自给率超过100%。
产业组织结构得到优化。
2008年，全球年产钢2000万吨以上的企业有12家，其中中国占5家。
2008年与2001年相比，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企业从4家增加到24家；此间，唐钢整合宣钢和承钢，唐钢集团与邯钢集团组建为河北钢铁集团；济钢与莱钢组建为山东钢铁集团；宝钢重组新疆八钢和控股广东钢铁集团；武钢重组鄂钢、昆钢和控股广西钢铁集团；马钢重组合钢；沙钢重组淮钢、江苏永钢和河南安阳永钢等等。
钢铁企业联合重组的步伐逐步呈现加快之势，适应国际化竞争的能力增强，中国钢铁工业整体素质提高。
200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宝钢、河北钢铁、江苏沙钢等三家中国大陆钢铁生产企业上榜，分列第220、375、444位，其中宝钢已经连续5年入围，并由2005年的第309位跃升至2009年的第220位。
二、我国钢铁工业近年来取得的成就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几代钢铁人的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和自主创新，有效地满足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钢铁材料的旺盛需求，有效地支撑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有效地支撑了国民经济主要用钢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大量财富，创造了旷世空前的发展纪录，铸就了钢铁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需要钢产量不断增加，自1996年以来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钢铁工业顺应国民经济发展对钢材的旺盛需求，继1996年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并一举成为世界最大产钢国后，自2003年以来，钢产量又连续跨越2亿吨、3亿吨、4亿吨、5亿吨的台阶，并在2005年结束了自建国以来连续57年净进口钢的历史，彻底扭转了钢总体生产能力不足的状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在发展速度方面和发展规模方面均创造了世界钢铁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消费和出口国。
中国钢产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17.8%跃升至2008年的38.2%。
2008年我国钢产量超过世界排名第二至第八位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德国、乌克兰之和。
2003年我国钢产量比2002年增加了3997万吨、2004年比2003年增加6057万吨、2005年比2004年增加7033万吨、2006年比2005年增加6591万吨、2007年比2006年增加7014万吨。
从2004年开始，中国钢材市场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转变，钢材进口大幅下降，出口持续增加。
到2006年，中国钢铁产品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钢坯和钢材均实现了净出口，净出口钢材2450万吨、净出口钢坯(锭)867万吨，坯材合计折合粗钢净出口3463万吨。
到2007年，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出口量跃居世界首位，共出口钢材6265万吨、出口钢坯(锭)645万吨，钢材和钢坯合计折粗钢出口7310万吨；净出口钢材4578万吨、净出口钢坯(锭)606万吨，坯材合计折合粗钢净出口5476万吨。
(三)钢铁工业装备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力度，整体实力明显增强，整体装备水平迅速提高，依托自身技术实力，在部分引进国外高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装备设计和制造的自主集成与创新，主要装备的国产化率进一步提高，有些先进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如鞍钢不仅实现了自主集成单条生产线——中国第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中薄板坯连铸连轧带钢生产线(ASP)，并实现了向济钢的技术输出：首钢自主设计建造了世界首座全干法除尘的5500立方米特大型现代化高炉；太钢自主集成与创新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
2001～2008年，中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505.6亿元增加到3903.3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累计投资16329.58亿元。
大量的投资不仅使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快速增加，更使以装备大型化、自动化、连续化为代表的冶金工艺技术装备现代化、国产化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炼焦方面，2001年与2007年相比，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机械化焦炉从193座增加到291座，年产能从5128万吨上升到9961万吨，每座焦炉的年平均生产能力从26.6万吨上升到34.3万吨。
在烧结方面，2001年与2007年相比，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烧结机的年产能从7184万吨增加到45404万吨，其中130m2及以上烧结机35台增加到125台，占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年产能的比重从38.5%提高到52.3%。
在炼铁方面，2001年与2007年相比，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炼铁高炉的年产能从12152万吨增加到36629万吨，其中1000m3及以上高炉50座增加到120座，增长了1.40倍，而1000m3及以上高炉的年产能从6433万吨增加到19118万吨，增长了1.97倍。
中国钢铁行业的高炉在大型化的同时，还广泛采用了炼铁先进技术，高风温热风炉、无料钟高压炉顶、富氧大喷煤、高炉长寿、自动控制、节能、余能余热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先进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应用；攀钢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强化冶炼技术和宝钢高喷煤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炼钢方面，中国炼钢工艺装备围绕以连铸为中心，包括铁水预处理、大转炉、精炼、连铸，工艺配备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高效化、自动化炼钢生产的模式。
转炉炼钢和50吨以上电炉炼钢己基本实现了炼钢一精炼一连铸一对一的最佳经济规模的工艺装备配置。
2002年，中国钢铁工业彻底淘汰了平炉炼钢。
2007年与2001年相比，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炼钢转炉的年产能从11803万吨增加到38749万吨，增长了2.28倍。
其中100吨及以上转炉从30座增加到140座，增长了3.67倍，而100吨及以上转炉的年产能从3602万吨增加到19875万吨，增长了5.49倍；占重点企业转炉钢年产能的比重从30.5%上升到51.3%。
2007年与2001年相比，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炼钢电炉的年产能从2574万吨增加到4764万吨，增长了0.85倍。
其中100吨及以上电炉从11座增加到21座，增长了0.91倍，而100吨及以上电炉的年产能从727万吨增加到2012万吨，增长了1.77倍；占重点企业电炉钢年产能的比重从28.2%上升到42.2%。
中国100t以上转炉和50t以上超高功率大电炉基本达到国外同类装备的先进水平，并成为中国炼钢生产的主体设备，宝钢、武钢、鞍钢和国内大企业新建的大型化装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四)钢铁产品品种优化，质量明显改善3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钢铁工业根据我国钢材消费结构及其变化大力调整产品结构，改善产品质量，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短缺品种。
板管带材比例从1978年的32.3%提高到2007年的50.6%：合金和低合金比从1978年的14.6%提高到2007年的36.3%。
目前我国大多数钢材品种的自给率超过了100%，净进口的钢材只剩下冷轧薄板带、电工钢等少量高附加值品种，而这些品种的增长很快，预计不久也能实现自给。
目前我国机械、汽车、造船、家电、石油、电力、铁路等行业使用的钢材绝大多数是国产的，其质量能够满足这些行业的基本需要，其中部分品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近几年来，我国开发的船用高强度宽厚板、高强度海洋结构用钢板、高档汽车用板和汽车零部件用钢、工程机械和高层建筑用高强度厚钢板、X80以上高等级管线钢板、百米在线热处理钢轨和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钢轨、高速动车组用钢、高端压力容器用钢板、高牌号取向和无取向硅钢、高档不锈钢新品种、高强度角型钢等均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经济建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机电产品出口对钢铁材料的需求。
我国出口钢材结构也从以长材为主逐步变为以高附加值的板材和管材为主，说明我国钢铁产品的质量和成本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五)技术进步成效显著，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随着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工艺优化，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钢铁工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有了很大改善，与发达产钢国的距离大大缩小，大中型企业的很多指标已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发达产钢国的水平。
如大中型企业的高炉利用系数从1978年的1.43吨\\\/m3·天提高到2007年的2.74吨\\\/m3·天，高炉入炉焦比从600千克\\\/吨左右降低到397千克\\\/吨：转炉钢铁料从1184千克\\\/吨降低到1085千克\\\/吨：轧钢综合成材率从74.8%提高到95%以上；吨钢综合能耗从2.52吨标准煤降低到632千克标准烷吨钢耗新水从2000年的25吨以上降低到5.3吨；钢铁职工实物劳动生产率从33吨\\\/年·人提高到370吨\\\/年·人。
(六)钢铁工业的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78年钢铁行业利润只有34亿元，此后虽有增长但最好的年份也没有超过300亿元；1997～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不景气的影响，全行业利润很少；进入新世纪后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2007年与2001年相比，大中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从3793亿元提高到20700亿元，增长4.5倍；实现利润从163.8亿元提高到1599.6亿元，增长8.8倍：销售收入利润率从4.32%提高到7.73%。
目前中国钢铁行业正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努力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坚持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积极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进一步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为早日实现钢铁强国的梦想而拚搏努力。
现公司在福州，之前在广州买社保，能否让广州原单位代缴纳社保到现公司报账
如能报，发票台头可写我名字
一般来说两个单位都不会允许你这么弄。
对于旧单位，你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他们也不想帮你弄。
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对于新单位，国家对他们的要求是要他单位给员工做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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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你不要在新单位做社保，还想新单位给你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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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单位也怕惹法律上面的麻烦而且，社保局开的发票写的也只是单位名称，而不是个人名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工业发展情况
中国版图的轮廓犹如一只雄鸡，而东北三省则正好处于关键的鸡首位置。
东三省在上个世纪的50－80年代里，在重工业的生产方面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契合，东北曾拥有过辉煌的昨天。
“一五”打造大工业摇篮 东北有近百年的大机器工业历史。
20世纪30年代初,日伪统治东北时期，出于战争的需要，在东北强制推行“产业开发”政策，客观上使东北工业有了一定发展。
1945年日本投降前，工作母机达1312台。
各种产业工人总数约为127万。
这些遗留的工业，很早就奠定了东北作为中国重工业中心的地位。
20世纪40年代末和建国初期，东北依托毗邻苏联的地缘条件，最早引入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当时新中国建立后，仿照苏联模式发动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一轮工业革命的重心地区。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中央将156个重点项目中的58个放在东北。
这一时期国家仅对辽宁工业的投资，就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8.5％。
通过集中投资，在东北三省创建了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新中国工业摇篮”东北工业基地，以此形成了能源重化工为主的东北产业体系。
“东方底特律”横空出世 当年东北工业基地在中国的地位之重在全国可谓无出其右。
东北为新中国工业崛起，曾孵化出无数神奇。
第一炉火红的钢水喷涌，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凌空，第一艘万吨巨轮入海，第一台深海机器人大洋探秘，第一个软件园……。
无数个新中国第一，就从这里冉冉升起。
1956年7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投产，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下线，长春从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中心。
在日本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出现之前，长春一汽曾是当时亚洲汽车业的老大。
钢铁工业方面，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
该公司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也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产。
此外，北满钢厂、本溪钢铁公司基本竣工。
辽宁的钢铁工业成为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工业。
在50年代末，东北地区掌握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重工技术，能设计一些比较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程。
如年产15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40万吨煤的煤矿。
石油“血库”支撑中国半世纪 东北工业建设的第二波高潮是60年代初的石油大会战。
50年代末，在黑龙江松辽盆地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
来自西北、华北的数万石油工人浩浩荡荡开进松辽平原腹地的荒原展开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1960年4月14日，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喷出原油。
大庆石油基地逐步建成。
之后的40多年间，大庆累计生产原油17亿多吨，接近全国陆上原油总产的一半，创造了连续27年每年稳产5000万吨以上的纪录，这在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算是奇迹。
大庆成为中国经济的“血库”，支撑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一同载入中国科技发展的史册时，大庆还向国家上缴了4061亿元税金，这是国家对大庆总投资的87倍。
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出口创汇495亿美元。
几十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铸造了共和国的辉煌。
仅辽宁一省，从1953年到1994年，全省就累计上缴中央财政3234亿元，占同期地区财政收入的71.5％。
激情燃烧岁月英雄辈出 在那些辉煌的年代里，无数响亮的名字都跟东北沾边，尽管这些人的原籍可能不是东北，但他们清一色都是在东北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时代巨人，王进喜、雷锋、孟泰……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中国人也耳熟能详———鞍钢、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大庆油田、沈飞、哈工大等等；另外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制造各种大型工业设备的骨干工厂，大庆的石油、抚顺的煤以及鞍钢的钢，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这些都是当年中国工业的血脉。
30年前，东北名气最大的人除了王进喜外，就算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
杨子荣当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现在任何一位当红的电影明星。
东北兵团在当时青年中的名气也很大，今天这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中，不少总裁CEO之类的人物就是当年东北兵团的战士。
为什么东北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我们无法发展,越来越差?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整个东北的落后化,非工业化,并非偶然,而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你不想被任何的谎言和矫饰所迷惑,那就请往下看! 先看看刚刚建国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过那时候中央政府出的任何一个关于工业和产业布局的文献,都回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偏居一地.这个偏居一地是什么意思?中央政府可是对东北连称呼一下都不屑的!毫无疑问的是,上海是轻工业的基地,占全国轻工业产量的35%左右.). 而当时的东北,准确地说是辽宁,却把当时全国重工业的产量囊括了近七成!其中,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主要产品:钢材,成品油,电力,机床,军工更高达八成以上!即便是原煤这样在关内手工劳动盛行的产业,辽宁仍然占到55%的份额(因为有抚顺,阜新这两个当时在亚洲无可匹敌的露天煤矿 今天,总有一些人牵强附会地说什么武汉,青岛,天津,甚至重庆,太原什么的是老工业基地,这真叫人笑掉大牙.不客气地讲,跟辽宁中部的重工业基地相比,这些城市根本不配叫什么工业基地,顶多能称得上手工业基地. 当时东北区的主席高岗很牛,为什么?资格老是一方面,主要是实力强,毛主席在北京阅兵,他在沈阳阅兵,然后的群众队伍展示的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拿出来的是棉花和麦子,沈阳的老百姓拿出来的是火车和机床!诸位有兴趣的去看看老将军们的回忆录,多少人走南闯北很多年,到了南满才见到成片的高压电网,密集的铁路,知道了什么叫工业.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城市-大连. 大连是日本人在中国的战略基地,基础设施良好,工业底子胜过川琦和广岛。
刚建国时,大连是中国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重化学工业基地,其中原因我就不说了.关于大连的贡献,这里还要纠正一个历史的冤案.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某位元帅在淮海战役之后讲的一句话:淮海战役是小推车推出来的。
但是,历史上的原话是: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这里的大连的大炮弹指的是当时国内军工第一厂大连立新厂的产品.这个厂就是后来的大连五二三厂,首任厂长是吴运铎.为什么后来有人把后半句删去了呢?仅仅是因为领袖人物讲的新疆和东北仍然是两块殖民地吗?请各位读者自己去理解吧!! 毫无疑问的是,中央政府的高层也很清楚东北的重要性,否则也不会有只要我们有了东北这块巩固的根据地,即使失去了现有的所有根据地,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见谅!可能记的不大准确)这样的话.东北人民不但肩负了解放中国的重任,在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中也是前方战士流血,后方百姓拼命.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不是辽南地区稠密的铁路网,前方的物资如何能无误送到? 比较一下此后的抗美援越,差距多大!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即便是这些,今天也被歪曲成了,流血牺牲的是四川人,山东人(今天甚至有人写出是湖南人这样的鬼话,真是无耻!),大生产的是上海人!奇怪了,难道中国的几个王牌军不是由东北子弟兵编成的?难道数万火车皮的战略物资不是由辽中工业基础生产的?这等明目张胆的歪曲是不是太无耻了呢 再谈谈建国后的建设时期.笔者从祖父那里认真地学习过一五计划建设纲要(一本发了黄而且被老鼠啃过的小册子).其中工业建设的中心意思其实只有八个字完善一个,铺开大网.最中心的一句话是建设并完善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础,使之能够有效地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这里,前半句是手段,后半句是目的.不幸的是,这个目的一直持续了五十年!!! 请各位注意,计划经济时代,东北产品的输出与八,九十年代的广货北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叫调配.所谓调配是无偿地支援,如果是出售的话,年产量一直超过五千万吨,稳产二十年,人口只有八十几万的大庆岂不早就成了科威特了? 全国机电产品的集中地--沈阳,每年无偿调配到关内的产品多达89%!有人说,沈阳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我看,应该叫奶娘才对!鞍钢大型厂很长一段时期是国内唯一能生产重轨的工厂,可是诸位读者你们想一想,建国以后,在东北地区究竟建设了几公里的铁路?就是七十年代建设的沟海线也是辽宁省自筹资金建成的!没有东北的无私奉献,何来的中国六十年代铁路建设的黄金时代?其实,又何止是产品?? 六十年代支援大三线建设,辽宁承担了最重的任务.超过30%的技术,管理骨干被抽调到了西部,很多甚至是整厂整矿地搬迁.今天在河南,在陕西,在四川,在云南,在贵州,在甘肃,在湖北的工厂,矿山,军企,基地中大部分,甚至整厂整矿的沈阳人,大连人,鞍山人,抚顺人,本溪人...在金沙江畔,赤水河边,阴山脚下,戈壁荒滩,他们甚至隐姓埋名,死了都不为人知(笔者父亲的一位年轻时的好友,在一个叫金川还是金昌的地方工作,死后整整六年家里人才知道). & 东北人民为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别的不说,陈三两,想来大家都还记得吧?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无数贡献的人们,每人每年只有三两油吃!难道是东北不产豆油吗? 不是,东北的大豆产量占全国的44-57%(1962-1977年).难道是全国人民都只吃三两油吗?不是,北京市的人均配比是东北的6.67倍,可是它半两油都不产!年轻的人们如果有兴趣,可以问问任何一个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笔者外祖母的一个学生在沟帮子机务段负一点责任,现在回想起来满肚子的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东北的情况也不大好,但还可以勉强维持,因为有吉林和黑龙江两地的大粮仓. 但是上边连续的指令,调配口粮,饲料粮入关,目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调走的那是什么?那是人命啊!要不是东北的自然基础好,大自然赋予的粮食多的话,这等釜里抽粮的作法保不齐也会在东北发生人间惨局.今天有人发贴说东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人较少是因为周总理从苏联那里弄来了粮食,简直是一派胡言!事实上,这样的无偿调配不仅滋长了懒惰和依赖,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了奸诈和诡辩! 今天,那么多的人上网骂东北人的不是,他们可曾记得,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是靠那一口东北大米活下来的?为什么如此的忘恩负义!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应该还记得七十年代东北人到北京抢购的情景吧,猪肉甚至整扇整扇地往回扛!,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北的工业产品可以无偿地调配给关内,而关内的农副产品却不能无偿地调配给东北呢,而是要东北人民千里迢迢进京去买?这其中是否就有资本外流一类的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八十年代之前,东北人民只是小苦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东北人民便是独享这份苦果了.改革开放,邓主席在南海边画了几个圈搞窗口,搞实验田,当然是有风险的,这就需要由上缴财政的大户来分担,这其中东北又是主力军.八十年代初期,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每年的本级财政支出都是财政收入的三到六倍。
这里笔者要澄清一个事实,一直有人声称,并有人相信,八十年代上海为国家上缴了最多的税收,这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第一是辽宁省.问题就在于上海是作为一个整体为国家交税的,而辽宁省内还分出去了几个所谓的计划单列单位:沈阳市,大连市,鞍钢,辽河油田...最为典型的是一九八八年,全国上缴税利的前十名中,竟有四个来自辽宁省:辽宁,沈阳,鞍钢,大连.此外在鞍钢之前是大庆油田,东北一共占了五个!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的东北三省,是不是有些出血过度了呢?! 其实,按比例上缴税金未尝不可,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不公平,这时的广东,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辽宁的 70%,可是上缴税金之少,却只能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了.同样的情况发生的福建和浙江(这里必须提及,江苏在东南地区是个例外,它经济一直不错,而且很少搞鸡毛蒜皮的小动作). 这时候的东北已经显出发展后劲的不足,表现在:工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企业留利过少,自我发展资金短缺(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于全国而言的)。
!. 为了完成每年沉重的上缴任务,东北工业基础错过了八十年代后期工业领域升级换代的良机!这难道是无意中形成的吗?错!上层搞经济的人心知肚明.举个例子.鞍钢是钢铁行业的老大,每年上缴的利税是武钢的3.5倍,首钢的6 .5倍,可是它每年的留利只有三千多万元,在冶金工业部十大钢厂中名列第七,仅比酒钢,水钢高一点点,连首钢的一个零头都不够!用鞍钢计划处的人的话讲,每天的流动资金的最低线都不够!。
这些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那几年冶金工业部出的年鉴,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公平,什么叫压榨!九十年代初期,鞍钢最困难的时候,连买煤的钱都是全体职工捐来的,可是国家的上缴任务却未见丝毫的松动.同时的首钢确实利税全退,国家贷款多得挡不住,又是建大高炉又是买大铁矿,真是风光无限!更多的例子发生在沈阳的铁西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86-89年出版的辽宁经济信息报,那里的东西更全面,相信会更有说服力 邓主席在九十年代初的南巡后,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把上海落下了,现在是该大发展了.这时陈云的势力已衰,对上海的控制已经不行了,上海得到了各种各样,也许连它自己都不敢想 的优惠政策,如出栏的猛虎一般,大发展了. 而这时,用经济界的一句共识来形容东北,仍然是计划经济束缚下的笼中之虎.也就是在这几年,辽宁的工业产值先后被江苏,广东,山东超过(接下去是浙江,甚至河北,河南!).不难看出,中央的经济政策何等见效!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就这样被无情地废掉了! 此时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东北现象这个名词,关于这个词的理解,笔者清楚地记得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某期参考消息的第四版右上角,一位读卖新闻的记者讲的一句话中央政府对满洲的政策是歧视性的. 这句话笔者半个字也没记错,同时他也 半个字没说错.对于一个经济日益衰落的地区课以重税,并设法堵塞它左冲右突的道路,居心何在?良心何在?二零零一年的统计分析显示,全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排行中,辽宁省排名第四,在所有省区中名列第一,吉林,黑龙江也都在前十之列。
但是,这样的发展水平却不能给我们带来收入上的实惠,广东,福建,浙江,甚至河北,湖北这样的落后地区的收入都排名我们之前,为什么? 如果说粤,闽,浙,苏是第一批起飞的地区的话,京,沪,桂则是第二批了.那么,东北能否成为第三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央政府的目光已经投向了西部,重庆,四川,甘肃,新疆...东北有一次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也许就是致命的 但是,这正是某些人希望看到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开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关于地区经济布局的部分,上面已经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未来定了性:...完整的原材料基地,确定大农业的发展方向!看看,用心何其恶毒,决口不谈一个工字.把一个工业区发展 为一个农业区也许就是这个纲要的指导思想。
由此,我想到了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发展的指导思想:非工业化.对的,非工业化!!!套用当年德国人的话说我们(东北人)将永远为他们(南方人)生产煤,原油,提供木材,大豆,粮食,并世世代代作他们的奴隶! 德国人民是幸福 的,有铁血的宰相,有自由发展的契机,颈上也没有沉重的枷锁,而的东北人民呢? 今天,我的朋友们,当你为了二,三百元的工资辛苦工作,当你年迈的父亲省掉了晚餐上那一杯酒,你白发苍苍的母亲不得不在寒冷的雪夜步行回家,你的兄弟们冰天雪地里为了挣一点小钱困苦挣扎,你的儿女在没有暖气的室内冻得瑟瑟发抖,你的好友为钱去拼命,你心爱的球队不得不卖艺他乡,受尽欺辱.甚至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的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