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的作文
军训心得体会十五： 轻轻的，小学生活过去了，不留一丝痕迹，只留下惆怅的我憧憬着神秘的中学生活。
云中谁寄锦书来
精美的入学通知书姗姗来迟，带着我盼望已久的通知书和我对中学的憧憬静静地跨入了这个美丽的校园，中学生活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军训正是这美妙生活的序幕，15号军训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军训让人痛苦，立正、稍息、跨立整得我们这些温室中的花朵苦不堪言，尤其是站军姿，它真的让人欢喜让人忧，腿绷得老直，教官仍在一边叫嚣：“有的同学又在偷懒，拿出点毅力
”没办法，大家只好抛下十二分的不愿，挺直双腿任他雨打风吹皆不弯，大腿好痛，手臂手酸
军训让人坚强，李阳曾说过：“pain past is pleasure（咬牙冲过去的痛苦就是快乐）”，是的，困难其实并不可怕，敢咬牙克服困难的才是真的英雄，只有面对任何痛苦都能一笑置之心，才是真的快乐之人。
绿色军营令多少华夏青年充满神往，令多少壮志之士抛汗撒泪，七天转瞬就过去了，这期间有笑有泪，有酸有甜，有脆弱更有坚强，超载了军训的痛苦，似乎每张稚气的脸都染上了坚强的光辉，每个初入大学的学子变得更成熟，更能经风历雨了。
军训让人严正，一向懒散惯了的我们秉持“在家靠父母，在外靠同学”的人生信条，说话做事慢条斯理，对人对事无动于衷，已经习惯了凡事慢半拍的我们怎能为国家添砖加瓦
是军训陶冶了我们，使我们明白了口号就是命令，听到命令必须当机立断果敢地采取行动，除了服从命令我们别无选择
军训使我们学会包容，在军营中，难免有人犯错，对于犯错误的同学，大家应该有一颗包容与教诲的心，一个生活中的人，学会了包容，就学会了最起码的为人处事哲学，包容说来简单，实则高深，一个拥有博大胸怀的人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七天的军训生活过去闻，我终于彻底明白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的兵，是军人，是他们用手用肩膀扛起了中国，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最可爱的人
--------------------------------------------------------------------------------------------------------- 军训心得体会十六： 感悟军训 带着自信与理想我来到这所美丽的校园，来到校园里更多的是期待与兴奋。
军训是大学生活的第一部曲，我期待着用我最娴熟的技巧去演奏，我兴奋，我可以感受那种蕴含人生百味的旋律。
夏日炎炎，太阳好像要用全部的光和热融化这个世界，整个场地好像一个蒸笼，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纹丝不动站军姿，不厌其烦练枯燥而烦琐的动作，汗水像决堤的洪流，顺势直下，用“挥汗如雨”、“豆大汗珠”是无法形容的。
全身上下只有好累、好热、好疼的感觉，汗珠在脸颊流淌好难受却无能为力，腿脚酸疼好想休息却力不从心，这一切让我对期待许久的军训渐失信心，让我有了放弃的冲动，我多想大声喊出：“我不要练了
”然后飞奔逃离这个即将融化的鬼地方。
但我没有，因为在我挣扎与痛苦的时候，我想到了军训动员大会，“对军训的逃避就是对生活的逃避”，我不要做一个生活的逃兵，以前的我总是在逃避艰苦的事情，让自己变得好脆弱，好失败，我要抓住这个让我坚强起来的机会，赶走脆弱与失败，所以我重拾信息。
度过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后，我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因为我战胜了自己，去努力承受任何事情。
虽然军训只是短短的几天，但他却给了我一生都受用的东西，军训让我有了对生活坚持的态度，让我明白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做任何事情只要肯付出，那么一定会回报自己一个钻石般的生活和五色石般的人生。
我始终都坚信：坚持就是胜利。
但它在军训中给了我一个更完美的诠释。
错过军训生活，是大学生活的一个遗憾，因为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而是对百味人生有更深体会的机会，更是一种坚持与百折不挠的精神，我想在经过短短的15天军训生活后，我的人生会有所改变，因为它将永远激励我走出一个精彩人生
----------------------------------------------------------------- 军训心得体会十七： 一、坚持就是胜利 烈日烘着大地，我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圈又一圈的痕迹。
汗水沿着脸颊一滴又一滴地滑下，热气充斥着我们的鼻翼。
军姿已站了三十分钟了吧，脚的刺痛感越来越清晰。
别班的同学一个个地倒下了。
倒下吧，那样就能好过点。
然而，我怎么能倒下呢，都已坚持了那么久，现在倒了，以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还是站着吧。
我相信，我一定能行。
半途而废不可为，只有坚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因怕苦而倒下的人是懦夫，能吃苦而不怕累的人是勇士。
作为一个健康的大学生，我跟我的同学都选择了后者，当勇士，力争坚持到底。
结局，当然是大获全胜，赢得了教官与大家的认同及尊重。
二、学会同甘共苦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地融合在一起，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凝聚力极强的集体。
军训的日子又苦又累，但斗志高昂的我们从不妥协地勇闯。
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分享，分享水分的甘美；分享身边发生的趣事；分享节日的快乐；分担别人的忧愁，分担他人的烦恼；分担思乡的感慨，不再当墙角中的小花默默地孤芳自赏，而是当伸出双手拥抱阳光的向日葵，不畏风雨，追求着理想。
一声又一声的“报告”，提醒着我们已长大成人，要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做事要光明磊落，做人要活得洒脱，事事有家人护着的日子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
自强不息，我们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天是军训的第11天，随着一声“齐步走”的口令，我与队友们整齐地一步又一步向前走。
我们都高昂着头，目光直视前方，英姿飒爽，不用看地，我们都知道，我们走得很好。
听着一声“稍息”，我们都被选入方队了，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若无教官的严厉与悉心的教导，哪有我们今天被选中的荣耀，若无自己的努力与永不言败的意志，又哪来今日的成绩。
时间会流逝，然而我们会用热情换回时间，让年轻的心永不改变，今天我们献出的是青春与汗水，他日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累累的硕果。
我相信，有心人，天不负。
只要肯干，总有出头的日子。
------------------------------------------------------------------------------------------------------- 军训心得体会十八： 在烈日中涅磐 湖南的秋天仍和往年的一样，时近中秋，却丝毫没有起风转凉的意思。
骄阳肆虐着，张扬着，似乎要把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连树尖上的嫩叶也在它的控制下迅速衰老，呈现出颓废之势。
我们也在这时，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早有耳闻，大学的军训是大学生活的第一课，是绝不轻松的。
望着树尖的叶子，心里忍不住一阵害怕，我们能挺过去吗
我们会像叶子一样颓废吗
太多的疑问在我的心中徘徊，久久不能散去。
军训生活如期的开始，一切都有条不紊，骄阳也按着它的原计划，每时每刻都嚣张地舔着火舌，汗珠一滴滴地从额头流过鼻尖，砸碎在操场地水泥地上，迅速蒸发，再也不见踪影。
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笔挺的站着军姿，任汗水从脊背穿过；我们也必须高抬着脚掌，狠狠地砸向地面，任痛疼与麻木刺激。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要那么用心，随便应付一下，军训不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教官的一番话也是最好地解释：“你可以做最好地，你也可以做最差地，既然你可以努力做到最好，为什么你不做呢
” 军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磨练我们的意志，是锻炼我们的集体合作意识，自然军训的过程必须伴随着自然的恶劣与精神地痛苦，但人生就是一条齐整荆棘的道路，军训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段，在前行的道路中，我们会被刺痛，会被扎伤，会被鲜血染红。
但这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鲜血，哪来鲜花
没有伤痕，哪来的精彩
骄阳似火对吧，我们用黝黑地皮肤告诉它，我们不怕；双腿疼痛对吧，我们用坚强有力的脚步声告诉它，我们不怕，懒惰侵蚀对吧，我们用顽强的斗志告诉它，我们不怕。
凤凰在飞上九重天之前，会在雄雄的烈火中煎熬，最终完成涅磐。
经过军训，刚来时的疑问一一解开。
我们不是树尖上的颓废的日子，我们要做飞舞九天的凤凰。
炎炎的烈日，就像灼热的烈火，我们用我们的意志，让自立代替了依赖；让坚强代替了懦弱；让坚持代替了退缩。
我们完成了煎熬的过程，像一只只凤凰在烈日中涅磐。
伴随着鲜艳的旗帜，嘹亮的口号，坚定的步伐，我们将飞得更高更远。
百度地图
18岁成人礼的感想
北京奥运会万众瞩目的110米栏小组预赛今天中午正式打响，刘翔第一次出现在了鸟巢体育场。
从雅典奥运会之后，国人就期待着刘翔能在北京奥运会上卫冕男子110米栏冠军。
4年间，刘翔成了英雄和旗帜，鲜花、掌声，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国人前所未有的尊宠。
刘翔的临时退赛，令人震惊，也引来媒体和大众一片哗然。
鸟巢从山呼海啸到刹那间寂静无声，网络里也正在铺天盖地议论刘翔因伤退出奥运的新闻，有人表示愤慨，埋怨他在演戏，甚至怀疑刘翔是借伤回避压力才退出比赛；有人表示遗憾和惋惜，对这个身影难以割舍；也有人感到失望，说他辜负了13亿人的期待；但绝大部分网友都怜惜和鼓励着我们的英雄，被他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奥运会上的意义已经并非是一个运动员那么简单了，而变成了一个民族符号，有了象征意义，因此他的退出，势必对他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短时间内也将是难以接受的。
就如同“奥运音乐日记”中歌手小类写给刘翔的一首《速度连接了一切》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要以同龄人特有的平和、信任、宽容的姿态来看待他的退出，因为刘翔不仅仅是个出色的110米栏运动员，他还是一个25岁的普通年轻人，跑道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也不应该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我们要把刘翔当作一个人来看，一个超越自己坚持梦想的年轻人，面对伤病，面对压力，面对对手，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他有放弃的权利。
8月18号的鸟巢注定是孤独的，但体育竞技就是这样，任何意外都会发生。
我们每一个关注、喜爱的刘翔的人，应给于他理解、支持和信任。
“速度在每个跨越之间，跑道画不出那追求的极限。
”用音乐送别我们的英雄，祝福刘翔!
协助交警维护交通 的感受 1000字左右。
其实可以随便些，具体就是你们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都可以写，下面可以参考参考。
领导重视，保障措施有力。
“万人评窗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体现，是扩大基层民主，强化群众监督，构建和谐社会，改进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是“从我做起，走向文明”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面管理、车辆管理、事故处理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和掌握交通管理、事故处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倾听群众呼声，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更好地服务于公安交通管理工作。
对此，大队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提高服务水平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坚持业务工作与优化服务环境紧密结合，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以这次活动为契机，高度重视和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
借助五个载体，带头践行文明行动。
教育民警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应当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作为一名公安民警应当严格落实“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和气、办事公道”的要求，自觉做到“文明在我环境中”；教育民警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乱使用警灯、警报器，不无故冲闯红灯、借道行驶，自觉做到“文明在我行进中”；要求民警正确使用“您好”、“请”、“谢谢合作”等文明规范执法用语，坚决杜绝口大气粗、谈吐不雅等冷硬横现象，自觉做到“文明在我话语中”；聘请专家为民警讲授文明礼仪，把“微笑”服务渗透每一个执法环节，以“微笑”对待服务对象，自觉做到“文明在我微笑中”；深入开展“珍惜荣誉珍惜岗位 珍爱家庭”主题教育活动，教育民警常怀感恩之心，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集体和自己家庭的事情，自觉做到“文明在我感恩中”。
擦亮车管窗口，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以“一窗式”综合服务模式改革为契机，大力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真正实现便民利民，提高群众满意率。
深入开展“十佳文明示范窗口、十佳文明服务标兵”、“规范执法示范单位”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好事”等评选表彰活动，坚持以示范引导，以典型引路，感染、带动民警、市民积极参加“从我做起，走向文明”奉献日活动，自觉维护公共卫生，模范遵守公共秩序，及时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努力在车管内部形成崇尚文明、践行文明、争当文明的良好风气，努力在全社会打造知荣辱、除陋习、讲文明的社会风尚，使车管这个窗口成为全社会走向文明的忠实践行者、积极推进者。
强化源头管理，夯实基础工作。
进一步完善危化品运输车、校车、客运车辆及驾驶人管理电子档案，实施“户籍化”管理，落实主体责任，有效防止重点车辆交通事故的发生；建立校车管理“学校监管班级、班级监管学生、学生监管家长和民警监管校车”四级链条式管理机制，实现校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深入开展“五进”宣传教育和“四个创建”活动，巩固车管窗口教育基地，以“四不四让”为主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倡导文明行车，倡树文明新风，提高文明交通意识，建设文明和谐幸福家园。
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秩序，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发挥城市交通管理主力军作用，高标准定位、高起点谋划、高强度推进，加大城区道路交通管理力度，大力倡导文明和谐交通，全面提升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水平。
以整治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行驶、闯灯越线、争道抢行、大型车辆闯禁行、灯光不全、驾乘摩托车不带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为重点，加大不文明交通行为的严查严纠力度，为群众出行创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倡导文明出行。
这个大队组建300余人文明交通劝导志愿者队伍，宣传普及交通安全法规知识，劝导人们有序乘车、安全行路、文明礼让。
在实验小学、实验中学、县医院门口、信誉楼附近等车流量较大、行人较多、比较繁华的路口，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引导车辆安全文明行驶、行人安全文明过马路，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示范引导广大市民消除陈规陋习、纠正不文明行为，共同增强文明意识。
推行微笑服务，拉近警民距离。
这个大队从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车管、事故处理、违法处理等窗口单位入手，强化对窗口单位民警日常行为举止的教育培训，积极倡导文明用语、文明服务，擦亮窗口，展示民警的良好形象。
倡导使用文明用语，微笑服务，礼貌待人，提供快捷方便的各类服务。
日常工作中，以微笑服务为突破口，自觉做到做到温情 “四个一”，即：“一声问好、一个微笑、一句提示、一声感谢”。
大队还聘请礼仪专家为民警讲授文明礼仪，把微笑服务渗透每一个执法环节，以微笑对待服务对象，用微笑面对工作，微笑面对生活，微笑面对他人，自觉做到“文明在我微笑中”。
推行文明用语，用话语传递文明。
车管所和事故处理科结合工作实际和服务对象，有针对性地收集整理相关服务用语，将“请”、“您好”、“请坐” “谢谢”、“再见”等温馨字词作为基本的工作语言，展示公安民警和蔼可亲的另一面，以此来提高窗口单位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让办事群众在文明话语中看到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在身心愉悦中感受公安机关优质服务带来的新实惠，用话语传递文明，用话语体现素养。
倡导“礼让斑马线”，培养文明行车良好习惯。
在所有驾驶人中开展倡导“礼让斑马线”活动，号召机动车驾驶人在行至斑马线前要主动减速慢行，遇有行人通过斑马线时要停车让行，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对不遵守礼让规定的驾驶人进行口头教育或警告，让驾驶人养成文明行车的好习惯。
同时，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设立公开举报电话，鼓励广大市民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在社会上形成礼让斑马线的良好风气
为什么音乐有医疗作用
（谈自己感想，700字左右）高手帮忙啊，急着交呢，悬赏分就这么多了，谢谢了
音乐治疗，从其原理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属于心理治疗范畴之内的。
音乐为什么能够治病呢
这是由于它通过心理和物理两个方面的途径对人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对人的心理作用 音乐能通过音响的作用来改善人的心理状态，使患者失去平衡的心态重新获得平衡。
音乐对人的心理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
音乐对人的情绪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同的音乐能引起听者不同的情绪变化、音乐是一门善于表现感情的艺术，无论是喜、忧、思、悲、恐、惊等情绪，它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一般人的听觉十分分敏锐，因此，音乐具有最为自接、最为强烈的情感引发作用。
人们通过接触音乐，即能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感受，也就是说，音乐对人的心理能产生一种比其它艺术更强、更深刻的感染力和影响人（影响人的情绪、情感和行为）。
音乐治行就是运用音乐这一“以美感人，以情动人”的特殊性，让患者通过接触音乐活产生的一系列心理、生理的变化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另外，人的情绪活动不仅与大脑皮层有密切关系，而且与内分泌系统、植物性神经系统、丘脑下部和边缘系统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边缘系统是调整人体内脏器官活动的最高中枢。
因此，能引起人们积极情绪的治疗音乐，就能改善和加强人的人脑皮质、边缘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等功能，从而更好地控制和增进人体各种内脏器官系统的正常活动。
以上，就是音乐对人的情绪、情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同样，音乐对人的行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音乐治疗本身就是包括欣赏、演奏、演唱等多种形式的一项有结构的活动：（1）当患者参加音乐治疗活动的同时，他实际上已进入一连串的有组织、有规律的活动之中。
音乐，就乐曲本身来看，它是个有规律性的整体结构，乐曲有其固定的旋律、节奏、力度、速度、音色……，患者参加音乐治疗活动，就需要学习，需要自始至终注息乐曲的全貌。
因此，患者必须精神集中，才能通过参加音乐活动来训练集中注意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正是那些精神病、神经病和弱智者所缺乏的。
（2）在参加练习的同时，患者还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适应乐曲在时间上有规律的持续活动，以逐步做到约束自己的行为。
（3）通过参加音乐治疗活动，能使患者将注意力放在他所能做到的事情上，而不是他残缺的地方，久而久之，就能给患者闯出一条成功之路，从而建立自信心，并逐步恢复认识及接受自我。
（4）智力或身体有残缺的人，一般都缺乏适当的社交活动。
这是由于自身的残缺而形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或是缺乏社交的技能以致不愿或不能与人交往。
音乐活动（例如参加合唱、合奏、重唱、重奏等），能将人们自然地聚集在一起，这样，患者就能借助音乐与别人有初步的、非语言的沟通，进而达到语言的沟通，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交活动。
音乐对人的物理作用 音乐能通过音响的作用来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科学家们曾研究过声音对听觉器官和听神经的作用，发现一根听神经纤维只接收一种频率的音响、音乐对人的生理作用，首先是通过音响对人的听觉器官和听神经的作用开始的，进而才影响到全身的肌肉、血脉以及其它器官的活动。
由于人体的神经和感官都有一定的振动频率与生理节奏。
而音响也有它自己的振动频率与节奏，假如外部音响的振动频率、节奏与人体内部的振动频率、生理节奏相一致时，当音响传入人体之后（音响能透入人体被吸收），就会引起一种共鸣（或称共振）反应，从而激发人体内所储存的潜能，使人体原有的能量动员起来，由静态变为动态、所以说，音乐中旋律的刚劲与柔美、节奏与节拍的长短与轻重、速度的快与慢、力度的强与弱、音区的高与低等方面的不同，分别表现为镇静作用、兴奋作用、镇病作用、降压作用、情绪调节作用等不同的治疗效果。
镇静作用 平稳柔美的音乐，能调节人的心律和呼吸，可使人消除精神紧张，起到松地和催眠的作用、例如在术前让患者听轻松的音乐，可以消除紧张感，减轻恐惧不安的情绪。
据日本的报导，术中戴耳机听音乐也具有镇静的效果。
又如神经衰弱和失眠的患者，听平稳、柔美的音乐，可以消除烦燥和不安情绪，安静入睡。
在哮喘病房里播放具有镇静性的音乐，以配合药物治疗，效果比单纯服用药物更好。
镇痛作用 活跃、欢快雄壮、激情的音乐对疼痛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并能提高麻醉的效果、这是由于恐惧、焦虑等情绪会使病阈降低，愉快、兴奋的情绪可使病阈升高的缘故。
英国剑桥大学口腔治疗室就曾用音乐来代替麻醉剂，成功地为200多个患者拔掉病牙；德国赫莱尔德体育医院用音乐代替麻醉剂进行了万余例手术；又据美国阿德费大学一则报导，术后病人听轻音乐，其疼痛的比分都明显降低。
降压作用 由于音乐有利于消除精神紧张和烦燥不安感，因而对心血管系统发生良好的反射作用，促使血管舒张，紧张度降低，从而使血压下降以及改善心脑供血状况。
据实验，所一曲抒情、柔美的乐曲之后，血压可下降10～20mmHs；在候诊室里播放抒情、柔美的音乐，可减轻患者的精神紧张，防止血压升高。
调节情绪作用 音乐能使人的情绪产生变化，它可使淡漠的情绪变为积极；相反也可使积极的情绪变为淡漠。
例如明快、活跃的音乐能使人心情愉快、精神开朗；抒情、优美的音乐会令人心情舒畅，心胸开阔；激情兴奋的音乐能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平稳、柔和的音乐则可使人情绪安静，心平气和等等。
此外音乐还有调节人体各系统生理功能的作用，例如对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精神神经系统等部具有良好的调节作用。
人类感情中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感情，尽管都能通过音乐得以充分表达，但从医疗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能起到治疗作用的。
应该说，多数音乐对不同患者分别具有不同程度的治疗作用，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刺激性过强的，或使人产生恶性反应的音乐则不宜用于治疗之中。
例如那些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时有突强音响出现的音乐，嘈吵、烦人、使人不安的音乐，表现手法过于古怪、荒诞的音乐，旋律性不强而又不美的音乐，旋律、和声、节奏、音响都带有刺激性的音乐，以及格调低下的音乐等等，都不宜作为治疗之用。
而那些旋律优美动听、情绪欢快、充满激情、对人具有良性感受、能产生有益联想的音乐，则完全适用于治疗之中。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 肖迅选摘.
谈谈你对硒的感想
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身体缺硒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研究证明适量补充硒元素可以提高免疫力、防癌抗病、延缓衰老、帮助睡眠，促进脑力发育，保护肝脏、肾、心脏、前列腺等，还可以美容养颜，临床上用来治疗肿瘤、癌症等，对提高精子的活力也有一定作用，所以日常生活中应该每天摄入200微克硒元素，但同时也不能过量，服用过量会中毒，导致指甲变厚、毛发脱落，肢端麻木，偏瘫。
平时可以通过富硒食品来补硒，如富硒大米、杂粮等，可以百度了解一下湖南亲硒元的农产品。
如何看待学衡派对于新诗主张的质疑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
《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
“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
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
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
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
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
“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
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
（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
“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
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
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
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
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
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
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
《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
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
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
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
（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
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
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
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
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
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
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
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
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
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
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
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
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
《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
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
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
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
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
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
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
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
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
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
《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
《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
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
《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
《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
《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
《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
“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
《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
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
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
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
（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
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
《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
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
《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
《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
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
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
（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
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
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
（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
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
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
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
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
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
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
《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
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
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
《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
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
收入《古史辨》第1册。
《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
《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
”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
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
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
“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
“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
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
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
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
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
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
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
《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
《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
”《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
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
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
《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
《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
《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开天辟地大事变 观后感
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
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
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
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
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
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
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
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
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
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
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
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
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
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
“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
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
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
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
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
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
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
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
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
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
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
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
”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
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
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
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
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
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
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
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
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
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
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
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
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
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
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
”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然后，匆忙退出。
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
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
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
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
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
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
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
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
”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
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
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
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
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
”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
”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
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
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
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
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
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
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
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
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
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
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
”他竖起了大拇指。
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
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
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
”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
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
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
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
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
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
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
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
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
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
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
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
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
”陈良廷说：“不是。
”刘仁静不再做声。
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
”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
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
”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
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
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
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
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
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
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
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
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
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
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
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
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
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
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
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
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
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
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
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
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
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
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