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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农法读后感

时间:2018-11-12 03:03

做不忧不惧的自己读后感法雨果著

诸君

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

这边苏州学界里头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

  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

  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的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

”“你想学些什么

”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

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

”你在学校里头学的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

  任凭你那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另一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这三部份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知、仁、勇。

  为什么叫做“达德”呢

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

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  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知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

—知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

  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

  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须有遇事能判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了,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

  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著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

  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

  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

这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

  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

  例如我想做农吗

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罕、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

我想做财政家吗

何等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得的知识,就是这一类。

  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

还不能。

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

  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

  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一定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

  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

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

“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

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

”孔子说︰“仁者,人也。

”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见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

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

  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

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

  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

  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

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

  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干”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

然则不做怎么样

不做便连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

”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

  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

”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说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

为什么呢

  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

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

  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亦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持。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

  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

”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

  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

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

  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然则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

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

  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

”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俗词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  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

  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

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

’或对曰︰‘申枨。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  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链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

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

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

  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  我老实告诉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

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工夫不可。

  意志磨练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

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在做到那一件

那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

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嗳哟

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

  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确实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

  诸君啊

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

你要知道危险呀

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是算有学问呀

  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吧︰你如果做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

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

  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

  诸君须知道啊

这些人,当十几年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缦,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

  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  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

诸君猛醒啊

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

你现在怀疑吗

沉闷吗

悲哀、痛苦吗

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

我告诉你︰你怀疑、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会惧。

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

  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

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

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

醒醒吧

养定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

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1922年12月27日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

原载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镌》,选自: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487页。

急求鲁迅呐喊的每篇的内容梗概,精彩描写,读后感(每篇共要100——200字)

1)《药》的梗概:  老栓的儿子得了肺痨,现在话就是肺结核,那个时代里是治不好的绝症,当时人们流传人血馒头可以治好,所以老栓花了大钱买下了从判党(共产党)斩首时染好的血馒头,回去蒸给小栓吃,可惜他的努力只起到了安慰作用,小栓最终还是死了.和他的坟临近的地方是那个被斩首的革命党(夏家的小儿子)的墓,他的墓上有一圈鲜艳的小花,但小栓的却什么也没有……  《药》是一个比喻。

救国的重任,在鲁迅看来,绝不是小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所能胜任的。

因为其脱离工农的固有缺陷,使他们在国家政治力量对比中始终软弱无力。

尽管那些内心有着真诚的为救国不惜付出生命的热情的人,到死也得不到普通群众的理解,更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最终为国捐躯,身首异处,自己的鲜血却被没觉悟的老百姓当作治肺痨的迷信药物吃掉。

  《药》的明线是描写群众愚昧;其暗线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

用人血馒头将明暗两条线索连结起来,就更加突出了群众的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忍耐的悲哀和孤寂。

作者所揭示的不是夏瑜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而是群众身上的弱点。

并且不是一般的揭示,而是把这种弱点和革命、革命者联结起来,更加深刻地加以揭示。

诚然夏瑜是孤寂和悲哀的,但作者并没有剖析他这孤寂和悲哀的主观原因,比如“脱离群众”之类,而是着重在揭示造成这种悲哀和孤寂的客观原因。

就在剖析客观原因的时候,作者也不是着重在揭示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和狡猾,而是侧重描绘群众的麻木和愚昧。

这就是说,革命者的悲哀和孤寂是因为深味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之故。

  鲁迅曾经与友人谈及这篇作品,他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我们认为鲁迅的这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如果需要我们做出概括的话,《药》的主题就是:群众现在还很愚昧,他们对于革命本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却毫不觉悟,甚至敌视革命。

要革命,就必须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把他们从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革命的成功就没有希望。

  2)《狂人日记》的梗概:  《狂人日记》一书共有四十小节,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讲述一个小伙子患了精神病时写的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是《呐喊》的初篇。

  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柔和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  “狂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对社会的恐怖心理。

他认定现在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

他半夜察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吃人”的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

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弊害”何在

乃在“吃人”。

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3)《鸭的喜剧》的梗概:  《鸭的喜剧》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色彩的小说,作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本篇即以此为素材,作品结构简单明了,但内容丰富深广。

作者塑造的主人公爱罗先珂对世界充满爱心,那是一种趋势博大的爱,他爱一切生物,爱充满活力的生命,爱欢乐的世界,但世界并非尽如人意的。

作者通过鸭的喜剧——也就是由蝌蚪的悲剧,提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委婉的表达了人间不可能无所不爱,唯有反抗强暴,才能保护弱者的思想。

本篇在写作上有散文化特色,情节性不强,但语言朴实、亲切、雅致、别有一翻韵味。

  爱罗先珂居住在北京。

他觉得十分无聊,寂寞,便托人买了一些蝌蚪儿,待它们长大后就可以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声”。

当他从孩子口中得知“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

  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

小鸭固然可爱,但它们在游泳的时喉,“吃掉”了河中爱罗先珂的蝌蚪。

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就这样破灭。

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文章不长,但是字里行间鲁迅先生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却是十分精辟的,他把北京比喻成“沙漠”,从中体现出北京的安静、干燥等特点。

文中鲁迅写到的小鸭形象,虽然不过一、两句话,但十分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小鸭可爱的样子。

  而文章的最后两节,总觉得有些凄凉:景在,人已不在。

真有点可惜了,如此可爱美丽的景色,竟无人欣赏,是不是有些可惜了呢

  4)《端午节》的梗概  《端午节》塑造了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方玄绰的形象。

方弦绰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

”  从他的身份地位上看,他不仅厕身于高等学府,喜欢发发奇谈怪论,而且又混迹于官场,扭扭捏捏地做个政府的小官。

这个知识分子加官僚的身份,使他说话做事充满矛盾,——“索薪”事件,更是使他不尴不尬,左支右绌,颜面尽失。

  从他的文化角色上看,他表面上是新式文人,天天捧着《尝试集》咿咿唔唔。

但骨子里浅薄、市侩,在家里是坐吃等伺候的“家长”,在社会上是袖手旁观,静观待变的“看客”,是个披着新衣的旧式文人。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采用的是轻松、幽默的讽刺笔调。

通过描写方玄绰的行为、语言和心理,塑造的是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形象。

而在中国的传统里,屈原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屈原的。

用端午节作题目,更加讽刺了主人公的浅薄和市侩。

  5)《故乡》的梗概  《故乡》写于1921年,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大多取材于真正的现实生活,它深刻地概括了1921年前的30年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

作品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神上受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

突出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

  《故乡》中有我们所熟知的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形象对比,少年闰土活泼可爱,机灵能干,中年闰土则麻木、畏缩,反映了传统思想对人的深刻影响,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形象,由一个美丽的女子变为一个庸俗、自私、刻薄的人,这不仅是作者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统治中国农民的思想的历史文化的不满,所以要“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也希望年轻的一代有新的生活。

  6)《孔乙己》的梗概  孔乙己是清末一个下层知识分子。

他苦读半生,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在“四书”、“五经”中耗掉了年华,落到即将求乞的境地。

他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在人们面前显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

只有当人们触到他灵魂深处的疮疤:“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才立刻颓唐不安。

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他和一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一样,养成懒惰的恶习,不会营生。

为生计,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

即使落到被打折腿的惨境,他还要用手慢慢地走到酒店去喝酒。

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孔乙己却能在瞒和骗中偷生,自欺欺人,以别人难懂的之乎者也为自己遮丑,显示自己的学问,并以腿是“跌断”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封建科举制度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和灵魂,然而他麻木不仁,至死不悟,始终不明白自己穷困落魄终生的原因。

这正是他性格中最可悲的东西。

作者用无情嘲讽的笔触,通过对孔乙己思想性格的刻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制a度。

然而,作者在批判他的封建意识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心,特别是写到他教“我”识字,给孩子分茴香豆,从不拖欠等情节,一再表现了他心地善良,从而更激起读者对迫害他的封建制度的愤恨。

  7)《阿q正传》的梗概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

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

”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

”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

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

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小说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8)《兔和猫》的梗概  《兔和猫》这篇小说带有寓言的色彩,作者以小动物兔和猫为对象,抒发了自己的爱憎之情。

作者同情新生弱小的兔子,憎恶大黑猫的凶恶,并由此寓视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反衬出代表黑暗势力的大黑猫的凶残,和作者对其的憎恶之情。

作者以极强的观察力,传神的笔致把白兔的外形、动作、神态描绘的栩栩如生,语言生动准确,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9)《社戏》的梗概  名为《社戏》,小说并未直接写“我”小时所看的社戏,开头记述的却是“我”成年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经历。

那两次戏,都没看好,反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沉闷、世故、污浊,这适与“我”少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真率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

鲁迅心中的故乡实有两个,一是《故乡》中所描绘的现实中的故乡,一是《社戏》中所展现的理想中的故乡,他常常是以理想中故乡的完美来反衬现实中故乡的残破。

《社戏》没有正面描写农村的苦难,但对理想中故乡的讴歌,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

《社戏》可说正是对于故乡之梦的具体描绘,蕴含其中的是对故乡的一腔挚爱。

故乡之美好,最分明地在生活其中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人的健康成长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显示。

人之中,重要的又是小孩,因为他们才是社会的未来。

鲁迅一直深切关注儿童的成长,在《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在对故乡极度失望的《故乡》中,他也是从少年闰土身上看到了故乡之美好,由儿童身上重新看到了希望。

对于后代,鲁迅作为长辈的心愿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0)《风波》的梗概  辫子,曾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在鲁迅眼里,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与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水乡中一场辫子风波的描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  小说描写1917所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状态的无特操的国民性的弱点.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能唤醒民众,是难以成功的.  11)《头发的故事》的梗概  围绕着女子剪发、男人剪辫子的头发问题组织故事,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鲁迅寄寓了自己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痛恶,对软弱的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愤激.鲁迅将人物独白作为构思这篇小说的主要手段,通过人物独白来叙事抒情,同时以辫子这种社会意象来叙事.小说创作过程中也采用了虚构艺术,通过虚构的假,达到艺术上的真.叙述和人物语言也精炼传神,富于美感力量  12)《明天》的梗概  《明天》中通过单四嫂子这个就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的展示,批判了封建男权思想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戕害,痛斥了以蓝皮阿五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农民的愚昧麻木和不觉醒的精神状态,鲁迅对他们则带有深深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13)《白光》的梗概  《白光》塑造的则是在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苦苦挣扎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  在《白光》中,陈世成一心想升官发财,但连续16回的落第,粉碎了他的升  官梦,勾起了他的发财欲望.在幻觉中,银子发着白光,左转右拐地把他从  家引到山里.他怔怔忡忡的追逐白光,最后溺死湖中.  这篇文章有意写得阴森恐怖是为了批判当时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揭露不中第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  14)《一件小事》的梗概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先生把一位平凡的人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车夫写的那样的光辉伟大,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鲁迅先生有急事鼓了一辆车去S门,但路上,人力车的车把碰到了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妇人,当时,鲁迅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她并没有受伤,于是,挥挥手让车夫快些走,但车夫却完全不理会鲁迅先生,而是“傻傻的”跑过去把老妇人扶起来,并关切的问她的伤势,再把她送到警署去做检查,当时,鲁迅先生看着车夫的背影,心里觉得他不再低微,而是变得伟大起来,而鲁迅先生觉得自己又是那样的渺小,心里的愧疚感便油然而生。

  《一件小事》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内容警策深邃。

在歌颂下层劳动人民崇高品质的同时,还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表现出真诚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新思想。

在五四运动时期能有如此认识是很不寻常的,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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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

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

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

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

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

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

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

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

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

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

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

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

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

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

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

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

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

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六年级古诗大全500首

注:省份学五年,初中四年,而有的省份则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本仅以小学六年进行小学古诗归纳。

且各省教材有所不同,仅以“人教版”为参考标准。

小学六年级古诗共计10篇,上册4篇,下册6篇。

上册:《诗经·采薇》 《春夜喜雨》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天净沙·秋》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翻译】豆苗采了又采,薇菜刚刚冒出地面。

说回家了回家了,但已到了年末仍不能实现。

没有妻室没有家,都是为了和玁狁打仗。

没有时间安居休息,都是为了和玁狁打仗。

春夜喜雨》 作者:杜甫(唐代诗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翻译】多好的春雨啊,好像知道时节变化,到了春天,它就自然地应时而生。

伴随着和风在夜里悄悄飘洒,滋润着万物轻柔而寂然无声。

野外的小路上空乌云一片漆黑,只有江面小船还亮着一盏孤灯。

清晨观赏细雨湿润的处处春花,朵朵沉甸甸地开遍美丽的成都。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作者:辛弃疾(宋代诗人)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翻译】天边的明月升上了树梢,惊动喜鹊飞离树枝。

清凉的晚风中传来远处的蝉叫声。

一阵阵浓浓的稻花香扑鼻而来似乎在告诉(行人):“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这时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欢叫声。

闪烁的星星时隐时现,山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往日土地庙附近树林旁的茅屋小店哪里去了

拐了弯,茅店忽然出现在眼前。

天净沙·秋思》 作者:白朴(元代诗人)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

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翻译】枯萎的藤蔓,垂老的古树,夕阳下一只无精打采的乌鸦,扑打着翅膀,落在光秃秃的枝桠上。

纤巧别致的小桥,潺潺的流水,低矮破旧的几间茅屋,反而愈发显得安谧而温馨。

荒凉的古道上,一匹消瘦憔悴的马载着同样疲惫憔悴的异乡游子,在异乡的西风里踟蹰而行。

夕阳渐渐落山了,但是在外是游子,何处是归宿

家乡在何方

念及此,天涯漂泊的游子怎不愁肠寸断。

下册:《卜算子-咏梅》 《示儿》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长歌行》 《出塞》 《七步诗》《卜算子-咏梅》 作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示儿》 作者:陆游(宋代诗人)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翻译】我本来就知道,当我死后,一切就都没有了,只是唯一使我痛心,遗憾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祖国的统一。

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祭祖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作者:杜甫(唐代诗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翻译】剑门关以南的四川,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初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喜得涕泪交流,沾湿了衣裳。

回过头来再看妻子和儿女,平日的忧愁已不知跑到何处去了;我胡乱地卷起诗书高兴得几乎要发狂。

白天里我要放声歌唱,纵情畅饮;美好的春景正好伴着我返回故乡。

我们要立即动身,从巴峡乘船,穿过巫峡,顺流直下到达湖北襄阳,再从襄阳北上,直奔洛阳。

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翻译】早晨, 园中有碧绿的葵菜,晶莹的朝露在等待阳光照耀。

春天的太阳散布恩惠,所有生物因此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

常常担心肃杀的秋天来到,花和叶都枯黄衰败了。

千万条大河奔腾着向东流入大海,什么时候才能回头西归呢

如果年轻力壮的时候不知道图强,到了老年头发花白,一事无成,悲伤也就没用了。

出塞》 作者:王昌龄(唐代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翻译】在漫长的边防线上,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可是去边防线打仗的战士还没有回来。

要是飞将军李广和大将军卫青今天还依然健在,绝不会让敌人的军队翻过阴山。

七步诗》 作者:曹植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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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财政法新论》有感 1000字左右

诸葛亮财政思想探析(一)  蜀汉时期,魏、吴、蜀三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诸葛亮财政思想的主旨就是集中财力、物力满足战争所需。

这也可以认为是当时蜀国最大的政治。

适应这一要求,作为主宰蜀国政治经济大权的丞相,诸葛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集中财力-的政策措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增加货币总量,平抑市场物价,化解财政危机。

  据史料记载,刘备进入益州,定都成都后,新生的蜀汉政权一度出现财政危机。

造成府库空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刘备与刘璋之间争权益州之战时间近一年,使经济受到重创,加之军费开支巨大,消耗大量库银。

二是刘备夺取益州后,纵容兵士将库府财物掳掠一空,结果导致新生的蜀汉政权陷入财政困境。

  为了及时扭转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诸葛亮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

蜀汉当时所铸货币,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24引洪遵《泉志》记载,主要有三种大面值的货币:一种是直百钱;第二种是直百五铢钱;第三种是传形五铢。

这三种货币有两个与原货币不同的特点:一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

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

二是货币的质量很规范,《旧谱》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径七分,重四铢。

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

”且大小称量如一。

这说明当时蜀汉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化水平,且管理严格。

  按照现代经济学观点,诸葛亮当时铸造发行大面值货币,属于超经济发行,实行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很容易导致物价飞涨。

但是,从史籍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大量增发货币而导致物价上涨的记载,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采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平抑物价。

由于实施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蜀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得国家财力短缺的被动局面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二是集资借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缓解财力不济。

  由于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战争,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

为了解决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壮大财源外,诸葛亮还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社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和粮谷以为国用。

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筹集大量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也进行过筹粮,“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 。

在筹资的同时,诸葛亮对那些富商巨贾还定向发行国家债券。

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刘备“从南阻大姓晁氏货钱千万,以为军需。

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

”。

还在荆州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筹款。

张献忠破荆州时,发现刘备“借富民金充军饷券”,债券上有“武候押字,纸墨如新”。

当然,作为一代人杰,诸葛亮对这种超前消费国家财力的举措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在国家财力难以为继的困难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从史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蜀汉定都益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以后,就再没有发行债券的记录。

  三是强化监管,实行盐铁专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蜀地素产盐铁,煮盐、铸铁业在当时三国中相对比较发达。

蜀汉建国前,虽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铸盐铁,但在战乱年月,禁令名存实亡。

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首先恢复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先主定益州”,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

史载王连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

所以,当王连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

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命岑述担任此职。

作为一国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在战争间隙,十分关心蜀国盐铁生产,曾亲自深入到临邛、长宁等地视察盐业生产。

晋张华《博物志》就记载有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改进工艺提高食盐品质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

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

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所谓火井,就是天然气井。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原来火井口较大,火势不集中,诸葛亮视察后,命人将井口缩小到用盆盖在井口上,这样火势骤增,煮出的盐品质也提高了。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

为了增加国家财力来源,诸葛亮对盐业生产加工还实行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允许民间开掘盐井煮盐,但不论官营还是民办,盐井产品统一归司盐校尉运销、调拨,即实行盐业专卖制度,所得盐利亦归国有。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往往是盐铁并称。

盐是人们生活必须品,铁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必须的器具,更是战争武器所需要原材料。

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战争和人民从事生产所需,诸葛亮对铁器生产也特别关注,他曾经勘探朱提山矿藏,亲书“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

另外,成都铁溪河、沪水西岸的打箭炉,陵州始建县、崇宁铁钻山等地都有诸葛亮当年冶铁的遗迹。

由于实行盐铁专卖,加之诸葛丞相亲自过问督察,所以蜀汉盐铁业当时非常发达,不仅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二)  布衣出身的诸葛亮一生非常俭朴,因此,在他的理财思想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注重财源基础建设,强化财政收人监管的同时,严格财政支出管理。

  一是强调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诸葛亮??文集??治人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素有蓄积,以储其后。

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在这里,诸葛亮把“素有蓄积”也就是力求每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普遍性原则当作预防“凶年不俭”的一项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国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可见,诸葛亮理财眼光的深邃。

与此同时,诸葛亮还主张“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

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家有余粮,有所积蓄。

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不醉人”。

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不光国家财政形势较好,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

  二是注重开源与节流并举。

  有两个方面的措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一是颁布禁酒令,以节约粮食。

蜀汉建国初期,有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出现了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军需民用,诸葛亮宣布“酿酒者有刑”,并要求销毁酿酒工具,明确规定,凡发现谁家有酿酒工具,“与作酒者同罚”。

由于采取了灾年禁酒的严厉政策,对节省粮食,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是压缩军队和官府编制,节约财政支出。

比如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后,为了压减军队开支,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服役人数,以节约军费。

同时,他还派赵云带领部属在赤岸屯田。

在渭南实行“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令军队“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进行耕种,使“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由于诸葛亮实行了正确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许多荒地被开垦,并连年获得丰收,不仅保证了军队粮食自给,而且减轻了国家财政开支压力,真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崇尚节俭,杜绝浪费。

  在开源节流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推崇过俭朴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杜绝铺张浪费。

他提出:无论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军队将士都应当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

他说:  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乡纂组,绮罗绫彀,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缕,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碍农事,辎 出入,袍裘索 ,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 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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