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
#浅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 摘要 每个民族都会拥有其本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
本文主要从历史和传说，辅以地理及考古学的角度，加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研究探讨两种中国人传统自然观：“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人定胜天，道法自然，自然观 前言 现在如果用著名的网络搜索工具Google Search来查找“人定胜天”一词，可以得到一个47，300条符合的网页；而“道法自然”还要更多，为63，000条；都要比“自然观”的22，000条多很多。
显然很可能在我们的中国人心中多数还不明白什么叫自然观，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知道“人定胜天”，“道法自然”。
什么是“人定胜天”
荀子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即可“制天命而用之”9，后人多解为人定可征服自然之意；什么是“道法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其为法者，效仿也。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中相当重要的两条，这两条自然观几乎影响了三千年。
可以当作例证的是我们语言中“人定胜天”，“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因势利导”等词，甚而包括以前曾用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无不受到两种自然观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从源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
一、史前的萌芽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中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动力，便是生存环境的恶化。
当人类的祖先不再能不费力气便能在森林中饱暖无忧时，为了生存，“它们”终究被迫离开了森林；而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们”成了“他们”，接下来，他们构筑社会，他们形成了文明。
什么是文明
辞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
为了这个“文明”，人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便是一个庞大具有相当劳动力水平的社会存在基础。
对于古代史上主要文明——农业文明来说，他们最起码需要一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水源。
于是，最初人类的伟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大河流域绽现它们自己夺目的光芒，所以这些文明所形成的民族自然观中，这些大河所带来的因素在其中必然有着很大的作用。
之所以称为古代史上的主要文明，是因为现今能遗留下证据的几乎所有伟大古文明全部都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对自然灾害的强抵抗性而对比游牧文明有更强的适应性而更具有种群的竞争力。
每年春季当天狼星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旁常年驻守的官员就会测量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官方的组织下，古埃及的人民纷纷离开河谷，等待尼罗河 “温和”的泛滥，待尼罗河水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田地，因为埃及所处的气候带一年几乎没有什么雨水，所以随着每日的太阳升落，加之上涨的尼罗河留下来的肥沃泥土以及尼罗河充沛的河水已经预示着埃及今年的丰收了。
而正因为太阳每日升落，尼罗河每年几乎永恒不变的定时泛滥，而这年年日日的轮回反复，让他们不仅把太阳和尼罗河当作了埃及的神；也让他们非常乐观地笃信前生来世的往复不息，于是他们便能完全带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法老建设金字塔去供奉他们来生的法老。
1，2 而在两河流域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
两河地区与尼罗河流域虽然一样是少雨型气候。
但致命的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长度过短，幼发拉底只有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甚至只有1，950公里；与尼罗河的6，695公里一比短了很多，这就使得同样规模的水量增加的洪水泛滥在这两条河中就显得“难以琢磨而极其浩大”。
一旦泛滥，便是洪水滔天，无可收拾（同时还有其沙质土壤，含水层较浅，难以蓄水的原因）。
这使得古巴伦人形成了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性格，以及自然不可征服的自然观。
他们相信人类受制于天上的星宿，而且不可抗拒，他们试图建立巴别通天塔，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心声让天上的神知道。
在七大奇迹中唯一属于巴比伦人的奇迹，只是一个为了供帝王享乐的“空中花园”。
而很快古巴比伦的“堕落”和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1 古代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的雨量远比前两个文明充沛，它也有两条大河——恒河（2，700公里）和印度河。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力为之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它的洪灾的损害也是完全无法避免。
当真正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灾的泥砂湮没后，它的继任者，无论是原本黝黑皮肤的土著民还是后来从西北而来白皮肤的印欧人，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对自然忍耐的方式。
于是，苦苦修道的人在恒河边竖起了木桩，在上面站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克制自己欲望，以苦修的方式感动上苍，以期上天的惩罚不再降临。
佛教也就在这个土壤中产生了。
他们以今生的苦来祈求来世的福，他们情愿放弃和自然争斗的任何方式。
1 古代中国人面临与古印度人和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傍着大河，而同时，这些河都经常泛滥，喜怒无常。
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又有着先天的优势，第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5，500公里）虽没有尼罗河长，却比其他两大文明的母亲河长了一倍以上；第二，我国黄河的地形相对其它几条大河的要远为复杂；或许还可以加上中国在所有古文明当中是唯一的处在温带气候环境下的，这就使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严酷的冬季可以用来磨练意志。
12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从骨子里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自然观。
但是人力毕竟是可以起作用的。
古巴比伦人把“混沌”称为水，因为水是他们无法征服，是令他们无比恐惧的。
而中国人把混沌描写成没有人前的天地状态，而称水是柔弱的，是可以疏导的。
这个分别就是因为中国有了一场大禹治水。
而鲧和禹的淤塞和疏导两种治水的故事抑或传说，也自然给了我们另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见解。
或许用这些来说明这两种中国人的特殊自然观的产生或影响有些证据不足或者牵强附会，但毕竟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最初的旁证。
因为对于神话和传说，创造它们并流传它们的人毕竟是确切曾经真实生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
二、神话时代 所有文明历史记载的前端，几乎都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这个文明的序言的。
（也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仅仅有些惧怕“天”这个非常模糊笼统的概念） 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神话中，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古埃及就有四种说法，或人神，或兽神，或男神，或女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手一挥，或者挥都没挥，世界便有了，简单地如同埃及人的自然观。
巴比伦人比较血腥些，一个硕大的女神被活活破开，一半成天，一半成地，而这个破开别人的人就是他们的主神，他也被称为“混沌”，或者水神，这份凶残的创世说完全能体现巴比伦人的对洪水的恐惧。
印度神话有一说是讲一个梵天的神创造的，吹了一口气，天地便产生了。
还有 “金蛋创生”一说，创世神Prajapati 摆脱金蛋而出世后，想开口出声，结果第一声便生成了地，第二声化成了天，第三声则有了四季。
唯独中国的创世神话及传说似乎都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
首先创造我们天地万物的也是一位神；但我们创世的神似乎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最初的他被封在了一个叫混沌的“蛋”中，他无法挣脱，无法可想之间，却不知从何处提起一把斧子，这一斧劈下去， 混沌的“蛋”便被劈成两半，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巴比伦的神话有些像，只是作为天地“原料”的，一个是“蛋”，一个是一位女神；但是下面人力的作为便出现了：巴比伦的主神劈完天地便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们的盘古还依然站在那里撑着天地，为了便是防止天地再合起来，每日盘古都会长一些，为得便是把天撑高，地踩实。
直到三千年后，天已经很高，地也很实，他也觉得天地再也合不上的时候，盘古认为这样可以了，他便死了，或者更好的说休息了。
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喜欢绝对的悲剧。
可是他“休息”前，还让他的骨骼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江河，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月亮，毛发变成森林，于是为后面的女娲造人完成了所有的“物质基础”。
3 每次读到这样的情节，虽然明知这是传说，也不免感慨，再读完后面女娲造人，炼五彩石补天这些情节，以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我无法不感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大都有着一种令人激昂的元素：那就是一种奋斗不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
于是，作为这样一种传说的传承者的中国人便一直有一种在自然界的面前绝不低头，绝不退缩的精神，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
而在这种传说中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便几乎天然有了这种最为单纯的自然观。
再于是，我们可以打开吉尼斯世界纪录查到这样的纪录：人类最长的行军：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1，801公里；世界最大工程：中国长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不断修筑和重建，所有时代的长城段落加在一起，共有50，000公里，所有的土方加在一起可以建一条十厘米厚，两米高的标准围墙绕地球赤道25圈以上。
4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包括中国，甚至以后亚述、希伯莱、希腊文明的神话或者传说中，似乎都牵扯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时间大约在4000至5000年前左右。
现在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在第四次冰川纪中间的间歇暖期，造成大量冰川融化的缘故，不过这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很重要的地方，而关键在于当时的人类对这场大水的处理态度。
对于这场大水，相对中国而被我们称为“西方”古文明的这些国家民族空前一致，大家解决的立场和方式都差不多：以船逃命。
这些故事分别被记入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以至《圣经》这样的宗教法典中；而最出名的也正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5 但这时中国人再次与众不同，他们决定治水，这一番轰轰烈烈，前前后后治了22年，大水才被平息下去，服服帖帖地在古代中国人脚下被送入了大海。
而记载这件大事情的却是两本在经史子集的四库中算作经部的史书：《尚书》《史记》。
67这里似乎也有中国的地形远比上述这些文明所在地点的地形复杂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人终究选择了向无情而令人恐惧的自然宣战的道路。
那么其中“道法自然”的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需要工具的力量——盘古的斧，女娲的五彩石，夸父的拐杖，精卫的石子；所以作为神或者英雄他们更接近于人，他们有人的感情和精神。
所以，相对那些喜怒无常，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我更愿意把我们的神当作“神”。
而由于他们无法随由自己的想法来肆意改变这个世界，犹如盘古没有继续支撑的天地；女娲未补完的天；夸父永远追不上的日；精卫填不平的海；它们不由这些英雄、这些神的影响，他们依旧会每日东升西落，潮涨潮落。
诚如老子所言：“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这里荀子的意见显然和老子有些相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11他们都认为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老子命名其为“道”。
它不由你去规定，它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行事。
这便是“道法自然”。
而同样是这场洪水中作为治水领袖两个古代英雄的成败可以说明：鲧的失败正是最好的只考虑“人定胜天”而罔顾“道法自然”的反面教材；而禹的胜利则同时兼具“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光芒。
下面一章，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历史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阐述这两种思想的形成和影响。
用历史，是因为它是确切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
三、青铜时代 我完全是带着一种骄傲在这里叙述着下面的内容。
因为只有中国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后有了每年都有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70年（东周春秋开始）后有了精确到每个月的历史记载。
这让我很是方便地找到很多历史的记述，来描述那个远在两千年前的时代。
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已经掌握炼铁，但我国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有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是封建时代，而是“后封建时代”，或者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时代，我们科大的李志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依旧是由青铜武器打下的江山。
这可以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得到证明。
那么当时炼铸的铁，都用到哪里了呢
考古学可以给我们答案：农业，绝大部分在关中发掘出的当时的农具几乎都是铁质的。
而如果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秦朝的人口为500万，却要常年供给20至100万的常备军，比如王翦伐楚时便带了60万军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后几百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同时，也只供给四十万到一百万的军队。
1这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早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
我把在秦灭六国此前直到上古的尧舜禹“神话传说”时代之间的时光，称之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提出这两条思想的提出，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道法自然”，“人定胜天”这两条自然观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全世界其他同时代的古国所一致奉行的奴隶制似乎已经不太适合中国了。
让我们稍微用一些篇幅来简单解释描述一下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
与希腊的多山崎岖，以及中东被沙漠分割开的各个小王国相比，中国的周朝中央分封的国家太多却又靠得太紧密了，同时这些国家又有一些共同的外来敌人，从早期的猃狁到后来的匈奴，这就使得这些分封国家的内部之间和外部的战争要远比希腊和中东为频繁。
史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在晁福林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把这个问题细化，有这样一个统计表：齐国吞并35个小国，晋国吞并19个小国，楚国吞并36个小国，还和吴国一起瓜分了24个小国；这些所谓“小国”也许就是那些被概括在“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中的了，于是我们可以随便计算一下：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共计296年，只算这几个大国吞并的结果，那么平均下来，三年不到就至少要有一个小王国被吞并。
是什么促使这些国家大肆的吞并呢
周王室暗弱自然算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当时一个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
如果没有这些诸侯国本身的原因（亦即哲学中的内因），这类侵吞、兼并事件本也就不会发生了。
客观的说，经济学中自然要说顺应支持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所需。
但从主观方面，我们则要这样描述：对于那些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大国来说，他们需要战争带来的大量奴隶和土地来满足越来越贪婪的奴隶统治阶级以及各种对外战争的物资要求。
而这不仅最终带来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其间也还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
让我们继续推演那个侵吞兼并的故事，那么当有一天，天下已没有几个小国可供这些大国随意攻伐，周围的邻居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在旁虎视眈眈，而自己的奴隶数量开始减少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内忧外困，甚而发动更大的吞并。
而必然，这种被逼的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那些实力雄厚，依然有足够实力完成兼并而不需要触动整个经济基础的大国身上。
而最终选择了靠在齐国身边而一直遭到强大齐国“欺负”的鲁国。
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要求已经不允许生产关系的倒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于是随着鲁国公元前596年“初税亩”的施行，各国的争相仿效，这场自鲁国开端，魏、楚、秦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的风潮宣布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
封建制刚建立时就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
“百家争鸣”就发生那一个时期。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中国人都犯了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错误。
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气候，他认为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温暖的大气候环境下，这种气候下中国春秋时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草木茂盛，禽兽逼人”的类原生状态。
根本不存在很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个体经济也使得普通百姓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劳动“大众化”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当被奴隶制压抑已久的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时，由奴隶转变成的农民（或者农奴）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那么即便不为了国家考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而不考虑其他非法行为，最终他们也必然会开始考虑开垦新田地，而且是“主动而积极”的。
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鼓励，如时任魏国相的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提出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律为垦田的范围。
于是“人定胜天”的大规模的垦荒就从封建制在全华夏的建立而开始了。
作为中国人完全以“人定胜天”指导的垦荒方法相当简单，原始：放一把火烧掉山林草原，然后利用那些灰烬作为肥料，进行种植粮食植物。
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是在当时没有除草剂和现代机械，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法也不是当时人所创，而是前人为之。
《孟子∙滕文公下》这样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
”既然是古圣先贤的方法，自然会被一代代恭谨的中国人使用。
比如，《韩非子》中就有“焚林而田”的记载。
而且一烧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都有“凡乡人垦种，必举火焚之，然后播种，名曰开荒”14的纪录。
显然，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淡化“道法自然”，而只注意“人定胜天”。
不过公正地说，这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完全遗忘“道法自然”。
甚至在战国的法律条文《月令》（令，古代一种法律形式）中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秦汉的律令20，21中也有相关的条文。
而且秦时的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和“人定胜天”一起作为指导思想所完成的工程都要比这种只注重“人定胜天”，“焚山林而为田”要有名很多：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叫都江堰，一个叫灵渠。
而自秦以后，中国人的很多土木工程也是同时兼顾这两种思想，包括汉时治理黄河、西北建设坎儿井、依地势建设蓄水陂，以及很多现存纯木制古建筑。
但这毕竟不是涵盖全历史和覆盖全民的，有很明显的局限性。
也就是“好”事只是“地方性”“政策性”“阶段性”的，而“坏事”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性”的，虽然“道法自然”始终存在，且有相当的影响，但与“人定胜天”相比却一直处于下风。
比较科学地为更多人接受的解释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
”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
”当然这样“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
”18这就是“人定胜天”而非“道法自然”。
我认为一方面，这是生产力和当时社会需求的决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忽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我的父亲谈到中国这两种自然观地位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民族思想根源：我们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和提出这两条自然观的哲学家有一定关系。
老子的消极避世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的政治构想在那个时代，包括以后直到现代都没有什么市场；而荀子却有两个和秦朝灭六国息息相关的大名鼎鼎的学生：李斯和韩非。
当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茂密森林能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爆发前时，我们的祖先却早早决定把它们白白烧掉以便用来种各种粮食并付诸实行达三千年时。
这不得不说明那时普遍的中国人当真已经太自信了，完全没有把大自然放在眼里。
若不是当年孔子提出切勿“竭泽而渔”，而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以后的历史中找到大自然对那时及以后“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人的惩罚。
四、(后)封建时代 汉初，全国只有600万人口，而到西汉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人以上。
16，17所以，对应着种人口的几乎爆炸地增长，垦田是一项必要而且必然的社会性工作。
而实际上，在那段时期，全国土地的增长数竟还要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关于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提高：牛耕的普及，鉴湖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耧车的发明，这都使得原本一个劳动力能耕作的土地更多了；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地被焚烧为农田。
至于说明汉朝的赋税增加，并用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占有，是题外话，本文不予讨论。
还得感谢我们详尽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自己稍微计算一下当时这场向自然“索要”的田地有多少。
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汉初，晁错曾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
”也就是说，一家平均五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劳力，可耕一百亩地（当时行小亩，约合192平方米），那么假设全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么当时的耕地约为23，040，000，000平方米，亦即23，040平方公里（曾有文献论证当时的耕地约为一亿小亩，即19,200平方公里，但暂已不可考证出处，目前依然还没有查到原文，故自己构筑模型，作者注），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区——海南省大。
而到公元2年（汉元始二年），亦即圣子耶稣一岁的时候，当整个耶路撒冷还在古罗马帝国的皮鞭下颤栗，基督徒们依旧被随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活活烧死的时候，罗马的斗兽场中角斗士仍然在殊死搏斗求得生存时。
统一的（后）封建王朝中国汉朝的耕地已经增加到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大亩，约合461平方米），亦即381，247平方公里，几乎是四个江苏省的面积了。
二百年内中国人开垦出将近一个日本、一个德国，一点三个新西兰、一点五个英国或者九个荷兰的面积的土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和外敌（匈奴等）内患（七国之乱，南越之乱等）打了上百年的仗。
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很难为此而骄傲。
因为那时中国人依然是采用“焚林以为田用”的方法，所以这个代价必然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大自然终于开始决定向过于自信的无畏而无知的古代中国人报复了
“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16.6%。
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
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24.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
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28.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
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
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剧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
”18 这期间，“人定胜天”渐渐全面压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渐渐开始全面反击人。
作为结果，人没有真正胜天，天也没有真正胜人，但不能算平手，也许可以说成是两败俱伤。
六、尾声:近代到现代 中国人不仅有一个相对短很多的奴隶制时代，还有一个几乎短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
我们可以戏称中国的社会有“跳跃性”，虽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倒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资本原始“被积累”的过程，自1840年开始，腐败的清廷签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割了十几块地，赔了大约13亿两的白银。
19整个国家也乱了一百多年不得安生。
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一一说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刻上耻辱的印记；此后军阀混战，两次大战，好好一片华夏壮美山河，却活脱脱只剩下残垣断壁，十室九空。
无论后人中有谁对这个人有何反对意见，因为曾经的“疯狂”的六十到七十年代而把很多事情怪罪他，但是他在民族的史册上必然是要填上自己的光辉而不朽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叫。
毕竟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人让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让已经饱受磨难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真正挺着腰板和别人说话。
而接着，中国人在真正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基础上建设到现在的我们可以提出“中华?
什么是自然辩证法
它的创建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由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所开创的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自然辩证法这个词的原义来说，它是指客观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就它的广义来说，就被称为自然辩证法的这个科学部门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它不仅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而且研究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自然科学的辩证法。
研究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一般方法论。
由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是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日益被揭示出来的，所以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的。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
历史来源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来源。
古代东方和西方的自然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萌芽状态相适应，其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具有朴素的、直观的性质。
十六世纪以来西方近代实验自然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应地有了重大的发展。
但是，由于自然科学中首先得到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是力学，由于直到十八世纪自然科学总的来说还处于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进行研究而未发展到足以揭示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广泛联系的阶段，因而那时的自然知识处于狭隘状况，那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带有机械的(力学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有联系的。
但是，德国古典自然哲学尽管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却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在那里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思想，具有思辩的、唯心主义的性质。
这种自然哲学就其形式、体系和方法而言，是同自然科学分离并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
从康德于1755年和拉普拉斯于1796年提出星云学说试图揭示天体演化的历史开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发现：维勒的尿素合成(从无机物得到有机物) (1826年)，赖尔的地质演变论(1830年)，施旺、施莱登的细胞学说(1838年、1839年)，迈尔等人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2年)，汉堡她的比较自然地理学(1845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859年)，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1869年)等等(其中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被恩格斯称之为三大发现)，使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被日益提示出来，整个自然科学经历着从经验到理论、从分析到统合的发展过程。
这一切不断地打击着和冲破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 (《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自然科学为检验辩证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反杜林论》。
建立过程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哲学思想的渊源来说，它正是依据这样的自然科学发展，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仅有的人。
”( 《反社林论·三版序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根植于自然科学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建立，意味着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思辨地构造体系的旧自然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酝酿和形成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体现在他们分别和合作撰写的一系列手稿和著作特别是《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他们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也应该追溯到这一时期。
当然，系统地研究、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恩格斯来进行的，体现在他从1858年开始酝酿(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马克思信)、从1873年开始写作(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信)的《自然辩证法》手稿和1872一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中。
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但是他了解并重视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
他在《资本论》中和在给恩格斯的信(1867年6月22日)中谈到过在历史上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发现的量变到质变规律的正确性。
他听过并同意《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
他还研究过数学特别是微分学的辩证性质，写了《数学手稿》。
因此，应该认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手稿表达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思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还作出了十八世纪“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英国状况》)的著名论断。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技术史，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 恩格斯还说过，他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存在于现实之中，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第一版序言》)。
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整个革命学说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
传播和发展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新发展的背景下，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09年)。
在这部著作中，他考察了以X射线、电子和元素转化的发现为契机的物理学革命，分析了由它所引起的哲学思想的混乱，认为这种混乱的产生主要就是因为不懂得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自然科学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他指出现代物理学正在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步，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正确的哲学”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强调辩证法内容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发表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要求战斗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去研究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发展提出了—个纲领。
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出版。
这部著作的公之于世，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和在世界的传播，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也是随着恩格斯这部主著作中译本的出版(1929年)而逐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得到传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进—步在广大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
也很关心和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这方面讲过一些深刻的意见。
例如：他强调自然界无论在微观方面，还是在宏观方面，都是无限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自然发展史和自然科学史充分说明了辩证法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提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进；他论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指出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等等。
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
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扩大并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眼界。
列宁看到了这一深刻变革的开端。
综观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和广义相对论(1915年)，更新了经典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空间、时间、质量、能量的概念；从普郎克的量子论、波尔的量子化的原于结构理论(1913年)到薛定锷、海森伯的量子力学(1925年、1926年)，揭示了崭新的、不同于宏观物理学规律的微观物理学规律；对基本粒子的相互转化和更深结构层次的研究，对各种相互作用统一的研究，显现了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和深刻的统一性；宇宙论的研究把演化概念推到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元素和基本粒子的演化)；生物学的研究借助于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从四十年代开始由细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这方面研究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开始真正揭开生命活动和遗传现象的秘密；从电子计算机的制成(1946年)逐步发展到人工智能的探索，为思维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创立和发展，使自然科学的综合和抽象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日益向社会科学渗透；科学的革命引起广泛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引起新产业的不断兴起,旧产业的不断改造，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引起人类物质生活、人们社会关系、人们思想方式的巨大变化；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的巨大增长，带来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许多尖锐问题(如环境和生态问题等)。
总之，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更加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使辩证法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无数确凿的自然科学事实而在实际上为自然科学界所广泛接受，不管他们是否在哲学上承认辩证法。
面对现代自然科学新发展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苏联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英国、法国、日本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自然科学家也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和讨论。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年)研究规划草案》和《1978—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明了这方面工作的范围和方向。
应该指出，在苏联，在中国，这方面工作的发展都走过曲折的道路，主要是发生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和对自然科学新成果、新思想进行粗暴批判的错误，从而阻碍过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尽管如此，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战胜了这些错误，促进着两者的健康的相互结合，使自然辩证法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主要内容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总的来说，有两大方面、一个是自然观，即对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一个是自然科学观，或称自然科学论，即对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研究。
自然观的研究，要求不断地概括和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发展和更新人们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和对自然界的总观点(包括关于自然界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规律观，以及自然发展史，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划分、联系、交错和转化等等)；来研究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在自然界各种过程中的丰富多样的表现，使人们对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理解不断充实和深化，使它们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清晰化、准确化和精细化，并增添新的内容。
从而使辩证的同时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高到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思想相适应的现代水平。
自然界不仅是指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而且包括经过人改造了的自然界，人按照自然规律创造出来的自然界，即人工的自然界。
马克想主义自然观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当然要包括研究人工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正是在人工自然界的辩证发展中，交汇着科学和技术，交汇着人、自然和社会，展现了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自然科学论的研究，又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来研究自然科学认识过程、认识方法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规律；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来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和起作用的规律。
由于自然科学成熟较早，进展较快，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社会现象来说较为简单，认识的检验较为直接和明确，它的历史和最新发展，为人们研究认识规律，研究诸如：科学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和从理性的较浅层次到较深层次的深化，科学认识中实验和理论的关系，假设和模型的作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语言形式，科学思维的创造性，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科学理论检验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科学认识的积累、飞跃和革命，新旧科学理论嬗替的规律，科学争论和科学交流对科学认识发展的意义等等问题，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
自然科学在其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方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深入的分析、总结和阐述，使之得到更为广泛、自觉和正确的运用，这对于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更加科学化，有很大的意义。
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最富于成果和最引入注意的领域。
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要求把自然科学作为认识现象和作为社会现象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因为自然科学认识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推进和限制)又反作用于社会历史的。
诸如：自然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规律及其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科学、经济、社会相互结合和影响的规律及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的科学能力的因素及其增长的规律，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和这种规律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表现，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和结构，学科的分化和整合的规律，科学发展中的生长点和带头学科形成的规律，等等问题，构成自然科学论研究的多方面内容。
技术同科学联系紧密，又是独立的社会现象。
技术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探讨技术的性质和特点、技术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以及技术和其它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等等，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由于人们越来越要求有意识地组织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自然科学论和技术论的研究为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提供理论的基础，其重要性日益显得突出。
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总体和综合上来进行，只一方面要从各门自然科学的分体上来进行。
分别结合各门自然科学的各种基本理论、各种基本概念和各自的研究方法，分别结合各部门自然科学的思想发展史以及重大的发现史、重大创造史的案例，分别结合各门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哲学上进行细致的和专门的研究，构成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广阔领域，展开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丰富多彩的内容。
在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论方面，各国的许多有重大理论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著作。
不管他们是否有明确的哲学思想或者接受何种哲学的影响，出于他们的这类观点是从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和对自然科学的深切理解中提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对这些思想财富都是十分珍视，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吸取。
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各派学者，他们的哲学观点和具体论点有许多可争议和应批评的地方，但是许多人从哲学、逻辑、语言、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对自然科学作了细致的、有价值的研究，有些人也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影响。
自然辩证法研究者也很重视对这些成果的了解，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吸取。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向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向自然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科学家的科学的新思想敞开大门，通过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讨论和科学的批评而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开放体系。
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来概括包括上述主要内容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是从延安时期起就沿袭下来的习惯。
对于自然辩证法是否构成一个单独的科学部门，或构成一个怎样的科学部门，或这个部门应该叫什么名称，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上述的研究内容，可以分别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学、科学史等科学部门进行研究，不能构成一个单独的科学部门。
不同意这种意见的则认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各个部门，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些部门的研究都不限于这个领域，而自然辩证法则专以这个领域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些部门的研究主要是具体科学的研究，而自然辩证法则主要是对这个领域进行概括的哲学研究。
因此，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各部门、同科学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互相交错，而又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独的组成部分。
还有一类意见强调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的独立性，或者认为它是哲学之外的一门独立科学，或者认为它是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或者认为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和范畴的体系，并为构成这种体系作了尝试。
对这类体系也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形成的条件还不成熟，或者对其方法本身表示疑问。
在苏联，这个研究领域一般称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伦理学、美学、科学无神论、哲学史一道，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整体；认为这样来看待自然辩证法这个哲学部门，可以避免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弄得支离和零散。
这些争论，反映出自然辩证法同哲学的其它分支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其它科学领域的密切联系，反映出自然辩证法是一门在形成中的和向多方面交叉发展的科学部门。
在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分别由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论、技术论等学科进行研究。
这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写的“自然辩证法”条目的原稿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试编本，科学出版社1975-1978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然辩证法文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选辑》第一辑，195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说明书汇编，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4] 《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5] 查汝强：自然辩证法，《百科知识》1979年第3期。
[6] 于光远：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1期。
[7] 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自然辩证法研究Vol.3, NO.3, 1987
自然辩证法是什么吧，要哭着写论文了
来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有其历史的渊源。
从I.康德于1755年和P.-S.拉普拉斯于1796年提出星云说，试图揭示天体演化的历史开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被恩格斯称之为自然科学中彻底动摇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三大发现。
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充分展示了整个自然科学从经验到理论、从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说，它依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始于19 世纪40年代。
他们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系统地研究、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进行的。
在《反杜林论》哲学篇和《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描绘了整个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运用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研究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
他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辩证法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研究，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认识的辩证法是客观的辩证法的反映，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提出18世纪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等著名论断。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技术史，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有重要意义。
折叠编辑本段传播发展在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新发展的背景下，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提出了“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的著名论点。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发表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要求战斗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发展提出了一个纲领。
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在苏联出版。
这部著作的问世，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和世界各地的传播。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随着恩格斯这部著作中译本于1929年的出版，逐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传播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它在广大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得到更广泛的学习和传播。
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着，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远远超出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眼界。
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更加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使辩证法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无数确凿的自然科学事实而在实际上为自然科学界所广泛接受。
自然辩证法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进行检验，从更加证明了科学性，从而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想的构建和形成。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自然辨证法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具有时代特色，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
是中国新时代的国计民生的新型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大协调发展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科学发展观吸纳了全球发展理论的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从中国后发现代化的实际出发，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内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自然观，即对自然界辩证法的研究；一是自然科学观，即对自然科学辩证法的研究。
自然观这方面的研究，要求不断地概括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发展和更新人们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和对自然界的总观点，其中包括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规律观以及自然发展史和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划分、联系、交错、转化等等；要求探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在自然界各种过程中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及运用 ，使人们对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理解不断充实和深化，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清晰化、准确化和精细化，并增添新的内容。
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思想相适应的现代水平。
自然科学观自然辩证法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研究自然科学认识过程、认识方法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方面研究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
自然辩证法不但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探讨其在一定社会中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而且也把与科学紧密相关的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来研究。
自然辩证法关于技术论的研究，就是从总体上探讨技术的性质和特点、技术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以及技术和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等等。
这一研究和自然科学论的研究共同为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其重要性日益显得突出起来。
折叠编辑本段相关学科自然辩证法作为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首先，在哲学研究概括的自然、社会和思维这三大领域的知识中，自然辩证法是其中的一大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时，从一开始就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8]（第1卷，第21页）， 对这两方面的历史的哲学概括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门学科即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虽然与自然科学一样所面对和讨论的都是“自然”，但有两点原则上的区别：其一，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自然”作为对象是指自然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殊的领域，而在自然辩证法中，“自然”作为对象，是指整体的自然或自然的整个领域，它将自然当作一个整体而从其总的方面来考察；其二，在自然科学中，“自然”作为对象是被给定的、现成的，它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自明的，无需对它提出追究，“自然”已不在追问之列，而在自然辩证法中，“自然”作为对象，是“自然”本身，对于被给定的自然物，需要对它进行追问，正如形而上学追问“存在”那样，追思本真的“自然”，追问“自然”的根据或始基。
自然辩证法必须“透过”现象而达到实在，必须凭借人的理性以理论思维的方式“超越”呈现于感官的现象界去寻找答案。
而这两方面正是自然辩证法之所以为哲学的本质所在。
其次，当代自然辩证法除了以自然为研究对象，还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
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
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学科简介哲学系统具有系统层次性。
依据对客观规律进行一般抽象认识程度的程度，区分了哲学的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总体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层次是三大并列的哲学科学——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社会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哲学（辩证思维逻辑）。
从此可知，自然辩证法处于自然科学与总体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介地位，是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
学科创立自然辩证法与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辩证唯物主义过程中，而起系统的确立是1873-1883年写作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手稿，这也是自然辩证法创立的标志。
研究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体看法是通过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中介来得以实现。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工程是改造世界的具体活动。
这就意味着人们是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行为中介来揭示自然界的整体性质和一般规律，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三重关系：人将自然界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并构建出相应的自然图景的关系方面；人通过自然学科的具体研究行为与自然界发生的认识自然的关系；通过技术手段和工程活动以自然界发生的改造自然的关系。
基于人与自然的三重关系可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分为三个方面：整体自然界、整体自然科学和整体技术工程活动。
或者可以说，自然辩证法以人与自然的总体性关系（包括对自然模式的构建关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关系和对自然的改造关系）为研究对象。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和对于自然认识和改造的哲学。
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活动的一般性质、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的哲学学说。
逻辑主线以人与自然的总体关系为其研究对象的。
有两种描述：先有自然，后有人，再有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路线。
人对自然的认识改造，后构建的关于自然的自然图景的路线。
从自然进行认识和改造再到对自然加以描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辩证法是客观逻辑，人的认识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因此前一种描述更合理。
与科学的关系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
科学学科之间只存在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普遍理性有无的区别。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指导。
哲学对科学实施方法论指导；科学是哲学的具体材料。
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
科学通过普遍理性的层次跃迁改造哲学；哲学将科学中的普遍理性选择性的吸收。
历史形态古代朴素辩证法，是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适应的，但由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真正了解世界的一般性质的辩证法。
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唯心主义将辩证法推向的不彻底的自觉阶段。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19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历史经验，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而创立的。
著作名称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
写于1873-1886年。
包括十篇论文、一百六十九段札记和片断、两个计划草案，共一百八十一个部分。
恩格斯写作过程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地分别写出总结法国和德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历史著作。
为迎接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专心致志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为了负担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费用，恩格期以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把很多时间用于经营商业，并经常代替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但恩格斯智力活动的范围非常广阔，除了坚持军事科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以外，又开展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
根据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信中的记载，“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学》重新浏览了一遍”，使他在政治经济学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半个月后，马克思又在信中同恩格斯讨论拉萨尔的一部论述赫拉克利特的著作，说这“给我们完整地复制了我们几乎已逐渐淡忘的辩证事物”。
（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给思格斯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3页。
）这两件事引起了恩格斯决心重读黑格尔的著作。
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书第327—328页。
）中，他要求马克思给他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并说他正在进行关于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发现三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处处显示出自然界的辩证性质。
信中提到了细胞理论的建立（原文是“细胞的发现”，似不确切。
据记载，早在1665年英国物理学家胡克(R．Hooke，1635一1703）就已经通过显微镜观察软木片发现了细胞。
1838—1839年间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和施旺的贡献则是建立细胞理论，认为一切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能量转化(原文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的发现、胚胎发育阶段所显示的生物进化。
这封信可以说是记载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第一个历史文献。
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关注，他们迅速地读完这部巨著，并给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最大规模的尝试，（恩格斯1859年12月11（12）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并且“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l页。
）1863年，恩格斯结识了两年前迁居到曼彻斯特、比他年轻14岁的德国化学家肖莱马（K.Schorlemmer，1834—1892），经常同他讨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问题。
肖莱马和恩格斯、马克思，很快成了知交，因为他们不仅对自然科学基本问题有一致的看法，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完全一致。
肖莱马参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国际），以后又参加了德国工人党。
结识了肖莱马，使恩格斯在创建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位卓越的科学顾问。
1869年7月，恩格斯结束了商业生活，1870年9月从曼彻斯特迁居到伦敦。
本来他可以从此埋头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但他一到伦敦就忙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不久就经历了巴黎公社的斗争和第一国际内部同巴枯宁的斗争。
不过，他还是挤时间来探讨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
当时，以福格特(K．Vogt）、摩莱肖特(J．Moleschott）和毕希纳(L．Buchner）为代表的庸俗唯物论在德国广泛流传。
特别是毕希纳，由于他参加了工人运动，他的著作在工人中有很大影响。
当1872年底毕希纳的著作《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第二版发行时，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批判毕希纳的著作，1873年初他已写下了一个片断，这是恩格斯留下来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第一个文献。
在这篇手稿中，恩格斯强调指出：直到1830年以前，“自然科学家和旧的形而上学还相处得相当不错，”“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见本书第65页。
】可是，批判毕希纳的工作并没有系统地继续下去，取代的却是正面探索自然科学辩证法问题。
1873年5月30日，思格斯从伦敦写信给正在曼彻斯特看病的马克思，【马克思于1873年5月22日从伦敦去曼彻斯特找一位熟识的医生看病，6月3日回伦敦。
】信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 【见本书第329页。
】信中提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
”“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
”接着，他逐一论述了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最后他说：“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见本书第329—33l页。
】这封信反映了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全面的构思，也是他准备写《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起点。
马克思接到这封信后，就给同在曼彻斯特的肖莱马看，肖莱马表示赞同。
在这封信的基础上，恩格斯写了一篇题为《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札记，以更加简练、概括的形式表述了这封信的思想，并且补充了一些重要内容，使原来的构思更加丰富、完整。
这是恩格斯开始写《自然辩证法》的第一篇札记，也可以说是他准备写作的第一个提纲。
【苏联1935年出版的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所写的序言和编者注（以后各版都继续保留着）都认为这个札记的写作时间是在写这封信以前。
（参见1955年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自然辩证法》的序第2页，附注第294页，以及1971年出版的《马克思思格斯全棠》中文版第20卷第782页。
）这个时间次序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只要仔细比较一下札记和信的内容，就不难看出，札记是信的扩充和发展，而信的开头就讲明，信中的那些思想是当天早晨才第一次出现。
这一错误是仓孝和同志首先注意到的。
】从1873年5月30日开始到1876年5月这三年时间，恩格斯埋头于全面探索自然辩证法，并写了94篇札记，其中有1875—76年间写成的《导言》。
这篇《导言》是全稿的精髓，它生动地总结了近代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自然观的变化和发展，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本性，指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
【 见本书第12页。
】经过这三年的悉心研究，1876年5月28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已经“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进行活动，连《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
” 【 见本书第333页。
】可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却不得不“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页。
】杜林当时是柏林大学讲师，他所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迷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群众和某些领导人，1876年5月16日该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写信给恩格斯，希望他出来制止这种“杜林热”的蔓延。
恩格斯欣然接受这一请求，立即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用三个多月时间去涉猎杜林的主要著作，9月就着手写《反杜林论》，到1877年1月初完成了引论和第一编《哲学》，并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上陆续发表。
1877年6月，他继续写第二编《政治经济学》，8月间完成；接下去又写第三编《社会主义》，至1878年4月完成。
为了在理论上彻底驳倒杜林那个无所不包、永恒的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全面地、连贯地、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使它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在第一编《哲学》中，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辩证唯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还没有出现“辩证唯物论”这个词。
这个词是列宁于1908年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才第一次使用。
】哲学，同时也是第一次发表他多年来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
恩格斯写完《反杜林论》以后，就回过头来继续他已中断了两年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
1878年5—6月间，他为《反杜林论》写了一篇序，精辟地论述了从形而上学走向辩证法的迫切性。
但这篇序当时没有发表，恩格期把它留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而另又写了一篇简短的序来代替它。
在这前不久，他写了一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揭露当时在英、俄、德等国一些著名科学家中间流行的“心灵论”是最荒唐的迷信，指出这是经验论者蔑视理论、蔑视辩证法所不能不受到的惩罚。
1878年8月，在恩格斯开始继续写《自然辩证法》时，写了一个“总计划草案”。
这个计划是他五年前最初设想的补充和发展，反映了两年前即已呈现在他脑海中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最终的全貌”。
在这篇稿以及一年后（1879年）写的《辩证法》稿中，恩格斯开始明确地提出辩证法的三个规律：“量和质的转化”；“对立的相互渗透”；【 第一个用“对立的统一”这样明确的形式来表述这一规律并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的是列宁。
列宁于1914年写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见列宁：《哲学笔记》，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210页。
）而第一个提出“一分为二”思想的则是大约2500年前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在恩格斯著作中所突出强调的则是“否定的否定”这一规律，称它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
（见本书第76页）。
这显然也是黑格尔的观点。
】“否定的否定”。
他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和学”。
【见本书第3页】以后五年时间，恩格斯在学术方面主要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正如他于1885年写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
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这里所说的8年，是指1873年至1876年和1878年至1883年这两段时间。
1878年7月以后，思格斯陆续写了《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等论文和七十多个札记。
1882年11月27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5页。
】可是，事与愿违，马克思突然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恩格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马克思遗稿《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出版工作，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工作，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所说：“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
”但他还是希望“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出来”。
【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页。
】事实上，在恩格斯生前，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到来。
1883年9月，他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二卷遗稿，到1885年2月完成。
紧接着就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一直到1894年10月才最后完成。
接着他又准备整理《资本论》第四卷，并筹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全集。
可是不久，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就与世长辞了。
四大名著读书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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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
唯物史观对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有什么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革命，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为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6]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着其它各种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7]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指明了新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的自然关系。
”[8]史前艺术的起源是以原始人类的出现为前提。
据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史前时代存在着4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系统(人科)本身的起源，类似猿的动物变成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时间大约在700万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两足行走的物种繁衍成许多不同的物种，约在700－200万年之间；第三阶段以脑子扩大为标志，这是人属出现的信号，逐渐发展成直立人和智人(Homo sapiens)；第四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已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工具的制造。
[9]在现代人类出现的过程中，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10]“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
”[11]在劳动实践过程中，自然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仅创造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在实践中改造了人自身。
“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12]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原始人除了能够从事打猎和畜牧外，又能从事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
“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13]“以致像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14] 史前艺术的发生与原始人的思维、观念、意识、语言的产生是相伴而行的，又是与史前的极端艰难困苦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的产物。
”[15]马克思在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笔记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提出和原则上论述了有关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和起源的一系列问题，为后继者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明确指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马克思认真地做了大量笔记，并准备写一部专著来研究《古代社会》，但未能如愿，后来由恩格斯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在该书的第1版序言中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16]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发生和起源问题，实际也是一个世界上古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
因此对人类史前史及其各方面情况(包括史前艺术)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虽未对人类史前艺术作专门研究，但他们在人类学笔记中提出的观点却给后人以启示。
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于1894年发表的《艺术的起源》，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及艺术活动与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证，“他是第一个从艺术领域收集证据”[17]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从而在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艺术起源问题研究的对象应是史前社会与史前艺术。
第二，思维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发生问题。
维柯在《新科学》中曾对原始人类思维的特点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原始初民的思维是“诗性的智慧”，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命的想象力。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历史唯物地说明了人的思维的发生和发展。
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
其余一切都是废话。
”[18]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19]人的思维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时已注意到在史前史的野蛮时代阶段，初民的想象力有很大发展。
他说：“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强大的刺激力。
”[20]也正是在生产劳动的实践过程中，在学会如何改变自然、使自然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那些“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
”[21]当着原始初民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如鲁迅所说的“杭育
杭育
”节奏感的愉快时，当他们看到东方日出、雨后彩虹而欢呼雀跃时，当他们听到黄莺百灵的优美、起伏、强弱的鸣叫而特别高兴时，他们的审美意识就开始萌生了。
第三，语言的产生与原始初民文学活动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实践的观点，在多处论述了生产劳动实践在人自身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明确指出：作为文学活动的载体的语言，也是“从劳动中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
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
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
”[22]人是能制造工具的社会动物。
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的存在者。
“语言是存在的家。
”[2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语言和意识的不可分性，指出：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
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24]（着重号引者加）语言的产生是原始初民文学活动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语言的产生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同步的。
如同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
……确切地说，诗发生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保护着诗的源始本质。
”[25]马克思在关于人类学的笔记中，对于语言的产生与原始文学的发生问题，是联系在一起加以关注的。
在人类蒙昧期的低级阶段，即他称之为“人类的童年”时期，“音节清晰的语言”已开始出现。
到野蛮期的高级阶段，即“从冶炼铁矿石，使用铁器开始，终止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用文字书写作品。
”[26]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早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图画文字似乎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如果它产生更早，那么在这时已得到很大发展。
在这方面相互关联的发明的系列有如下述：（1）手势语言或个人符号语言；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3）象形文字或约定符号；（4）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使用的表音符号；（5）拼音字母或写音。
”[27]这种语言文字发生与形成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原始初民文学活动发生的过程，二者是相随而行的。
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对原始艺术的产生作了如下的概括：“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28]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原始初民语言文字的发生、形成与文字书写作品的出现、艺术的产生的论述，人类文学活动的发生大体上应在摩尔根称之为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关于艺术起源和文学活动发生问题的学术专著，仅从上面这些有关的观点和论述中，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论述，无疑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三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他运用唯物史观多方面地研究了原始艺术，批判地吸取了格罗塞研究成果，在回答劳动与游戏何者在先、何者在后问题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艺术发生与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1856-1918) 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他以书信的形式撰写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学术专著。
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在生前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及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究，在文学艺术起源的许多观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结论。
普列汉诺夫在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上的特殊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革命。
在世界艺术史研究领域，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自觉地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原始艺术研究的理论家。
他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中写道：“在这里我毫不含糊地说，我对于艺术，就象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
”[29]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从今以后，批评（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
”[30]对于唯物史观原理，他作了具体阐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说，即：①生产力的状况；②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④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⑤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31]他把“社会心理”看作是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中介，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社会心理。
不研究社会心理，要想对艺术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地审视了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关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各种不同学说，批判了其中的唯心的、形而上学成分，吸取其有价值内容。
普列汉诺夫在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学中的达尔文生物学的观点。
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美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是从动物哪里发展而来的。
[32]普列汉诺夫认为，达尔文是把人类的起源当作物种的起源来看待的。
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的着眼点“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领域终结的地方。
他们的工作不能替代达尔文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地，达尔文主义者最光辉的发现也不能替代他们的研究，而只能为他们准备好基础”。
[33]普氏认为，对美感的起源不能用生物学观点来解释，应以生产劳动实践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学观点来解释。
动物对色彩、光线、节奏的辨别能力，只是一种发展成美感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而人的美感的产生，恰恰是人赖以生存的许多客观条件。
“这就决定于他们在其影响下受教育、生活和行动的那些条件。
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
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趣味和概念。
”[34]动物由于不可以有人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诸多的产生美感的条件，因此它们所具有的色彩、声响、节奏的感觉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变为同人一样的现实性。
第二，“劳动说”的确立。
普列汉诺夫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从游戏与劳动的关系何者在先何者在后的问题入手，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不同于“游戏说”、“巫术说”的“劳动说”。
在格罗塞那里，已注意将艺术起源的研究与原始初民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
他说：“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的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
”[35]但格罗塞的艺术史观留有二元论倾向，在谈到艺术活动发生的条件时，他又把“游戏说”的倡导者提出的“艺术冲动”看作是艺术活动发生的“首要条件”。
格罗塞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前止步了。
普列汉诺夫正是在格罗塞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说”的主张。
他认为，“解决劳动和游戏――或者也可以说，游戏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在阐明艺术的起源上极为重要的。
”[36]他吸取了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关于“游戏是劳动的产儿”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我坚决地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下面这个思想，那末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37]普列汉诺夫研究了各种原始艺术产生的历史条件后指出：原始社会中，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是一种快乐。
“游戏是由于要把力量的实际使用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
”[38]先民们的审美趣味，也总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论在这里和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可以成为生产力状况的准确的标志。
”[39] 对于普列汉诺夫提出和论证的“劳动说”的理由，学界也并非完全赞同。
有的学者已经对他的关于先民最初从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
比如，原始初民在进行生产工具制作时，他们的创造活动。
就显示出了两重性：一是他意识到自己活动的实用目的，二是他意识不到他的活动的美，意识不到他制作的工具已含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因素。
所以后人从原始的工具上感觉到的美，对于那些制造工具的原始人来讲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形态，只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无意识表现。
“这就是问题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它的实质所在。
”[40]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并没有给以理论上的说明。
四 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原始艺术提出的“劳动说”，毕竟是具有开创性的，因而它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是从翻译普氏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入手的。
鲁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41]他说：“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
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
”[42]过去谈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广为流传的是蒲氏的“劳动说”，提到鲁迅也仅是举出“杭育
杭育
”的一段话以印证“劳动说”的正确。
实际上鲁迅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既继承和借鉴了普列汉诺夫的方法与观点，批判地吸取“游戏说”、“巫术说”、“宗教说”和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感情体验传达说中有价值的成分，又紧密地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活动发生论的新观点。
鲁迅的著作中涉及文学活动发生论的主要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门外文谈》、《艺术论》中译本序等。
综合鲁迅的观点，他对文学活动发生、起源的主张可概括为：“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论。
最能代表他的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话：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
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
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单从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
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
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
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43] 关于“劳动说”，鲁迅作的重要补充是文艺起源于劳动，要有条件，不能过度，进而引发出“劳动－－休闲”说。
他说：“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不要过度。
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
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睱，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
”[44]鲁迅讲的诗歌起源的第二个原因宗教，着重指的是巫术。
他认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