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才德篇读后感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乃宗旨，故偶尔闲来无事，翻开，品味历史，不求以达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仅为提升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力求无愧于心，乃吾此生宿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是耐人寻味的哲言；“凡事都需得研究才会明白”，鲁迅先生同样教我们要重视历史研究；书柜中最多的书籍并非是之类，而是历史书籍，其中是他研究、批注最多的一部，读的益处可见一斑。
研读此书，所获匪浅，然而感受最深的是历史教会我为人处世必谨记谦和与谨慎的道理。
书中开篇不久便讲到“三家灭智”的故事，智瑶狂妄地当着韩、魏两家说：“汾河、绛河原来可以像晋水淹没赵一样淹没你们两家啊
”结果却是赵魏三家联合灭亡了智家。
而楚国春申君听信小人佞言，利令智昏，希图权贵，结果被自己扶植起来的人杀害。
由此可见，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
处世之人一旦狂妄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做一件关乎终身成败的大事而不能谨慎的从事同样必将自取灭亡。
“满招损，谦受益”，自己满足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和灾害；谦逊并时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益。
“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虽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却是为人处事的至理名言。
做到谦虚，个人就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
唐朝之所以有谏臣魏徵与唐太宗谦虚的态度，博大的胸怀是分不开的。
是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以谦和的心态应对他人的劝谨谏。
由此审视我们的现实生活，会发现，不管怎样，不管处于何时何地，面对何种境遇，谦和，是不变的法则。
性情急躁，或狂妄自大，且可逞一时之快，却可能为日后灾祸种下了因果。
而谦和忍让，即使此时心中稍有不快，但常言道，，或许一时的退让，是为日后的前行创造更好的机遇。
抬起头是一种境界，低下头是一种信念。
有人把头低下是因为想看清脚下的路，永远仰望高处而不愿低下头来看清路下的障碍的人，有很大的可能会在自己最有把握的地方乱了方寸。
谦和地笑对自己和别人，不要对自己太苛求，非得要达到目的才肯善罢甘休，要有修养地审视自己；更不要对他人太苛刻，一丝一毫的过错都不肯放过，要有涵养地看待别人。
智者的冷静，勇者的思索，胜利者在顺境中对自重的感悟，强者在逆境中对自尊的信任，谦和是一种沉默的威信，谦和是一种飘逸的远见。
谦和，告诉我们要用人格主宰自己的希望，用虚心选择自己的未来。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事情，即将要发脾气时，请想一想司马迁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军师孙膑装疯卖傻，战国名将伍员奔吴，六相苏秦尖锥刺骨…一个个忍辱负重而成功的例子„„他们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挫折、打击、困难„„在身心、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在长期的煎熬中度过。
忍辱负重给予人的不光是克服了当前的困难挫折，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赢得了一个坚强的意志力，为战胜未来的艰难险阻准备了利器。
韩信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孰视之”——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
韩信选择了忍，就选择了帮助刘邦打天下的事业，就选择了日后的王侯。
“忍辱负重”——成功让你必过的一关。
想想这个，试问，世间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而面对当今社会，虽然有着种种不公，但我们应该知道，倘若我们离开了这个社会，我们还可以生活下去吗
那样的话先别说生活与实现任何的需要，就是仅仅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所以，面对社会，我们还是应该怀着一颗谦和的心。
平凡但懂得感恩，对社会的感恩。
淡泊中，不忘对别人的感谢。
再说谨慎，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倾向。
持有此种态度的人，会对事物做整体的、细节性的考虑，小心评估利弊得失，并且反复思量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经常是深思熟虑的，注重长期、实质的结果，远超过短期、表面的利益。
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王翦灭楚”的故事，兼能说明谦虚谨慎的重要。
秦王打算灭楚，问王翦所需兵力，翦答：“非不可，”秦王又问王翦的儿子，答曰：“二十万足矣，”秦王高兴地说：“后生可畏啊
”于是翦子率兵出征，结果大败而回，秦王马上陪礼道歉，请王翦率倾国六十万大军出征。
出征前王翦向秦王提前要索要赏品，田地、宅院、美女、丝竹管弦之乐等应有尽有。
秦王笑而应之。
出征后王翦依旧常常催要赏品。
最后王翦灭楚后解甲归田颐养天年去了。
王翦灭楚，做了两件要紧的事，体现了他的谦虚谨慎的风格：一，要兵；二，要物。
一员老将久经沙场深知深入敌人纵深作战的危险，楚国广袤，加之人地两生，要兵六十万一点都不为过。
这正与年轻人气火旺盛、牛气冲天形成鲜明对比。
这正是谦虚之处，正是他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
归国后王翦亲信问起原因，王翦说：“大王委全国兵力于我，虽说是对我的信任，但不免有所担心，我频繁的索要赏品并不是我真的需要它们，而是向秦王表达我要解甲归田的意愿，这样才能让秦王对我放心。
”历史上多少“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敌破臣亡”的悲剧——韩信、文种、伍子胥、乐毅，悲惨的结局历历在目。
而王翦却可以做到功成身退，善始善终，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为人的谦和、处世的谨慎。
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谨慎谦虚”才是为人处世之道。
而三国中的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
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
”意思是：“你用刑太严，甚至有时杀错人，又每日鞭打犯错误的军官，打完之后又把这些人安排在身边，一点防备也没有，这样下去必然会惹祸上身。
”但张飞始终没有醒悟，不幸被刘备言中。
回想我们的现代社会，虽不会像古人一样稍有不慎即人头落地，但是，为人做事谨慎同样重要。
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父亲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就此失学。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不能不帮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
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收留他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
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
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
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没关系的，我看这孩子挺有出息的。
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
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直到1992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中，他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
诚然，谨慎虽往往给我们带来利益，是做人的优秀品质，但是如果过于谨慎，则引起问题，如丧失机会。
三国诸葛亮手握重权，性格谨慎，但却事必恭亲，鞠躬尽粹，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
从前，萧何推荐韩信，管仲推荐王子城父，都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
诸葛亮手下却没有韩信、城父、所以功业堕败。
”这是最公正的评估，问题不是没有名将，而是没有伟大的统帅。
诸葛亮身兼将相，而过分谨慎的性格，跟军事必然要有的冒险精神，互相冲突。
他培养的接班人，都是保守有余，进取不足，使我们徘徊扼腕，无限痛惜。
诸葛亮认为子午谷战略太过冒险，但魏延并不是盲目冒险，而是正常冒险，因为对手恰恰是花花公子夏候懋之故；对手如果是司马懿，大军一进入谷口，就等于进入地狱。
所以魏延的大战略一旦被否决，便永无再行的可能。
从此，曹魏王国安如磐石，诸葛亮的出兵祁山，对曹魏王国的伤害，不过是隔山打牛，徒消耗士卒性命。
诸葛亮的错误决策，由于他天生的谨慎性格，使他追求万全。
偏偏军事上没有万全，所以他用尽力，不能寸进。
魏延是当时名将，而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被驱逐到错误的地点，打绝望的战争，而最后还被诬以谋反，死在自己人刀下。
从资治通鉴的几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为人处世谦和、谨慎，可以使前路更平坦，免去不必要的纷争与忧扰，是人生的智慧。
但是，我们更要切记要把握好分寸，因为如果过于谦和、过于谨慎，则往往会使我们丧失成功的机会。
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才与德论述写一篇读后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下是读后感写作方法：读后感的意思就说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或几句名言后，把具体的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就称之为读后感读后感的格式：第一段把书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加以概括，作者写了些什么，想表达些什么。
第二段选择一个其中比较重要的点，也可以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些地方，把它表达出来，切记是要用记得语言最好不要摘抄。
比如说我觉得那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有隐含的意思，我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三段联系实际的生活，把书里的和生活中的结合起来，抒发下真情的实感，生活中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学到了些什么。
做到以上3点，那么这篇读后感基本就出来了当然不一定就三段中间可以自己分，详略得当就好但是结构层次一定要鲜明，读和感结合，重点在“感”上。
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
题目可以用《×××读后感》，也可以用《读×××有感》。
?首先事要审清题目。
在写作时，要分辨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力求做到“读”能抓住重点，“感”能写出体会。
?其次要选择材料。
读是写的基础，只有读得认真仔细，才能深入理解文章内容，从而抓住重点，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才能有所感受，有所体会;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找到读感之间的联系点来，这个点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文中点明中心思想的句子。
对一篇作品，写体会时不能面面俱到，应写自己读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变化，摘取其中的某一点做文章。
?第三，写读后感应以所读作品的内容简介开头，然后，再写体会。
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
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的作品上来。
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最后，写读后感的注意事项：①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
②要写得有真情实感。
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绝非“检讨书”或“保证书”。
③要写出独特的新鲜感受，力求有新意的见解来吸引读者或感染读者。
感染读者。
资治通鉴(夫才德与)翻译
出处：《资治通鉴 原文：臣光曰：之亡也，才胜德也。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翻译：臣说：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
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
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
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
求采纳，谢谢
资治通鉴唐纪八读后感200字
《通鉴》读后感(一)：玄武门之变发微玄武门之变在唐史上影响深远，它开唐朝皇位继承人以武装政变夺权的先例。
然而由于胜利者李世民的篡改，使史书中对此事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疑点重重。
现就相关史料，作一梳理，以期庶几能还原历史之真相。
由于玄武门之变的根源在于秦王党与太子党，秦王党与皇帝李渊之间的权力冲突，而这种矛盾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最后臻于激化的，换言之，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因此，我们有必要拉长时间的维度，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这一政治事件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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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非信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
自衿为仁义之国的中原诸侯互相争伐，而一直被诸侯国鄙视的蛮夷之地——秦国，却在一次次战火洗礼中逐渐变强，最终称霸天下。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提到过，“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九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秦国之所以变大变强，我认为在于秦国统治者于战局纷乱时，能够把握“信与非信”的尺度。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
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明日，秦人皆趋令。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
”尽迁之于边。
其后民莫敢议令。
材料二：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何者
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
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
魏不支秦，必东徙。
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
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
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
”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
盟已，饮。
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
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 材料一，商鞅对民的法治思想是“取信于民，兼具公平”，在秦国，因为军功而受赏的士兵享有极高的荣誉，而那些无功而富的人地位却不是很高，甚至不被允许在家里穿奢华的衣服。
项羽曾经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那些富人虽有家财，但如果没有军功，连炫耀于人的资格都没有，政策如此，民风也以尚勇为能，因此才能炼造出一支虎狼之师。
荀子在与赵孝成王谈论到秦国军队时，提到“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意思大致为秦国以严苛法术统驭人民，人民只有通过战功，通过砍下敌军的头颅，才能加官进爵，因此诸侯军忌惮与秦兵交锋。
当年长平之战，赵国派大军抵御秦兵的入侵，结果赵军碰到秦兵，一触即溃，最后被坑杀的达40多万，惨烈程度超过南京大屠杀。
从而可以看出，秦王对国家实行的法制，是以严苛的法律相伴，使其威信发挥到极致，使秦兵如《秦风·无衣》里面表述的，军队能够同仇敌忾，以杀敌立功为渴望，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
材料二中，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时，魏国派公子卬率军抵御，因为商鞅与公子卬是旧交，于是写信给他，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结盟而罢兵，公子卬轻信于商鞅的建议，亲自参与会盟，结果被秦兵扣留，最终导致魏军大败。
在实际战役中，尤其是针对敌对势力，所谓“兵不厌诈”，往往不会讲究诚信，而片面拘泥于道义，可能会错失战争时机，最终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扭转。
如宋襄公，当初宋国在他统治下，国力强盛，而齐桓公之后，齐国威信下降，宋襄公打算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宋楚间发生一场大战。
当楚军渡河时，将领建议趁机发动攻势，宋襄公认为这种做法不仁义，予以拒绝，最后宋军大败，2000多年后，在《论持久战》中说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同样，楚汉争霸时，韩信带兵攻打成安君陈馀的军队，李左斗曾建议派奇兵截断韩信的粮道，从而不战而胜。
而成安君空称道义，称道“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最终赵军大败，自己也被韩信所杀。
秦国成功权衡了“信与非信”，最终灭六国而霸于诸侯。
这种模式也得到传承，像现今的国际关系，两个国家倘若是贸易伙伴，则彼此信守承诺，将促进外贸发展，最终赢得双赢，若两个国家对峙，尤其是敌对时，有时放出些虚假消息，成功迷惑对方，或许会为自己赢得先机。
同样在一家公司里，对职工能以“信”，使员工明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则公司气氛也能极大活跃。
而面对竞争企业，一些营销类的策略就得依靠放烟雾弹，让对方无法获取有价值信息，这样才更有利于占得市场。
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词中提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王朝兴盛，百姓过着困苦的生活，到王朝衰弱，各割据力量相争，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按鲁迅的说法，是进入了“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战国时期，硝烟四起，战争频发，民生凋敝，天下人争当奴隶而不得时，却有两位大忽悠，用三寸不烂之舌，且辅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游说诸侯国，使纵横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纵横，包括合纵和连横，简单而言，合纵是指弱小势力间相互联合，进攻强大势力，如近代史范围内，各殖民地频频爆发的起义，多是以合纵为策略的。
连横指强大势力联合一些弱小势力，壮大声势，从而攻打另一些弱小势力，蚕食天下。
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而在先秦时期，谈到纵横，不得不提苏秦和张仪。
之前称苏秦与张仪是两大忽悠，是因为他们出使诸侯国时，往往为其政治目的，加入些夸张、不符合实际的言论，比如苏秦夸耀齐国强大，用了“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来形容，夸耀韩国士兵强大时，则说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使几位诸侯王飘飘然，最后苏秦挂六国相印，显耀一时。
张仪的忽悠技巧明显高于苏秦，而且用计更为阴险，如当时六国采用苏秦合纵之术，欲共同进退时，张仪则巧设计谋，使六国联盟最后分崩离析：先是，秦惠王派犀首（公孙衍）诱使齐国与魏国攻打赵国，引起六国间矛盾，之后张仪派兵攻下魏国蒲阳，然后又把蒲阳城还给魏国，魏割十五县给秦，六国此时已是首鼠两端，按着，为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出使楚国，答应楚王若与齐国断绝来往，就把商於六百里地献给楚王。
因为张仪忽悠水平实在高，楚王听了满心欢喜，与齐国断交，之后看秦国貌似没有献土地的动静，以为自己做的还不够过分，又派勇士到齐国骂齐王，齐王听说了后，十分恼怒，与秦国建立和好，这时张仪出来见楚国使者，让楚王去接收商於六里的土地，六百里变六里，楚王自然大怒，派兵与秦国大战，结果大败而归。
自此之后，张仪效法苏秦，游说诸侯国，最终使连横之术代替合纵之术，为秦国赢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张仪之后，范睢又继承合纵的精髓，提出“远交近攻”策略，秦国又依其计谋，最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朝之后，纵横之术并未消沉，当国家进入割据状态时，其往往能大行其道。
如汉朝时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先平定了吴楚联军，最终瓦解整股反叛势力。
晋朝时爆发“八王之乱”，各割据势力相互联合，攻打，导致西晋灭亡。
明王朝时，朱棣利用朱允炆削藩之机，起兵靖难，用纵横之术孤立中央政权，最终赢取了天下。
舍生取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 《资治通鉴》一书中，第一个“义”的例子，就属“豫让吞炭”。
三家分晋，衍生出魏、赵、韩三国，而赵国国君赵襄子有种特殊的嗜好，他喜欢把晋国亡国之君——智伯的头骨作为酒器，而智伯的家臣豫让打算为智伯报仇，躲在赵国宫殿厕所里，想借机杀死赵襄子，不料，他低估了赵襄子的特异功能。
赵襄子刚要上厕所，就闻到厕所里有股杀气，派人查找，结果搜出了豫让，之后把他放了，认为他是“义士”。
豫让不死心，用漆涂在身上，把皮肤弄得腐烂，并且为了改变声音，又吞炭使声音沙哑，然后躲在桥下，想在赵襄子经过时刺杀他。
结果赵襄子又一次发挥其特异功能，派人去桥下搜捕，抓到后便把他杀了。
像后世一直为人歌颂的《赵氏孤儿》，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亦是此类型。
那么什么是“义”呢
孟子在上面文章中谈到“义”字，内涵模糊，从表面意思看，似乎可以把“义”理解为一种道德与信仰， 根源于人的本性。
孟子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乞人，他虽身无长物，但却拥有尊严，即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而《礼记》中有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为大”意指君礼贤下士，那么“宜”字，按训诂学家的分析，是表示合宜之意，从这里又可以得出，义又是一种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可以称其为高尚的集体主义，所以孔子才会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认为君子总是劝大家遵循社会的道义，而小人则是劝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
那么即可认为，“义”是源于人的本心，但又为社会所尊崇，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所在。
可能有人会认为，文中称“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人为义，难道是符合社会利益么
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到儒家思想中的“礼”，就可以清楚，这实际上是儒家在约束人的行为，不为私欲，却为遵循礼的规范。
试想，如果人人都为满足自我欲望，争名逐利，甚至为私利放弃自尊与道德，那这社会一定会变得混乱不堪。
同理，谈论到豫让这行为，之所以称其为“义”，是因为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动荡社会中，他仍以忠君为信仰，符合“君为臣纲”思想。
而若臣下都以此律己，那社会就安定得多。
《资治通鉴》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
《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的编年体通史。
《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叙了从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产生于北宋神宗年间,旨在为帝王提供治国经验的历史巨著。
撰写的主持者司马光在客观的历史叙述中,曾上百次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发表议论、抒发感慨。
这些议论和感慨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折射出了《资治通鉴》主撰人一种十分明确的治国理念。
分析和揭示这一理念,对于把握《资治通鉴》所要表达的治国经验的主旨,了解北宋时代一批政治家所要倡导的治国之道,认识中国古代一种治国思想的特征及其利弊得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谈到他写《资治通鉴》的意图,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通鉴》是突出在探索政治兴衰上,表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
《资治通鉴》全书贯串了总结政治盛衰的意识。
由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通鉴》对历史盛衰的关注有自己的侧重点。
汉代以后朝代更替,除了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外,很多情况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或各个小王期相互征战的结果。
赵匡5LJ也是通过兵变的方式,夺得政权。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除了要防止农民起义外,就要把调整了的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用礼教固定下来。
秦何以灭,汉何以兴,隋何以灭,唐何以兴,仍然是司马光写《通鉴》时关心的问题。
但在这之外,司马光把礼教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历史事实来宣扬,是适应当时统治者的需求。
所以司马光在《通鉴》开卷中,把自己对历史盛衰的根本观点提出来。
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侮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这一段“复礼”一的进言,其用心是说明礼教深人人心,等级的封建统治巩固起来,赵宋皇朝可以太平无事。
这一段“迁论”倒是适合封建皇朝的脾胃。
这一段话成了他总结厉史盛衰的基本理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