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简介
《资本论》是一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 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
” 《资本论》的版本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每出一版，都写了序或跋，这些序言和跋文构成《资本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我们学习《资本论》的入门向导。
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一共有七篇，其中前四篇是马克思自己写的，后三篇是恩格斯写的。
在这七篇的序言和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在这几篇序言和跋文里，讲到了有关《资本论》的许多重要问题。
例如，关于《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结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以及学习《资本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
一、《资本论》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马克思在大学本来是学法律专业的，但主要精力却用在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上。
1842―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
当时普鲁士莱茵省议会通过了“林木盗窃法”，公然侵犯贫民阶级的权力。
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经济状况问题。
这些物质利益的冲突，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之一。
于是，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收集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资本论》的创作和完成时期。
1857―1958年，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这是他创作《资本论》的最初尝试，通常称它为《资本论》第一稿。
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书名分册出版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六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第一分册的书稿于1859年出版，但这个第一分册只包括两章，即《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
这是“六册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绪论性的两章。
在1861－1863年期间，马克思接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结果写成了一个篇幅庞大的书稿，共包括23个笔记本。
它开头的总题目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副标题是《第三章资本一般》，通常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二稿。
在写作这个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分四册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
从1863年8月开始，马克思撰写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这是《资本论》的第三稿，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
从1866年初开始，到1867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誊写工作，同年9月在德国汉堡出版。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 按原计划，《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
但是为了“联贯和完整”，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内容，也扼要地收入《资本论》中，其中关于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以及交换过程等问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并不因此而失去独立的科学价值。
例如，关于贵金属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而在《资本论》中就只是简单地提到。
所以，在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时，不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对照着来阅读。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修改和再版工作，并帮助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文，校订法文本。
同时，还积极收集材料，改写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原稿。
《资本论》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
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
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
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
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
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
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
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
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
《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
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
“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
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
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
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10、11段和《第二版跋》的第5―15段，马克思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是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产生的。
15世纪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重商主义学派。
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英国，始于威廉?配第，发展于亚当?斯密，至大卫?李嘉图而登峰造极。
在法国，始于布阿吉尔贝尔，中间有魁奈、杜尔哥，最后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去，揭露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
例如，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李嘉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分配领域中的表现，“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
”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规律。
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所以，古典学派发展到李嘉图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 1820年到1830年，“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
有的人把它普及开来，有的人利用它来反对重商主义等旧学派，有的人把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有的人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把它庸俗化了。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当时这一论战还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
”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是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
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
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
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现象，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
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师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
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
”所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只能抄袭英国、法国的作品，作为教条加以搬弄。
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
因此，“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
”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这个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公正无私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受阶级偏见的束缚，客观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
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
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 。
四、《资本论》的方法论 在《第二版跋》的第16―27段，马克思说明了《资本论》的方法论。
总的来说，《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但要真正掌握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
”例如，有人说马克思是“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有人说他用的是批判的分析法；也有人说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
对于人们的种种议论，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作了回答，其中特别详细引证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
这段评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二、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受一定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三、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四、马克思特别强调研究每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五、马克思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等等。
对于考夫曼的上述评论，马克思满意地认为，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
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是马克思的首创。
“就本来意义上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 马克思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矛盾，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资本论》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表现在，他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研究经济运动规律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
针对有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颠倒了，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且被“神秘化了。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成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这两种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
”这是因为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企图论证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的合理性，起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
”这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
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就是说，《资本论》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它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抽象力。
什么是抽象呢
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抽象就是从具体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出发，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如何进行研究工作，讲得很清楚：（1）占有材料；（2）进行分析；（3）探寻内在联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但这还不是抽象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还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
什么是适当的叙述形式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
他在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叙述形式。
这就是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逻辑加工，并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叙述出来。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大量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
五、《资本论》的结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 现在出版的《资本论》的分卷情况，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不尽相同。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第一卷的修改和译文校订工作，并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进行反复修改，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占用马克思大量的时间和他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三卷未能及时出版，他就逝世了。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把《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整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恩格斯在世时，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由考茨基整理出版。
但是，考茨基把它作为一部与《资本论》平行的独立著作，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
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结构是没有变动的，变动的只是分卷和名称。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贯穿全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
《资本论》第一卷是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资本论》第二卷是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这是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四卷是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学说史。
《资本论》中心突出，结构严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论》是“一个
一篇500字左右的文言文读后感
其实，人生就如同炼钢
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生俱来的，“铁”变成“钢”，只有一种途径——炼
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饱尝人间疾苦，二十岁参加了共产党员，因积劳成疾导致全身瘫痪，后，辗转病榻长达九年，然而卧病期间，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他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把笔作为武器，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新的工作岗位，开始新的奋斗，并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这部不朽的名著。
文中，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塑造的主人公，,同样也鼓舞着千千万万的读者。
——一个，身体瘫痪的人，在重重的人生道路障碍前，凭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及亲友的鼓舞，勇敢地与疾病搏斗. 保尔是一个苦孩子，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受欺侮，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但是，他敢于向不公平的屈辱的社会地位挑战，敢于起来改善自己和劳苦大众的命运。
他在朱赫等老一辈的教育帮助下，积极投身于捍卫的斗争。
保尔一生的经历实际上是向不公正的命运挑战，向困难挑战，向自身的残疾和不幸挑战的过程。
可是，一个人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苦难和打击呢
一天之中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发起17次冲锋，身患伤寒饿着肚子踩着冰冷刺骨的泥浆修路，从死神那里挣扎出来，躺在病榻中受尽伤痛的折磨。
后，他回到家乡，只求能听见母亲的声音，然而亲爱的母亲却已化作了一堆黄土，即使是这样，直到最后，他还要把自己的经历经过升华之后变成精神财富献给人类： 保尔是正直的，十几岁的他，因为正义，敢出手教训市里的无赖； 保尔是机灵的，身处牢中的他，能抓住机会，轻而易举地使愚昧的敌人中计而躲过魔爪； 保尔是勇敢的，刚参军的他，纵马挥刀地向前猛冲，完全进入奋不顾身和忘我杀敌的精神境界‘ 保尔是坚强的，作战的他,在头部严重烧伤后，在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支持下，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以继续抗战； 保尔是伟大的，他几次与死神进行生死搏斗，最终以胜利而回到亲人的身边，回到战友的身边； …… 在学习中，我们应该学习保尔不怕困难、刻苦钻研的精神；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习保尔勤奋进取、不怕挫折的精神； 在劳动中，我们应该学习保尔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 …… 当我们失败时，我们应该以保尔为榜样，分析原因，鼓起勇气，重新开始； 当我们成功时，我们应该以保尔为榜样，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继续努力； 望采纳
1949到1978年发生的文艺大事件，是关于对文化界有影响的
1951年 5月20日 为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电影的批判。
8月8日 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表在。
1952年12月 全国文协组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林默涵、何其芳的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发表于次年第2号和第3号的。
批判胡风运动。
1954年7月 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10月16日 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写了。
不久，全国展开了对研究的批判运动。
12月 全国文化界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 胡风的“意见书”的二、四部分作为第1—2合刊附册发表，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5月13日 舒芜的和胡风的发表在。
24日和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二、三批“材料”。
这三批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6月以为名出版。
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
1956年 1月 文艺领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将各种民营剧团、书店、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或国营。
1957年4月9日 发表《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始全国反右运动。
6月—9月 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
1958年1月26日 《文艺报》第2期的“再批判”专栏，对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1942年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野百合花》、《还在杂文时代》、《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再次进行批判。
1960年 1月11日 《文艺报》第1期转载李何林发表在《河北日报》的文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并在编者按中对文中的观点提出批批判。
同月 《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对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观点进行批评。
1月—9月 《戏剧报》开辟“关于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专栏，对海默的《洞箫横吹》以及其他剧本进行批评。
1963年12月12日 在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对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
6月27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
1965年11月10日 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文汇报》上。
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邀请一些部队作家，举行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座谈会，写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刊载。
1966年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
同月 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发表在《红旗》杂志第5期。
5月10日 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
5月17日 作家邓拓被迫害致死。
7月 除了《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8月2日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遭迫害逝世。
8月24日 作家老舍遭迫害致死。
9月3日 翻译家傅雷夫妇遭迫害致死。
1967年 1月 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期。
2月13日 作家张恨水逝世。
同月 作家罗广斌被迫害致死。
4月12日 江青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为人民立新功》谈到文艺问题时说：“这十七年来„„大量是名、洋、古的东西，或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江青讲话编选》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2月 作家阿垅病逝于狱中。
1968年4月，作家司马文森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 剧作家海默被迫害致死。
5月23日 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思想的阵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并阐释了“三突出”的口号。
8月 作家丽尼遭迫害致死。
11月2日 作家李广田遭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11日 作家、历史学家吴晗遭迫害致死。
1970年4月 上海革命写作小组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发表在《红旗》第4期。
9月23日 小说家赵树理遭迫害致死。
10月15日 小说家萧也牧遭迫害病逝于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1971年 1月13日 诗人闻捷受迫害致死。
6月10日 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病死狱中。
8月8日 文艺批评家侯金镜遭迫害逝世。
1972年7月25日 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遭迫害逝世。
12月17日 作家魏金枝遭迫害逝世。
1976年4月5日 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出现大量的声讨”四人帮”、歌颂周恩来以及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
同月 小靳庄诗歌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 1月2日 作 1月7日 李瑛的长诗《一月的哀思》在《光明日报》发表。
1月8日 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19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在第9期上以“促 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李准、周立波等的发言。
11月20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并于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茅盾、刘白羽的发言。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
同月 《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第11期和12期上以“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周立波等的发言。
同月 《人民日报》、《人民文学》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月 《郭小川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发表给陈毅的《关于淡诗的一封信》。
此后，文艺界展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1978年 1月 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
之后，各种文艺刊物纷纷复刊。
2月 《文学评论》复刊。
3月 大型文学刊物《钟山》在南京创刊。
4月30日 艾青“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红旗》发表在《文汇报》。
同月 文化部举行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
5月20日 林默涵的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
5月27日—6月5日 中国文联第3届全国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文联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文艺报》复刊。
12月5日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给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陶铸的《思想·晴感·文采》、《理想·情操· 精神生活》、赵树理的《三里湾》、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一批过去受批判的作者和作品平反。
同月 《新文学史料》创刊于北京。
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 1月14日 《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等到会讲话。
2月12日 《文艺报》第2期公开发表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同月 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文化部党组做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开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公刘的诗歌《沉思》在《清明》第2期发表。
4月20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同月 大型文学刊物《花城》在广州创刊。
同月 《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各地报刊就此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
10月30日—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
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
在四届全委一次会议上，茅盾当选为文联名誉主席，周扬当选为文联主席。
同月 《星星》诗刊在成都复刊。
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