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本论》有感
《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许光伟摘要：《资本论》首章的工作结构是对初版进行调整后所得，名称也是这时候马克思才加进去的。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进一步完结早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承诺的分析。
启示我们：第一，《资本论》辩证法规定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第二，马克思文本结构是开放的，就首章而言，所要完成的是“商品本身”的大写规定剖解，在指向性上，其始终与历史发展同步，即坚持商品精神现象学批判（马克思暂名为“拜物教批判”）工作进路；第三，商品辩证法是实践化的批判规定，是活的工作逻辑，旨在消除自足，坚持始终在生长运动现象中认识存在规定，把握存在的整体发展；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化的形成历程，它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存在（规定），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和劳动一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和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范例，据此，辩证法具象化为历史的实践的工作方法（马克思称为“我的辩证方法”），而又借助工作提升，使唯物主义规定不再束缚在象牙塔中，成为直接蕴涵实践批判的历史的“阶级科学”。
这一解析解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和发生奥秘。
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历史方法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马克思一直谈论的是“我的辩证方法”以及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讲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集中在思想认识领域内的成就促成一门新学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
这是在和资产阶级解释学——把科学哲学用于经济构造所形成的分析技艺（方法工具、技术）——作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寻求认识论的根源，科学揭露发生背景，查明发展过程，进而宣明社会主义批判工作实质，是其全部根据。
这是对“唯物主义基础”予以肯定的理论实践过程。
马克思在二版跋中的论断讲清楚了方法的性质和来源：（1）它是客观逻辑产物；（2）在性质上，是作为工作批判逻辑；（3）具体来源于主观批判，又属于认识能动性范畴。
方法论本体是客观批判（逻辑），实体组成是本体逻辑的变形过程和形式，也可以说成是工作逻辑的实现形式，同时，还可以说成是方法本体的实在的表现形式。
因此，讲明科学方法的前提是对历史方法的本体性质进行说明。
[18]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
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
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
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
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
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
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
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
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
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
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19] 科学方法其一，《资本论》逻辑是批判与建设的统一。
《资本论》作为一般分析和特殊分析的工作结合，具体化为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统一。
即如果说马克思创立《资本论》的本意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从这一意义上讲，《资本论》直接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那么，作为“科学批判”，资本批判逻辑同时离不开建设逻辑，而与建设逻辑相历史契合。
[20] 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了关于资本科学批判分析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
”[21] 以及根据资本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方面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等等。
[22-23] 其二，《资本论》研究是广义与狭义的统一。
整体上看，《资本论》是有机统一了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理论逻辑体系。
以价值分析为例，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商品价值是整个分析的起点，但并非作为简单、直接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同时以丰富而翔实的价值形式历史演化过程分析，“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商品价值形式完全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以及一方面，关于价值概念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他同恩格斯分别依据不同特殊领域的研究而得出的价值规定具有差别性，而规定价值为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以《资本论》的严密而完整的逻辑科学论证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内在辩证关系，促使恩格斯由衷地承认：“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
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24] 这一统一整体凸显了总体价值规定性，即“劳动对效用的关系”（许光伟，2006）。
它表明完整的历史价值形态共包括有四种：简单价值形态、自然价值形态、商品价值形态以及企业价值形态，并分别对应于：直接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个体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私人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以及直接社会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
既然《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剥削制度的本质、阶级对立和矛盾对抗，以及它的历史暂时性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论”，而且阐明它作为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机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论”，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定和意义上，总体价值即进而规定了商品价值（作为狭义价值规定）与企业价值（作为广义价值规定）的逻辑互动，实现了市场经济价值一般与市场经济价值特殊的有机统一。
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本论》非但没有舍象价值生产I（价值生产的广义形态），相反，而是把价值生产I作为广义研究方法和逻辑有机嵌入价值生产II（价值生产的狭义形态）分析中，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分析具有总体性质。
总之，从《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及范式研究方法可以引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得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乃是基于广义范畴和广义逻辑的方法体系的基本结论。
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进而合理推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理论依托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现代重建，它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融合。
《资本论》及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即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
[25] 我们用这个工作体例来说明如何发展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
在弄清楚马克思企业理论应该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应该正面回答马克思企业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显然，这第三个问题总体受前两个问题的回答所决定和制约。
因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认知来概括这一问题：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发展总体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即可以被总体界分为两个层面进行：马克思经济哲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简言之，前一层面研究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的相互放入的规定，后一层面研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体经济理论体系。
进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面界分了企业理论的两个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简言之，前一基础说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具体形成，后一基础则说明企业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成。
从而，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过程中介理论，作为企业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的理论扩张。
以下即以“价值拓展”来具体表达这一实际的理论过程，包括四个价值规定的总体假设：假设1：从劳动过程的概念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入量对劳动出量的关系劳动概念依存于劳动过程的概念。
劳动从本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劳动时间规定，是一定形式的劳动体或劳动合类性，卢卡奇（1971）称作“无声的合类性与有声的合类性以及自在的合类性与自为的合类性的统一”，进一步可以被规定为：由内在的、无声的合类性向有声的合类性的沿时间过程进行演化的类存在物。
从而，劳动本质是人类（类存在）本质与主体（劳动时间）本质的统一，决定价值首先是量的规定关系，是劳动入量（凝结劳动）对劳动出量（社会价值）的投入－产出关系。
马克思（1867）因而直接规定它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或商品社会价值。
[26] 假设2：从劳动过程的经验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劳动关系依存于劳动过程的关系。
在经验的世界，劳动（体）则可以被进一步看作劳动（过程）的质与量的统一体。
卢卡奇（1971）因此说：“再生产中永不停息的变迁，总是在以量和质的方面都不断提高的方式重新创造出社会存在的特定的实体特征。
”也就是说除开量的规定，价值规定还必然同时包括着质的内容。
从此点意义而言，即价值不过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为：（1）价值（劳动关系）与财富（效用关系）的简单同一：劳动效用关系，（2）价值（关系）与财富（关系）的相对分立：生产费用（企业劳动入量）对效用（社会劳动出量）的关系，（3）价值（关系）与财富（关系）的有机统一：劳动（劳动入量）对效用（劳动出量）的关系，（4）从出量关系上看，则包含着劳动对物质效用（如产品效用、商品效用），以及劳动对社会效用（如生产效用、价值效用）的关系，等等（许光伟，2005、2006）。
[26] 假设3：从劳动过程的产业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协同的社会关系这个假设是劳动价值论的产业分析视角，也可以称为马克思的“简单劳动假说”。
从劳动规定看，价值关系由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构成，决定存在着劳动量的一般折算关系或法则：复杂劳动（complex labor）作为“熟练劳动”（skilled labor）的规定存在，对应地，简单劳动（simple labor）作为“不熟练劳动”（unskilled labor）的规定存在；从价值规定看，价值关系则由协同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构成，决定协同劳动体由总体劳动构成，即意味着“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马克思，1867）；从劳动的协同本身或社会规定看，价值关系相应乃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关系构成，从而决定“总体活劳动”的协同范围必然会由物质生产部门扩展至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的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
[26] 假设4：从劳动过程的企业规定看，价值是异质劳动对同质劳动的关系这个假设是劳动价值论的企业分析视角，说明价值概念（关系）也对应地依存于价值过程的概念（关系）。
价值过程则可以被广义说成是对（剩余）价值生产（包括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剩余）价值流通（包括价值交换、价值实现）以及（剩余）价值分配（包括投入价值分配、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的概括说法。
由此，价值关系可以进一步被明确为：复杂性劳动（labor of complexity）与简单性劳动（labor of simplicity）协同创造价值的命题（许光伟，2003、2004）。
从这种意义上，这一研究可以一般概括为：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基础上的“二维论”，即通过理论归纳“复杂性劳动”（本身作为规定异质劳动的范畴）与“简单性劳动”（本身作为规定同质劳动的范畴）的两种抽象劳动形态，申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维度，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凸显现实世界的多维理论特征，以及相应对其多态形式进行适度抽象基础上的科学把握。
[26] 总之，从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是劳动过程对价值过程的关系看，企业本体乃是劳动体与价值体的统一：由劳动演化经由劳动过程、价值过程而至企业的演化和历史累积发展，构成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和理论发展的进路，从而，价值概念（关系）及其拓展进而即构成了实现企业理论的过程中介的规定。
[26] 研究方法这是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归根结底，劳动价值论是蕴涵了数学方法的“历史方法”。
发生学逻辑( 逻辑模型) 说到底是历史的方法，是关于“历史”的质性分析，它的工作模式集中在平均质与平均量的结合层面。
这种逻辑实现对象向“研究对象”的转化，生成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生成方法本体：劳动二重性存在理论及其认识范畴。
由二重性认识论导引，历史规定上的存在论转向知识论，劳动价值论的结构元素转化为具有知识蕴涵的质与量的结合。
对象由此建立为一种“理想型”。
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本体。
理论模型是这一意向下的同时涵盖方法论具体规定性的规定，亦即，它达成的恰恰是质态( 分析) 和量态( 分析) 的结合——现实态。
劳动价值论的实践本体是量与质结合的实践空间，即实现数字与实证对象的结合。
由于“赋值活动”( 质规定量的实践过程) ，存在论、知识论进一步落实为实践论( 规定) 。
因此，某种意义上，计量模型进而达成的也恰好是为“现实态”而工作的实践逻辑，是从逻辑模型外化角度来看的现实态的工作态。
[3] 简单小结：（1）从《资本论》具有百科全书研究性质特点所传递的信息看，马克思原初的想法是希图通过《资本论》文本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研究体系，即广泛涉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统一的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2）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仍然是“整体六册计划”的一个浓缩本，因而不仅它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质的，而且在内容上广泛涉及前资本主义（包括中世纪的、古代的直至原始时代）发展历史，乃至关于未来社会的重要论述和设想，《资本论》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本质经济关系分析与具体经济运行分析相逻辑统合的系统科学著作，是真正意义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百科全书的总体研究范式；（3）从《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确立了逻辑分析典范看，《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归根结底是方法论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不断成熟乃至完善，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作为唯物史观的最为精确的经济表达。
（4）广义政治经济学真正的含义乃是在于说明它是唯物史观的最为直接的政治经济学表达；（5）从这一角度，《资本论》不仅不是纯粹的狭义理论逻辑体系，而且实质上，它作为一个总体经济体系的功能正是推进方法和内容的不断有机融合；（6）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则进一步表明：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说明，也同时可以具体指导关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理论构建。
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的系统写作，真正推翻全部旧的经济学，可以说是作了毕生的准备，所做的大量笔记或读书札记中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还包括数学、自然科学，直至包括经济人类学和历史学。
马克思恪守研究方法本身作为叙述方法约束的研究原则，因而在他看来，全部资本主义历史不过是一部资本主义不断生成、发展史，包括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
这样就必须认识到，由《资本论》所建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特殊逻辑，也是一个包含一般的历史总体分析逻辑。
[27] 叙述方法叙述方法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讲述方式和形式，体现为文本的呈现结构。
因此，凡是人们看到《资本论》中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直接差别的地方，相反，恩格斯却始终坚持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和规定它。
就价值概念而论，他格外强调：“法尔曼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
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以及相应所形成的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28] 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怎样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 个先验的结构了。
”[29] 归根结底，《资本论》方法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
《资本论》整体采用科学的历史抽象法，马克思称为“研究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
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方法是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完整地在逻辑上再现出来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强调：叙述必须服从研究。
马克思正是充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全面剖解了“商品－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典型。
有人凭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说法，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
因此，我从这个国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实和实例作为我的理论的例证”，认为《资本论》文本所论仅仅关涉英法古典资本主义，断言这一分析（尤其以劳动价值论为甚）不仅根本是一个狭义逻辑，而且也是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一个“简单扬弃”。
这显然是完全错误和站不住脚的。
[30] 因为不仅马克思在此处已经声明“物理学家为了认识自然过程，或者是在现象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时考察这些现象，或者是在尽可能保证现象按自身规律性展开的条件下从事实验”（这种方法准确的说，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典型方法，而且是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类似的分析可以参见《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如同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
[31] 这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说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中性”的。
因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认识缩影。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
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
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
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
但仅此而已。
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
”熊彼特正确说明了马克思的工作性质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宏旨：“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
”[32] 以上所阐述的由广义政治经济学所直接引发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仍然侧重于“方法”性质。
它从方法论角度内在地给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范式构建的具体逻辑。
并且可以理论暗示：这一逻辑能够深层次地引向于《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
确实，我们通过对《资本论》进行现代解析，不仅从中可以挖掘到《资本论》逻辑与现代经济理论及问题的多层次的理论接口，而且进而可以寻求到直接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众多建设逻辑。
表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不仅乃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产物，而且直接是基于《资本论》方法进行范式转换和现代重建的产物。
更进一步，这一方法命题与卢卡奇（1922）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权威表述，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卢卡奇在说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他不仅在指一种科学认识论，而且同样在指一种科学实践观。
也充分表明：正是经由这一方法论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才不再只是作为“纯粹哲学”，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作为经济哲学层面以及经由经济哲学层面实现向经济学层面进行源源不断转化的一种方法论的存在。
[33]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临任务：承担创造性理解马克思的作品，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
这个历史任务所以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科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也需要明确其“保卫的工作内涵”——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在继承和创新意义上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实现方法手段的选择以及寻求中国经济学原创的理论和思想。
历史既然已经将其过程“总体”呈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使用历史性质的方法来剖析历史过程。
[5
资本论读后感哪位大神帮个忙，要原创的，拜托了
一，反思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法被建立为辩证的认识和对资产阶级方法的内在性批判。
其反思性在于范畴批判。
从范畴生产的高度看，科学抽象法和发生学工作逻辑是统一的，这就是马克思建立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批判性地正确运用这一历史的抽象法，才能达到科学的彼岸。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临“保卫《资本论》”的任务：承担创造性理解马克思的作品，通过善读、善用、善于转化，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
二，马克思《资本论》学习和保卫。
《资本论》是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光辉巨著。
正因如此，时间过去了两个世纪，这部著作依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学习深研。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读和用的著作，实践性强。
所以，我们对待经典的态度应该是坚持活学活用，学以致用。
同时，《资本论》还是一部伟大的史书。
即总的看来，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成就是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其主要就是针对商品经济形态，做出了伟大的理论发现。
虽然《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的，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巨大指导作用。
其刻画的逻辑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富有指导性。
这样看归根结底，《资本论》的学科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学科工作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
两者的相得益彰使《资本论》四卷结构成为一体例完备的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严谨统一的，它们艺术地结成完整的工作，通过批判性，有效指导着它所服务的现实。
三，确立研究对象。
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
· 马克思是从“对象”（物质生产）中发掘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
· 这就是马克思在一版序言中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陈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政治经济学对象是生产关系。
研究对象是如何研究生产关系。
——研究任务是通过对“对象”的发生学的调查研究，找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的构造和运动。
具体的内容，参阅“《保卫资本论》书评集锦”（可搜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