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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发展核电有哪些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的科技变化已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百万年的改变，已差不多可以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了。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比比以前和现在吧
我们先来瞧瞧交通运输方面：听爷爷说，在过去，一个村庄里有一辆自行车都已经是稀奇的了，那时侯，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都是走着去学校，就连大城市里的富贵人家不才坐个吉普车吗
而现在，小汽车、磁悬浮汽车、太阳能汽车都陆续推出，用不了多久，汽车都会变成环保型的。
咱先不说以后，就说现在，家家差不多都配上了小汽车，一出门，坐在车里，听着音乐，哼着小曲，坐在那软棉棉的座位上，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跟原来相比真是“天地之差”
咱们再来看看建筑物：过去房屋都是用泥巴垒的，房顶上铺些干草就得了。
而现在，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别说小草屋了，五十层的摩天大厦都可见。
就连农民收割的科技也有了进展：往年都是有个大晴天，就赶紧收麦子，要不大雨一到，庄稼就全完了，而收割的工具也只不过是镰刀而以。
今日大型收割机嘟嘟地开着，农民则坐在收割机上，满脸的笑容，好似一朵绽放的花，今年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还有很多的科技之变我就不细说了，而那些大进展，我不得不提上一提：像电视机，先是黑白电视，再来是大彩电，今天用的就是超薄型、多功能的夜晶电视了。
再如：电话，先是手摇电话，再来大哥大，后来是可是电话，而如今用的就是数字程控电话了
看看
看看
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方便大吧
现在人类安居乐业，过着以往帝王都不敢想的舒适生活。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地进展，我相信，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将会进入另一个更先进的快乐世界
低碳指的是哪些方面
说详细点
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消费力量也正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欧美过度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
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发展模式转变问题。
●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度变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要求。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举办了以“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为主题的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3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重点就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展开深入研讨。
一、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牵动世界经济全局 与会专家认为，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巨大。
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将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新兴经济体在反危机中贡献突出，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有专家指出，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已将近全球的30%。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不俗。
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今年“保八”可期。
据预计，今明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5.4%和6.4%，新兴经济体为1.7%和5.1%，均远胜于发达经济体-3.4%和1.3%的预期增长率。
2008年“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预计今年中、印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
“金砖四国”整体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以来第一次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
有专家认为“金砖四国”的整体崛起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非常突出：在整个西方国家负增长的情况下，“金砖四国”平均增长约4%，从而使全世界危机的程度大大减轻。
有专家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的总量要超过现在的G7总量，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
有专家指出，近几十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逐渐地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增加了国际博弈中议价的分量。
例如，2008年年底的G20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会议，都清晰地预示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包含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个国家已经正式取代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8国集团，成为今后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并由此形成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框架。
在这次匹兹堡峰会上，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把至少3%的世界银行投票权转移给新兴经济体，并承诺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态势明显。
有专家表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56%，未来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消费力量也正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二、在欧美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转变发展模式难题 与会专家认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欧美市场萎缩成为定局。
欧美过度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
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发展模式转变问题。
有专家提出，目前“去杠杆化”还在进行，但已趋于稳定，世界经济进入“可预见的衰退”。
以美国为例，私人部门储蓄率已由2年前的负值上升为7%，按此上升势头，明年将达到8%以上。
而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将减少600至800亿美元。
这将打破原有国际经济循环，由此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的紧迫性。
有专家指出，每一次国际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都会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巨大变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经暴露了“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各新兴经济体发展都面临各自的结构性缺陷。
来自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专家都从不同的侧面讨论本国发展模式中的问题。
———俄罗斯：以高油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专家指出，近年来俄罗斯GDP指标之所以能提高，是建立在高油价的基础上。
如果石油价格达到每桶70美元以上财政就盈余，70美元以下就亏损。
这就导致俄罗斯在能源上有很大的话语权，而在其它方面的话语权就不大。
———巴西：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
专家指出，2009年巴西经济恢复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耐用品的消费、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存款储备金的减少。
但是，需要清楚地看到，虽然巴西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对好一些，尤其是资源和能源相当丰富，但开采受到诸多限制。
而且，巴西的储蓄率比较低，投资能力比较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
———印度：投资环境差使得各产业难以全面发展。
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这使得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相当困难。
同时，原本竞争力较强的整个印度软件外包业，在金融危机下受到严重打击，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无法扮演主角。
由此，下一步印度需要重点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发展制造业。
———越南：对外依存度过高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专家指出，越南经济的60%都依赖出口和外国投资。
虽然危机中政府政策由控制通货膨胀迅速调整为防止经济下滑，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持续增长仍然面临困境，比如，越南97%的企业是小企业，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
不转变发展模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有专家认为，无论是2008年10月的华盛顿峰会，还是2009年10月的20国集团会议，还是其间的两次G8会议、约翰内斯堡会议，以及无数次的部长级会议、气候会议、核能会议、流行病会议等等，都是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会议。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召开这么多高层会议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的最好例证。
G20中的“金砖四国”作为新增加的主体，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货币方案、气候方案等等，但是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的。
这就暴露出“金砖四国”虽然上了舞台，但还没有担任主角能力的现实困境。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调整 与会专家认为，从外部看，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面临外需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挑战；从各国内部看，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普遍需要解决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有专家指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是实现外需与内需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应当在坚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需市场的拓展上。
与此同时，还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理顺政府与私人部门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关系。
有专家强调，新兴经济体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在发展中促进虚拟经济创新，又要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二是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既要大力发展以新能源、环保、信息生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符合自身资源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既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又要重视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国内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既要不断完善国内市场，营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秩序，又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充分利用G20、APEC、亚欧会议等对话机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
新兴经济体普遍需要注重社会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
有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常常导致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危机反映了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又必须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使得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只好往后推。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城乡、区域、行业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仍然较低的条件下，扩大内需的战略就难以持续。
有专家提出“重建社会”的重要性，要扩大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改善底层生存形态，促进不同阶层的互惠互生空间和拓宽社会生存的渠道。
有专家建议，新兴经济体要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为目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优先投资于人的战略，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有专家指出，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共同需要。
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排第一位，俄罗斯排第三位，印度排第四位，几个新兴经济体的大国均居世界前列。
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就是要走出一条以低碳为基础，注重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能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变革 与会专家认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刺激政策来应对内外需求的变化，从中长期看，关键是改变创新的软肋，坚持积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并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在内的综合改革。
有专家认为，在这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迅速做出了政策调整，普遍采取了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取得积极成效，但也暴露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确定性。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度变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要求。
此外，有专家认为，单纯的财政货币政策指标不治本，应当在多个领域全方位建立发展模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在经济领域，应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领域，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政治领域，建立合理的权利结构，改善民主政治与公共治理机制；在生态环境领域，要重点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文化领域，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促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文明的融合，建立开放兼容的文化体制。
尤其注重解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有专家指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治理危机很大程度反映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处理不好上。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上仍然具有强大的作用，这既是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构性缺陷产生的根源。
有专家提出，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产权的界定者和服务的提供者，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
有专家提出，要通过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实现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正的双线均衡，要改变强政府弱社会、强国弱民、强权力弱资本的公共治理结构。
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有专家提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高难度的金融创新上的失手，不代表其融入全球经济的常规动作完成得不好，新兴经济体应当学习其成功经验，并积极寻求合作，实现“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
有专家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证，德国的社会和生态市场经济模式，兼顾了市场、社会、生态等多重目标，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模式，值得新兴经济体借鉴。
如果没有煤炭人类会怎样
【大学是什么】50位名家论大学 大学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给出了很多名人大家的答案，但是当然了，这些全都是“参考答案”。
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
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切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约翰 ·纽曼，19世纪中叶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1873年出版《大学的理念》成为西方教育学最为经典的文献。
大学不仅是传统的教育机构，而且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
洪堡，德国现代大学之父，1809年受命改革普鲁士的教育体制。
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能工作的公民，它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创造新文化新知识，传播知识给广大民众，使之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经济、生产、社会、政治及生活方面的问题。
范·海斯，1904-1918年任威斯康辛大学校长，曾提出了对世界高校发展颇具影响的“威斯康辛思想”。
大学不在训练人力（manpower），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manhood）。
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
赫钦斯，被誉为“20世纪最具人文情怀的大学校长”。
1929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长期间，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措施。
大学是全心全意献身于发展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和培养人才，并尽量努力向高水平看齐的特殊组织，是一个学人的乐园。
它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
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需要的（needs）。
弗兰克斯纳，美国著名教育家，1930年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
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有若干个灵魂目标、权力中心、社群、若干种职能、为若干种顾客服务等等。
整个大学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职能网络，社会在变化，培养、教学、科研、服务等职能也因之变化。
克拉克·克尔，20世纪中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
他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更为现代大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被称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的设计师。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1916年至 191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创立者。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实行通才教育，主张健全人格，由教授治校，有学术自由探讨的风气。
梅贻琦，1931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带领清华走过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同蔡元培同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家。
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编有《大学精神》一书。
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大学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
杨福家，复旦大学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首位英国大学华人校长。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出自《大学》）《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也。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朱熹，南宋思想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
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以专业知识外，还应让学生拥有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有热情的心。
冯友兰，中国当代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简史》，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
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用，而是为了锻炼“纯粹思维”的能力，激发学生了解“理念世界”、追求“纯粹真理”的兴趣。
这个阶段的教育结束后，大多数人担任政府官吏，少数出类拔萃的人，再以5年时间学习辩证法。
这些人就成为哲学家，可以担任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职务。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思想的伟大创始人之一，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创者。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即以人为本。
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
费希特，德国哲学家，1810年被推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
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领悟（方法），而且还教以信仰和“理想”的话，这就超越了科学与学术的界限……”很多大学教师，大多数并不是“激进”的政界的人物，却要充当“政治家”式的政界的中介人，不能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把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正是这样的傲慢自大，会导致大学走进死胡同。
马克思·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
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他们应该站起来，四面望。
怀海德，英国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成为英美哲学逻辑实证论的必读经典。
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
它的功能是文化传播，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
奥尔特加·加赛特，西班牙著名思想家，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大学应该抛弃其研究职能，把精力集中到从事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上。
悉尼·胡克，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地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德里达，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
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高深学问。
大学是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为基础确立其地位的。
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布鲁贝克，美国教育哲学家，他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从哲学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专著。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使人们净化个人的心灵，陶冶个人的情操，培养个人的善良美德，在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弃旧扬新，从而使人们达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我们的大学培养人，不仅仅要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更应该站在市场经济的前面，站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去引导市场经济，引导社会发展。
大学培养的不是今天的人才，而是明天、后天、21世纪的人才。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在大学，理科学生学一些文科知识是很重要的，当代学科都是互相交叉的。
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没有“跨领域”研究就没有创新，多方面的、跨领域的知识会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也得到了证明。
王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
他的成果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我们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
陈维昭，前台湾大学校长，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
1979 年成功地分割“忠仁、忠义连体婴”，是全球第四例。
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
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
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李开复，曾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
2005年7月加盟Google，担任中国区总裁一职。
五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几代毕业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价的巨大。
没有五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目前所达到的状况。
我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哈佛今天对美国的贡献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也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
杨振宁，美籍华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
一所真正伟大的学校，应该犹如一个核心，能聚集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
詹姆斯.科南特，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二战期间，他是组织美国科学的中心人物，包括开发原子弹。
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在于为其养成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无法靠强制，只能在自由中产生。
施莱尔马赫，德国哲学家，著有《论宗教》、《基督教信仰》等。
他认为宗教是“从有限中获得的对无限的感觉”，宗教就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绝对依存感”。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教育，是人们遗忘了所有学校灌输的知识后，仍能留存的东西。
爱因斯坦，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创立了代表现代科学的相对论，并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桢，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马相伯，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
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
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问，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
梁启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戊戌维新运动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大学有责任成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成为社会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学不谋求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万钢，中国科技部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
2004年成为同济大学校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时被科技部聘任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并承担了燃料电池轿车项目。
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
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6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
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
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正是在他在职的四十多年里，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发展成世界顶尖的学校。
你们学生是中国的未来，你做的决定、执行的方式，即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你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你们的领导方式和你们的价值取向对英国人民也会产生影响
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这种自由包容的校风之下，长久之下北大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
尤其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可以说都是能够挺身而出，各领风骚。
不但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感时、伤时、忧国的情况。
连战，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无所附丽。
国之先务，莫大于是。
（胡适引一英国教师所言）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
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
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
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钱理群，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理论家，北京大学博士导师，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研究方向，写下了大量研究著作。
1930年代的中国，那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的、留学回来的学生，都比不过那个时代培养出的人才。
才、学、识和胆气都不如。
这是学校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大学能容纳许多有怪癖的大师。
今天的大学连我一个普通教授说几句话都容不得，大师们就算活到今天，也会被大学驱逐出去的。
张鸣，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因为和其领导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被撤去主任职务。
“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
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
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著有《大学何为》。
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
萧雪慧，女，伦理学者，致力于以伦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人文科学研究。
现任职于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著有《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如果竺可桢在、蔡元培在、童第周在，就可以是一流的。
判断一所学校，我看人，不看大学。
陈丹青，当代艺术家，他的《西藏组画》被认为是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
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人员的积极参与——所有参与者的智力、驱动力或者承诺——这是大学走向成功的关键。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成果，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设施，当然一流的领导与管理更是成功的要素。
陆登庭，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现为该校荣誉校长。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中国诗人、散文家。
代表作有《再别康桥》。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
因为人才是整个中国最需要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很不应当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大学应该）替我们国家、替全世界培养人才，培养领袖人才，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世界的人才。
让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和世界上的文化结合起来，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丘成桐，“华人数学第一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
因披露国内高校海外人才引进存在漏洞而备受关注。
大学能培养一切能力，包括愚蠢。
契河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建一所大学，等于毁掉十所监狱。
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鲁迅，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杂文集《野草集》等。
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
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索尔·贝娄，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他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这样说。
后记大学是什么
我们用若干笔墨来追寻的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答案的，只不过对每一个人而言，可能不同。
大学应该是“精神”的，上大学却可以是功利的；当下有很多大学是功利的，我们上大学还可能是“精神”的么
很遗憾，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却无法回答；我们找了很多答案，最后还是发现迷失在众多的答案当中。
是因为世界本来复杂，还是大学太过深邃
最后借一次大学辩论赛上某个辨手的总结发言来结束我们这个巨大的问题，但是请注意，在你身在大学的一千多个日子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偷偷的爬进你的头脑，折磨你，直到你给它一个答案。
“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追求大学的本质精神而着重去追求那些社会上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职位，比如出国、比如勾心斗角、比如尔虞我诈，可是大学偏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务实而应该很大程度上是务虚的，它为每个即将走上社会的人们提供一个最后的纯洁的精神乐园，它是浮华中的一片净土，是不随世风而变化的伊甸园。
……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好吗，让世界告诉我们，大学的路啊，究竟通向何方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