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轰动的德隆系是怎么个样的事情
想知道德隆，必须要了解掌舵人唐万新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
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
唐出身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
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
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
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
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
”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
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
1990年代初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
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
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
”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
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
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
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
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
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
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
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
”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
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
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
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
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
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
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
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
“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
”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
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
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
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
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
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
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
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
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
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
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
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
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
———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
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
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然后操纵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
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
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
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
“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
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
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
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
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
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
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
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
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等(股票)。
”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
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
———袁剑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
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
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
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
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
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
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
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
’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 2001年，德隆先后在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
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
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
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
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
”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
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
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
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
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
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
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
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
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
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
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
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
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
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
“大不了18年白干了。
”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
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
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
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
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
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
胡舒立的简历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
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
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
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为期 5个月在美国的访问，让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
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 1991年出版。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
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
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
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
她多次刊发黑幕报道，被《商业周刊》称为是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比较著名的报道有：“基金黑幕”报道、“银广厦事件”报道等。
毛主席老人家说过一句：“妇女能顶半爿天。
”粗略估算一下，中国女性至少在6亿之上。
在这么多华人女性之中，最近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中，中国女性占6人；这亿分之一的6位女性无疑是中国的巾帼英雄。
你知道吗
其中一位女性是我们上虞女乡贤，她的大名叫胡舒立。
一 胡舒立，祖籍上虞丰惠人，她的大外公便是著名乡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她的外公胡仲持，也是一位著名乡贤、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
无独有偶，胡舒立的母亲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编辑。
可以这么说，胡舒立的血液里，流淌着新闻工作者特有的遗传基因。
胡舒立今年54岁，少女时代曾在山西农村插过队，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使这位既是农民又是战士的少女过早地开始独立，在她身上丝毫没有传统知识分子常有的迂腐和清高，有的是“社会平等意识”和对社会生活底蕴细致入微的观察力。
1978年高考，她报考北大中文系，正逢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特别从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优秀生，而胡舒立正是其中一位。
这样一来，她阴差阳错地从中文调入新闻，成了她一次别无选择的选择。
1982年，胡舒立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了一名记者，第一篇文章便是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她的新闻勇气一下子为世人注目。
后来通过她的努力，在业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接触中不乏商界名人，开始有人正式或开玩笑邀她下海，甚至提出职位安排。
但胡舒立没有动心。
她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二 1987年，胡舒立获得美国事件新闻研究所（WPI）奖学金，赴美国做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她的足迹踏遍了美国25个州，40多个城市。
1993年，她再次随中国记者代表团赴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EI）的专业培训，趁此良机采访美国社会问题，主题涵盖民权、女权运动、同性恋、艾滋病研究等等方方面面。
1994年，胡舒立还有幸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
凭她的资质、语言水平和本人的努力，完全有条件在美国做一名“安贫乐道”的中产阶级，何况美国洛杉机一家报纸曾邀她加盟，但她没有这样做。
胡曾坦率地说过：“不是一点都没有考虑过的。
我也没什么特别高尚的目的，当时也和别人一样，没出过国特想出国。
”而最大的原因是她已经爱上了新闻职业，她说：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大的愉快就是将自己的东西变成方块字登出来，让许许多多人看见，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啊，而如果在美国当名中文小报记者，其价值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胡舒立的眼里：“加州的阳光虽然温暖，然而我们只不过是阳光中的一粒尘埃。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三 1992年，胡舒立离开了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她告别了党报，选择了一个能对经济发言的小舞台，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93年，胡舒立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所有的人坐在原地，记者也不动，但不肯循规蹈矩的她，一个人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一个发言人的面前。
事后，当座谈会纪要被准确扼要地整理出来发表在报纸上时，反响不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了关注经济的人眼中。
但与学者直接对话能力的欠缺，仍然让她在第一次访问吴敬琏时显得有些尴尬。
由于她对很多问题的茫然与无知，让老经济学家谈得素然无味，胡舒立只得硬着头皮坚持。
她有自己的办法：“世界上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最简单的办法。
与比你水平高出很多的学者访谈，一定要用录音，我的办法就是反复听，逐字逐句地听，只有这样听才能完整地理解学者所表达的意思，才能体会出当时的感觉。
”胡舒立一直用这个“笨办法”，一小时的录音要用4个小时来整理。
当胡舒立把采访吴敬琏的文章拿给老学者看时，吴敬琏非常高兴，他对一位记者的认真和深刻的把握能力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事后胡舒立说：“用这样方式对学者采访，不仅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我建立信誉的过程。
”四 198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自己担任了杂志主编。
《谁控制了冯明昌
》、《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等一篇篇报道相继问世。
这些文章不但以其调查之缜密、叙述之简洁而为世人刮目相看，更令人叹服的是报道揭露了中国股市界的黑幕，尖锐地批评了证券市场那些丑恶的现象。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许多腐败的现象，比如在桑拿浴间里头接庄等等。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打来电话，意思是基金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我们要小心呵护它、爱护它。
批评一个具体的事件或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但怎么可以针对一个行业。
面对着重重压力，胡舒立表现了女性那种特有的韧性，她丝毫没有退却，发表了《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驳，严正指出：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体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胡舒立继《基金黑幕》以后，又发表了《银广夏》的报道，揭露了宁夏一个上市公司造假的事实：他们不但改财务报表，生产线是假的，连海关报关单也是假的。
胡舒立懂得“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为了这篇报道，厦门的记者整整跟踪了一年多，才掌握了充分的事实，然后经过了严格谨慎的调查研究，才写出了这篇力作。
《财经》的文章斩断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财路，胡舒立却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更多人的财路。
” 由于《财经》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报道又锋芒毕露，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同时《财经》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为此，围绕中国股市的一场大辩论席卷而来。
胡舒立又在《财经》推出了《庄家吕梁》等力作，揭露了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这场辩论的结果：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近日揭晓，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竟授予了一位财经记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
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我是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的订单生，毕业后能不能去邮政银行工作
吕梁抠点麻将是以成胡人在胡牌时所成的点数为计分依据而累计记分的麻将游戏，牌手在胡牌时，所成胡的牌的点数是多少即记多少分。
筒、条、万牌以牌面数记分，如筒即记6分，；东、南、西、北、中、发、白按10分记分。
抠点麻将游戏不使用花牌，即不用梅、兰、竹、菊。
一、垒牌及开牌 垒牌：抠点麻将参加游戏人共4人为一组，每人垒牌34张，共垒两层，每层17张牌。
开牌： 1、参与游戏人分别掷色子，所掷两颗色子点数相加，掷数大者为首起东家，开始坐庄，庄家的右手方向为下家，左手方向为上家，对面方向为对家。
(4次) 2、选定庄家后，庄家掷色子 （1次），根据所掷色子的两颗的点数相加数，从庄家开始数起，顺时针方向数，对应数家所垒的牌即为开牌垛，由垒该垛的游戏者（1次）再掷色子一次，以掷两颗色子的点数，加上庄家所掷色子的点数的级数为准，从该垛的右边顺时针数起，留够色子相加的级数后，庄家开始抓第一把牌，抓两垒4张牌，尔后，下家抓两垒4张牌，每人抓3次，抓够12张牌后，庄家补牌，取牌头上层一张和隔一垒上层1张，共2张牌，庄家的下家、对家、上家依次补1张牌。
庄家出牌前，手把14张牌，其余三家手把13张牌。
二、打牌及胡牌 1、“抠点”麻将游戏不限定缺打、缺风、缺筒。
是乱胡牌，即筒、条、万字及风筒都可以同时使用。
同样的3张牌为一搭子，连数3张为一搭子。
当游戏者有4搭子时和一对将牌时就胡牌了。
2、“抠点”麻将可碰牌，不可吃牌。
3、“听口”抠点麻将要求，游戏者听牌时必须报听，报听的方式是:准备听口者在听口时出的最后一张牌扣到牌的右边，报听者所扣的牌其它游戏者不得翻看。
游戏者报听后，不能再碰牌和调牌，可以杠牌，但不能影响胡牌。
4、牌场上有人报听后，其余3家必须谨慎发牌，未报听者发5以下（含5）的牌，报听者不能胡牌。
报听者胡牌点数必须在6点以上（含6点），报听者自摸点数翻倍。
如报听者手中有4、5筒，听3、6筒，未报听者打出3筒，报听者不能胡，而报听者自摸3筒就是6个数，就可胡牌。
未报听者打出6筒，报听者可胡牌，自摸6筒就是12个数。
有人报听后，未报听人打出6以上的牌，报听人胡牌，未报听人就算包胡，即由点炮人负责支付其余2人的分数和自己的分数，叫“一包三”。
已报听者发出6点以上的牌不包胡，胡牌者向其余3方收取成胡点数分。
5、听同口牌，上家截下家胡，同牌三家胡，为和牌。
和牌后庄家可继续坐庄。
牌摸到最后由6垒牌，到倒数第七垒时，还没有胡牌，牌就和了。
倒数第七垒的底部最后一张牌，只归最后摸牌者使用，如无用也就不再发出。
6、游戏人不能听口时，不得虚报听口。
7、杠牌，先碰后杠为明杠，同时四张牌为暗杠，暗杠后不马上告知其它游戏者。
杠后在牌垛的最后补牌，每一杠补1张牌。
开暗杠时必须轮到自己抓牌方可开杠。
每开一杠，后垒多留2张牌（即1垛），即曰：“一杠留七垛，两杠留八垛，三杠留九垛”。
开杠后，有人胡牌。
杠牌有效，也记分，明杠按点数记分，暗杠按点数翻倍记分。
开杠后，无人胡牌，牌和了，牌和杠也和，也不记分。
8、胡牌，游戏者报听后，自摸到了点数以上（含3点）时可胡牌。
他人打出6点以上数（含6点）可胡牌。
有人胡牌，本局结束，重新垒牌。
庄家胡牌，连续坐庄，旁家胡牌，庄家下台，将庄交于下家，依次类推。
庄坐四圈（四小圈为一大圈）即为一场比赛结束。
如继续游戏，将东、南、西、北四张牌翻扣打乱，由最后胡牌者掷色子，两色子点数相加，从胡牌者数起，逆时针计数，对上色子数的方向为东家。
由最后胡牌者再次掷色子，两色子数相加，对上色子数者先拿牌，然后，逆时针顺序抽牌。
抽牌后，牌手根据所拿的牌字，按新确定的东家逆时针方向东、南、西、北对号入座。
坐东者开始起庄，新的游戏就又开始了。
9、如果在自己没有听口时杠6以上的牌，听口者正好是要你杠的那张牌，那就算包胡，如果三家都听口并且都要你杠的牌，那就算和牌，不算包胡，但那种情况很少。
如果自己听口了，然后接到了暗杠，杠后的那张牌正好是你要的，那就算暗杠暗抠，如果是明杠就算点胡，不翻倍。
请问一下股票是如何交易的
如何进行股票交易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目前深、沪两地交易所均实现了交易无纸化、电子化，投资者进入股市必须先到当地证券登记机构分别开立上海、深圳股票帐户，只有拥有股票帐户，才能进行股票交易。
开立股票时投资者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一般为身份证），并提供投资者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
投资者办理了股票帐户后还需在券商（证券公司）办理资金帐户，而这个资金帐户也仅仅在该券商交易有效。
投资者如需在别的券商交易，需另外开立资金帐户，因此，一个投资者可拥有多个资金帐户。
投资者资金帐户的存款，券商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投资者在办妥股票帐户及资金帐户后即可进入市场买卖，客户填写的委托买卖股票的委托单是客户与券商之间确定代理关系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目前在我国券商提供的委托方式除填单委托外，还有自助委托、电话委托、可视电话委托、委托机委托、网上委托等，其委托内容券商必须如实受理，如果成交结果与委托内容不符，客户可向券商提出交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券商受理客户委托一般先由券商的电脑委托系统进行审查，审查无误后，直接进入交易所内计算机主机进行撮合成交。
交易所的自动撮合系统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进行，即在一定价格范围内（昨收盘价的上下10％之间），优先撮合最高买入价或最低卖出价。
现在证券市场的运作是以交易的自动化和股份清算与过户的无纸化为特征的，客户在委托买卖的次交易日必须到券商处办理交割，也就是客户与券商就成交的买卖办理资金清算与股份过户业务的手续，此手续俗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券商向客户提供的交割单需列出客户本次买卖交易的详细资料，至此客户的股票交易才结束。
T＋0是我国A股市场在1995年5月1日之前实行的交易制度，B股市场更是一直保留到了2001年12月1日。
由于T＋0允许股票兑现的资金立即入场回购，使有限的资金增加了使用效率，对于提高股票换手率、活跃市场交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交易量依赖较大的券商对T＋0情有独钟，是可以理解的。
但T＋0在扩大交易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当日对冲的空间，为股价操纵、市场操纵行为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从而成为庄家赚钱的利器。
就此而言，A股自1995年5月1日起、B股自2001年12月1日起改T＋0为T＋1以来，在抑制投机气氛、减缓市场震荡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大资金大机构大主力大庄家不免感到不过瘾，但市场人士对此还是有共识的，对此，不能轻易否定。
即使是同海外资本市场接轨的香港，据报道，香港证交 所行政总裁邝其志在中国B股实施T＋1以后不久曾经表示，香港证交所已与海外主要市场达成共识，在2003年至2004年实行T＋1,但具体实施时间，仍需待该所的第三代结算系统升级及运作顺畅后才有定案。
可见，海外资本市场对T＋1的态度也是比较积极的。
那么，中国市场一些人士为什么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走回头路，抛弃T＋1,恢复T＋0呢
从好处想，可能是为了通过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以突破目前资金面上“场内的想出出不去、场外的能进不想进的”围城。
但这显然不是T＋0借花献佛的本意。
在管理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力发展基金以及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有望入市的形势下，中国股市缺的并不是资金。
同时，在T＋1条件下，市场也不是没有过交易活跃的大行情。
目前的交易清淡，不能简单地诿过于T＋1。
不能不注意的是，前期由于庄家行为遭到严厉谴责，和害怕像吕梁集团一样受到司法追究，曾经趁重大利好政策出台之机胜利大逃亡的庄家，近期似乎有点闲得手心发痒，有蠢蠢欲动之势，市场中也不时发出呼唤庄家的声音。
有理由相信， T＋0的复出，有替庄家行为张目之嫌。
不可否认，在T＋0的条件下，股票持有人有可能通过高抛低吸降低持股成本，在这个意义上，T＋0具有一定的避险意义。
但如果说，这个避险意义对中小投资者特别有利的话，恐怕是言不由衷的欺人之谈。
因为中小投资者从其资金实力来说根本不可能自如地操控一支股票价格的短期升跌，他们至多是搭搭股价电梯升降的“便车”，至于升降的主动权大抵操控于大资金大机构大主力尤其是庄家之手。
由于这种盘中的股价趋升趋降大多是没有规律的，甚至是不宣而战的瞬间的骤升骤降，对于处在被动地位的中小投资者来说，是否吃得准股价异动所反映的赚钱机会和避险机会的区别犹在未定之天，谈什么利不利
相反，从以往的实践来看，T＋0却确实使得大资金大机构大主力大庄家对股价操纵自如，游刃有余。
在T＋0的条件下，由于投机空间的放大，可以运用的投机手段越多，资金成本反而越低。
同时，由于回购交易与对冲在形式上并无明显的区别，这就使得《证券法》明令禁止的股价操纵行为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从而大大降低庄家行为的违法违规成本。
中国股市正处在大发展的前夜，投资者渴望发展，期待接轨，也需要稳定。
“在稳定中发展”同“在发展中稳定”是不矛盾的。
发展和接轨，虽然并不排斥投机，但一味放大投机空间，虽然可以给目前困难重重的券商带来交易兴旺的好日子，却不利于市场稳定，非但不可能为人数特别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创造更好的避险条件，反而有可能将中小投资者推入风险更大的漩涡。
这里，究竟孰得孰失，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股市法制规范尚不十分健全和完善、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依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的情况下，应当辩证看待T＋1,谨慎对待T＋0,不能因为迎合大资金大机构大主力的投机需求和顾及券商的眼前利益而轻举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