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明显就是伪科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医药大学呢
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
1955年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在去年11月改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特地加了“科学”两个字，据称这表明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
如果靠这种文字游戏就能结束争论那就太省事了。
美国的神创论者成立了“神创科学研究所”，但是生物学界仍然不认神创论是科学。
同样，美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对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是否有效有争论，但是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却是没有争论的：不是科学。
例如，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
著名的反伪科学组织“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
中医支持者在面对批评时常见的一个反弹是批评者不懂中医，似乎只有中医从业者才有批评中医的资格。
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星相师才有批评算命、风水、星相的资格了。
要批评某一种学说是否科学，无需演一出“敌营18年”再反戈一击，甚至无需了解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对其思想和方法加以衡量即可。
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
如果用科学哲学中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对中医进行一番分析，我想不难认定中医不是科学。
我不想在此做这种枯燥的“科学是什么”的理论分析，而只想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从“科学不是什么”说明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科学讲究创新，绝不崇古。
因此在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
现代医学的学生除非是本人对医学史感兴趣，否则没有人会去研读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苏里、哈维等等历代医学大家的著作，不熟悉经典著作丝毫也不影响他们行医。
现代医学的论文也没有人会把前贤语录当论据，靠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中医则不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
所以，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
虽然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但是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融入了东西方各国科学家的贡献。
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
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
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
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不存在一个与其他学科都无联系、甚至相互冲突的独立科学学科。
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生物学又建立在物理、化学的基础之上。
但是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
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为中医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一门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经验积累的结晶。
虽然经验有时候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
历史是否悠久也与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无关。
有的科学学科（例如现代医学）的历史非常短暂，而有的非科学学科（例如算命、巫术、星相）的历史甚至比中医更悠久。
事实上，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
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
中医之所以相信虎骨、虎鞭、熊胆、犀角是良药，是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强壮引起的联想，所谓取象比类，类似感应巫术。
水蛭会吸血，中医就让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够活血化瘀，蚯蚓（地龙）在土壤里钻来钻去，中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以生物的习性附会其死物的药效，这显然不是经验结晶，而是变相的感应巫术。
没有科学的指导，宝贵的经验也很容易走偏。
以抗疟良药青蒿素为例，它的研发是受到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验方的启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这显然是一个验方，与中医的辨证论治、复方配伍的理论无关。
后来的中医医书例如《本草纲目》虽然都有青蒿可截疟的记载，但是现代研究表明中医所说的那种芳香可食用的青蒿（香蒿）并不能治疟疾，青蒿素是从中医并不认为能截疟、辛臭不可食用的另一种植物臭蒿（黄花蒿）提取出来的。
我们只能推测葛洪说的青蒿指的是臭蒿，被后来的中医家搞混了，所以现在往往就把臭蒿改叫青蒿了。
为中医辩护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有效。
但是有效性并不等于科学性。
科学固然会有效，有效的却未必是科学。
中国人大约在明朝的时候已发现通过种人痘能够预防天花，这应该是一种经验结晶，而且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中医却把天花当成是小儿先天就有的藏在命门中的“胎毒”，而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
甚至在更安全、更有效的牛痘术于19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后，中医家也要来个“中西医结合”，对种痘后的反应进行辨证施治，认为是“脾经毒甚，血热违和”。
在今天看来这种与有效的经验相结合的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
何况，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中医的疗效，是因为相信自己曾经被中医治好过，而中医家也在医案中津津乐道如何巧治某个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
不幸的是，患者的证言和医生的“医案”并不被现代医学认为是疗效的证据。
许多疾病都能自愈，在受到心理暗示时更是如此，患者的痊愈不一定是所接受的治疗导致的，因此某个患者被某个中医用某种疗法治好了病，并不能做为该中医医术高明、该疗法确实有效的证明。
一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必须经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定的。
现代医学是迟至上个世纪40年代才确立了这个原则，古人迷信名医医案本无可厚非。
但时至今日，一些“中医泰斗”仍然拒绝接受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标准，碰巧“治好”了某个疑难杂症就大肆吹嘘，没治好的病例则只字不提，连把自己的亲人治死了也不知反省，这和江湖医生有什么区别
为中医辩护的人经常说，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这个诉诸民族感情的证据根本不值一驳。
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靠医术来维持，这证明不了其医术的科学性。
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种几千年来也都在繁衍生息。
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高于其他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
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
又如，历代中医都认为女性受孕时间为月经净后六日内，还胡说什么单日受孕为男，双日受孕为女，而那段时间恰恰是女性最不容易受孕的“安全期”，如果古代中国人为追求多子多福真按中医的指导择日“敦伦”，反而是无意中在搞计划生育了。
否定中医是科学，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
中医理论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可以有人文价值，中医的某些经验疗法（特别是偏方、验方）也可能有其实用价值，值得现代医学去挖掘。
所以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废医验药”，抛弃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的指导下检验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们也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
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
有人声称中医是“超科学”、“人体科学”，未来科学的发展会证明其正确性云云，这和那些“算命先生”、“风水大师”宣称算命、风水是超越现代科学的“预测科学”、“环境科学”并无不同，不过是一厢情愿。
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
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
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
能否超出朴素的民族感情科学地看待中医，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素养的试金石。
古代医学著作都有什么
《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
《伤寒杂病论》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在李时珍出版《本草纲目》之前，该书一直是被看作是最权威的医书。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
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
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
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
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
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
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
感动中国屠呦呦100字故事概括
“”，学习她的“韧劲儿”。
的发现谈何容易，和其团队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世人难以想象。
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韧劲儿”，科学实验难有建树。
“千锤万凿出深山”，学习她的“钻劲儿”。
结束后，引发疟疾的产生了抗药性，开始寻找新药。
在漫长的探索中，中国政府也启动了“523项目”，开创性地发现了，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
如果没有勇于探索的“钻劲儿”，这项很可能。
“柳暗花明又一村”，学习她的“悟劲儿”。
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入手，她查阅经典医书、地方药志，四处走访老中医，做了2000多张，最后整理出一个600多种(包括青蒿在内)草药的。
“我们祖先早有用青蒿治疗疟疾的经验。
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
”屠呦呦再次翻阅古代文献寻找答案。
《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如果没有“悟劲儿”，屠呦呦不会想到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首次采用乙醚低温提取,如愿获得抗疟效果明显的青蒿提取物。
“为有源头活水来”，学习她的“补劲儿”。
大学时学的是西医，毕业后进入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受过两年半的“西医学中医”教育。
西学中的屠呦呦在中医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就在于她的“补劲儿”。
不断注入新知识，贯穿中医精粹，形成了渊博的学识，才会到达“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不畏浮云遮望眼”，学习她的“敢劲儿”。
屠呦呦专心做科研，耐得住寂寞与枯燥，勇于面对质疑，不为世俗所动，不图“短平快”，终于站在科学的巅峰，接受全世界的瞩目。
古代女医 是怎样炼成的
（一）出世入道中国自汉代起，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盛行。
道教的门徒平素除炼丹合药外，常研磨医理、采集方药、切磋诊治，所以，女性入道修行一方面得以挣脱俗家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有机会学到养生治病的医药知识。
鲍姑名潜光，医学家、炼丹家葛洪之妻，中国古代四大女医之一。
鲍姑从小生长在仕宦兼道士的家里，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对道教教义十分感兴趣。
父亲在南海任太守期间，结识了同样笃信道教的葛洪。
父亲“见洪深重之，以女为妻”，鲍姑遂与葛洪结为百年之好，后跟随丈夫长期在广东罗浮山炼丹行医。
鲍姑医道精湛，擅长灸法，尤以治赘瘤和赘疣最为著名。
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进行灸治，取得显著疗效，后人称此艾为“鲍姑艾”。
鲍姑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施灸家。
遗憾的是，鲍姑没有为后世留下著作。
然而，后人认为，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吸收了她的部分学术思想和医疗成就。
例如该书有针灸医方109条，其中灸方占90余条，并且较为详细全面地论述了灸法的治疗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这很可能得益于鲍姑在灸法上的经验总结。
葛洪在罗浮山逝世后，鲍姑及其弟子到广州越岗院一边修道，一边为百姓治病。
她继承了丈夫和父亲的医术，加上自己的钻研，医术更加精湛，往往药到病除，人们称她为鲍仙姑。
她去世后，岭南人民特地在广州越秀山下三元宫内修建了鲍姑祠来纪念她。
（二）习家传仁术除了布道行医的民间女医外，大多数民间女医的成长与其家庭背景渊源极深。
她们的家族往往是一代或数代行医的医户人家，或是具有丰富医学知识的书香门第。
她们先得家传学仁术，后入杏林效前贤，以医术济世，闻名于世。
《女医·明妃传》中刘诗诗所扮演的女主角便是明朝的著名女医谈允贤，我国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
谈允贤，明代南直隶无锡（现江苏无锡）人，出身于医学世家，在祖父母的指导下学习医药知识，15岁就遍读医典。
谈氏聪明好学，平时自己潜心揣摩医理，对所学的知识达到了“公式无窒碍”的地步。
结婚不久，连得血气等疾，她不仅没放弃学医，还把这作为临床自我体验的学习机会，“凡医来必先自诊视以验其言，药至亦必手自拣择，斟酌可用与否”。
子女有病，她也将其视为学医见习的机会，常请教祖母，亲自调理。
在祖母的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勤勉努力，谈氏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
后来，祖母卧病不起，临终前将平时积累的经验方和制药工具都传给了她。
后来，谈氏谨遵祖母的遗训“行当大吾术以济人”正式行医。
她尽其所能，“往往获奇效”，所以“相知女流眷属、不屑男（医）治者，络绎而来”，赢得了声誉。
谈氏50岁时将祖母传授的医术和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撰成《女医杂言》—书，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鲜明而又独特的足迹。
（三）兴趣爱好女医的成长，受家庭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本人由内而发产生的兴趣和勤奋努力的自我驱动更为重要。
义妁，河东（今山西省复县）人，她是我国正史所载最早的女名医。
汉武帝时期，义妁的父母遭到太医院最高长官太医令丞崔府志的陷害，双双身亡。
刚出生不久的义妁被父亲生前好友民间大夫许善友领养。
义妁天资聪敏，对医术情有独钟，立志成为一名大夫。
无奈生为女子，又加之养父的坚决阻挠，只得偷学医术。
养父在瘟疫中献身，临终前告诉了她的身世，悲痛中她更加坚定做一名德行高尚的大夫的决心。
此后拜长安第一名医郑无空为师，苦学医术，悬壶济世，一时间被誉为女中扁鹊，先后做过乳医、女医、女侍医，最终被汉武帝册封为西汉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医。
据说义妁从小就对药草有着浓厚的兴趣，十几岁就上山采药，捣烂后给乡亲们敷治外伤。
遇有大夫走村串户，她总爱跟着学习讨教，看大夫们怎样望、闻、问、切，竖起耳朵，听大夫讲解医理，并虚心求教。
日积月累，她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有一天，外村抬来一个久治不愈的腹胀病人，义妁取出几根针在他的下腹和大腿上扎了几针，并为病人熬服汤药。
3天后，病人腹胀消退，不久痊愈。
此后，义妁的医名便流传开来。
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年老多病，汉武帝听说义妁医术高超，便诏她入宫，封为王太后的侍医。
入宫后，她果然将王太后的病治好了。
据《史记》记载，王太后因为喜爱义妁，奏请汉武帝封其弟义纵为中郎，补为上党郡令。
（四）拜名师习绝学从古到今，想要拜得名师，免不了际遇和缘分，古代的医学界也一样。
张小娘子是北宋嘉公式年间的著名民间女医师，相传，她的神奇医术为山中仙人所授。
（五）官方培训中国古代女医的培养， 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师傅传授或家传技艺，大多数为民间行为，但随着隋唐医政重著述、教习，女医的培养也逐步正规化。
女医主要学习安胎产难兼疮肿、伤折、针灸之法， 分属不同的科目，主要针对的还是男医不便医治的妇科疾病。
因大多数官婢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 不具备读医经医方的能力，所以女医教习的方式是“按文口授”，也造成她们的医理不强。
生育过程中，从胎儿孕育到生产和产后照顾，以及孕、产妇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等，单有男医诊治会有诸多不便，自古在生产中有经验的女性便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只是在唐以前，辅助生产的女性可能主要依赖经验，而唐代从制度上设置了女医教育机构，保证了女医水准，这在女医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哪些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道教作为中华民创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来看，许多道教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
唐代道教重玄学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是当时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道教与儒家和佛教在思想上互相吸收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比如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哲学思想，都深受陈抟的影响。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
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欣为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作过考订，尝自谓终朝读道书。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道教也很感兴趣。
王阳明在结婚的那天，走到南昌铁柱宫，遇一道士在盘腿打坐，于是向前与其谈论养生之说，越谈越入迷，乃至忘了结婚大事。
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才在道观中找到他。
另外，道书中关于《老》《庄》《易》的注释和阐述也很多。
我们要考察道家思想和易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能忽视道教徒的有关著作。
作为道教经典的《阴符经》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
历代有很多道士对《阴符经》作过注解，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历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或涉及道教内容的。
受到道教影响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
魏晋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游仙诗，即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
魏晋时期最有名的志怪小说，是干宝的《搜神记》，其中即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
魏晋笔记小说中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同样涉及道教内容。
唐诗中描写道教的作品也不少。
被称为诗仙的李白，所作的诗中，道教内容极多，以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
词有词牌。
不少词牌都与道教有关，如《临江仙》、《女冠子》、《望仙门》、《献仙音》、《潇湘神》等等，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牵连。
宋代不少填词大家如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反映道教的内容更多些。
当时还有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故事的神仙道化剧。
这方面的杰出作家是马致远。
在他现存的七种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就有四种，分别是《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
明清小说中，也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的。
如《封神演义》、《东游记》、《韩湘子全传》、《绿野仙踪》等。
《西游记》的内容虽然是佛教取经故事，但也受深道教思想影响，书中充满了金公、木母、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
《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登坛借东风、五丈原布灯祈续命，都是道教思想的反映。
而一部《水浒传》，就是以张天师祈禳瘟疫发端的。
《红楼梦》开宗明义也是由一个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
书中一僧一道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道教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可以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略作叙说。
道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宫廷音乐和各地民间音乐的成分，并按道教信仰对之作了新的综合熔化，从而在中国乐坛上独树一帜。
大家所熟知的《二泉映月》，就是无锡道士华彦钧（阿炳）创作的。
在国务院公布的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有道教音乐。
现在非常出名的纳西洞经音乐也是道教音乐。
道教与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
道教认为，其神圣的经书，原本是宇宙形成过程中自然凝结而成的天书，蕴藏着无穷的奥秘和巨大的能量，由天上神仙摹写之后，才传到人间的。
由于经书的神圣性，故抄写经书对书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样，书法造诣就成了一个优秀道士必备的宗教素养。
道教神秘主义文字观以及在此文字观影响下进行的写经活动，对文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独立艺术，道教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早就意识到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影响。
据陈先生考证，南朝的王、郗，北朝的崔、卢等以书法闻名的大家族都是奉道世家。
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大家都熟知。
道教与国画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历代绘画名家，根据道教题材，创作了许多名画。
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绘有《列仙图》、《洛神赋》等。
唐代著名画家如阎立本曾绘有《元始像》、《行化太上像》、《北帝像》等近20幅道画。
吴道子则绘有《天尊像》、《列圣朝天图》等。
宋真宗崇道，为营造玉清昭兴宫，征天下画家三千余人，以著名画家武宗元为首，作壁画饰于宫观中。
现存武宗元的传世之作《朝元仙杖图》，即为壁画之底本。
历代善画的道士亦比比皆是，如唐代的张素卿、元代的黄公望、张雨、倪瓒等，均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家。
举世闻名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场面浩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
最近发现，陕西白云山白云观有壁画1000多幅。
道教造像艺术大约起于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已达十分高超的水平。
现存宋元道教造像有泉州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形石刻、太原龙山石窟神仙塑像、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等，均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古代雕塑珍品。
道教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
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妙观、嵩山中岳庙，都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当山宫观建筑群，更是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道教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知道，道教重视人的生命，追求长生久视，故特别关注生命的养护和疾病的防治。
俗话说：十道九医。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
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教医学流派。
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
尤其是孙思邈，在民间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
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
他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一百卷。
又作《肘后备急方》三卷，全是验方，药物均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诊治各种急病的方剂都很齐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书中载有以青蒿治愈疟疾的方子。
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青蒿素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类抗疟新药。
梁代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医学造诣颇深。
他在整理、补充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基础上写成了《补阙肘后百一方》。
他又在系统整理《神农本草经》和全面总结六朝以前药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本草集注》七卷。
书中首创的按药物性质分类的药物分类法，为以后的本草著作所继承。
该书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的记述，为我国的本草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他还撰有《药总诀》、《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多种，在当时社会上发生过很大影响，可惜现在大都已散佚。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医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
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等基本成果，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记载了他的临床经验和采集的民间验方。
全书合方、论5300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晚年又撰有《千金翼方》，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其中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为突出。
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它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我国医药学的又一次大总结，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道教医学的特色在疾病问题上，道教主张预防重于治疗，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
在平时应注意保健，如起居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制，经常换洗衣服，动静要结合等，尽量防止疾病的发生。
一旦生病，则应早治，不使小病变成大病。
孙思邈就曾告诫世人，平时居家，稍有不适，就应该即时告诉医生。
若隐忍不治，希望病情自己好转，一耽搁说不定就成了大病。
他还特别向老人指出：自觉十日以上康健，即须针灸几个穴位，以泄风气。
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以预防各种疾病。
为了预防疾病，道教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
如行气、导引、吐纳、胎息、守一、存思、内丹等。
人们若能按照道教的养生方法，坚持锻炼，自然就会少生病，从而也就不须多吃药。
在用药问题上，道教医学主张尽量用草木药，少用动物入药。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中说：自古以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动物做药方。
虽说人比动物要珍贵，但是动物跟人一样也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
损彼利己，所有物类都会认为是不可取的，何况是有智慧的人
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
所以我现在的方子不用动物入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孙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动物入药，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种动物。
总之，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是道教医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这对于保护野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道教医学坚持多用平常药品，少用名贵药品。
在古代，一般医生治病多据《内经》，药方是历代相传的经方，而药则大都依《神农本草经》。
这些药方一般都很昂贵，普通百姓只能望药兴叹。
道教医家有鉴于此种弊病，在实践基础上，淘汰了古医书中一些不易寻得的药方，并打破了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的传统，或一病而立数方，或一方而治数病，在制方上开创了新的路数。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即大多具有廉、简、验的特点。
他们认为，多用几味普通药材，制成复方，其疗效并不比名贵药方差。
道教医家在处方用药上所坚持的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原则，不仅体现了其医学的平民化倾向，而且对于今天保护野生生物也是十分重要的。
名贵药材多取自一些濒临灭绝边缘的野生生物，如虎骨、羚羊角等，少用名贵药材即是保护野生生物。
道教医学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
如道教十分重视日常饮食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他们对各种蔬菜的成分、营养价值、医疗效果曾进行过详细精微的研究。
南朝道士陶弘景所撰《本草集注》所列药物中即有谷部，专门讲述谷物在医疗方面的价值。
至唐代道士孙思邈进一步将这种颇具特色的饮食法加以完善，称之为食治。
其弟子孟诜承其传授，着有《食疗本草》三卷。
通过饮食的进补及禁忌，即可达到治疗一些疾病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宝库。
道教中人为充实、丰富这一宝库做出了许多贡献。
道教医学主张多样化的治疗方法。
除了药物疗法外，还可以应用针灸疗法、物理疗法、气功按摩疗法、精神疗法等。
运用多种疗法，既可以减少药物对人的毒负作用，也有利于疾病的有效治疗。
道教对我国古代化学也有重要贡献。
历代道士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士们在炼丹时发明的。
在造作、传播经书的过程中，道教对印刷术的发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道教法印有着直接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经历了从印章向印刷演变的过程，它在道教系统内经过了印章的捺印、玉印玉版的吹印和道经的雕版印纸的发展过程，在年代上要比现今流行的隋代或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说早，因此，可以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六朝时期道教发明的。
道教与指南针的制作从早期的司南磁石，到以磁针制作的罗盘，标志着指南针制作技术的发表。
罗盘又有旱罗盘和水罗盘之分。
过去国际上有人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旱罗盘是欧洲人发明的，明清时期才传人入中国。
但是，考古发现已证实，中国早在南宋已发明旱罗盘。
1985年，在江西省临川县宋墓中出土了两件张仙人瓷俑，俑右手竖持一罗盘，置于左胸前。
俑底座有张仙人墨书。
从瓷俑竖持罗盘而指南针不掉落、不倾斜的情形可断定，该罗盘为旱罗盘，并且还可以从中推知它为枢轴式装针方法。
这是古代中国人发明旱罗盘的证据。
而陶俑题名张仙人，表明它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道教信仰者之手。
著名道教考古专家王育成先生由此推测：道士很可能是现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旱罗盘磁针指南技术的发明人或使用人。
道士赵友钦的小孔成像实验宋元之际的道士赵友钦在他所著的《革象新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日光通过墙上孔隙所形成的像和孔隙之间的关系。
并用实验方法，得出了小孔的像和光源的形状相同、大孔的像和孔的形状相同的结论。
用严谨的实验，来证明光的直线传播，阐明小孔成像的原理，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龙虎山道士朱思本的地理学成就朱思本（1272-1333年），字本初，号贞一，临川江西人。
早年学道龙虎山，后从玄教宗师张留孙居京师二十余年，晚年主持南昌西山万寿宫。
朱思相利用奉诏代祠名山大川的机会，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省区许多地方，取得大量调查材料，再结合文献资料，花了十年时间，绘成《舆地图》二卷，刊行于世。
《舆地图》以其先进的地理思想和独到的制图科学方法，形成中国地图思想史上独有的朱思相地图系统，成为元、明、清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主要蓝本。
道教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贡献东晋道士葛洪《抱朴子》记载了用枣心木制造飞车的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据此说复原的飞车，能够飞升到故宫午门的高度。
总之，道教有众术合修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近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道教科学技术史》、《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等专著，系统地总结了道教在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
道教文化还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大文豪鲁迅先生甚至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