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辅助成王读后感
你说的是周武王建立西周之后的武庚叛乱，具体情况如下：公元前1066年二月底，姜太公与周武王率军伐纣攻入朝歌，商军战败，血流飘杵。
武王斩纣头，杀妲己，报了囚父之恨，杀兄之仇。
战争结束后，周武王宣布周朝建立，准备将商地分封，可是他又一转念，周本是商王朝的一个西方属国，如今取代了纣王的统治地位，殷商遗民会不会服周的统治呢
于是周武王马上召集师尚父姜太公，召公和周公商议这些问题，姜子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其处境，他说：“殷商的顽固分子及敌视西周的大臣，立即处死，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
”周公不同意姜太公的看法，他说：“对于殷商的大臣，应加以区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杀；无罪者不杀，还应利用。
”最后，周公提出了分化利用的主张，他说：“既要进行武力监视，又要施以笼络才是。
”周武王听了频频点头。
最后采纳了周公的建议，决定由殷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统治殷商的余民。
第二天，周武王命令整修了商纣宫殿，让武庚居纣宫，继续统治商民。
姜太公考虑到武庚受纣王的影响，是不会脱胎换骨，立地成佛的。
于是建议周武王要对武庚严加防范，在朝歌周围没邶（今汤阴邶城）庸（今卫辉市倪湾乡）卫（今浚县卫贤集）三国，周武王将自己的弟弟康叔封镇这三国，来监视武庚。
周武王又封了姜太公为齐国国君。
再说姜太公被封于齐国，但他仍心系西周，他觉得让武庚再来掌权，是一大隐患，一旦气候适应，他就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复辟殷商王朝，时常都不要放松对武庚的警惕。
果然，不出姜太公所料，当周武王罢兵西去不久，武庚竟然居纣宫（今西坛，云海一带）续殷祀。
然后又带领尚臣来到鹿台，玉门（玉女观）祭祀父亲在天之灵，同时他又收拢殷商遗民之心，暗地联络东夷方国部落，磨刀霍霍，十分嚣张。
消息由姜太公传到镐京（今西安市）。
恰在这时，也就是周王朝建立第二年，周武王去世了，年幼的成王还管理不好国家大事。
周武王之弟周公旦便代摄国家大事。
对此，管叔，蔡叔，等大臣极为不满，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打算谋害成王篡位，企图起兵造反。
因此朝内大臣勾结起来，联合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周复殷战争，声势之大，使周的西土出现了骚动和不安。
为了尽快平息这场暴乱，周公和召公彻夜难眠，积极部署作战计划，最后在姜子牙的倡议下，由周公以成王之命率军东征。
姜太公亲临现场辅助周公，再一次返回牧野，杀向朝歌。
早有准备的武庚，亲自带殷商努奴隶主贵族疯狂反扑，负愚顽抗。
但终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失掉军心的武庚，终究不能唤起将士的斗志，因而军心不齐，不战而溃，全部瓦解。
武庚、管叔被处死，蔡叔被流放，霍叔遭贬斥。
周公将这次叛乱平息后，以成王之命封康叔为卫君，建都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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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列传 、志、表、世家”等的区别
“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
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不是。
通假字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书本来有为A义专门造的A但写作的人却偏不写A字，而是写了一个与A同音的B字。
A、B二字之间就构成了通假关系。
例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伯对刘邦说的话：“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即要求对方早点来，别来得太晚了，显得没诚意，不礼貌。
显然应该写“早”字，但司马迁却写了个“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P283里面说的很清楚，“蚤”本是“啮人跳虫也”，就是今天的“跳蚤”。
我们不能说司马迁不会写“早”P137字，也不能说那时“早”字还没出现，实事上先秦就有“早”字了： 《左传•昭公三年》：“早世陨命”；又《隐公三年》：“早死”； 《荀子•非相》：“不先虑，不早谋。
” 《大戴礼记》：“天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
” 《史记》中也能找到用“早”的例子： 《孝武本纪》：“天子即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
” 《留侯世家》：“后五日早会。
” 《三王世家》：“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
” 但在先秦、两汉时期，用“蚤”为“早”的例子多得很： 《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
”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
” 《左传•僖公23年》：“子盍蚤自贰焉
”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
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
卒之东郭之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史记•周本纪》：“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
” 《史记•始皇本纪》：“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
乃至於此
’” 《汉书•文帝纪》：“有司请蚤建太子。
” 这两个字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同音字，故而相通假。
与“早、蚤”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例如： 畔与叛—— 《说文•田部》P291：“畔，田界也。
从田，半声。
” 《左传•襄公26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
” 可见，“畔”指田间界限，即现在所谓“田埂”。
《说文•半部》P28：“叛，半反也。
” 《尚书•大诰》：“三监及淮夷叛。
” 《韩非子•用人》：“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 但正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所指出的：“古多假畔为叛”，如： 《史记•夏本纪》：“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
”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
” 疲与罢（罢）—— 《说文•疒部》P156：“劳也，从疒皮声。
” 《左传•成公26年》：“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
” 《韩非子•初见秦》：“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
” 《史记•河渠书》：“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
”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汉军屡疲，秦军必会。
” 可见“疲”就是现在的疲劳、疲累。
《说文•网部》P158：“罢，遣有罪也。
从网、能。
网，罪网也。
言有贤能而入网，即贳遣之。
”就是对犯罪者免于治罪的意思。
古文中常见的“罢职”、“罢官”就是从这里来的，即网开一面，只免去官职而不治罪。
然而，这两个字在上古同属于并母歌部，是同音字（后来由于语音分化而读作两个不同的音了。
现在仍有以Pí为读音的，如的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所以也经常借“罢”（罢）为“疲”，例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罢苦百姓。
” 《吕氏春秋•简选》：“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
” 《吕氏春秋•悔过》：“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
” 《史记•秦本纪》：“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
” 《史记•秦始皇本纪》：“兵革不休，士民罢敝。
” 《史记•项羽本纪》：“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
” 对以上“早、蚤”“叛、畔”“疲、罢”三组字，现在学术界一般是这样称说的：前面的叫本字，后面的叫通假字。
当通假字出现在古书中时，我们现在要按照本字的读音来读（如“罢”就不能读成bà，要读为pí），并按照本字的意义来理解。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只有当A、B这两个字都同时存在时，才有可能借A代B。
（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本字，为什么作者却不写本字而要写通假字呢
这个问题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古人的一种习惯、一种时尚。
比如“早”字，司马迁也曾用过，但因古人经常习惯以“蚤”代“早”，所以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笔者曾利用电脑统计，在《史记》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64次，直接用“早”字才27次；其中“蚤死”14次，“早死”4次；“蚤卒”8次，“早卒”1次。
《韩非子》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18次，直接用“早”4次；《论衡》中通“早”的 “蚤”6次，直接用“早”36次。
所以总的说来，时代越后，通假字越少，时代越早，通假字越多。
其次，唐代颜师古曾指出，古人在记录语言时因“仓猝无其字”而用了个同音字代替。
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一书中说得更明白：“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
”第一个如此写的人固然可以说的写别字，但后人效尤，积非成是，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第三，古书经秦火而几乎被烧光，直到汉惠帝才取消“挟书令”，并从民间征集藏书。
但所得甚少。
汉代大多数的书籍是靠老年人将脑子里所记忆的背诵出来，写出来，重新“著之竹帛”。
由于背诵时只记住一个字的读音，未必能记住它的字形，因而记录时必然会由于方言、口音的差异、记录者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将同一字记成不同的形体。
第四，其实，古人好用通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者父子在《经义述闻》中常说的“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他们认为“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
”“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
”他们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音即能表义。
读者读出此音，闻者听音则知义。
因此，将一个音写成哪一个字形，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
因而古人并不十分在意（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政府出面来规范语言文字，甚至连一部字典都还没有。
所以只好让人随意按照声音来记录）。
文盲不识字，请人代读家信，听音即知义。
道理就在这里。
这种认识是有一定正确性的。
因为，说到底，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
因而记音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能记录下这个字音，就算是完成记录者的任务了。
（三）通假与假借 在现代的一般学术著作或大学教科书里，通假与假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通假是本有其字，即有本字而没写，写了个同音的通假字；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例如“而”P196本指人的毛发，所以许慎解释为“颊毛也，象毛之形。
”并举出《周礼》中用“而”本义的例子：“作其鳞之而”（即触动了那龙的触须）。
但是，几乎在任何一篇古文中，都少不了表示联结的“ér”，人们并没有为这个关联词另造一个字，而是借用原本表示“颊毛”的“而”来记录这个语言中的连词。
甚至第二人称代词“女”P258、第一人称代词“我”P267，都是“本无其字”而借用的。
第二人称先借用男女的“女”，后来又借用河南省内的一条河流“汝水”的“汝”来表示；“我”原本是古代的一种兵器（1975年已在陕西周原遗址出土），因与语言中的“wǒ”同音而借用 ，人们始终没给它们专门造字。
但是，在以前，人们对“通假”和“假借”这两个概念区分得并不那么清楚，甚至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假借字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有其字，而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写了一个同音字……第二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开始就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
（校定重排本547页）”但是到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两个词的分工越来越明确，不再把“本有其字”的“通假”称为“假借”了。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遗民是什么意思
遗民 yímín 1.亡国之民；前朝留下的老百姓。
《左传·哀公四年》：“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 杜预 注：“ 楚复诈为蛮子作邑，立其宗主。
” 《史记·周本纪》：“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
” 元 王逢 《钱塘春感》诗之六：“遗民暗忆名都会，尚绕湖唇唱大堤。
” 清 唐孙华 《读顾亭林集二十四韵》：“胜国遗民在，贞心匪石坚。
” 吴晗《论中立》：“［秦国）害怕六国的遗民反抗，叛乱，在武力控制之下，执行全面的文化杀戮，焚书坑儒。
” 2.指沦陷区的人民。
宋 陆游 《感兴》诗：“遗民沦左衽，何由雪烦冤
” 3.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
《艺文类聚》卷七引 汉 杜笃 《首阳山赋》：“其二老（指伯夷、叔齐）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
” 清 梁章钜 《归田琐记·鼓楼刻漏》：“ 陈石堂，名普 ……以宋遗民不受元聘，隐居授徒，岿然为后学师表。
” 鲁迅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 4.指劫后馀留的人民。
《左传·闵公二年》：“ 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 《三国志·魏志·卫觊传》：“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不可复振。
” 5.后裔；后代。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
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 宋 梅尧臣《寄题苏子美沧浪亭》诗：“莫与吴俗尚， 吴俗多文身。
蛟龙刺两股，未变此遗民。
” 清 钱谦益 《父诰》：“予观於土风， 巴之人有好古乐道之诗焉。
今其遗民犹有存者。
” 6.指隐士。
唐 张登 《招客游寺》诗：“招取遗民赴僧社，竹堂分坐静看心。
” 明 李介 《天香阁随笔》卷二：“ 梁溪陈卿茂 ，字本符，予未识其人，曾於友人处见其诗笺一幅，玩其词意，亦今日之遗民也。
” 清 王士禛 《香祖笔记》卷八：“ 张遗字瑶星 ， 金陵遗民也。
居栖霞一小庵，数十年不入城市，著书十馀种。
” 7.泛指老百姓。
宋 叶适 《再申省状》：“伏乞俯加矜恻，特赐奏闻，许令就今年致仕。
渔樵故物，复还山泽之臞；耕凿遗民，永被乾坤之造。
” 宋 陈亮 《胡夫人吕氏墓碣铭》：“因叹承平遗民，虽妇人犹能如此。
”
《讨武曌檄》的翻译
一般，两种说法都纳。
但是，两种说法，同父异母认同度更高炎帝与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
炎帝生母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
故以从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缙云”为氏，其生前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
其时，部落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沿袭氏族社会旧制，其职称曰“后”，后世以为“帝”、“后”都是君主之称，故以炎帝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称曰“赤帝”，此如《周书》之载。
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谓之“炎帝”。
由于西汉末年以来将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时代名称“神农”与五帝时期的具体历史人物名“炎帝”捏合为一，以倡“炎帝神农氏”之妄说，因而，对炎帝史事、阪泉之战、阪泉地名所在等，都产生了大量的错误解释。
对此，我们有必要分别进行清理、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炎帝非神农。
神农，同“有巢”、“燧人”、“伏牺”一样，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依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在生产生活上所出现的不同历史特点而命称的时代划分名称，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神农”之所指，是继“伏牺”之后，社会生产全面发展到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它相当于距今八千年以来到五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也即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其社会发展进步，都不是一刀齐，在不同的地域，其进步总是存在着快慢之分的。
就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言，按现在考古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桑干河流域进入农耕生产时期，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若以全国各地普遍进入农耕生产的时间而计，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历史上。
故，《尸子》云：“神农氏七十世”。
七十世者，也只是一个约略性的估计年代。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
《尸子》成书在前，《吕氏春秋》撰写在后，此或误抄“七十”为“十七”所致，或以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
《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引三国时谯周之语，则又是一种说法，言“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今人读此，或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古人谈及“神农”，会是一人一个说法呢
其实这也本不奇怪。
对于人们知之不详的原始社会历史，有一些探讨性的说法，也并不稀奇。
就像现在，言及古史分期，社会发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之词以作历史分期；古人类学家用“直立人”、“智人”、“现代人”作分期；考古学家则用“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分期。
具体到各个学者、各种著作的认识又不尽一致。
这对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
现在，依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而言，《尸子》所言的“神农氏”历史时期有“七十世”之久，应该说，大体上是比较正确的。
古人习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多年，换言之，《尸子》之说是将距今七千多年到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这一段历史作为“神农氏”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实际的正确的说法。
“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对于这一点，中国产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经》也是一证。
《山海经》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址、历史人物葬处、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产、飞禽走兽、都有记载，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对于古代具体的历史人物，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有记载，它就是没有“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这样的历史时代名称。
由此可见，编造“炎帝神农氏”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称，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为“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所以，在先秦众多古籍中，都有着明确的区分。
这就是，谈到“神农”称“世”，说到黄帝、唐尧、虞舜等用“时”。
例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春秋时，齐桓公已成霸业，欲效帝王行封禅，管仲情知封禅做大，对桓公不利，直理以劝，桓公又不会听从，就灵机一动，将虙羲、神农等一些历史时代名临时“拉”来以充古帝王，编造“受命”、见“祥瑞”方能行封禅，以难桓公。
即使如此，也未将神农与炎帝合而为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管子·封禅》)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行文述事须分上下长幼而不可以乱言。
古史黄帝、炎帝并提，总是黄帝在前而炎帝在后，从来未有黄、炎颠倒而作“炎黄”者。
因何
黄帝为兄，炎帝为弟，此其一；黄帝姓姬，为少典之嫡出。
炎帝姓姜，在少典为之庶生。
此其二；黄、炎在有熊虽同为军、政首领，然涿鹿之战后，炎帝争权欲分裂有熊，是为不德，因有阪泉三战之败。
此其三；黄帝此后东西南北“以战去战”一统神州，建立文明的国家之制后，虽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实际上受封“缙云”之职，已为臣属而不为“帝”。
此其四；对于肇造国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发展科技，如统一文字、发展医学理论、制定法律、音律、历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贡献都远难与黄帝相比。
此其五。
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举行国家祭典，都是将黄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历代帝王之祖而享祭。
炎帝则无此殊荣，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
唯其如此，古人黄、炎联述，从来都作“黄炎”而从不称“炎黄”，只在刘歆、班固、皇甫谧等人的笔下，才有了颠倒的“炎黄”之辞。
谓于不信，请观史实：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贾逵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黄帝、炎帝之父”； 《国语·周语》：“夫亡者岂繄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
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传·昭公一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此文所载乃郯子之不详历史的荒唐语，我们引此，是因其祖述“黄、炎”尚有长幼之序而未乱； 《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 《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农”。
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
这个问题举凡认真研究历史的古今学者认识都是一致的。
因此，罗琨就说：“在先秦文献中，凡黄帝连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黄帝或黄之后”；“神农一语最早见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神农氏时代包括了从原始农业的发明到取得初步发展的漫长历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农业前夕。
”（罗琨：《‘炎黄’、‘黄炎’与黄帝陵》，载《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谓“炎帝神农氏”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又是怎么造出来，而又讹传至今的呢
此中，有三个不懂历史而强述史的人物，这里不能不提他们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之子刘歆。
刘向幼年就受到了汉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黄白之术杂书的影响，这些书是刘向之父治淮南王狱时得到的。
宣帝时又欲仿效汉武，刘向言“黄金易成。
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刘向本名）吏。
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前汉书·刘向传》）。
只是，由于刘向之兄赎其罪，才留得一条性命。
刘歆，是刘向诸子中最喜读书的一个，然其自幼所接触到的皆为不少家传方士所编的杂谈鬼神之类怪诞书。
刘歆因读之更钻，常会提出一些连刘向也回答不出来的怪问题。
王莽靠神鬼之说，图谶之谋，篡夺西汉帝位，就靠得是刘歆的谋划，因而被王莽封为“国师”（《前汉书·刘歆传》）。
刘歆先为王莽谋，做了个“假皇帝”，进而又靠造图谶“赤帝行玺某传子黄帝金策书”的所谓“铜匮”天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前汉书·王莽传》）。
刘歆的这种编造，就把赤帝（炎帝）说成是黄帝的父亲了，刘歆为了更进一步拍王莽的马屁，就进而索性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炎帝神农氏”之称。
第二名，是后汉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汉代帝王而获得政治好处。
故班固曾因“私改国史”而下狱。
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说明班家的述史意图，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验，读后很高兴，这才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让其述史的。
无论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为美化当权者服务，就必然要歪曲历史。
而此前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史事的司马迁，已将西汉历史完整地记载到了汉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汉代帝王，就必与司马迁对着干：说司马迁述史“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其父甚至连司马迁蒙难受刑，也用来做幸灾乐祸的诅咒，言之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后汉书·班彪传》）司马迁述史，对汉武帝抨击最烈者，莫过于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胡编黄帝成仙不死，因而劳民伤财大兴封禅一十三载，最后振兵释旅途中在涿鹿祭轩辕黄帝陵于桥山，却看到了黄帝冢，这使武帝极为尴尬。
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将桥山笔移至陕北阳周县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三是凡武帝巡幸经过涿鹿县者一律不载，实在避不过者，就用“独鹿”之名以代；四是开列一个与其所述西汉历史没有丝毫关系的所谓《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农氏”、“炎帝妃生黄帝”之类的胡话；五是在《律历志》中塞入一个歪曲古史系统的所谓《世经》。
如此，“炎帝神农氏”这个荒怪不经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谧。
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后在其叔母苦劝之下，始学便“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晋书·皇甫谧传》），不久因患风痹疾而改学医。
二十尚不学，中途又改行。
读书杂乱，而不知分析，以著述为务，必示人以博学。
如此必走东拼西凑、杂相连缀、不足者兼以附会的道路了。
然黄帝史事久远，历史上除司马迁有一个简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统的史料传世了。
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杂相连缀更加附会的《帝王世纪》就被世人当“宝贝”，其错误乃至荒唐之说广为转述、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信，我们可以以他对炎帝之述为例： 神农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
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上面这短短的四十七个字，就是杂揉了《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司空季子的附会，《前汉书·古今人表》及《律历志·世经》的胡诌，《孝经钩命决》的编造而为其文。
如此的《帝王世纪》还能有多少靠得住的东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
由于部落方国行政首领负责农业生产、天文观察等事，经常在熊耳、龙门、空桑诸山活动。
当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台山）巡视天文观察之际，其爱女思父而独自离家东行欲见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尽的泽水之中，溺水而亡。
炎帝因痛失爱女而悲，除命称今山西浑源西南的一条水为“怿女之水”外，其在与黄帝分治南北之时，于河南、山东两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称为“空桑”，以寄托其对爱女的哀思。
炎帝在蚩尤叛乱之初，能以国为重，从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监视，但由于不敌蚩尤而败回涿鹿不了解黄帝因使骄兵之计，不放他进入轩辕之丘，而在围困蚩尤之际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战防止蚩尤西逃的侧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异心，待黄帝战胜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际，突然向黄帝发起争权之战，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阪泉之战”。
当黄帝不得已三战将其打败之后，炎帝仍不肯与黄帝和解。
黄帝四面征战，一统华夏以后，就封炎帝为“缙云”之官，与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
至此以后，炎帝虽重视发展农业，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听訞为妻，生儿育女，与西南各族和谐相处，但却至死也末与黄帝往来。
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会由氏族家长制走向部落时期，其产生的“帝、后”双头领导体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型政治制度。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际，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炎帝在中华大地统一之前，虽曾是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他对有熊的振兴有功，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南方开发，也曾经做出过很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够作到“与时偕行”，不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发动与黄帝争权位为实质的“阪泉之战”。
所以，论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贡献，炎帝是不能与黄帝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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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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