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途岛读后感300字
写读后感，“读”是基础，“感”是结果，二者密不可分。
写作读后感一要解透材料，找到自己感受最深的那一点，这就是“悟”。
二要善于联想，与现实生活中类似现象对接，这就是“联”。
三要说出所以然，这就是“议”。
以上解决“写什么”问题。
怎么写
有“引——析——联——结”的套路，从“合乎文体要求”的标准来看，可用，但要灵活（前面已讲到）。
随感而发，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左右逢源，开阖自如，那就达到了“发展等级”的要求。
读后感要叙议结合，行文比较自由。
读《中途岛》有何感想，抓住第四段或最后一段，相信你会有许多感触。
一旦感慨万千，下笔何难之有
比如“小村落在别人是一个中途岛，在他却是终点站。
”“他当初只想在村里休息两三天”，“可惜后来再也没有队伍经过”。
这寥寥数语，不但使你“于心有戚戚焉”，就连标题都安放其间。
阅读《中途岛》，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800字以上的读后感。
这个小村落的名字在地图上找不到，要不
《激战》观后感——改变自己与自己被改变 8月29日上午,在公司的组织下,随同事一同观看了当下国内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激战》 影片开始不久，两个富二代参加同学会聚在了一起，一个父亲上个月刚过世，儿子就继承了父亲全部的财产，并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开的是跑车，喜欢找女人，喜欢喝名贵的红酒
另一个的父亲也是个亿万富翁，但儿子不愿意花父亲的钱，独自骑自行车旅游，买几十块钱的红酒，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当得知朋友的父亲破产时，陈总没有说一声就走人了
影片另一个聚餐，是李思齐和他曾经认识的女孩，当两人在澳门再次相遇时，一个在做临时工，一个是去照顾男朋友，两人没有因为贫富而坐在了一起，当女孩闻之李思齐父亲的遭遇时，主动去关心他，并愿意随时尽力帮助他，两人还成为了朋友，在李思齐后面的参赛过程中，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
同样是面对友情，一个是被金钱所改变，主动抛弃了朋友，一个是愿意给予对方关心和帮助，两人最终成为了朋友
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朋友是不抛弃你的人，是痛苦的时候想到你的人，是困难时想到帮助你又不需要说谢谢的人，是走麦城不另眼相看你的人
作为儿子的李思齐，见报得知父亲破产消息，四处寻找父亲的下落，经过几个月时间找到了父亲并照顾父亲
眼前的父亲整日在酒吧糜烂，每个白天都在外做苦力挣钱，打火炮、砸石头、修路段，到了晚上都去到酒吧背着酒醉的父亲回家。
儿子为了让失意的父亲重新振作参加了MMA格斗比赛
当在酒吧电视机前的父亲听到迈克抽出的对手是自己儿子的时候，开始了对儿子的关注，接下来的第一场比赛，李思齐的父亲在酒吧观看了儿子的比赛，而儿子接下来的比赛中，作为父亲都默默地在台下注视着台上的儿子，也听到儿子在台上借着话筒向所有人说出参赛的目的：只想让一个人看见，他眼中的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我希望他也可以做到
面对李子天的挑战，李思齐输了，在倒下那一刻，父亲第一个向他冲了过去，儿子被送进了医院，此时的父亲深受儿子的意志的感动，从内心站了起来，在儿子的病床边鼓励儿子，亲自熬粥来关心和照顾儿子
影片父子相互鼓励感人至深
现实生活中，家人面对困难，作为一份子，要尽最大的责任去照顾他们，不被眼前的困难击倒，不被生活的重压改变，做到内心坚定，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不畏艰辛，勇往直前，坚持不懈
李思齐为准备MMA大赛，诚心拜了程辉为师傅，面对高强度的训练，斜坡搬运轮胎，跟着摩托车跑步，甩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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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齐都全心投入，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
正是徒弟对信念的坚持，相信不可能会成为可能，最终在比赛中让父亲从失意中站了起来
面对徒弟不畏生死、不畏输赢的坚持，师傅对自己有了全新的开始
曾经打假拳、混黑社会迷失了自己，最终入狱获刑，虚度了光阴；出狱后沉迷赌博，负债累累，为躲避追债人，四处逃亡；夜深时浮现对师傅的回忆，内心极度自责与忏悔，加上认识短短三月不足的落魄母女却勾起了他极大的责任感，程辉选择了挑战自我，去用心用行动做一件不让自己后悔的事——参加MMA大赛，追求新的生活
曾经迷失的人，在真正懂得错的时候，懂得真正想要什么，懂得做什么是不让自己感到后悔的时候，才真正开始了改变自己，不论自己年岁如何，只要信念在，就要行动，就要坚持，始终朝着目标努力前进，才不会被利益和困难改变自己。
正如片中那句台词“怕，你就会输一辈子”，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
说说你对《中途岛之战》电影的观后感!
1很真实，很客观的影片，导演把握的恰到好处。
没有什么煽情，就是实实在在的空战。
美国在实力上不如日本，但在许多细节上处理的很好。
比如在修理“纽约城”号时，美国军官的态度上“要么百分之百能用，要么不能用”。
与之对应的是日本的一艘船的弹射出了问题，使侦察机晚起飞半小时。
更致命的是侦察机发现了敌人但发报机坏了。
在运气方面美国人的运气好很多，小日本换了炸弹却留在了甲板上。
影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在情报方面，美国破译了密码。
后来山本五十六就是因此丧命的。
而且本片的观点是：决定重大事件的是运筹，勇气，失误和机遇多因素的综合。
尼米兹的话很是准确：“山本在各方面占了上风，兵力，信心，经验，是我们比他们强呢，还是我们比他们更幸运
”片中有许多真实的战地影像更是添色不少。
2在中途岛海战中，哪一方犯错误更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的确，把美日双方作战情况加以研究，不能不承认在这次作战中所有错误都是日本方面的。
南云海军中将犯的错误最多，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才干比不上别的司令长官。
他的运气不好，因为南云部队是唯一跟敌人真正交锋的日本部队。
他的处境使他不得不作出绝大 部分影0向战斗结局的决定。
其他司令长官，包括被认为指挥全部日本部队的山本海军大将在内，都处于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地位。
既然他们不象南云那样必须作出关系成败的决定，他们就不可能犯错误。
说了这许多为我们的司令长官开脱的话之后，也让我们说点批评的话吧。
按照事后的检讨，南云海军中将显然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在空袭中途岛那天清晨，他没有作出充分的搜索部署。
如果他早一点派出双相搜索，就有可能很快发现还没有被察觉到的敌特混舰队，这样南云可以先发制人，而不致挨打。
至少在他知道“筑摩号”和“利根号”的搜索机不能按时起飞后，应该立即派出别的飞机，填补搜索扇面的空白。
当然，“筑摩号”的第五号搜索机没能发现敌航空母舰(尽管这架飞机大概从敌航空母舰上空飞过)，是不能归咎于南云海军中将的。
南云的第二个错误是和他采用的把舰载飞机分成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的方法有关的。
每次攻击波都是从四艘航空母舰上按比例抽调出来的飞机编成的，而不是由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一攻击波，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二攻击波。
虽然同时使用四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回收的时间，但在收回飞机和紧接在收回飞机之后的时间内如遭到敌机攻击时，必然增加了脆弱性，因为那时四艘航空母舰全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能马上使自己的飞机起飞，以抗击敌机的进攻。
同时这还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机动部队都不能对敌航空母舰发动攻击，不管情况如何迫切需要。
倘若南云只从两艘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去空袭中途岛，让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待机以备万一，他就不至于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缚住了。
南云的第三个错误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当他发现敌特混舰队有一艘航空母舰后，没有立即用全部飞机进攻。
不管这些飞机装备的弹药是否合适，或甚至没有战斗机掩护，也应该出动。
这样做所冒的风险诚然是很大的，但难道比正当飞机在甲板上摆着、手忙脚乱地加油和更换弹药时遭到敌舰载机的攻击不少冒点风险吗?南云难道有理由可指望敌人不在这最不堪一击的时刻来进攻?他不愿冒险派出没有掩护和弹药装得不合适的轰炸机去攻击敌人，结果是怎样呢?他所选择的办法结果是自己的轰炸机被敌机歼灭了，直至连反击一下以索回损失代价的能力都化为乌有了。
山口海军少将在这紧急关头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
南云选择了自以为正统的和比较安全的方针，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几艘航空母舰就注定要遭劫了。
南云的错误判断使他的机动部队在山本海军大将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以前就被断送了。
换句话说，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能运用其判断来影响事态之前，日本部队就几乎已经彻底战败了。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山本海军大将是否也犯了象南云那样优柔寡断的错误?他的幕僚献策由他本人裁可的与敌人进行海上夜战来挽回战局的夜战计划，十分明显是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压根儿就没有多大希望。
到最后被迫承认这项计划无成功的可能时，山本海军大将立即放弃战斗，认为败局已定，无可挽救了。
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
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
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
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
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
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
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
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
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
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
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
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
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
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
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
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
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
《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
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
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
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
《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
《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
《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
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
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
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
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
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
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
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
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
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
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
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
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
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
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
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
”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
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
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
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
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
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
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
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
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
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
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
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
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
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
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
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
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
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
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
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
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
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
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
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
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
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
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
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
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
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