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纲怎么样
应该说，很难对中苏关系用几句话做一个全面的概括，也许“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真的是哲理吧。
以前在燕园上杨老师的课，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的风格，所以......
中苏关系历史
【即：】 自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
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
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
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
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对此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
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
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
此外，令中国领导人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
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
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
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
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观点。
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在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
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
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
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映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至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起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
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
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
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
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
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极其杰出的作用。
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
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
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
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
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
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
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
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
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
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
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
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
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
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
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
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
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 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
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
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中苏关系决裂前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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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读后感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
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
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
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
人的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
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
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
他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种乐观。
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
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一位具备着各种谋生技能、又具备着对于生命意义有深隧洞见的哲学家及教育家。
他一方面具备着各种礼、乐、射、御、书、数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着经营管理政治的理念，又对教育的目标有着明确的方向指引，因着他的众多的知能，他成为中国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他的许多谋生技能的知能细节固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智能的谈话却成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智能宝典，当我们阅读吟咏他的话语之时，每一句话都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智能中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
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2、《大学》读后感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
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一个人没有 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 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
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
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 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
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雁南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协作、互相鼓励、直至实现共赢的过程。
它们总是喜欢排成“人”字飞行，在这种结构中，每只大雁翅膀的扇动都会给紧随其后的同伴增添一股向上的力量，支持它们顺利完成长途旅行。
有人这样总结说：一个团队的生命力，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不是资金，而是共同的信念和团结一致的步调。
要做像白求恩一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这个集体中来的。
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机遇，一种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
而集体是我们每个人施展才能和抱负的舞台，是走向成功的载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能自觉地把个人 融入集体这个大家庭里，与之同喜同乐，无私奉献，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身体力行去实践。
按照日常对自己的反思以及改正计划，要毫不迟疑地付诸于行动，把自己对做人的点滴领悟，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在运用 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相信一定会有明显的收获。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大的 错误是自弃；人生最大的法宝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明天
3、《中庸》读后感 这个学期，读了《中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
《中庸》，首先是我们《中国文化概论》课老师推荐的书目；其次，我们国学社本学期的晨读选材也是《中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一直知道《中庸》，想读而又没读。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
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
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
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
这句话是一个垂示，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文”（《春秋保乾图》称：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乃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
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道，促成中和。
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息。
“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
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
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
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
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
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4、《荀子》读后感 《荀子》全书三十二篇，而以《劝学》为首，非常符合修道的次第。
《劝学》又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
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
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
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
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
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 《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有德才能明道。
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
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
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
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
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
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
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
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
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
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
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
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
“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
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
宣化上人曰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
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
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5、《老子》读后感 《老子》又称作《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老聃所作。
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
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
《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
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
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
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
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
“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程中。
“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
“常”具有普遍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
而从常道内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
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
老子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
“知常”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
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
老子称为“反”或“复”。
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
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6、《离骚》读后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高度艺术性的抒情杰作，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传统的基石，被后世视为浪漫主义的源头。
受楚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屈原凭借其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以其波诡云谲、变化莫测的神来之笔，将神话传说中的云龙凤鸟、神女天帝，自然界中的香草佳木与现世人间的坎坷际遇糅合错综在一起，在幻想与现实的水乳交融中，创造了一个奇伟瑰丽，迷离缤纷，高远玄邈的艺术世界。
浪漫幻境中的求索既是屈原内心冲突、苦闷的象征，也是他坚贞执着的顽强人格的展现。
对国家真挚深沉的爱和对自我高洁人格的坚持，使屈原始终坚守理想，生死以之，最终以死殉志。
而由其心血凝成的《离骚》，也因此塑造了一个光照千古的不朽人格，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格的形成。
六朝时人刘勰曾有「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评论，如其所言，《离骚》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诗人屈原自我崇高人格的充分展现，这是屈原之前的诗作中所没有的。
透过《离骚》，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披兰佩蕙，芳洁清峻的美好形象和刚直不阿，忠贞执着的伟大人格。
面对现实的污浊险恶，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前途的艰险和命运的多舛，但他不愿屈心抑志，宁愿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九死而未悔。
诗人将自然界和神话传说中的花鸟草树随手拈来，妙笔点染，赋予其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如用佩饰兰蕙表现自己的高洁志趣，用香草美人象征明君，用善鸟芳草代表贤臣，而与之对立的萧艾恶禽则象征谗佞小人，由此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全诗都充溢着精采绝艳、绚烂芬芳的审美意境，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屈原一心要兴国图强，实现美政，但却蒙冤被谮，眼看自己被楚王疏远，排挤出政治舞台，满腔的爱国抱负即将化为泡影，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忧愁、悲苦和愤慨，「发愤以抒情」，于是便有了《离骚》这篇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
7、《逍遥游》读后感 一、“逍遥游”——人在天地自然中的精神漫游 人教版第四册所选《逍遥游》为《庄子》一书的首篇，主旨是讲人生的境界。
在庄子看来，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人生在世能作“逍遥游”。
那么，什么是“逍遥游”呢
先说“逍遥”的语义。
在《庄子》一书中，“逍遥”一词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内心状态。
《庄子》一书中，多次使用到“逍遥”一词，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和“彷徨”一词对举使用，但词义始终不变。
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
逍遥游》）：“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
大宗师》）：“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
让王》）。
故 “逍遥”的本质是指一个人自由自在、任性适意的人生状态。
其次说“游”。
“游”作为人的主体活动，既可指向人的精神，也可指向人的肉体。
《庄子》一书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兼有这两个词义。
但庄子哲学是谈人的精神自由的，他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活动，是要从人的精神自由中寻找人生的出路。
故《庄子》中使用“游”一词时，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人的精神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中的“游”也是如此。
“游”是心游，是让心游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漫游，是让心同“道”、“造物者”、天地自然进行的交游、交往，也就是《庄子。
天下》中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齐物论》）的泰然状态，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安宁。
这样的“游”才“逍遥”。
二、“至人”“神人”“圣人”——精神自由的“逍遥”者庄子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道”论。
庄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道”使天地万物生灭流变，无穷无尽。
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也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这个“道”运行的结果，也是这个“道”的具体表现，这叫“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
至乐》）。
“道”的本质特征就是自自然然，无为无不为，无目的又合目的。
人类是顺“道”而生的，所以人的生存，在本质上亦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甚或无生命的天地日月一样，本属自然，无目的又合目的，无所为又是自然天成的。
在《庄子》一书中，“真人”也被称作“至人”“神人”“圣人”。
因为“真人”是依乎天道、顺乎人性自然地活着，达到了至道至性的境地，故庄子又称其为“至人”：“真人”在人世间顺性自然，无为无不为，超凡脱俗，故庄子也称其为“神人”：“真人”是领受了天道自然之精髓的人，在世间生活已无所不通，《说文解字》说：“圣者，通也”，故庄子还把“真人”称作“圣人”。
《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名殊而实指为一。
“无己”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无名”“无功”同样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
这三种状态都是人在体道自然中无为无不为的泰然人生。
唯其如此，“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无所待”，才能在人生中作“逍遥游”。
8、《秋水》读后感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主张道家学派思想的代表之一。
他写的文章比较浪漫，也非常大气。
下面我就谈一谈学习了他其中一篇著作《秋水》后的一些感悟。
文中的涵义主要是在说明我们人应该以何种心态去处事的道理，即作为人不能怀有“自高自傲”、“贡高我慢”不利的心态。
在《秋水》中也有很多句子可以和现在生活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对比。
例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善为尽在已”。
这句话的含义即：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水势很大，以为天下所有的水全都是流向黄河的，于是自己就非常得意，而导致河伯产生傲慢之心。
其实，这就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情况相同，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事。
当一个人成就了一点事业，或得了一些什么小名利，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夸大自己的功劳，一自我为中心，然而轻视他人，这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外界碰见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所以才会在界内自高自傲。
假如哪天让他到外界去出差或辩论问答，遇见比自己更高一层的人，这个时候就会认为自己还不如他人，所以说我们人，在还没有亲自接触到界外之事时，就不能以为自己很伟大。
因为你一旦看见别人比你更厉害、比你更强大时。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
我们应该保持“中道”，不能被名利之事所牵引，否则你将会被比你更有见识的人讥笑轻视。
我们只有在“中道”的界线上，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修。
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僧，对于一个邪知邪见深的人，我们不能急于马上给他讲佛法之奥妙，因为这种正知正见可能会令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会认为我们也是魔，令他生气毁谤，这只能等他的因缘成熟了，能够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引导他也不迟，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引导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必须观察对方的根机是深、是浅，并且要看他对我们所说的法是否应机，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庄子的《秋水》让我看到了大智大美，道理与思想的引发，也使我的人生能够渐渐趋向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
9、《归园田居》有感 好友金铭曾一再推崇，干国祥先生新近上的《归园田居》是其所听过的课当中最好的，此课好到什么程度
用金铭自己的话来说，“课后一小时没有说一句话，当天中饭都没有吃”——因为一直沉浸在课带给他的震撼中。
金铭读课多矣，一般的课自是难以让他有如此的感触，此课一定有其独特之处，我想。
于是从金铭处拷贝干先生的课，等心静下来了，再虔诚地打开聆听。
长假的最后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安排.用过早餐，先做起了预习功夫：找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始研读，试着对诗有自己的“前见”。
诗不深 ，很好懂。
如何让初二年级的孩子理解此诗的意蕴，这想必是学习此诗的难点，干国祥先生是如何带领孩子们走进陶渊明的诗歌境界的呢
带着这个悬念，我开始了观课。
课的前半部分，干老师由交代背景开始，将《归园田居（其一）》做了解读，让学生明白陶渊明归隐山林的缘由——为了挣脱羁绊心灵的藩篱，回到大自然中，做心灵的主人。
接下来释词，梳句，朗读。
经过了20分钟的稍嫌平淡课堂之后，精彩开始了。
干国祥先生设置了好几层冲突，让看起来有些平淡的课堂，有了波澜。
“这首诗写的是不是一个农民的勤劳生活
”（大意）这一问，将孩子们的认识提升了一层，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首诗很容易被误读成歌颂农民的勤劳生活。
干老师抓住关键词句，让孩子们明白了，诗所描述的是一个厌倦官场渴望回到大自然的士大夫回归田园的情形。
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本课最为关键的一问：“那么，我问同学们，你赞成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这样的诗在今天学，有着怎样的意义
”妙哉
此问直接击中了要害。
是啊，在今天，我们学习《归园田居》，究竟有什么意义
干老师不愧为高手，他借助一个八卦图，让孩子们充分选择。
并讨论。
学生开始积极思维，有说学这首诗没有多大意义的，有说有意义的。
经过师生的讨论，孩子们达成了“临时性共识”——陶渊明那种不为世俗生活沾染，追求心灵自由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在此基础上，干老师提到了美国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然后总结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清洁思想，朴素生活，后来干国祥先生还“以己证诗”将课推向高潮。
课看到此处，我不禁拍案叫绝
《瓦尔登湖》一书，是我近日正在重读的一书。
读完梭罗的美丽文字，一股清凉的湖水仿佛汇入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
梭罗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
” 听了干国祥先生的《归园田居》，回想《瓦尔登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风景，我不由沉思：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里，人类现代文明改造和穿越自然环境之前，是否也该多一些自省与自察
每一个身处繁华都市忙碌在名利场的行色匆匆的人，是否也该多一些追问和反省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和《瓦尔登湖》一样，既是属于文学家的，也是属于每个人的，既是属于古代的又是属于现代的。
读一读《归园田居》、《瓦尔登湖》，让身体与豆苗野草亲密接触，让心沾灵染一点湖水的静谧清凉，多一分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躁与喧嚣，这不是追逐时髦故作风雅，而是回归自我的必然。
如果人间多几处瓦尔登湖，多几个陶渊明式的“田园”，人类就会多一个安谧宁静的后花园。
10、《念奴娇》感想 苏轼的词，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不那么拘于一格。
有时放笔直书，便成为曲子中缚不住的句读不葺之诗；有些从内容看也颇为平凡。
正如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不是一道清澈流水。
但正因如此，才能显出江河的宏大气势。
人们可以如此这般地挑剔它，却总是无法否定它。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
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一下笔就高视阔步，气势沈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细想万千年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煌赫一时，俨然是时代的骄子。
谁不赞叹他们的豪杰风流，谁不仰望他们的姿容风采
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随着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如今回头一看，那些风流人物当年的业绩，好象给长江浪花不断淘洗，逐步淡漠，逐步褪色，终于，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浪淘尽——真是既有形象，更能传神。
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一开头就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凝炼地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真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
令人不能不惊叹。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上面已泛指风流人物，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三国周郎作为一篇的主脑，文章就由此生发开去。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是现场写景，必不可少。
一句说，乱石象崩坠的云；一句说，惊涛象要把堤岸撕裂；由于乱石和惊涛搏斗，无数浪花卷成了无数的雪堆，忽起忽落，此隐彼现，蔚为壮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画是从眼前景色得出的结论。
江山如此秀美，人物又是一时俊杰之士。
这长江，这赤壁，岂能不引起人们怀古的幽情
于是，由此便逗引出下面一大段感情的抒发了。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者在这里单独提出周瑜来，作为此地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是关键性人物，更含有艺术剪裁的需要在内。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是只好旷达一番。
反正，过去如梦，现在也是如梦，还是拿起酒杯，向江上明月浇奠，表示对它的敬意，也就算了。
这里用如梦，正好回应开头的浪淘尽。
因为风流人物不过是浪淘尽，人间也不过如梦。
又何必不旷达，又何必过分执着呢
这是苏轼思想上长期潜伏着的、同现实世界表现离心倾向的一道暗流。
阶级的局限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无法避免而不时搏动着。
词坛的新天地就是通过这些创作实践，逐步发展并且扩大其领域的。
苏轼这首《念奴娇》，正是一个卓越的开头。
至今为止，仍然象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道上。
苏轼与苏颂到底是什么关系
人物名片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今眉山县)人，北宋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苏颂(1020—1101)，字子容，福建同安(今厦门市)人。
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
其祖先在唐末随王潮入闽，世代为闽南望族，其父苏绅中过进士。
苏颂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聪敏好学，经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历练成为大儒，曾官至宋朝宰相。
让我们穿越时光———在公元1101年的5月，82岁高龄的苏颂病逝于润州，他的好友、66岁的苏轼正在从海南岛出发北返的途中。
然而由于一路颠簸，苏轼大病不起，于是亲自撰写祭文，并急派幼子苏过前去吊丧。
那么，这“二苏”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何交往与遭遇呢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苏学研究专家管成学，在参加完海南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后，又在海口详情解读了苏轼与苏颂鲜为人知的故事。
A进士同一个恩师“一位是光照文坛的文学巨星，一位是中外推崇的科学泰斗，苏轼与苏颂是宋代最有影响的两位伟人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苏学研究专家管成学说。
如今人们对苏颂了解甚少，他1061年撰写了《本草图经》，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受到李时珍称赞；他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英国的博物馆都陈列着复制品。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李约瑟知道，苏东坡是个大诗人，他有个诗友叫苏颂。
更有意思的是，苏轼嘉祐二年(1057)进士，苏颂庆历二年(1042)进士，苏颂比苏轼大16岁，苏轼比苏颂中进士晚了15年。
但凑巧的是他俩碰上了同一个考官，同—个恩师，都是欧阳修任主考官，都是欧阳修批阅的试卷。
当时誉满天下的欧阳修，对苏颂和苏轼都是特别赏识，并且爱才殷切，寄以厚望。
他对苏颂试卷批语是：“才可适时，识能虑远。
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
”对苏轼的试卷评价也很高：“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欧阳修不仅赏识苏颂的文章，还是苏颂出仕后的长官。
欧阳修病逝，苏颂写诗哀悼
”管成学说。
囚徒同一个牢狱元丰二年(1079)八、九两月，因受同一件事牵连，苏轼与苏颂先后被捕入狱。
该事件就是“熙宁三舍人事件”，起因涉及选才任官，当时震动朝野，风闻天下，写入《宋史》，流传至今。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第二年颁布青苗法，实施中遭到非议。
王安石的学生李定，经推荐从南方奉召到京，谎称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
”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将其推荐给神宗，神宗听信其说法，要给他跳级升大官。
当时的苏颂等三位中书舍人反对这项违背法制的任命，苏颂坚持任官要经由吏部考核。
最后，李定没能任职御史台，而苏颂也被撤了职。
苏轼也反对新法，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伦纲”，并在苏颂被撤职后写下诗文，称赞他在“三舍人事件”中的高风亮节，表达了对其忠直守职的敬佩之情。
1076年，李定终于出任御史中丞，于是诬告苏轼，查遍其所有奏章、诗文，找到一些对新法不满的词句，弹劾苏轼“侮慢朝政，有不臣之心”。
神宗轻信奏章，下诏逮捕苏轼。
苏轼在湖州被捕，八月押至京师。
九月，苏颂也在被贬后被诬，从开封逮捕来京，两人都被囚于御史台监狱。
苏轼与苏颂被囚禁的狱室，仅一墙之隔。
李定等人刑讯拷打苏轼的声音，苏颂听得清清楚楚，他写了许多诗并配注文传给子侄们。
管成学说，那些诗道出了他俩志气和遭遇相同。
C叔侄见面认同宗“苏颂和苏轼源流相同，有历史依据
”管成学介绍说，他和苏氏总会的负责人一起收集到1949年以前的100多部《苏氏族谱》，查到苏颂和苏轼分别是芦山派和眉山派子孙，前者在福建省同安县的祖祠称芦山堂，后者的始祖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两派均是苏武的父亲、汉武帝时被封平陵侯居长安而葬的苏建的后裔。
苏轼和苏颂相识交往是个巧合。
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赴京师应试，第二年两儿子同中进士，父子名动京师。
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轼、苏辙为母亲守孝期满，又与父亲一起进京，等待皇帝的任命，他们在西冈租房居住。
而这时苏颂改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正在整理各类古籍，也刚刚在西冈买了房子。
同在西冈，他们就见面认同宗，叙家谱，开始了联宗之谊。
管成学说，通过苏颂长孙苏象先所著《魏公谭训》可知，是苏洵主动找苏颂认了同辈本家，开始了苏颂、苏轼叔侄情深意切、历尽风雨的交往。
他们在京师西冈比邻而居约8个月。
深秋时，苏颂被任命为颍州知州，离京赴任。
同年十一月，苏轼被任为凤翔签判，也离开京师。
D品格珍贵的遗产“苏颂与苏轼生活的时代是风起云涌、惊涛迭起的时代，政府官员大起大落，宠辱无常。
但是，他俩相知相许，推心置腹，终生不渝
”管成学说，苏轼对宗叔推祟备至，终生敬仰，苏颂称宗侄诗文高妙绝伦，世无匹敌，他俩不管在顺境逆境都是声气相求，一直互相赞赏，相互激励。
苏洵找苏颂认了同宗六年后的1066年，病逝于京师。
苏颂亲自赴丧，应苏轼之邀，作挽辞。
元丰七年(1084)，苏颂母陈夫人病故，他在维扬服丧，苏轼闻讯赶去吊丧，撰挽词。
元祐元年(1086)，神宗病逝，哲宗继位，高太后掌政。
苏颂、苏轼都进人了政治的上升时期。
苏颂一直升到宰相，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等职。
1093年9月，高太后卒，哲宗亲政，启用章惇为相，以“绍述熙丰”为名，贬斥元祐老臣。
苏轼先贬惠州，后谪儋州(海南岛)。
当时苏颂已78岁高龄，居润州(今镇江)为父母守坟，因皇帝批示才幸免被弹劾。
1101年5月20日，82岁高龄的苏颂病逝，当时苏轼正在北返途中。
而苏轼因—路劳苦，病不能起，便派幼子苏过赶去吊丧。
当苏颂的子孙回谢苏轼时，他病情已十分严重。
“一个多月之后，苏轼也医治无效，病死于常州。
”管成学说，宋代的两颗巨星，在两个月内，相继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