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对外关系
唐朝时期的中国，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
高勾丽、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
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
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
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 4000家～5000家。
唐朝是西汉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对外交通相当发达。
陆路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蒙古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
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至新疆境，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南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
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条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尼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
到西亚的海路，主要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唐朝时期的中国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在于： 第一，唐朝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
各国景仰向往中国文化，东方各国尤其如此，他们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勉励其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日本人民更是“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
繁荣昌盛的唐朝，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至今仍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
第二，唐朝对外政策开明，对“远夷”不歧视。
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
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
第三，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
唐朝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而采取“开放”政策。
这是积极主动的文化政策，它采纳、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
唐朝坚信“盛世无忌”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
即使如博大精深、徒众广多的佛教，在中华文化的改造下，也中国化了。
唐朝与亚非地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绚丽多彩的唐文化兼容并蓄了众多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鸦片战争简介
当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之际，欧洲大陆中部的一片国土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对分裂有着痛苦记忆的德意志人在思索中呼唤着一个统一的国家。
通过不懈努力，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得以实施，关税同盟的建立使贸易壁垒被打破，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
铁血宰相俾斯麦则在欧洲列强环伺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作足准备后，最终以三场对外的战争，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统一。
第一步是1864年初挑起对丹麦的战争。
把属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居民多数为德意志人）并入德国。
第二步是1866年挑起对奥地利的普奥战争。
1866年7月3日在萨多瓦战役中，普鲁士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1866年8月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兼并了荷尔施泰因以及战争中站在奥方的几个德意志联邦诸侯国，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建立起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
第三步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
1870年7月19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法国向德国宣战。
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一次“到柏林的军事散步”。
但他碰到的已不是昔日的普鲁士，而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坚决反对分德意志民族。
1870年9月2日，德军在色当战役取得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生俘了拿破仑三世。
至此，统一南德的障碍已除，德国的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
俾斯麦驱兵直入巴黎。
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告了德国的统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也同时出任德意志帝国的宰相。
他遵循欧洲大国的均衡原则，为德国带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的德意志，迅速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但是，随后德国却很快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
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德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再次统一（1990年10月3日0时）。
海底两万里第三章主要内容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
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指导下从事研究。
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导师辛格的赞赏。
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留学期间，由于有名师指导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加之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为他在以后10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
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
实际上，郭永怀在这10年间是当时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即西尔斯、郭永怀、康脱洛维茨)之一。
这10年也是郭永怀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
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AdvancesinAppliedMechanics》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郭永怀在50年代初就注意到离超声速流动这一方向，研究了高超声速激波边界层干扰和离解效应。
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要用他的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种机会。
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谁能告诉我（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和结果，意义）急急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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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目的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国门考察政治推动立宪 结果1905 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
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
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建议“, 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因为“风气自上开之,视为下者事半功倍”。
② 1898 年,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起草了《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
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请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东游日本“, 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结果被顽固派大臣斥为“用心不轨”。
20 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
1901 年1 月,镇压过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
③ 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
其理由是“, 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
④ 1902 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与户部侍郎戴鸿慈。
以后又因载振、瞿鸿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
1905 年9 月24 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
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
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帝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
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
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
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
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
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赫之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①。
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
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 人。
② 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 人。
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不少人级别已超过当年海外游历使。
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
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
1905年7 月16 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③。
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④,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
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 年12 月11 日出京,1906 年1 月16 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 月12 日回到上海。
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 年12 月7 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 月23 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 日回到上海。
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则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 纲举目张”。
⑤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 个国家。
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
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
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
⑥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
1906 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 种146册,并将其中30 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
另将购回的400 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
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
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 卷。
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
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 次,召见端方3 次,尚其亨1 次。
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①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
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
”因此“, 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②1906 年8 月25 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
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
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
8 月29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 决定预备立宪。
三天之后, 即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
可见,五大臣出洋在清政府确定实行预备立宪国策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
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 年后它又倒行逆施———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