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理相关的书的读书笔记500字
《中国文化地述》内容概要：本书通过对比和区域对比，运用和图表，简明绍中国文化及其地域差异。
素材取自地理、景观、规划、房地产专业研究生班的教案。
可供上述专业选作教科书或参考读物，也可供政府管理领域和海内外人士选作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读物……《中国文化地理概述》读后感，来自卓越网的网友：本书是经他人推荐购买，为第三版。
改版之后对许多处尤其是建筑部分的内容增加不少。
此书举例翔实、旁征博引。
与一般关于文化地理的教学书籍不同，其切入点和角度非常具有吸引性。
对初次接触文化地理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读物。
当然如果是作为研究学者，此书则在学术理论深度上显得不足。
尤其是文化地理现象背后的深刻人文原因分析稍显不足。
虽然此书标榜为教学用书，但个人觉得此书总体而言，是一部的入门级读物，如何作为社会科学的一般读物可能更有市场……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的读后感，来自当当网的网友：这是一本非常凝练、概括、点到为止的读本，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时间、空间，精神、物质等方面的比较，给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概念，并通过各个载体，语言、文字、姓氏、服饰、建筑、园林、绘画、音乐、戏曲、饮食等等，从形象和抽象两方面来反映文化。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文化与我们如今的现代化和科技化并不违背，相反具有辅助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只有将自己的底子打好打坚实了，才有能力去辨别哪些措施是正确的，哪些外来文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才能用批判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
通过此书，使我更加坚定了以往的选择，同时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有了更多的崇敬和景仰。
原先我更多的是根据心的指引来选择阅读的范围，与此书作了比较之后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是没有错误的。
我喜欢中国传统的很多方面，如服饰、建筑、园林、戏曲、国画等等，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古建筑与园林，通过大量的阅读相关的书籍找到许多本源的东西，甚至觉着自己要往建筑这方面发展了；又有一段时间特钟情于各地方戏曲，京剧脸谱，唱念做打，生旦净丑，秦腔、梆子、越剧、昆曲等等，每到周末便全情投入的了解学习；还有一段时间对于方块字的起源和传承又有了兴趣。
总之，这些阶段性的学习与兴趣没，让我一次次领略本民族文化的精彩纷呈，同时也看到它的部分局限性，通过哲学读本的解析，能够正确地对待。
但是更应该明确的是，对于自由的文化应该有敬畏之心，它是无数先贤和百姓的共同结晶，我们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怎能忘却怎能鄙薄。
综合的了解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化，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作深入的挖掘探索思考，必能对我们的灵魂、躯体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地理读物的读后感
这是—篇纪实性的文章。
文章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鲁迅童年时与相处的情景，表现了的性格特点。
作者通过对儿时往事的回忆，表达了对这样一个劳动妇女的深深怀念。
文章先介绍了人们对长妈妈的称呼，称呼的由来和她外形的特点，以及她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如写她喜欢“”、喜欢“告状”、睡觉爱摆“大”字等；接着写她懂得的许多“我听不耐烦”的规矩。
比如元旦、除夕吃福橘、人死了要说“老掉了”等；最后写了长妈妈“我”买的事，而且叙述得很详细。
文章着重写了我幼年时与长妈妈的一段经历。
长妈妈是一位保姆，而我对她的印象能如此深刻，可见我对她的感情至深。
文章也进一步介绍了她的名字、体形等。
文章主体在于围绕，写我对长妈妈的感情变化。
由最初的我不大佩服她，最后我对她又有新的敬意，是因为她给我买了。
长妈妈是一位经历苍桑的人，这里不仅写她迷信，有麻烦的礼节，而且突出了她的伟大，别人不肯 做或不能做的，她却成功了。
很好地概述了一个人物形象。
而我对长妈妈的感情也是文章的关键，文章的主体把握及最后对她的缅怀、祝福，都能说明感情很深。
语言上或叙或议，前后呼应，如3次写“大字形”睡式及谋害隐鼠的怨恨，朴实中带有点韵味，让读者细细体会其中。
读完此篇文章，不难发现，长妈妈这样一个艺术典型形象，独特而不平凡，而也揭示了封建社会比较黑暗、腐朽的事实。
作者此篇文章包含的爱心与同情，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纯朴的年代，去关怀身边一个人。
简述中国文化的特点800
中国文化的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
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
关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在下以章节将有详细的论述。
简而言之，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
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
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
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后，便湮没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
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
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汤因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现实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耳中绝并沉睡千年。
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
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
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利，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蛮与北夷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
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
这些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
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
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侨这样说：“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
”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
” 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
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
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
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
“不耕获，未富也。
”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
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
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
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
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
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
（中国人注重族姓源流） 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
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
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
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
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
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
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
但是，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黄河、赈灾恤邻），这就又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
例如，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设计。
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养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严格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才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国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
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
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
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
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
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
例如犹太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且说这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旧约全书》）。
又如，基督教的耶稣既被视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传布福音，教化世人，成为人间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
总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
它没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莫测的境界，而是把它消溶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也就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而已，全然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
道德教育摒弃了清规戒律和冰冷的说教，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占思想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
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而在民间的“烧香拜佛”这样的口头语中，“佛”的含义既可能是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可以是“土地”、“老君”、“子孙娘娘”、“妈祖”……。
这和西方文化中宗教的严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6.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
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
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
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这是的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
例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相反，樊迟问稼穑之事，却被鄙为“小人也”。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唐太宗品评大臣是“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
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发展，就其分别而言，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却是以经学为一大主流。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健将）。
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他在知识分类方面的功劳。
“这时的科学世界已大到足够配置出为数不多的笃好妙悟的优秀任务，来撰写天文学和数学上极专门的著作，专门到甚至受过平均教育的公民都读不懂，而下层阶级只好怀着敬畏和猜疑望着它们。
这样就使得科学家能够大胆探索复杂而精微的辩难，并由互相批评而得到伟大而迅速的进展。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秦以后两千余年，却一直笼罩在经学的气氛之中。
经（也有学者称其为“元典”），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的典籍。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伟大教育家，他对古代文献搜集整理，成为他进行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
孔子编辑整理的古籍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
这些典籍，包容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内涵。
到了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以后历代的官学。
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著录就有1773部，20427卷。
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经学是最重要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
在先秦，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旦成为“经”，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便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
不论是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其次，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
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虽然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辩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再次，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
在世界各文化体系中，宗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广大地区、佛教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影响都极其深远。
而在中国古代，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
虽然原因可从多方面研究探索，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从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谈谈学习中国文化概论心得体会
《中国文化概论》学习心得10市营1班邝小云很庆幸选课的时候，坚持了自己的兴趣，时间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喜欢中文系，但是阴差阳错的，我就读的是管理系。
我曾经为此苦恼，后来转念一想，我可以曲线爱文嘛。
于是，去年的限选课，我选了丁楹老师的《唐宋诗词鉴赏》，我受益良多。
这次选上《中国文化概论》，可以说是再续前缘吧。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没有“国家”这个词的概念。
我只是想，为什么叫“中华”呢
后来，还是这本书解决了我的困惑。
“‘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
‘中’，意味居四方之中。
‘华’，本意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
元人王元亮说：‘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唐律疏议释文》）”。
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教材，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祖国悠久、丰厚文化遗产的简明文本，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
于是，我们可以遨游在不同的朝代，感受不同时期的人文、精神风貌，由此当朝掌权者的功过得失，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而这，完全归功于，在那段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众多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典籍，完备的修史制度，以及良好的史学传统。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的确，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当我看到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一种高科技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的确是惊呆了。
除了动态式地呈现画上的每一个场景，令我大开眼界的是，它还延续了某些场景的故事情节。
例如，那个大船过桥的画面，在显示屏中，它不仅生动再现画中人的面部表情，而且整个画面栩栩如生，似乎就在眼前发生，让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原画中并没有夜景的部分，经过专家们对相关史书典籍的研究，他们呈现了汴京城丰富多彩的夜间生活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国举办的上海世博会的展览期间
看到这一切的成就，难道我们不由衷地感到自豪吗
也许，由于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我们享受了更多的外来先进文化的成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崇洋媚外。
我始终觉得，每一个国人都应该熟知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它是中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东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取向的作用。
只有热爱中国文化，才能使国人更加自豪，才能使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地球村”中生存，并枝繁叶茂。
“尽信书不如无书”，“融”是创新式的融会贯通。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异彩纷呈，完美的人格特征和深厚的文化素养，需要中国文化的氤氲化育。
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工具，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是我们与古人交流的载体，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给我们以无穷无尽的美的启迪和享受，成就斐然的科学技术让我们对这片古老而又日日常新的国土心生敬意。
中国文化需要更新和建设，但决不能消失。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告一段落，但我还会继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求一篇《海底两万里》第二章 赞成与反对的读后感 只要这个 复制的走11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我接到邀请，要去调查海怪，我带上康塞尔，和他登上了林肯号，开启了新的旅程……让我明白了只要有一个为人民解谜的心，就一定会成功的。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感受
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我深深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儿女，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深深自豪，从而激发我为弘扬中华文化、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而作出绵薄贡献的决心
十万个为什么读后感50字
十万个为什么读后感《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读物，有许许多多的丰富知识诉我们天上为什么会有星星、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天上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海洋是蓝色的宝库、为什么地震前后日光会自己发光、沙漠为什么五彩缤纷……每一篇文章都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小道理。
它不仅能帮助我开阔视野增唱知识，还能提高我的学习兴趣。
，它不仅能帮助我开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九大行星和银河。
《十万个为什么》向我们介绍了天体的形成过程。
我知道了金星、水星、土星、木星、火星、地球、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是太阳系里面的九大行星。
而银河则是许多像太阳系一样的星云构成的。
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只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小星星”。
海水为什么会有苦有咸
以前，我不知道海水为什么会有苦有咸，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后，我知道了是因为由于海水含有大量的盐类质。
氯化纳就是人们平时吃的食盐，味道是咸的；氯化镁和硫酸镁的味道发苦，因此，海水又苦又咸。
《十万个为什么》里面还解答了虾和蟹活着的时候是青色的，而熟了后就变成红色的那是因为没煮熟的虾和蟹里面有大量的黑色素，煮熟的虾和蟹里面的黑色素没有了，只有红色素，所以就变成红色的。
《十万个为什么》让我增加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它让我认识到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
《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许许多多的道理，它是一位无声的老师，给了我无穷的知识，我喜欢《十万个为什么》。
简述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
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
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
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
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
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
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
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
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
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
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
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
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
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
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
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
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
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
“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
“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
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
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
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
“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
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
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
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
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
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
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
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
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
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
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
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
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
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
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
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
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
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
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
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
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
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
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
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
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
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
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
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
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
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
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
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
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
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
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
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
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
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
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
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
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
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
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
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
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
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
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
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
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
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
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
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
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
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
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
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
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
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
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
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
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
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
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
“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
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
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
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
”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
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
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
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
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
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
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
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展历程，应该这是一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
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
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
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
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
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
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
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
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
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
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
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
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
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
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
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
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
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
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
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
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
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
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
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
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
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
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
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
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
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
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
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
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
《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
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
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
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
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
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
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
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
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
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
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
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
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
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