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思想文化史读后感
学习了世界文化史我的视野也大大的开阔了，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开设让我知道世界太多了。
今日的世界逐渐缩小成了地球村，在与外国人交往时，了解他们的民族特点、宗教习俗，可避免文化的冲突引起的犯忌，人与人之间能更加和谐的交往。
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读中国文化概论的读后感
读了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让给我最大的受益就是彻底认识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延绵不绝，让我充满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发生了几次剧变。
殷周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开创时期；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文化的发展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的经学占了统治地位，开始了经学时代。
两汉之际，印度的佛学输入，到东晋南北朝时代而逐渐盛行起来，隋唐时代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对于佛道“二氏”进行了批判，重新发扬先秦儒学。
从南宋到明清，可称为理学时代。
明代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形成为西学东渐的新时代。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志士仁人都在谋求救亡图存的方略。
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书中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和90年代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的思考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许多借鉴。
《中国文化概论》还就中国古代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传统道德、宗教、哲学展开了专题的分析，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作者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阐释。
作者在对中国传统美德进行完整的、有机的认识基础上从人和自身、人和他人、任何躯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概括出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
我觉得作为大学生首先一定要做到的是精忠报国，记得在党校学习时，新闻学院詹碧澄书记曾为我们看过一个视频，西部地区的孩子连食堂都没有，条件十分艰苦。
我们应当认识到祖国发展还很不平衡，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应当承当起作为炎黄子孙的责任，怀着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发扬中华民族精忠报国的传统美德，在大学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积极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学好大学的专业课程理论，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以学业为本，争取优异成绩，学好本领将来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也要培养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的奉献设祖国，为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向共产党员看齐，时刻怀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意识，面对困难要有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为祖国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应有的力量，主动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通过阅读《中国文化概论》，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使我充满了民族自信心，也坚定了我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决心，将满腔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300字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走出迷雾--走出迷雾--《中国教育史》读后感俗话说明史明理，今年的本科教程有一本《中国教育史》，老师的课上得挺有意思，暑假里一时兴起又将书看了一遍，《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1换一种眼光看喜欢中国历史，一直是站在读故事与背诵的角度去看，作来一种静默的知识存放在了脑海里。
从教育的角度去看时，体会到的是教育与中国各阶段社会命运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中国教育与革命的关系的实践，证明了教育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依赖、影响与制约。
从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历史，可以看以曾经使中国一度兴盛，一度又因为宋朱理学的灭人欲的极端而成为中国的桎梏。
于是，以太平天国的代表的便举着灭孔反儒的旗帜试图把天下大同的理想实现。
在事实的不断证明中，作为封建统治代表思想的儒家思想却又被搬了出来。
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来侵略，使得清末的洋务运动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然而，穿着鞋走新路的尴尬终于被新文化运动所替代。
换一种眼光看历史，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中，可以看到，每一种教育思潮，或潮起潮落，总是随着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存在，其适合与否，总有社会这部不断前行的机车来选择或淘汰。
由换一种眼光看历史，想到如何换一种数学的眼光来看生活，如何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或许，在以历史，以生活事件为主干，以教育，以数学为辅线，各自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网，是一种转换角度转换眼光的方式，读后感《《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2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有着位于教育先列的教授们所指导，还有着以北师大为代表的相当数量的爱国青年在影响着，实践着。
由新文化运动想起如今所提倡以尊重个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在那时就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为何没有真正实现?相隔近一百年的今天，以解放个性为目的文化启蒙运动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吗?3对康有为，陈独秀等的认识改变。
在以前所学习过的历史中，一直把康有为作为变法失败的逃亡者，而与梁启超作以比较。
把陈独秀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员来看。
连同那胡适，也都因被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而有着一种近乎于不屑的那种空泛的自尊感。
想起那为考学所背诵的历史与政治知识，想想不免有些可笑，或许，那是道德第一的教育需求吧。
走进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开放性思想，认识到康有为、陈独秀都在某些方面为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对于无知，对于历史从属于政治的打破，感受的是，在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点都是向前前行的着的历史车轮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历史不相信思想，历史要的是行动，或许，所有的功过是非，只有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更加显现。
4为什么礼会成为日本各安其位的法宝促进了日本的先行，却没有给我国带来后来强盛?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一直是困惑着我的一个问题。
当读到唐朝的大度与教育的自由与纷繁现象之时，感受到的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发展那种无形的推动力量。
可是从宋朝开始，到元、明、清，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也都在努力着借助事教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但是，又都以维护其统治作为根本。
后来，这种思想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的是鸦片战争的暴发。
当世界已在进行工业革命时，我们还在拿着大刀背着八股文。
单纯站在教育这一方面的理解是狭隘的，但是，可以从一角度看到一斑。
初步看到中国教育史，首先被吸引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与荀子的思想，使我对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之说叹服中沉醉。
看完中国教育史，看到现在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制度，很多都能从祖先那里找到先行的存在，迷惑丛生。
不禁在想，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底发展了多少?中国现行的教育改革中必然的不足是什么?站在书本的角度，站在中国的角度，只能从一个固定的方向来看，走出课本，走出中国，在比较的体系中，或许，会更清晰些。
从迷雾中走来，再向着新的迷雾走去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读《中国史》读后感大约五百字
近日拜读了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自觉小有收获，对课堂所讲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遂笔记于此。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著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於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着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于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征，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征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于各章节以求畅达。
一、理性早启一、理性早启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二、伦理本位二、伦理本位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至於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於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至于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于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著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於情谊之上。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着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
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
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於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於天地间。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于天地间。
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
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
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
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於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这就大不同於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於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这就大不同于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于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
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
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接下继续谈伦理本位社会对中国人人生状态的影响。
接下继续谈伦理本位社会对中国人人生状态的影响。
沿著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於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沿着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于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於至高地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于至高地位。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於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于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说得形象些，此圈在一处薄了，自有另一圈将此处垫厚，整个世界便处在广泛地伦理联系中，绝没有一处失缺漏空。
说得形象些，此圈在一处薄了，自有另一圈将此处垫厚，整个世界便处在广泛地伦理联系中，绝没有一处失缺漏空。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於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于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三、职业分途三、职业分途 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于西洋阶级对立。
先要讲清楚什麼是阶级。
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於政治制度。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于政治制度。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於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于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於理性始得提速。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于理性始得提速。
随著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随着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那麼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於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于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於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于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淩驾於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於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於斯却不用於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于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于斯却不用于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於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於此而不得久固。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于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于此而不得久固。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
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於仕途和学术的。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于仕途和学术的。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再言官吏。
再言官吏。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於斯、长於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於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于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于阶级对立。
西洋以强力加於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感300字
中国传统文化课后感学期的选修课就这样匆匆的告于段落了，我感慨。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但我们仍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我们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让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于修生养性，提高自身素质
格物致知，发展社会经济
而我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的知识，因为传承让我们更加理性的了解历史而发展会要我们更加理性的创造未来。
因为文化影响着后来者，后来者又传承、修正并补充着文化。
在历史进程中，文化在碰撞中平稳地发展与进步着，波澜不惊。
而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我们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即使有所涉猎可能也会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
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
对我们当前社会还有没有价值
我们通过下列的事实来证明她亘穿古今的强大生命力和日益凸显的社会利益，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
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