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感300字
中国传统文化课后感学期的选修课就这样匆匆的告于段落了，我感慨。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但我们仍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我们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让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于修生养性，提高自身素质
格物致知，发展社会经济
而我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的知识，因为传承让我们更加理性的了解历史而发展会要我们更加理性的创造未来。
因为文化影响着后来者，后来者又传承、修正并补充着文化。
在历史进程中，文化在碰撞中平稳地发展与进步着，波澜不惊。
而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我们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即使有所涉猎可能也会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
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
对我们当前社会还有没有价值
我们通过下列的事实来证明她亘穿古今的强大生命力和日益凸显的社会利益，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
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余秋雨《文化苦旅》表达了什么情感
求一份400字的读后感范文例文。
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心脏——纽约的美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
复员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艺创作，后来又在社会调查学院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他的第一部小说《明争暗斗》被认为是描写战后被占领的德国的最佳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香客》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小经典作品”。
《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说。
这部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赞扬。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尔·伯登在《星期六评论报》上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评价。
他是这样写的： “马里奥·普佐的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城锤，其主旨在于振聋发聩。
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
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
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的小说。
” 普佐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秘密，也熟悉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隐秘。
对美国社会的本质，他洞见症结，因而最有发言权。
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究竟怎么样
它是不是理想社会
这部小说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这类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作者忠于艺术规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观地把美国社会最隐蔽的本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
作品是通过引人入胜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剥开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的遮羞布，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处处布满了陷阱、明枪、暗箭；这里人人自危；这里，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与博爱”。
作者以艺术家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己任的法官、律师，以及身为合法民意代表的议员；以“公正、客观”自诩的报刊编辑、记者，尽管有时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团无关的问题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因为他们大都暗中隶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所以背地里却干着同自己的公开职责大相径庭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会组织关系来说，美国人大都有双重身份：一种是公开的社会成员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师、议员、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演员、店主、工会头目等等，办起事来“公事公办、铁面无私”，各人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领取合法报酬，这一面实在无可指责；另一种是秘密的集团成员身份，他们暗中分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各人又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地下势力集团效忠，从而定期获得额外报酬，这一面是绝对“保密” 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
对美国社会的本质进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义的保护。
原因是：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根据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总是显得“活该”；而徇私舞弊者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灵活性来歪曲本来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式上仍然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是在秉公办事，结果也总是显得“应该”。
因此，人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为了预防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悲楚，也都纷纷投靠地下势力集团，要求必要时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此他们甘愿定期预交“保护费”。
地下势力集团买通有关当局，有恃无恐地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摆赌场、开妓院等。
通过这些活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又可暗中串通公开的政治上的权贵势力，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家要害部门。
这样，上面有了强大的保护伞，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附和，他们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能够无往而不胜。
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有核心领导班子、有单线联系的内部系统，也有层层外围组织；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情报网。
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压、委屈，能谈判的就谈判解决，无法谈判的就采取破坏以至暗杀手段解决。
甚至议员选举，最佳演员的选举，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大都操纵在地下势力集团的手中。
他们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门，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当选。
这部小说通过对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的叙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表层下面的最隐蔽的本质。
作者讲故事的方法也别开生面。
故事发展，当然有一条主线。
但常见的是，主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暂停下来，分岔伸延开去，形成支线，支线发展到尽头，然后再回到主线上来，继续发展主线。
根据需要，支线可多可少。
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
而《教父》中许许多多的支线都不是从主线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汇拢到主线上来。
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条大河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泻千里。
因为可以另外重新起头，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可以不受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制约。
作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海阔天空，纵横捭阖。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教父”维托·考利昂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
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等。
他的势力遍及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也都有他的人。
他神通广大，渴求保护和支持的人们虔诚地尊称他为“教父”。
他对下面也有求必应，说话算数，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畏。
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暗地或公开一插手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变化。
他是美国社会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
“教父”他们坚信：在公开的社会要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帮内部才有正义可言。
这是熟谙美国社会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蕴的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会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
他们不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些达官贵人，任其摆布，任其捉弄。
那些人有什么能耐
只不过他们能够纠集一撮人为他们捧场，使他们当选之后当官而已。
“教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进入公开的大社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
他们决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成为强者，然后再“改邪归正”。
这样，他们一进入弱肉强食的公开的大社会，就可以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实权人物带规律性的相同发展道路。
哪一个大财团或亿万富翁不是从营私舞弊、投机倒把起家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也有理由说：“一人发财万骨哭。
”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这句名言引用到这部小说的前面，实在贴切极了，真是画龙点睛之妙笔，点破主题之警句。
“教父”是美国社会的灵魂，是美国社会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美国社会的主角。
整个小说出现的人物将近一百个，着重刻画的有二十多个，大都是美国那个社会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产儿，又是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社会，也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美国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美国社会了。
在这里对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让读者一面读一面想吧。
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的妻子恺·亚当姆斯。
她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教师，想当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迈克尔结合了。
她只知道迈克尔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却不知道他作为考利昂集团的成员是可怕的。
等她知道迈克尔杀人不眨眼并对她撒谎的时候，她忿然离开了他。
但是，当她认识到迈克尔杀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迈克尔的身边。
她天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迈克尔的灵魂。
恺·亚当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
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即使有决心当好人，也难于出污泥而不染，也难于独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彻底革命者。
作者最后让恺·亚当姆斯忿然离开迈克尔，不久又让她欣然回到迈克尔身边，这绝不是一般爱情纠纷的喜剧结局，这个突兀奇特的结局有其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
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应该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别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具体一点说，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痛恨个别坏人抑或整个社会结构
处于光明的新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膜拜个别英雄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教父》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尽管描写的全是坏蛋，但作者曲尽妙笔，竟然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而痛恨整个龌龊的社会结构。
教父及其继承人——他的小儿子迈克尔本来都是坏透了的坏蛋，但是却并不显得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杀人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杀的也都是更坏的人。
他们同那些在幕后“坐地分赃”的政客比较起来，在“坏”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写的是坏蛋，而且还把坏蛋的“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但又要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坏蛋，而是痛恨那个产生坏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个社会结构。
这谈何容易
这需要多么高超的艺术技巧啊
恺·亚当姆斯能够原谅迈克尔，读者也会原谅迈克尔。
要把迈克尔的灵魂从罪恶的渊薮中拯救出来，天真的恺·亚当姆斯同无知的老太婆一样，也只能乞灵于上帝。
古今中外，杰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绝不以“教师爷”自居，绝不滔滔不绝地大讲正面道理；他们绝不蔑视读者，绝不侮辱读者；他们都非常尊重读者的判断力；他们往往只“举一隅”，而让读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时，他们甚至故意指出一条走不通的路，让读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来。
要挽救教父的灵魂，要挽救迈克尔的灵魂，祷告，此路不通。
那么，出路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男女关系，不是哈代笔下的那种以虔诚的爱慕和缠绵的柔情为基础的、受命运捉弄的爱情悲剧，而是彻底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兽欲。
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的爱情关系，已沦为禽兽与禽兽之间毫无感情的低级下流的兽欲关系。
美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这就是小说里全体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读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尽管在我们看来有点阴阳怪气、荒诞不经，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现实主义作品。
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美国社会本质的理想的读物。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说正文的前面特别声明说： “这本书里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虚构的，若书里的描写同现在还活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也纯属巧合。
” 作者的这一声明，酷似“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反面点明了这部小说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它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社会风俗史。
普佐是一位严肃、庄重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小说，不是在现代派作品里所常见的那种以扑朔迷离的荒唐的渲染作为噱头来诱使读者陶醉于虚无缥缈之中，而是以引人入胜的真实可信的素描作为楔子来启发读者认识美国社会的本质。
至于现代派，这里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述，只想援引英国文学史家艾奈特·鲁宾斯坦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严肃的西方学者对现代派的看法： “世纪末的美学观，在他们（按指十九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引者）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昙花一现的表现。
后来又在从超现实主义到存在主义之间的许许多多陷于邪门歪道的文学流派中借尸还魂了，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加速衰退堕落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肖伯纳》英文版，1969年，美国，下册第850页） 在现代派各种光怪陆离的变种的文艺思潮泛滥成灾的美国文坛，普佐显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现实主义作家。
因为他在社会调查学院受过熏陶，所以他的小说具有特别明显而突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马克思在谈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辉煌成就时说： “以他们那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页）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也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463页） 我们也可以说，《教父》通过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导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我们从这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报刊杂志那里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译，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读，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的作品，内容提要：美国纽约五大黑势力集团之一的维托•考利昂一家采用多种极端手段，实现了在整个美国黑势力团体中的独尊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有黑团伙之间的火拼；有走私贩毒的嚣浪；有赌场的烟云；有红灯区的人欲横流。
本书被认为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黑社会现象的最具权威的作品。
余秋雨 洞庭一角 读后感或赏析
赏析“贬官文化”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篇章。
该词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
“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
“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
而读雨转来余先生此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朋友们开启一扇窗，引伸介绍“贬官文化”……临窗读雨花园精灵如歌的行板UID 4650精华 39积分 2835帖子 723威望 2835 点现金 718 花币阅读权限 80注册 2005-4-23来自 星星海状态 离线 #3 大 中 小 使用道具 发表于 2007-5-15 09: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
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
一、何谓“贬官文化”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
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
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
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
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
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
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
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
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
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
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
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
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
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
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
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
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
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
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
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
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
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
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
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
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
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
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
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
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
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
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
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
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
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
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
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
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
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
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
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
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
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
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
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
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
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
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
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
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
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总有些消极的思想。
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
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
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
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
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
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
”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
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
原因就在这。
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
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
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
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
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
”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
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
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
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
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
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
”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
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
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
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
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
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
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
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
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
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
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
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
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
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
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
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
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因此要具体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就必须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近代社会的深层 ,窥视历史的奥秘。
我们究竟如何去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征?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
以往很长一个时期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体系的一些认识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忽略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考察和分析。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近代历史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孕育、生长、壮大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扮演社会中心角色的历史过程。
然而,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不同,居于近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长条件、形成过程、历史特征又各不相同。
与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相比 ,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组合方面来看 ,中国社会历史的近代转型 ,有着自身的历史特征。
虽然西方文化的强行楔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至关重要,但是,承担社会转型的基本力量却只能是中国社会自身的产物。
绅商阶层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具特色的社会力量。
因此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不仅深化和具体化了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同时也从社会结构意义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根本上说 ,离开了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对于近代资阶级的真正研究。
然而 ,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
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
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特别关注到“绅商阶层”问题。
国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研究并不深 入,还不足以说明绅商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
尽管我国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体认比之于西方学者要更为深刻、和贴切一些。
各位学者的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对绅商的基本属性和历史特征的把握上,却并无太大的分歧。
“绅商”是20世纪初年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有着特定指称对象的称谓概念。
在相继而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绅商阶层始终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
然而 ,绅商阶层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
这不仅仅因为绅商还不具备资本家的典型特征 ,没有雄厚的资本,也还因为此时的绅商还没有衍变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集团。
在晚清社会关系体系的剧烈变动中,“绅”“商”两个社会阶层的相互渗透和出现一身二任的人物 ,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绅”“商”之间的界限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没有形成经济地位、主体意识基本一致,即利益一致的阶级集团。
清末《宪政编查馆核查粤省绅士办事习惯》等史料开列有“绅士与商家之畛域”、“绅士与商家之嫌疑”、“绅士与商家冲突竞争之习惯”条目,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绅商还没有形成一个内聚力极强的社会集团。
绅商是什么 ?这一流行于 20世纪初年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具体内涵和特征?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绅商阶层的过渡性作用和社会转型中的中介作用。
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社会转折时期,正是绅商阶层扮演了新旧社会力量的承转交替角色,它既非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力量,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 ,而是过渡时代的一种特殊形态。
绅商当然不属于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也不属于传统时代为人尊崇的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
它既是社会阶级力量分化变动过程中的中介形态 ,也是新旧社会转变发展的中介形态，读后感《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显然,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探讨研究 ,不仅深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
但是,以往对绅商阶层的研究,大都是相关课题研究的成果。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系统全面研究当推《官商之间》一书。
它的主要特色是:一、从纵向上对绅商阶层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述,既回溯了传统绅士阶层兴起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明清之际绅商合流的历史走向 ,又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阶层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其标志。
二、从横向上对近代绅商阶层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剖分析,侧重于对绅商的类型对比以及不同群体特征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对于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做了独特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分析。
近代绅商作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 (第 208页),其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 ,近代绅商一方面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另一方面又大量经营着钱庄、典当、商号等旧行业 ,甚至还从事地租剥削 ;近代绅商并没有真正割断其与封建官府的脐带,具有“兼官商之任”的双重性 ;近代绅商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甚至更接近于传统绅士和商人,而较少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作者由此试图说明,近代绅商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以及为什么不能够承担起中国近代化主体力量的历史原因。
三、密切联系社会转型,对近代绅商阶层社会功能的历史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是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一个有机整体。
结构产生功能 ,功能完善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绅商的社会作用主要局限于会馆、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中,并且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狭隘性和分散性特点 ;这并不取决于绅商自身的特征与性格。
任何个人和社会群体,都不具有跳越社会历史界碑的能力,而只能是社会历史本身的产物,其性情、特质都由社会结构所规定。
近代绅商的“社会功能具有质变意义的变迁”,这一方面表现为“公”的领域的扩展以及绅商在新式社团组织和市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收回利权和立宪运动中,绅商具有浓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近代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绅商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也可以从绅商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力度和深度。
诚如章开沅在序中所说 :“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读过《官商之间》一书,会感受到本书史料的翔实 ,论证的严谨,也能从中体味到作者独到的研究方法。
首先 ,作者注意从微观入手 ,从宏观着眼。
在历史著述中,“树木与森林”的相互关系 ,一直是著作者经常议论又颇难措手的问题。
有些著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缺少具体生动的历史内容而流于空疏,也有一些著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局限于史实的排列 ,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探索。
该书从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上着眼,紧扣绅商阶层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其二者的相互作用展开论述。
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 ,又有对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总体把握。
因此,树木与森林的互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便构成该书最鲜明的特色。
特别是在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的余论中,作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 ,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历经艰难的历史原由，并对官、商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启示性的见解。
其次,作者侧重动态分析和横向对比的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集团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只有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探讨,才有可能把握其时代特征。
该书始终把绅商阶层置于动态演变的历史坐标上,具体地从绅商的合流、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绅商阶层的形成、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向资产阶级过渡等几方面,去动态地探寻近代绅商阶层的时代特征。
横向的对比研究也构成该书特色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它既是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力量的演变,又是新时代的历史产物。
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纵向对比中 ,区分了明清之际的绅商与近代绅商的异同,从而凸现了近代绅商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同时作者还将近代中国绅商阶层与英国17世纪由中小贵族绅士、城市富商和富裕农民转化而成的“新贵族”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 “武士阶层”进行对比研究。
总之，这是本对后人研究绅商阶层存有大益，也无法绕去的一根标杆。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读后感
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林达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13篇文稿.这些文章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围绕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改革开放20年在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文章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作者用:转型与断裂的概念来表明目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同以往,有着自已特征的社会.从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诠释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农民工流动,社会稳定,市场转型等当今中国近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改革理论的检讨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
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
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徘徊的境地。
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一切社会事务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
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
无论是政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军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
这其中既包含着政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才是政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
因为政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政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政治时代，经济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识形态政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政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政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诚然中国的改革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它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性的变革。
社会是经济、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
改革所触动的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
社会结构是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的概念，体制不过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层面。
社会结构要比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中国改革最具实质的意义在于它引发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
社会结构，按社会学家的理解，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包容万物之桶。
不能将社会结构变革仅仅归结到某一方面，它是综合的、全面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
也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
我们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是因为传统时代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因素都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决定。
变革政治时代意味着打破造成该时代的社会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同样，代替旧的社会结构的是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什么经济时代。
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结构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
毫无疑问，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变化。
我们周围的世界陌生得使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难以理解。
当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备稍加思索的时候，它已擦身而过，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
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们不能不思索。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有时比追赶浪潮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头，就很难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会冲向何方。
其实，拨开现实本身所笼罩的层层迷雾，中国正发生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中国人回溯几千年历史都不曾见过的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改革的阵痛中诞生。
理性社会的建立来自于理性的改革。
我们只有把握住变革的实质，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感谁有啊??????谢谢2000字的
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汇作者这些年发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老师一贯的做法是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法”字与《说文解字》不同的解说，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尽管有时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师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思考的愉悦。
让人感觉“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原来我们的周围还有这么多的理论素材”，尽管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总体的感觉已经说了，下面就来具体的谈谈一些问题吧： 1、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几个观点：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的“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规制了男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其也是一种对女人的保护…… 2、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对戴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戴安娜之死中媒体和那几位记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苏力老师看来，其实戴安娜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
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分裂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深这种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种“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学问和睿智的完美体现。
用来一些假设性的事例（详见P38）告诉我们：有些原则是有特别的适用对象的或者说主要的适用对象的，而且原则的确立时为了杜绝某些错误的观点，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些，切不可将该原则推之四海。
语境化的东西不能一般化、普适化，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强力下，我们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先说明一点，该文中老师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细微的事实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师的观点还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过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对于制度的发生与形成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
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
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三、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标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老师的观点。
“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公众认为社会道德水准正在提高
”面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敢发言的。
但我想我还是能明白苏力老师的意思：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可能实际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认为应该具有的地位。
非常认同下面这个观点：学者的议论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这里没有不动产——从西藏的故事讲起，说的是法律的移植问题。
“不针对法律植入地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根据‘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逻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过来也是白费力气。
最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
7、家族的地里构成——充分展现老师思考路径的一篇文章：“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别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尝试；别人想到了而这样理解的，你就换一种思路”。
“感受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也并不只是为了推翻已有的习惯命题；还是要尽可能尊重以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尽可能把旧命题纳入新的命题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只有当新旧命题完全无法兼容时，才大胆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当作真理的旧命题决绝。
学术的目的不是挑战，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只能“独怅然而泪下”的思想和观点，而在于推进理论的解说力以及这种解说力中蕴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进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飞速发展、高度发达情况下，对法律执着的信心。
9、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从金桂兰法官经验说起的中国司法现实。
作者指出：法学界需要关注农村的法律需求，理解农村司法的特点；特别是应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又是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这些特点、问题和需求来设计改革调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设计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体系。
10、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无序”。
中国只是没有按照“常规”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轨”。
在本书的第二编主要讲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编主要是老师的一些书评。
应该说老师的想法很多，也很新颖。
譬如“法”的解释问题，不是原来的“平之”，而是“从上而下”，感觉很有说服力。
“反思法学的特点”和“法学知识的分类”触动我的有两点：一是感受法学知识的“社会大环境”需求和法学知识的三种类型，二是让我产生一种思考政治学的特点以及其分类的思考，后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学差不多，政治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政治科学则是实践理性和技艺，前一个问题很复杂，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蓬勃发展，而完美的、合乎规则的政治学则只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内发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老师的看法的：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说得很多了，还是大家去读原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