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柳诒徵怎么念柳诒徵 著有《中国文化史》
辞海没有给词条注音柳诒徵字翼谋徵读zhǐ 只有一个意思，古代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与“翼谋”无关读zhēng 有问询、参证的意思。
如：“徵询意见”。
“诒徵”（提供参证）就是“翼谋”（辅助策划）。
所以应该读zhēng
请问柳诒徵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那个出版社出的最好啊
谢谢~~
柳著《中国文化史》 八十万字。
于20世纪20年代，初为讲义，又在《学杂志上陆续刊载，后以著作形式出版，主要版本有：1932年钟山书局全二册本；1948年正中书局全三册本；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下册全本。
除此之外，还有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东方出版社等多种排印本、重印本。
该书规模宏大，流布甚广，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兼涉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告等无不详为搜集，各种史料多达600余种。
举凡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文艺教育、民俗宗教、工商技巧、货币服饰、风土民情、特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
著作方法采取夹叙夹议，引进一段原始资料，随即一段评论，有史实有史观，以史立论，论从史出，探源溯流，援古证今，讲明当代典章文物，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
由于作者亲睹清末政教腐败，对外国列强欺凌中国有切肤之痛，故蓄志阐明中国文化政教源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是其撰此巨著所秉持的宗旨。
全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依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
代表著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1] 《中国文化史(全套四册)》的图书简介 张维青、高毅清著《中国文化史》第四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文化史》以4卷、10编、175万字的鸿篇巨制，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与历程作了大致的梳理与勾勒，并用生动的事例加以论证解说。
书中既有对中国文化宏观概貌的把握，也有对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领域文化成果的概述。
作者旁征博引，论古说今，参考大量西方文化史家的研究构设，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史论研究框架，使这部著作站在世界人文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剖析。
书籍装帧典雅考究，版式设计大方庄重，插图安排灵活得体，既具学术品位又富有艺术魅力。
该书为两位作者历经6年的时间完成，具有学术性、创新性、综合性的特点，可谓近年来不多见的一套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力作。
唐朝有没有玉梳案
没有。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国二百八年，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17年唐国公李渊发动晋阳兵变，次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
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之后武则天一度以周代唐，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经济繁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 天宝末，全国人口达八千万上下。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中后期又经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国势复振。
878年爆发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
唐朝是版图最大，亦是唯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唐代国土在西部及北部皆超出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
唐朝自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后，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15-18] ，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攻伐敌国，并让南诏、新罗、渤海国、日本等藩属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政治制度。
唐代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点 ，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颜筋柳骨的颜真卿、柳公权，画圣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等 。
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 。
唐朝与当时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
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求品中国文人的读后感两篇
《品中国文人后感一了刘写的《品中国文人感触很深，尤其是鲁迅。
刘小川在书中写的人物非常生动、具体，在读书的同时仿佛将自己也置身于人物的经历中去。
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眼前，甚至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快乐、幸福、骄傲以及痛苦、悲伤与失落。
从小学起，我就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读过他的很多篇文章，书面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严肃语气那么刻薄、尖利满篇都是直插人心的讽刺。
再看他的照片更是一种威严扑面而来。
乌黑而短的头发耸立在头上胡须也短而黑眼睛炯炯有神十分精神不仅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
印象中的鲁迅总是给人一种一本正经、话语中总带有讽刺、无法与之开玩笑和交流的人但是鲁迅在刘小川的笔下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使我认识了一个生活中的鲁迅。
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很平和无论对父母、子女、朋友、学生都是如此。
他从不与人计较心胸宽广并且生活简谱往往把好东西留给别人。
他其实很爱笑平易近人。
然而鲁迅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他的求学之路尤其阻碍重重。
他的童年很美好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中但是祖父的犯罪坐牢耗尽了家产父亲的一病不起使年轻的鲁迅生活一落千丈。
生活巨大的落差他人的歧视父亲的重病让鲁迅意识到了全家面临的危机和中医的落后毅然决定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来治父亲乃至国人的病。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又饱受侮辱与歧视。
他再次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思想的腐败于是最终弃医从文投入了拯救民族的拼搏斗争中。
从刘小川的笔下不难看出鲁迅心胸的广大且勤于思考、热爱祖国的性格。
他在从自身的经历中不断思考着如何使当时的中国更加强大如何使民族复兴如何使国人不再受到外国人的羞辱与歧视。
他在不断地审视社会潜心寻找着一条开明和长远的道路。
他将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以及自己的思考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构成了他独特的幽默而不失讽刺与批判的文风。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人民思想改变的期盼将无数爱国人士的心声全部融入了一篇篇促人深思的文章中。
鲁迅的人生经历是我感触颇深。
一代文人竟也有改变国家社会的能力。
虽然我们还无法做到改变社会但我们也要学习鲁迅勤于思考不断反省热爱祖国的精神努力学习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争取日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处处为祖国、为人民着想多多为他人做贡献。
“品中国文人如品一杯茉莉花茶芳香四溢似听一曲悠扬的歌声回味良久。
”从中国文人崎岖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坚强不惜愿为祖国、民族出力的精神我感受到了如今祖国的强大我也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是无量的。
相信我们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幸福祖国会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
如果我们现在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也许中国的又一代文人将会从我们中间诞生
《品中国文人》读后感二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因为它的名字很大气。
品中国文人，对于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大地位的人物的点评分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读完了这本书，便觉得作者说的伟人突然变得很简单，朴实，他们的一些生平在清新的文字间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离别时的吟唱------柳永我初识柳永是他的那首《雨霖铃》，那是一首离别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时间是秋天，有悲情色彩的季节。
在萧瑟的秋季，两人举酒，沉默，然后是内心的矛盾，是连夜出发，还是翌日清晨登舟远行
柳永便是个一直在离别的人,给那些烟花巷的女子填词，待她们唱出名了，便转身走了。
唯有在离别时和几个女子挥手告别，然后乘舟去下一个陌生的城市。
而后读了《鹤冲天》，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得罪了皇帝。
他公然以烟花巷对抗金銮殿，于是皇帝张开金口：“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而再读《玉蝴蝶》，这首诗写尽了他的故人告别的无奈，对过往的回忆，然后又是对故友的期盼，思念友人的深沉，通过写燕子的飞去来表达自己诚挚的感情，而最后一句中断鸿的哀鸣更是衬托出作者的孤独怅惘。
我想也许是他一生都在告别，告别那些个女子，告别友人，告别亲人，从而使他的每一首离别词都饱含情感，加上对秋天富有特色的描写，离别似乎成了他生活的节奏所在。
尽管他远离了官场，远离了每一个相识的女子,可至少他留下了那些词篇，不管是缠绵，离别，羁旅，还是情愁，总有些人还记得那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抑或是“凭阑悄悄，目送秋光”，“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柳永是可以雄视文坛的，他独具特色的文字似是信手拈来，却又好像独具匠心。
该书更是道尽柳永一生的悲惨遭遇，他死了，死于道路，但也只有烟花巷的女子来向他告别，埋葬它平日里唤他作三变哥哥，屯田大官人，此时也就哭得更凶了。
而柳三变，一个拥有了太多才和情的人，这个时候抛下了一切。
他，走了。
从幸福到苦难----李清照没有哪位女诗人能像她一样，站在诗词界的顶峰，看着其他人。
李清照，经历了幸福和苦难，依旧写下了无数优秀诗篇。
从《点绛唇》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到《如梦令》的“应是绿肥红瘦”，无不体现了少女情怀。
是想掩饰的慌乱和羞涩，还是对花木细腻之心
这些短短的小令实在耐人寻味。
与赵明诚结婚后，又有了“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时的李清照是幸福而快乐的。
写关于愁的更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而赵明诚带着自己写的50首《醉花阴》和这首“人比黄花瘦”去找陆德夫点评。
他答道：只三句佳。
问：哪三句
答：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一句的确不错，写了她对他相思之苦，无法欢聚，人更显得憔悴。
把人喻为黄花，既自然，又新奇传神。
然而，这只是她早期之作，大多为轻松地小令，到了晚年，多为充满了愁意的词。
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赵明诚死了，张汝舟又是个骗子，为了告他而在牢房呆了九天后，李清照出狱。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她，是不会向命运屈服的。
在经历了无数生活考验后，她写下了“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悲伤，却不会流泪。
年近六旬，在一年春天，她请来朋友在庭院焚香，抚琴，默坐。
然后写下了《武陵春》，一挥而就。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夸张的手法，自己的愁绪连船都载不动，写出了她的孤寂，她的凄凉，她的无奈。
李清照活了七十岁。
她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美人。
从少女时代的单纯之美，到中年的从容淡定之美，以及晚年平静之美。
她的词更加体现了这种艺术美，有生活乐趣，也有对命运的不甘和抗争。
而她也敢爱敢恨，骨子里有一种不一般的倔强，对生活充满了勇气，这些性格造就了李清照，一个伟大的李清照。
她早已随风而去，但这样一个灵魂在现今社会依旧值得学习。
她是在看着我们的吧
《品中国文人》，品的是伟人背后的孤独，凄凉，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伟人、中国有代表的文人，是因为他们走过了那条坎坷的路，在文化历史上成为了一颗颗闪亮的星。
《中国通史》讲的什么内容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