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读后感一千字左右
读《剑桥中华民国史》有感 最具伟力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反省；最具创造的过渡，不在于千百万的积累，而因为真与新的发现。
—— 摘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五千年华夏历史，最混乱最复杂的当属民国时期，大小军阀混战，各国势力盘踞，内忧外患不绝，同时各种人物辈出，任谁都难以理清那些错综复杂大的关系。
而近两三个周匆匆浏览完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触很多，收获很多,也明朗了许多。
以其中的一部分举例说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南京十年时期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抗日战争和内战更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但这两段历史都有一个线索在牵引。
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冲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最初，经历了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之后，中国共产党力量几乎被消耗殆尽。
长征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除了长征，别无他法。
留在当地便是等待下一次围剿，开进西南也不可行。
原地等待是不可能的，开进西南则会面临当地实力雄厚的军阀，所以他们选择了长征。
这是人类史上一次壮举。
但长征也不可避免地消耗了红军自身的力量。
张国焘也在长征中逐渐暴露出分裂的企图并最终反叛，所以当红军到达陕北，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战斗力也消磨不少。
蒋介石便想借此给最后一击。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没有完成这致命一击。
蒋介石派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剿匪任务。
张学良的军队并没有贯彻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停滞不前。
张学良联合西安当地军阀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长达数周。
东北军中低级将领和士兵坚持要惩治不积极抗日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部分人也持相同意见，准备暗杀蒋介石。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坛巨擘，国家领袖，个人威望极高，是蒋介石的努力和不妥协使得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发挥大国作用，被美英承认世界大国地位。
一旦失去蒋介石，中国将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抗日基本无望。
因此坚持保护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蒋介石不再坚持剿共，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对红军和华东的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改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没有在抗日战争中遭到很大打击，反而是发展了力量。
10％的力量用于抗战，20％的力量用于对抗国民党，70％的力量用于扩张。
唯一一次对日本人的打击是百团大战，但百团大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消耗了很多力量，过早地暴露了自身实力。
蒋介石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着作用，但是军事力量消耗很多。
蒋介石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吸引了日本的兵力，为美英等国尤其是美国战胜日本创造了条件，实实在在地起到作用。
蒋介石深信自己很难打败日本，但也深信美国一定可以解决日本。
所以他在等待，但他并没有不努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原地待命，但是没有执行命令，中国共产党军队此时已经开进了很多北方城市，而这些城市很多是靠国民党军的努力换来的。
蒋介石命令还未撤退的日本军原地抵抗八路军，但是为时已晚。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但扩充了军队，也占领了地盘。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最后的失败。
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上，攘内先安外的主张完全正确。
一段抗战史读完，特别是国共合作历史的深层了解，心里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现在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56年后，两岸由于反对台独又走到了一起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连访问大陆，破冰曙光。
历史已然成为历史，真相亦不在，我们只以此为鉴，去粗取精，面对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
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无非也只是一颗沙砾。
跳开我们的宣传工具，抛开我们的传统教育，你悄悄地拨开那些迷雾，静静的还原那些历史
读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经济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读后感300字左右的
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
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
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
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
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
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
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
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
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
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
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
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
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
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
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
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
”（《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
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
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
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
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
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
”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
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
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
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
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400字
第一篇前些日子拜读了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些感想分享一下。
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也许只剩下些历史课上的只言片语，还有就是教科书上的陈述，而且已经是那样的模糊。
可是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个很有趣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
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这忘掉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如果不想让自己处于失忆的状态，重读历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所谓近代史，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
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
张教授认为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
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
但是我们这个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
不是去打天下，征服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朝贡体系来让其他人来服从，而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们的文化，然后向我们进贡。
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之后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
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国家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
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段称为丧权辱国的历史。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冷静的审视过去，然后去期待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应该吸取教训，避免过去的悲剧，也许只有在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未来的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第二篇读张鸣教授《重说中国近代史》有感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也许只剩下些历史课上的只言片语，还有就是教科书上的陈述，而且已经是那样的模糊。
可是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个很有趣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
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这忘掉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如果不想让自己处于失忆的状态，重读历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花了十天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在这二十三万余字间，原先的模糊不堪的近代史框架，就如由200万像素提升到500万像素，虽未尽极致，但已是有长足的跃进。
书中一开始便指出了中国人的三种心态：“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可是随着我渐渐地深入读了下去，我发现作者说的也是不无道理。
不仅如此，书中作者不少描写的地方都没有怎样偏向中国人，反而是指出了中国很多愚昧和不合理的地方。
这便让我原先一看到近代史便发热的脑袋变得冷静了些。
毕竟，不管中国人如何掩盖，事实就是这样：晚清亡国了。
而我们呢
出于一种“爱国主义”，便是大肆宣扬外国人如何如何狡诈，蛮横，而对中国失误的地方，则是轻飘飘地一笔带过，这便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种误区。
思考问题也变得片面起来，觉得中国人是很无辜的样子，一切都是外国人侵略我们的错。
可是，如果中国不弱小，外国人又怎么会打上中国的主意
如果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外国人的计划有怎会得逞呢
这就是《重说中国近代史》迷人之处
书中除了类似这般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外，我总结认为本书还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立场方面超过前人。
本书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几乎不掺杂作者个人任何政治立场、情绪，完全是中立的。
这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以往看过不少当代作者的历史书，不是充当现政权的喉舌，就是极力反对现政权。
鲜明的政治倾向不可能写出信史。
我不是说张教授写的一切都是符合客观历史的，因为即使是今天发生的事，不同人还有不同解读。
如果说张教授有什么立场的话，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客观公证地分析历史事实的。
二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不提供标准答案，鼓励读者独立思考。
例如太平天国起义，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该起义的的来龙去脉，一方面论述了这次起义的某种必然性，但并没有给与过多的正面评价。
即使从革命的观点来看，作者并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有什么革命性，相反是封建王权思想的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三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惯性正当性的某种同情。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社会必然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我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有自己的独特性，按照官方说法有自己的特色。
我认为不能简单的以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可以分为部落社会（夏商及以前）、封建社会（西周至秦朝以前）、传统社会（秦朝到民国以前）、近现代社会（民国至今）。
这里值得说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指的是“分封建制”的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在皇帝家天下下的郡县制。
回到张教授这里来。
张教授认为，中国2000余年的传统社会之所以延续下来，定有其合理性，完全地否定传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安顿。
例如，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张教授是同情君主立宪制的。
这既满足了民众对皇帝的需求，同时顺应了时代，不会引起社会的巨大裂变。
当然同情归同情，由于中国当时革命派掌握了较大话语权，整个社会有一种革命的戾气，想不革命都不行。
四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地评价。
张教授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的观点，他总是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臧否人物。
例如林则徐这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提到的历史人物，传统上对他的评价过高，认为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虎门销烟大快人心。
但是作者认为林则徐仍是一个中国传统官僚，虽然睁开了眼，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很少，甚至出现了许多笑话。
再比如孙中山，虽然他屡败屡战的决心很大，但是他与日本、苏俄、会党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个人崇拜的主张使其形象受损。
还比如北洋军阀，张教授认为并不是所有北洋军阀都是坏人，他们有的在下台后房无一间，身无分文可以看出并不是毫无理想的酒囊饭袋。
等等。
所谓近代史，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
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
书中认为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
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
但是我们这个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
不是去打天下，征服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朝贡体系来让其他人来服从，而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们的文化，然后向我们进贡。
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之后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
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国家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
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段称为丧权辱国的历史。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冷静的审视过去，然后去期待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应该吸取教训，避免过去的悲剧，也许只有在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未来的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读这本书，会给我们的思想敲了警钟，它告诉我们：要思考问题
就像当我们生活在一片固有的世界中，突然有人打破你几十年来的思维模式，颠覆你几十年来的文化结构，告知你一直都是愚昧者，被操控者，也许，你会沮丧，你会落寞，同时，你应感到庆幸，因为你已经清醒，有着自己的选择，有着自己的权利去从头开始，即使如此的艰辛，至少你的心境明朗!天是蓝的，大地焕然，可以放飞…… 感谢这本书带于我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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