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人物 读后感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写什么都是错的。
学过政治就会知道，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也是人民群众，上面的曾国藩也属于人民群众中的一个。
谈谈中国近代史上 你最感兴趣的某个人物 500字以内
蔡锷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他在不足34年的短暂一生中做成了领导云南辛亥起义和反袁护国两件大事，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由于他师事梁启超并曾一度拥袁，人们对他的评价颇多歧异。
有人用“反清、抚袁、拥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革命家，功大于过；有人又用“保清、附袁、反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改良派，过大于功。
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单，且失之偏颇。
实际上，蔡锷就是蔡锷，他既非革命派，亦非改良派，而是一个真诚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关键。
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对蔡锷这一感兴趣的人物进行评述。
从戊戌到辛亥，是蔡锷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军事救国时期。
1897年，15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的教育，戊戌政变后辗转到日本留学，受到西学的熏陶。
1900年他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师友多遇害，蔡锷重返日本，决心投笔从戎。
于1901年12月考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1903年7月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学习，同年9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初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入骑兵科，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蔡锷读书求学期间，正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觉醒起来奋起救亡图存之时。
正是在这种时代感召下，蔡锷发愤攻读，上下求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
其特色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惧为亡国之民”，“耻为衷家之狗”；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他以日本的隆摩喻湖南，决心维新湖南，变革湖南，坚信“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把抵御外患与学习外国长处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守旧，力主开放，稽合国情，纯用西法，为此他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强调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
抱定“流血救民”的志向，大力提倡军国民主义，变“尚文”“尚武”，重新“陶铸国魂”，振起民族精神，并以军事作为自己救国的主要手段。
1904年冬蔡锷自日本归国之后，将其爱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从事新军的编练和教育工作。
“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目的”，“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是他的生动写照。
其所到之处，均能兢兢业业，严肃认真。
在广西，“于桂省兵事，多所建议”，“创练步标，躬亲教练，一切规模，皆所手订”还到边塞考察，短衣匹马，巡行四千余里，于边情地势，逐一札记，草绘略图。
蔡锷1911年初离桂赴滇时，正值英国武装入侵云南片马一带，蔡锷表示“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已耳。
为了培养新军将士为国家谋利益，为国民争幸福的责任感，他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的材料。
针对清军将领志在高官厚禄、士兵志在虚誉饷糈的状况，他明确指出：“吾侪身膺军职，非发大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
其救国之志，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蔡锷审时度势，在云南成功地领导了重九反清起义，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
在督滇期间，他对云南庶政进行了改革，并派兵援川、援黔、援藏，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对此，人们多所论及，兹不赘述。
特别指出的是，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之后，曾对中央革命政府的建设多所谋画。
早在1911年11月9日，在仅有七省独立的情况下，蔡锷即发出通电，率先提出“急宜组织”“集中统一之机关”，11月15日他收到黎元洪的皓电，内称“亟应建设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速派全权委员来鄂”。
他立即复电，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
同时明确表示：“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宜措置”。
11月18日，蔡锷再次致电独立各省都督，进一步提出中央政府组织纲要三端：一、定国名为中华，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11月下旬，蔡拟定中央会议大纲23条并电请各省速派代表莅鄂会商，从速组织中央政府，还宣布滇军政府“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种族视同一体”。
综观他的通电和举措，最突出的是主张建设完全统一国家，建立民主立宪制度，建立国家统一，以实现民族平等，谋求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以期在国际社会中确占一席之地，并承认首义之区武昌的特殊地位。
所有这些，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也是正确解决时局问题的革命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电贺孙中山担任大总统，并提出三点建议，强烈反对划疆而守、省自为谋，极力主张消除党见，惟贤是任，倡导以平近手法和谨慎态度廓清相沿已久之积弊，反映了他争取恢复国家统一、追求社会有序进步的强烈愿望。
针对各省用人行政省自为谋的状况，蔡锷电请孙中山及各省都督，要求中央在用人、财政、军事诸方面“统一事权”。
他还致电陆军总长黄兴，愿将训练有素且将领富于学术经验的滇省北伐援川各军队留备中央，听候调遣。
这一切都表明了蔡锷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的鲜明立场。
从蔡锷求学时务学堂到为护国而献身，前后恰好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处在清末民初历史大变动的时期。
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无数仁人志士召唤到救亡图存的时代前列。
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经验阅历、所受教养及性格特征不同，因而所采取的救国方略也各种各样。
有主张变法维新的，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有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的，更有主张通过反清革命建立民主共和而谋求国家富强的。
正是这些不尽相同的方案各个付诸实践，正是无数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为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社会前进，使中华民族免于灭亡，免遭瓜分。
其中，反清革命和建立与巩固共和民国又无疑是清末民初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蔡锷从维新改良到军事救国，再到反清革命，最后为维护共和而献身，他的光辉业绩和巨大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更重要的是，在他决定自己行动的时候，既非出于自私的动机，亦非无原则地追随和依附他人，而是基于自己的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政治理念。
他始终追求富国强兵和社会进步；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始终主张建立强固有力的政府以增进国力、伸张国权并借以保障民权；他始终反对内乱党争，力主团结一致外竞；他始终维护国家权利，竭力谋求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他对自己的政治理念坚定不移，身体力行，表现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爱国主义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伟大动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视的精神财富。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可以深刻理解蔡锷一生的政治选择，而且可以从这种理解中宏扬光大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所以我很感兴趣。
求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