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代思想史有关的书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本书是由作者李泽厚所编著，2008年6月1日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
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作：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至六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沈善洪：《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杨幻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桑咸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白纲：《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林代昭：《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上海书店1990年版。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中国书店1988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1-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陈嘉谷：《中国德育思想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店1984年版。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先秦—南北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汇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9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李约瑟博士引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证明了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读后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大哉言数，数理精微；以农为本，国脉水系；岐黄医术，造福百世；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
读完这本书，除了佩服李约瑟博士，更多是对我国科学技术史深切的的自豪感。
这些历史都表明我们并不比他国差，人的聪明智慧是不会停歇脚步的，终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依然会引领时代的潮流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哪些文人有影响
具体的诗歌创作之类的，最好详细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
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
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
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
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
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
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
”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
“六亲不和有孝慈。
”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
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
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
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
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
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
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
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
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
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
又说：“万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
《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
”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
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
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
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
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
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
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
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
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
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
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
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
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
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
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
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
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
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
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
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
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
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
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
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
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
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
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
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
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
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
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
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
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
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发展变迁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主体部分。
孔子所奠定的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几经变迁，充实着和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态。
今天我们提倡“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应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受到启迪。
1.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
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他的思想集中于和。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
、、称之为“三玄”。
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
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
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8．十九世纪末，康有为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将儒家思想赋予了新的内容。
9．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儒家思想维护的封建礼教比喻为“吃人”的魔鬼。
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10．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文革”时期，儒学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儒学的影响进一步减弱。
1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想界对儒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了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
2.儒家思想被尊崇的原因 （1）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正统思想，主要在于其理论本身宣扬天人感应，道德规范，提出大一统，迎合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2）儒家思想强调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广大民众所追求与信仰。
（3）儒家思想有不竭的生命力还在于它能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的先进部分，也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故为统治阶级所喜爱。
三、唯物思想的发展演变 1.演变历程 （1）战国时期的荀子，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2）东汉前期的王充，对神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万物是由元气构成和“人死不为鬼”。
（3）南朝时期的范缜，从理论上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提出人的精神与形体是统一的。
（4）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唯器”的唯物观点。
2.基本认识 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也逐渐增强，伴随与唯心迷信思想的斗争，唯物思想产生并不断发展，反过来推动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
四、近代现代的思想解放 1.发展历程 （1）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的思想：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揭开了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序幕；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特别提示：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要注意与政治上的救亡图存的斗争。
（2）资产阶级的救亡图存的思想：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为武器，包括维新派、革命派和激进派。
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进行社会改革，发起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以三民主义为旗帜进行暴力革命，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激进派，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冲击封建专制统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形成最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3）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指引中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丰硕成果。
2.基本认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侵略逐渐加深，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人士围绕着向西方学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运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近代史上的每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都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就带来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五、20世纪的理论成果 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它能够结束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却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2.思想 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工农武装割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团结等都是其重要内容。
中共七大上思想也被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理论 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从中国建设实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相结合，主张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发展。
全面整顿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的论断，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特别提示：20世纪的重大理论成果应该说是救亡图存斗争高潮的产物。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应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回答了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课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全面纲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 高一第二学期最后一本语文书上第二篇文言文里有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对现代设计的意义?
（1）规矩 战国末期，子作为法想的代表，有著述《韩》，形成了，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思想，其中“法”，指的是法律，条文。
法就是规矩的代表，社会都是由利害关系组成的，所以他认为艺术是非功利的，比较漠视艺术的价值，提倡以实用为美。
因此，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是这种政治思想的体现，这种标准化的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继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这种统治思想也是传统观念的体现，天圆地方是古人经过对客观自然的观察，通过想象推测出的认识观念，不难发现，以方圆为特征的器物非常普遍，钱币尤为典型。
不仅如此，方圆代表了阴与阳的结合，方是地，圆是天，方圆就是乾坤，也就代表了阴阳两极，有阴有阳就是完整的，并且阴阳两极是互相转换的。
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朴素的思想也是最朴素的设计思想。
（2）礼的文化表征 从夏到周的三个朝代是青铜礼器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对天道的崇拜和敬畏所融合形成的工艺形式。
青铜器代表的是凡人对神明的屈服和崇拜，是沟通地与天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阶级奴隶人民的一种象征性的标志，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礼的文化形态的代表。
因此，我们从青铜器的造型和花纹装饰上都能看到这种文化的表征：庄严，肃杀，甚至有恐怖的意味。
礼，可以美化外表，是古代等级社会中区分阶级的一个形式，国有国礼，有修养的人必须懂礼仪，所以应用的器物也被打上礼的烙印，可以说是对礼的一种推广途径。
当然，古人对这种精细分析出文与质的区别，文是表，质是里，文是役人耳目的罪魁祸首，而质也就是它的实际用途是古人所推崇的内在。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设计的思想具有功能性的文化特点，在设计中重质而轻文，功能第一的思想。
而这种质是一种内在的情感表达，也就是古代统治阶级思想的传达，文则是对神的一种想象和创造，是统治阶级传达思想的一种形式上的需要。
随着朝代的变迁，礼崩乐坏，青铜器艺术逐渐由天上转向人间，具有了世俗的倾向，纹饰也逐渐显得亲切，柔和。
（3）先秦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方圆的形态可以说贯穿着中国古代的器物设计，同样，这种古老智慧的认知方式也体现着它作为符号的力量。
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中，陈汉民教授的设计整体上采用了一个隐形的圆形方孔钱币，中间是一个“工”字，这个工是对古代钱币中方形的一种变化，整体上还是方圆的结合。
所以，图形的再创造是最直观和直接的。
在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的个人标志中，用的是一只做兰花状的手形捏着一枚茶叶，手的图形包含了禅宗中手的表达风格，简单，温婉，有力；而茶道也是他本人很喜欢的一项文化，也是个人修养的一种表达，是很成功的一项个人标志设计。
从简单的标志中不难看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传达，整个图形给人的感受是深厚和信任。
设计不仅是设计师自己的事，它必须是符合设计的目的的，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承认，设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息的交流方式也翻天覆地，但是古代的设计思想的先进性在于，任何设计都要审时度势，设计需要创造，就需要吸收新的元素。
特别在汉字的设计上，中国举行的方正汉字设计大赛，就是对传统汉字的再创造。
三、纹饰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1）饕餮纹（兽面纹），夔纹 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传说中猛兽的形象，凶猛恐怖。
饕餮纹的使用，增强了整个青铜器的神秘感和恐怖气氛，特别是一些青铜礼器，这种装饰纹样不仅可以震慑奴隶，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商人“先鬼而后礼”的思想。
饕餮纹的造型是许多回形纹和型似猛兽的眼睛组成的纹饰，许多直线遇到边界皆卷曲回还形成勾状。
而兽面纹基本上是对称的饕餮纹，夔纹的勾折从中央成上下左右反向对称，形似躺倒的S，上下各有一柄利刃。
整体看去形制锋利，棱角分明。
从纹饰上看，他们都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可以说象征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图案上显示最具特色的特征，包含了不同文化方面的象征。
都是对自然神明力量的崇拜，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
而且纹饰常分布在器物的腿部，或布满这种纹饰，彼此紧密并有界格。
青铜装饰根据浇铸工艺的特点，形成利用浅浮雕形块和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手法，有的还运用多层次的装饰。
这种多层次的装饰被称为“三层花”。
并且在装饰上也有一定的比例权衡，并非是简单的排列，而是根据器形富有生理比例的美感进行安排的。
（2）鸟纹，凤纹 随着时代的推移，除了形似兽面的纹路，鸟纹和凤纹也是青铜器物装饰纹样之一，并被越来越频繁的应用于青铜器。
凤纹被发现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雏形，是猪首蛇身，鬃毛飘逸翻卷。
鸟纹则是对鸟的象征性概括。
凤纹在春秋晚期开始，就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反复演变，极尽变化之能，融合了自然美和抽象美，结合了现实性和浪漫性于一体的经典图形。
经历几千年的变迁很生动的显示出“再造想象”的能力，而这种再造想象的能力就是传统图形可以演变的生动例子。
从上面提到的夔纹上来看，就有对于鸟纹和凤纹的融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躺倒的S形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时间上看，凤纹的表达多种多样，也有抽象为卷曲的涡形，也有较为几何的双勾形，形状和夔纹的很类似。
因此从凤纹的演变中，可以看出纹饰的变法方法有具象形，变象形以及高度抽象形。
（1）具象形是以比较写实的手法模仿现实的禽鸟，从战国中晚时期凤鸟的特点看，昂首，矫健，飞扬，具有高贵的特点；（2）变象形是从具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保留凤头，尾部逐渐简化成勾状；（3）抽象形则是更加高度概括后的图形，甚至完全几何化，变化趋近于云纹。
这些变化手法是图案创意的方法之一，对应用传统图案的现在设计来说，也是借鉴的方法之一。
（3）纹饰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这些图案具有中国的特征，但对现代设计来说应该创造出什么新的中国图案呢
传统图案充满着古代劳动人们的智慧，他们之所以可以一眼被望之具有中国特色，更深层次的是思想，但也说明他们有共同的相通的特征。
虽然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但必然有其独特之处，这就在于中国人要求完整性，求全，求平衡性上。
中国的设计思想自认知思想起就是辩证的，所以必然是内敛，考虑全面的。
传统图形只是一种借鉴的形式，他们的笔法，纹路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已，但这种形式不应局限于在现在设计中割裂的运用。
对于信息社会来说，到处充斥的是复杂无序的文化符号，设计师也急于在其中找寻自己的表达符号，因此更多的结果是忽略了民族符号的传达，并没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当然，中国的设计领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香港一批设计师靳埭强，陈幼坚等等都在努力的探索，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标志和标识也传达出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四、结语 传统文化的艺术渊源是很深厚的，不仅要从纹饰上纵观演变过程，也需要对催生他们的思想根源有所觉悟，这也是在对待现代设计时需要思考和研究的。
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源到分化形成了整个传统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深入浅出，去粗取精结合时代的特征，努力创造出属于中国的新时代的艺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