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有哪些学术贡献
科斯死了
早新闻吓一跳，但很然，他已102岁大德必寿。
不知道为何，那些成就非凡才，不管是投资还是做学问，最后都是高寿，譬如做价值投资的巴菲特、芒格，或者货币主义学派旗手弗里德曼等人，都是如此，或者淡泊明志使然。
我英文烂，读不得科斯的原著，但仅仅看译文，哪怕是很烂的译文，我都感觉到作者儒雅之气扑面而来。
凯恩斯曾说，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政客，其实不过思想家的奴隶。
也许就其他思想家而言，确实如此，但就科斯，无论他本人还是读者，从未将其视之为奴隶主。
恰恰相反，科斯的产权制度经济学理论，给学人指出一条如何探索现实世界的路径，在他那里，没有答案，只有方法。
思想的懒汉和暴徒们，是无缘与这门高雅的学问的，他们的思维，基本处于子宫胎儿状态，即使来到世间，依然端着脐带到处寻找母体胎盘以维持养分供给，他们只需要简单答案，到死都不肯思考。
一直以来，好多人对我的思想状态和学术经历觉得不可思议的矛盾，你明明是北大学马列的，怎么这么极右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繁荣与富强，如果你曾经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棍党棍的话，那么你接触科斯和哈耶克的学说，你肯定转为自由主义者。
为什么
因为真正信奉马列主义的人，是相信大政府路线能解决世间所有苦难和穷困，但科斯和哈耶克的学说，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很快让你明白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有限政府，才是通往繁荣与自由的根本路径。
抛开哈耶克不谈，今天仅仅谈科斯。
所谓大道至简，科斯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自由市场那么好，为何会有企业这样的组织存在
按经济学理论，没道理吗
价格引导一切，市场会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哪里需要企业组织呢
答案在于，交易是有成本的。
雇主不可能每天在市场上和工人为薪水讨价还价，更不可能每天为厂房租金、资产设备买进卖出或者其他生产要素讨价还价，只能签订一个长期合约，将所有生产要素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企业的作用就是节省交易成本。
那么，如果企业能节约交易成本，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工厂生产，那么全社会的生产要素资源可否全部完全囊括在一个组织里面，完全按计划有组织生产呢
同志们肯定马上想到了，这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内容。
但麻烦是，企业节省交易成本，也是有一个边际的，组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内部组织协调也是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肯定比市场交易成本大。
这个道理，只要是在大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大组织混过的同志都明白，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泛滥，上下信息不对称，包括委托代理风险等等，也就是经理人不拿股东利益当回事，毛病会越来越多，最后组织肯定运行不下去。
所以无限制囊括一切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将社会经济资源捆绑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工厂。
这看似节省了交易成本，甚至让交易成本为零，但只要是社会分工，本身是有成本的，不一定体现在市场交易上，内部组织管理成本也是肯定存在的。
这个组织成本只要到一定地步，整个经济就会瘫痪下去。
所以共产主义最后肯定变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后再……。
科斯的另一个学术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市场交易达成，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条件。
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条件下，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达成交易，而就难以出现大规模更深化的社会分工。
所谓的产权明晰，在科斯的著作中所多有触及，但真正予以清晰明确表达且成体系的，是科斯的御用讲师——张五常完成的。
科斯确定了产权，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
张五常更进一步，明晰产权三个基本界定：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转让权。
产权的其他权利，都是在其基础上的延伸。
这个逻辑定义，一下子让所有权这个概念变得粗鄙不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含糊不清的理论调调儿显得跟跳大神的笔仙差不多。
科斯在中国的影响，比在欧美世界大得多。
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尤其是成年的中国人，基本都经历过产权制度变革引发的生产力大爆发前后历史。
制度变迁的实际感受，在一代人的印象中如此之深，是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非常少见的。
对于追求自由与繁荣终极答案的人而言，对比南北朝鲜人民的生活差别，对比改革三十年前后的巨大变化，对比苏东坡巨变前后的时代变迁，科斯的理论清晰得犹如一碗清水一样。
但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是一个基本模型，事实上，科斯的学术文章，内容基本都是大量的日常生活现实案例，而非让人天旋地转的数学模型，或者玄而又玄的理论。
因为交易成本的大小，产权变更的情况，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一一搜寻整理得出，起码要做起码的文献梳理工作，不可能坐在屋里拍脑袋获取。
无论是解释现实世界的变化，还是推测未来趋势，只能寻找最大约束条件，这是思想懒汉们没法干的事情，他们只听结论，至于推理过程和局限条件，他们才不耐烦费这个心力呢我直觉科斯内心深处极其鄙薄萨缪尔森这样的黑板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人，学术伦理价值观决定他不可能瞧得起这些高智商低智慧的经济学教授们。
事实上，面对科斯的天才思想光芒四射，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学院派教授们也做了妥协，著名的科斯定理就是这么偷梁换柱搞出来了：“也即是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貌似维基百科上面就是这么写的，还被萨缪尔森写进了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
这特么的扯不扯啊
交易成本为零，哦，斯大林体系下经济，不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嘛，财产权赋予谁都无所谓
都会结果最优
那苏东坡事件怎么回事
中国经济搞改革怎么回事
我估计科斯对此厌恶透顶，因为让如此儒雅绅士的学人直接了当对外宣布，从来不存在科斯定理这么回事，而且是对着欧美最顶尖的学派权威公开这么说，内心不是极其厌恶，这话，是说不出口的。
我每次看张五常的著作，都抑制不住满骨子豪情壮志——这地方要和这老家伙叫板
那地方其实是狗屁不通
看弗里德曼的东西，都下意识的歪下脑袋思考一二，这调调儿，是否就是老头在装逼
也不大像啊，看哈耶克的东西，每次脸色铁青，妈妈的，到此为止，这家伙的东西看一次也就够了，唯独看科斯的东西，内心总有一丝淡淡的孺慕之情，尽管我英文极烂，还禁不住翻阅一下原文。
吾辈屌丝其实市井无赖子，生于蓬门，但遇贵人贵气，总有自惭形秽之感，所谓英伦学风，大概如此吧。
斯人已去，总不免惆怅，故以此文为纪。
走好。
（徐斌）
有经济学专业的吗
想问下你们本科学哪些教材
曼昆：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货币银行学 金融学 或者国际金融学本科稍微深入的多用 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 都是美国的主流教材 中国自己编译的太次
11位知名教授为何要批评张五常序言
近几年，西方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学退休教授张五常先生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内地再次出版，并时常到国内高校和电视台演讲，学术界评价反差巨大，从而在 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张五常热”。
同为美国留学和香港的教授，张五常与郎咸平是两类学风不同、社会良知不同、学术水平不同的学者，因而我们必然主张“赞郎批张”。
近期，由程恩富教授和中国经济出版社总编黄允成主编并出版了《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以及由香港出版的《十问张五常》(程恩富)一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加上港台、新加坡和祖国大陆等媒体广泛报道，美籍张五常被美国政府控告逃税和售卖假古董，则进一步提高了其社会知名度。
那么，为什么我们十几位中青年教授要放下其他重要工作，来专门开展这项批评活动呢
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反对浮夸学风，而且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老百姓在小康社会中的切身利益，不得不辨析清楚。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在书序中写道：“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听过张五常报告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问他们读过张五常的书没有。
他们都说没有读过，只有个别人说看过媒体的有关介绍。
……我问他们听张五常报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的说，是想看看这个人的模样；有的说，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说，是为了获得新鲜感；也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刺激。
我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报告人的观点，他们有的说，不同意；有的说，难以苟同；有的说，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
”下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张五常是怎么说的，我们这些中青年教授又是如何评辩的，从中了解不同学者的思想和学风。
1、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质疑：“全力肃贪不利经济发展”
与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截然相反，张五常是为腐败辩护的，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
……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
”“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
……并非所有的贪污都有害。
……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像，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是逐渐地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
……这些贪污的行为，毕竟是助长了市场的运作。
……不贪污就妨碍了不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交易。
……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
” 张五常反贪腐办法是这样的：“1987年，我见高干左推右搪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管制法制，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胆地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
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
” 从中可以概括其基本思路：贪污属于高干的特权；要特权份子放弃管制和贪污，只有“赠送”国家的资产和金钱给高干私有；高干有了私产，便弃官从商。
稍有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是一条比美国萨克斯建议俄国搞“休克疗法”更易带来混乱无序的“下策”，中国广大老百姓会赞成吗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评说：“30年不读书”的落伍者 张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惊动了我的朋友们而要与他“商榷”，实在是因为他在报刊(但绝非“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许多多文章，放出了许许多多颇能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
这些东西，称之为胡说八道则可，要说是“学术”，那可差了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
正是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商榷”的对像应当是发表在正宗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张五常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胡言乱语，本来就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学术商榷”呢
其实，张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所写和所想的已经远远偏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正宗。
他在大骂马克思的同时，也在拚命贬低整个的西方经济理论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
他甚至说自己“30年不读书”，这种“不读书”，当然主要不是不读马克思的书(他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很可怀疑的)，而是不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书。
由于他这样作，对于现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推导，他更只能是一无所知了。
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极快，理论体系也日新月异，像张五常这样30年不读书，他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上也只够作一个落伍者。
张五常靠给大众媒体写乱聊的文章出名，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颇具代表性。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名人，几乎都像张五常那样，不仅靠给大众媒体写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来建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后果：那些学问和学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往往却被人当成了“学术泰斗”。
3、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提出： 不要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充分享受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香港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部分，大陆需要香港的经验，这一切都造成某些人目中无人，把自己想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美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
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
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
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
其自由和法制何来
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
中国人民宁愿选择社会主义。
不信，搞民意测验。
张五常先生为什么要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呢
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信仰的那么优秀的先进制度，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国际强权，强制推行的。
4、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质问：判断理论对错的标准合理吗
2002年4月22日和24日，张五常在演讲时，有学生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任何理论只要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就能变成真理，甚至连你最不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它似乎也是正确的。
你对此有何看法
”张五常答曰: “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
” 这里显然张五常已经自封为经济学界的“权威”，自己成为判断对错的标准：他看不懂的就是错的，他看得懂的就是对的。
这是典型的“唯我论”和“唯权威论”。
张五常并不懂马克思经济理论，这可以从他的文章及演讲中得以证实 。
5、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强调：半生不熟的产权论无法指导改革 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 正如日本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们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
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公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
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6、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认为：“经济解释”具有辩护性和破坏性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具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明显辩护性。
他说，“私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 ，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可以使个人财产的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享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对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组织是有效的制约”；等等。
其实，评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优劣，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关键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张先生却撇开这些客观的根据，只从个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设出发，他对产权制度优劣使用的是主观评价标准。
张五常混淆根本经济制度与经济管理体制，抓住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大讲共产主义根本制度的不合理处。
他的经济解释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关于维护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所以，有很大的破坏性。
7、同济大学顾钰民问道：“三招两式”能否定劳动价值论
张五常则与众不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未对过。
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
在八四年一月写《邓家天下》，说起邓丽君及其他超级明星的每小时以十万元计的收入，我问：‘红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
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
’支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从何答我
”他还说：“《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
‘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劳力价值定律’怎能不被放弃呢
” 从张五常教授上述所用的“三招两式”来看，他得出的结论显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而只是简单地否定。
在张五常的著作中、演讲中，看不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深入分析和研究，看到的只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否定。
8、辽宁大学杨玉生指出：人民不承认这样的“设计师” 张五常自诩为“向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教父”，自称他本人也是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并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建议，例如，他建议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等等。
在张五常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中，只字不提国家的宏观调控，只字不提必要的计划安排，缺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安排，尤其是缺乏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张五常的改革建议字里行间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的陈腐气息。
按照张五常的改革建议，中国无疑将转变成纯粹西方类型的市场经济，而且是那种在西方国家都已嫌过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
除了没有明确提出采用“休克疗法”之外，其改革建议与使俄罗斯陷入巨大困境的萨克斯改革“方案”别无二致。
我们所要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和“三个代表”思想灵魂的市场经济，不是盖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印章的市场经济。
9、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反驳：所谓“马克思奄奄一息” 张五常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奄奄一息》的文章，五个部分的标题分别为：“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马克思理论模糊不清”，“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中国政策难自圆其说”。
从这些标题和内容就可看出，张五常大体上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来就没有对过，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
与事实相反，不是马克思误解了古典经济学伟人李嘉图，而是张五常在攻击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劳动价值论。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大为拓宽，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研究经济学，成果甚丰，争论也颇多，因此，学术讨论倡导百家争鸣。
张五常的意见作为一家之言，本也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在《马克思奄奄一息》等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不是什么学术语言，而是一种丧失理智的、“宗教式”的攻击与谩骂。
10、复旦大学马涛声辩：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 张五常2002年6月曾在复旦大学作演讲，其中评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马尔萨斯说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因为‘僧多粥少’就会有饥荒淘汰一些不适合生存者，一定有人会饿死――因为物品、食品的供应上升得慢，人口上升得快，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
我觉得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大错特错。
……改革开放20年，虽然中国有些地方还是很贫困，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人口的生活水平比200年前要好得多。
现在人口增加了这么多，生活水准却不断提高，很明显地推翻了马尔萨斯的理论。
” 张五常依照这一推论，断言建国初期马寅初主张中国搞计划生育的观点也错了，中国政府现在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给中国下一代的发展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
其实，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有对有错；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的压力，与我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紧密相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张张五常所谓“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说法，也是信口开河的。
11、全国政协何新评议：美英派来的新自由主义传教士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
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
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经济是什么，而不考虑经济应该是什么。
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
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
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
张五常自己曾在书里披露，他本想留美国，但科斯等教授指示他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中国正在改革，地理位置较近，私有化产权理论用得着。
新制度经济学的五个代表性人物是谁
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是什么
谢谢
新制度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它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
之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
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
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
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给起的，在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伯伦、康芒斯、密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
老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成为主流，那是大萧条之后的几年里，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的过度时期，迷茫的美国人对自己国人的思想第一次重视，但是，可是说旧制度学派几乎没有给现代经济学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正如科斯所说他们本来也不愿留下些什么。
科斯在1998年的AER上发表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说：“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密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
”虽然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度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声名显赫，但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NIE）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的承认。
1986年，M atthews就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到：“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Maathews,1986）在他看来，NIE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他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命题，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现象将影响经济理论工具的分析。
对于第一点来说，倒算不上是新制度分析的功劳，因为无论新旧，两派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
因此在我看来，NIE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它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可行，更为敏锐的视角。
阿罗（1987）说：“我现在思索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一个答案。
它并没有为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资源分配和效用度量——提供一个新的答案，但他回答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制度是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呢：它融入了经济史，但却提供了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尖锐（微观分析）的推理方式。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
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
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
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
”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
”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
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
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
”（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一、 制度与价格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
这是一种困境。
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
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
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
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
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
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
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
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
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
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
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
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
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
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
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二、企业的性质与交易成本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
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
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
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
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
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
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
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
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
科斯的答案比较家但，这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
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
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
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看到解释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多么重要。
但在简单讨论它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略微提一下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就是队生产问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不认同科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企业内的“权威”（authority）的问题，企业内的雇主与雇员和杂货店的老板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企业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队生产的需要。
完成一件工作，由于分工的原因不可能不合作，而合作通常会面临对努力的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努力程度有的时候很难观察，这需要一个监督人，而且我们还要给这个人以剩余的收入权，使他有动力防止人们的偷懒而不是合谋。
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因之产生。
在他们1972年文章里，他们还讨论了诸种企业的类型，并得出了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信息搜集场所的结论。
对于这个观点，张五常一直无法认同（1991），他认为他们二人的分析在假设上就是不必要的，偷懒和理性是重复，本着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张五常认为这一分析全无必要。
这中不用交易成本范式所进行的分析骨子里并没有脱离开，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二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交易成本。
老实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极难理清。
罗宾斯说：“一个定义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通常要从该定义的实际运用中寻找。
”但是，在交易成本的运用中各人的理解也全然不一致。
科斯在他对张五常1991年文章的评论中写道：“如果在个人之间交换的可能性被引进这种伊甸园，一系列新的活动将不得不接受。
购买者和出售者将彼此寻找：购买者想知道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而供应商想知道购买者想购买的；双方都想知道另一方做生意的价格，对此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确定他们观察到的条款是否无误，等等。
市场将会建立起来，专业的代销商和经纪人将出现以助于交易过程。
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是我叫做交易成本的东西。
”在科斯的文章中，他的这个定义是合适的。
但张五常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
》一书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应该是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一切费用，他更乐于称之为制度成本。
这样以来，在他看来，文革中的背语录，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交易成本。
这样的定义显然和科斯的定义相去甚远。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投机出发来论述交易成本的意义，人们由于有限理性，常常难以确切知道未来及他人的决策，因此需要测量成本和签定契约的成本，同时，人们又是会欺诈的，狡猾的，有投机行为，因此还需要监督，这几乎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观点有些类似。
此外还有阿罗“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以及巴泽尔“产权换手的成本”之类的概念，无不是出于自己的运用方便来定义之。
由此，我们可以略微知道，在当今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至少不存在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交易成本概念，这或许就是威廉姆森（2000）所称的多元化。
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应用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一概念，莫衷一是。
对词，我认为，交易成本其实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的所有定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科斯的发现价格的成本，无非也是人们为确定下次交易对方的行为、地点时间等而付出的费用，张五常所眼的欧洲的教堂和中国的忠孝礼仪制度等是交易成本，也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在大家能共知的轨道运行，大家形成共识，使得我们彼此的计划一致，这样我们的交易就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
如果对方常常欺骗，行为不可预期，我们就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的或明或暗的规则来限制和惩罚这种行为，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是交易成本。
总之，我觉得不存在交易成本增或减的问题，只存在能否使得大家的预期相互确定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评价哪个交易成本高或低必须基于这样的基础。
三、社会成本与科斯定理我至今无法确切的知道社会成本的含义，也许这是一个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命题。
我们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来入手讨论科斯的那篇宏文《社会成本问题》。
其实，这篇文章远不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好读，而且思想大体上已在后者中披露，其所举的例子也远比牛与麦子更为适当，因为空中的电波是很难观察到是谁侵犯了谁，法官在这点上往往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清醒不了多少，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仍然来举牛和麦子的例子。
简短捷说，不论牛或麦子的产权归谁所有，只要在私有产权之下，自由交易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总是得以实行，那么由牛吃麦子，而非扎篱笆总可以使得双方的利益增进，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边际分析。
只不过比庇古要明白的多，庇古借用外部性这样的概念得到的结论伦理上的含义太过浓厚，恐怕在借用这一概念之先，庇古先生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的确，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尤其强调产权的重要性，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波段这样的市场上，产权无法清楚的界定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即使产权界定不明确，如果交易成本为0，大家也是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张五常，1982），但真实世界从来不会有交易成本为0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权利的界定显得异常重要。
之后斯帝格勒的那个科斯定理的定义，显然与此有些差别。
那个定理的一个经典的表达是：无论产权谁属，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帕累托条件总是可以达到的。
这样以来，常常误导经济学家认为重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不重要，这正好是南辕北辙。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述科斯定理的反命题也是正确的呢：只要产权清晰，不论交易成本为何，帕累托最优总可以实现。
直觉告诉我们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清晰的产权如果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福利不一定能够最大化。
如果我们跟着去讨论权利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误入泥潭，空泛的讨论无助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交易成本从来都不可能为0，因为其他人和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相同的可预期的基础之上从是不免费的，所以这一点根本无须讨论。
要讨论的，在我看来正是张五常认为的比成本更抽象的权利，但我认为，权利的结构的确定应该是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
如果这一结构确定的话，交易的实现总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总可以通过交易确定彼此的权利边界。
在这里，我还是很赞同张五常的这句话：“科斯的工作促使我们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约束条件。
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
那些认为科斯的论点是同义反复的人，必定是忘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
一种逻辑必定只是一种定义，但它也只是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
科斯所理解的世界总是现实的世界，而且直到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知道它是这样的有趣。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也许它揭示给我们的信息远比那个所谓的定理跟多的多。
《青年时报》 2003年6月12号 星期四 民间调查版绍兴县马鞍镇湖安村桥下夫自然村，自从2000年12月以来村民就饱受湖山石料场的炮声之苦，许多村民的房子都因此出现了裂痕，有的时候石头被崩出来也让村民受尽了惊吓，甚至村民傅华婷的儿子要结婚，对方父母认为这样的环境无法让女儿居住而不让自己的女儿过门。
严重影响了该村村民的生活。
但湖山石料场的场长韩军也是颇感委屈，他有一堆各类证件，有合法的手续保证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对生产的安全也非常重视。
他本人也承认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决定给自然村村民每人1000元的补偿，但只有8户人家收了钱，大家对价格可能不太满意。
这件事情向县镇有关机关反映过，石料场亦遵从了意见书，作出了很多牺牲，受到了不少损失。
但问题并为解决，该自然村24名妇女从5月29日起开始，在石料场门口拦车，他们意欲阻止石料场施工。
6月2日，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打斗，各有受伤和损失。
尽管当地的多个石料场和老百姓有矛盾，但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因为马鞍镇地靠杭州湾，滨海工业区以及围海造田，都需要大量石料，所以双方矛盾虽多，但石料场的生意依然红火。
如何来分析这一案例
应该说，石料场的产权是界定清晰了的，镇政府和该石料场签订的五年合同，五年内石料场有权开采山石，那么，村民呢
村民也有享受安静的居家生活的权利，双方的权利界定的十分清楚。
如果按照庇古的分析，我们应该罚石料场，但这根本无济于事，首先政府也需要石料场的石料供给，村民的权利应该保护，但为了正常的生产和工程开发，石料场的权利也应该保护啊
所以，外部性的概念在这里就遇到了困境，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么，按照科斯的方法又会如何呢
按道理，只要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是完全可以由牛和麦子的例子中得到相类似的结论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与村民就价格的订约成本实在很高，很可能高过石料场的底线，因为，谈判是要一家一家的进行的，很可能有的人对平静生活的要价很高才肯放弃，而所有的人又都会按这一高价成交，所以，交易成本可谓极高，因为预期要一致实在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使村民迁徙的成本也很高，石料场迁徙更不可能，他几乎得不到补偿，因为村民是不可能补偿给石料场的。
这也是个悖论。
这个案例是我们认识到，在产权的背后，在交易成本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其他的因素，对权利的保障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并非双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原因。
四、企业契约安排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和第二部分有重合之处，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契约理论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并非偶然，早我看来这一变化是权利的选择和治理问题逐步走到前台的结果。
科斯早在1937年的文章里就曾提到，他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契约替代了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
张五常根据计件契约（1983）的考察，认识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非完全可分，因此认为要素契约替代了产品契约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五常的困境。
他主张认真研究可观察的契约和制度安排，并且说：“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易活动通过契约组织起来，在没有考虑到契约安排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忽视了。
当契约或制度安排改变以后，生产和交易活动也要变化。
因此，如果制度或契约安排被忽略，经济分析的预测力就会下降。
”但他同时又说：“然而，契约或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
它们自己也需要说明。
”“对制度研究兴趣的迅速增长，是最受欢迎的。
然而，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著作许诺的多，履行的少，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并没有什么成效，这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肯定有赖于付出巨大努力去探索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
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它。
对于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的观察并不像数据那样简单，世界太复杂了。
”（张五常，1991）这一声叹息并不能抹去问题的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仅只看到一堆堆的契约的存在，我们很可能会完全看不到企业到底在哪儿，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卷三》中张五常坚持企业并不确实存在的观点，而科斯乃至阿尔钦都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
我们还记得他1983年文章的结尾所写的他在香港擦皮鞋的故事，的确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企业的影子，只看到两个小孩之间的契约。
微微观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成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一个试图描绘蓝鲸的整体特征的科学家骑在蓝鲸的背上拿一个放大镜来观察蓝鲸。
这样的预测我们同样无法相信。
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十分迅速，这实在不是这篇简短而宽泛的文章所能介绍的。
最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是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但这同样不能轻松的写明白，只好暂时打住。
总之，我认为研究微观层次上的企业，我们的尺度应该拿捏准确，统计也许总不真实，但有助于我们获取整体的印象，增强理论的预测力，而如果总是解释特定的契约形成，我实在不能清楚的确信它的预测能力。
是啊，世界太复杂了，因为你总是从沙粒看起的。
结束语在这篇文字中我信马由缰的谈了关于租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以及企业契约的研究视角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宽广，关于国家的理论和产权理论本文并没有涉及。
我大致的印象是，NIE是一盆浑水，我们每个人都竭力去看清全貌，结果发现看出的都是自己眼前丁点大的一片地方。
我们都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我们个人的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概括出整个世界的面貌。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在这里的处境是尴尬的
我始终没读懂《选集》中提到的“三民主义”。
LZ我只是就你给的材料讲下我的理解 首先，三民主义是指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 不论是新的、真的或者革命的 主旨都是这个 其次，这3卷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纂写的，每次新内容都是就目前形势局面而对三民主义做的具体的补充。
第一卷，定义了三民主义的主体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联合一致 第二卷，根据新时期联合苏联兄弟这一特性，又补充了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第三卷，1941年，在德国进攻苏联，苏联有限的国立也不能在继续为中国提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孤立无援的时期，同时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心存怀疑的时期，必须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又具体定义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和民生 我这样说不知道LZ是否认同，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