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中五猖会的读后感600字
《五猖会》是作者回忆童年时所写的一篇文章，记叙了作者看会前和看会中的想法与事件。
儿时的鲁迅与其他的孩子一样，喜欢凑热闹，所以对于五猖会，自然也是十分的欢喜了。
虽被父母困在家中，心却早已飞往了东关五猖会的现场。
对于父亲的要求，鲁迅先生虽不能反抗，但心中充满了对封建教育的不满。
封建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封闭了孩子爱热闹与自由的天性。
揭露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摧残。
鲁迅先生用自己对五猖会的喜悦，和被迫背诵《鉴略》的无奈和扫兴进行了强烈对比，让读者隔着纸页也能深刻感受到鲁迅先生的不情愿，揭示了新民主主义代表的新生力量和现实封建体制下思想余毒之间的矛盾。
让人不得不夸赞这绝妙的写法。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吧
哪个家庭会在过年时让你背书才能看春晚的。
就算有用这种方式来压迫孩子背书，效率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也许只是敷衍一下家长。
这篇短文叙述了鲁迅父母还不顾及孩子心中的厌烦。
和愚昧的封建社会相比，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儿童教育与思想的和谐民主的时代，我们都应该加倍珍惜。
三年级读后感 300字
——读《桃花心木》有感 在今天，我们在课堂上学习了《桃花心木》一文，学完之后，我感慨很多。
在课本上种树人的话语徘徊在我的耳畔，久久不肯离去，而我的心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作者看到一个人栽种桃花心木苗。
奇怪的是，这个人浇水的时间很不规律，而且浇水的量也是多少不一。
作者好奇地问那个种树人，才知道如果有规律地浇水，树会慢慢地长得柔弱不堪，只有在不确定中生活成活率才高，也会很强壮。
读完这篇文章，带给了我很深的感受，就像文中的一段话“他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想不到只是树，人也是一样。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比较经得起生命的考验。
因为在不确定中，我们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
在不确定中，我们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雨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成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 我对12年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甚至压力也很少。
可是，有点儿芝麻大的小事儿，我就会有很大的压力，也会有压抑感。
所以，我总是生活在焦虑中。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紧紧张张。
看完这篇文章，我才发现：其实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
遇事应该分清大和小，没必要把一切全部弄得完美无暇。
我惊奇的发现其实妈妈对我的教育也和种树人相仿。
她对我对批评就是对我对关心和爱，无非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好孩子。
我为何不化被动为主动，力争上游，多让妈妈省省心呢
于是，我决定努力发扬自己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开始准备冲刺啦
我想，这就是我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吧。
让我们一起，不再做温室里的花朵，做一个桃花心木那样的百年大树，勇敢的迎接狂风暴雨的挑战，经历无数次的困难与挫折。
只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枯死。
参考资料：这可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的啊
分一定要给我 追问我没说要给分，我的分很少，以后有了再给 回答我的意思是：把我的作为标准答案。
选择我的答案，好吗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作者在序中言，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
并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所以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重要（这一论断无论放在淮北农村（作者另一本书）还是上海都成立）。
作者认为工人的分裂或者称为阶级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者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
总之，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是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活动。
工人运动无疑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上海作为产业中心更为显著。
而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如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导致政府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
故关键之点，不在于政治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工人在现代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一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
本书从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
如此便可分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治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也本书的任务之一。
虽然中国各种被冠以“专制”的统治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但作者的研究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但对政府的演变仍有能动的影响，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我们想的大。
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
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中国农村。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
反之，这两个政党的不同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作者从三部分即“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来阐释工人运动的政治含义，而在该项研究中，作者着力于罢工，这一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因为罢工是一种特别有效而且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用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而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
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
本书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综合研究。
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
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
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
而这种三部分绝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
作者将工人群体分为技术性工人（白领）、非技术性工人、工匠（拥有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的模式）按一般思维，共产党应在非技术性工人中拥有优势，而国民党在技术性工人中占有优势，因为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党。
但作者称上述猜测模式是无法成立的。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
二七罢工后，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工会领袖手中，其中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
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
然而，共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
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
工人阶级中存在深深地裂痕，国共两党因此都能利用其中一些裂痕。
第一部分阐述的是地缘政治（1839---1919），作者从大量史料中进行筛选提炼，得出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
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
对于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
这一群体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的带有防御姿态。
从总体上来说，江南籍工人比起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
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读后感《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
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
也许男性非技术性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
非技术性女工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第二部分阐述的是党派政治（1919---1949），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的主要角色。
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证明。
这十年间，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个阶级能独占上风。
国民党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
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交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
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
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
抗战的胜利后内战来临，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也迎来了大革命之后的发展转机。
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结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
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
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一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还是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产业政治，分别通过烟草业、纺织业、运输业的罢工情况进行阐述，在烟草中以英美烟的案例为例，让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
相反它是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
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
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
而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案例，其罢工的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
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
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的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
上海运输业内部的分裂状况也是其他行业和其他城市情况的反映，因为上海运输行业中缺少女性而不存在男女差异的问题，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便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必须强调地缘、工种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以工人的思想和群体习惯为中介。
而且这种中介过程既受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又受到该市政党政治举动的作用。
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过剩和技术性工匠的濒临消亡，两者相结合，使得工人之间的分裂尤其剧烈。
但这种现象只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即外来组织者力图吸引工人阶级追随者时才表现的特别明显。
他们取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对工人力量掌握的程度，还取决于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总之，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这就是本书的论点。
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
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
但正如书中反复强调的正因为有这些差异，反而使得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成为各方政党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后阅读完此书，不由感叹青帮在上海各个时期的工人罢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五卅运动为例，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共产党人领导）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运动。
因此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因于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产物可能更为贴切。
从五卅到北伐的时期，共产党大规模的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
当然这种联盟无疑是不可靠的，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者。
而且租借本身直接参与到反共行动中，于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不由避免的发生了。
及至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运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青帮这一历史产物也被扫如尘埃了。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高分】10篇300字读后感初一水平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
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
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
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
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
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
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
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
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
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
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
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
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
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
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
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
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
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
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
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
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
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
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
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
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
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
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
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
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
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
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
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
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
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
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
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
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
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
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
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
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
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
《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
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
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
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
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
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
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
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
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
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
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
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
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
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
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
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
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
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
（《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
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
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
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
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
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
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
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
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
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
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
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
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
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
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
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
（《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此话甚是。
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
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
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
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
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
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
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
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
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
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
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
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
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
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
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学生对班级管理的建议
一个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心素质的高低是与班级的管理紧密关联的。
我认为好班级管理，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班级管理要有“活力” 对于班级管理，似乎存在着一种认识，就是管得越死越好，常听有人说，某某班管得“鱼不动，水不跳”，不错不错。
我认为这种观点要不得，它常常会导致我们对一个班级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其表象上，而这种外在的东西常常是一种假象，一个只知道让学生读死书的班级管理最终会导致学生厌学、反应迟钝，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憨”；它的弊端还是隐性的，如果最终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人也习惯将这种责任推给学生。
殊不知，学生的聪明劲很大程度上是被陈旧的管理意识这把软刀子刮蚀了。
它的弊端和教学中的题海战术如出一辙，题海战术造就的是一大批熟练的做题工，就像流水线上的作业员，而不是发明家、设计大师。
我认为：班级管理要“活”不要“死”。
在初一、初二，我都有意识、有步骤地开展一切可能开展的活动，如经常性的有一分钟演讲，辩论会，还有春秋游、晚会、球赛等文体活动。
在课堂上更不搞一言堂，而是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绝不因所谓教学进度而把知识、观点灌输给学生。
很多在我们班带过课的老师都曾称赞学生思维活跃，跟着老师转，甚至推着老师讲，课堂气氛热烈，在我们班上课是一种享受。
可以这样说，“活是班级精神的灵魂，“管”只是一种手段：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处理好“管”与“活”的辩证关系是班级管理成败的关键。
二、下放权力,充分发挥班委作用 万事包办，不论巨细，事必躬亲往往被认为最负责任、最优秀的，但我认为“管得死”可谓一脉相承，坚持这观点的人常常认为“苦劳第一”，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应试教育模式，效果也常常不错。
但我认为这种管理是一种“粗放型”管理方式，不能代表现代管理的理念主流。
华南师范大学麦志强教授有一篇文章叫《跨世纪班主任形象设计》，其中谈到班主任工作的系统构成，包括“常规事务性工作、协调性工作、决策性工作”。
三种工作的核心是决策性工作，而不是常规事务性工作。
是决策性工作，而不是常规事务性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屠大华老师著作《现代班级教育与管理》中将这种班主任称为“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的保姆型班主任，其不怕辛苦的精神可谓令人敬佩。
但我们的班主任都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躯，怎样处理好，准确地说是摆脱这种“包办式”的管理模式呢?叶圣陶先生有关教学的一句名言“教是为了不教”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那么我不妨仿造—句——“管是为了不管”。
我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让学生施行自我管理。
因此，我施行了一套民主治班的方案，它的内容是一种以班长为龙头、班干部为核心、全体同学为主体的全员参与、自查自评自纠的管理方法。
班主任只是做决策性、指导性的工作，效果确实不错。
三、以身作责、以德服人是一种最高的管理境界 班主任的个性会直接影响到学生。
有威严的班主任管理常常雷厉风行，是非分明，学生常常也是敬畏有加。
这虽然也是一种很高境界的管理，但我认为，最高的管理境界还是以身作责、以德服人。
因为班主任太威严容易伤害学生，尤其是部分后进学生。
他们学习没兴趣，经常违反纪律，常与老师作对以我的个性，硬是一下子便震住了他们；可时间一长，我知道，他们只是口服，心未必服：大事不犯，小情不断；更糟糕的是，很多人校内不犯，校外犯，根本厌恶学习。
这迫使我改变管理方法，深入他们内心，以柔克刚，最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锋芒，我认为应该让学生去展现，我常给学生说：“你们才是最棒的。
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你们的功劳。
我因为你们而感到骄傲。
”我平时绝不压抑学生的个性，绝不轻易指斥学生，更不在公开的场合批评学生，决不为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而不尊重学生。
“尊重”与“公平”加上有时候的“难得糊涂”，效果好而且长久。
当然，这些必须建立在班主任自身的人格魅力和过硬的教学水平的基础之上。
四、树立模范带头作用 班级管理应走简洁制度的路子。
沉冗繁杂、朝令朝夕改的班纪班规都不利于学生自觉的形成、习惯的形成，更不利于班级整体精神的建设。
在班级走上正轨前，班主任手把手地教，勤勉地督查，且责任到人，实行班干部分工管理，全班学生轮流值日协助管理，不出一个月，学生就慢慢地形成了习惯。
制度不变，重点突出，狠抓学生容易出问题的薄弱环节。
如自习、就寝纪律、迟到现象、清洁卫生等，然后要做的就是确立良好的斑风，创建班级精神等决策性的工作了。
五、做学生思想工作要注重方式方法 有一种理解是班主任和学生谈话越多，就愈了解学生，班级管理就愈来愈好。
我认为不尽然，再甜的糖，吃多了也腻；再好的药，吃得多了，虫子也会产生抗药性。
谈话“适时、适地、适情、适景、适人”我认为效果才最好。
在适当的时候如某学生平常考绩总是很一般偶有一次考得不错，班主任的一句亲切的鼓励，恐怕可以算得上“—句顶一万句”。
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到学生的心理层面，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和学生促膝谈心；在学生需要关心的时候，给予特别的关心；在学生需要激励时，给予充分的激励；在学生需要指出毛病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使之猛醒：这种效果的取得，对班主任谈话的盲目性提出挑战，它要求班主任善于捕捉谈话契机，谈出具有“时代性、深层性、关已性、前瞻性”的谈话内容来。
谈话内容要有时代感。
我在给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总是结合我们所处的变革时代、经济时代的特点，举出鲜活的反映时代特征的例子来，学生非常感兴趣。
如有一次我班举行“做跨世纪人才”主题班会，我结合我国经济方面指导思想的转变——如伺由追求速度转变为追求效益，由单纯追求产值转向追求注重提高竞争力，特别是注重提高国际竞争力——谈到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时，我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韩国的泡沫经济谈到中国沿海经济腾飞及后来英明果断的治理整顿；从国际跨国公司的兼并风潮，如奔驰、戴姆勒公司的合并，大众、宝马争购劳斯莱斯，波音兼并麦道谈到中国的国企改革，个体私营和国企的兼并与联合；从微观的利率调整谈到金融在经济宏观调整中的作用；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打击走私谈到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能力、勇气和决心等等。
并且告诫同学们，21世纪将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接受高等教育是融入这一时代大潮的最佳河床，否则，我们将被关在时代大门之外。
这种谈话常常令学生群情激奋，讲完后学生便热烈鼓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心理对话对谈话的深层性提出的较高的要求。
谈话要深入学生灵魂，我采用“班主任信箱”的形式来和学生进行心理对话。
因为，写信这种形式往往比学生面对面地和老师交谈来得更坦城、更真实。
而我，则更有时间去思考，去找资料，去斟词酌句，效果也更好。
我们的中学生在这种竞争激烈、生活单调的环境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心理障碍甚至疾病，它要求我们去发现、去解决。
我们班有一个叫王涛的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而弄得精神有些毛病，他曾休学专门下武汉找心理专家治疗，未见成效。
后来，我让他每天将自己的那些古怪想法写成“发泄式”的日记，然后交给我，我读后写下自己的感想，如此一年的时间，王涛终于走出了痛苦的深渊。
学会倾听，是我做思想工作的另一种手段，我总觉得我们的班主任总是自己讲得多，而让学生讲得少。
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学生，他有不如意的时候，更多是想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倾诉出来，未必真正期望在老师这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良方；而我们，当然也不是全知全能。
与其给学生讲一些大话、套话，甚至干脆指责、批评，还不如让学生自己谈，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只是学会提问；在谈话出现“真空”的时候，善于寻找话题，这种技巧，这种能力即所谓“要善于发现问题”，事实上，发现问题有时候比解决问题难。
再者，无论是集体谈话还是个别谈话，都应该使谈话内容具有前瞻性、指导性。
描绘前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去比较。
再一点就是要关心到学生个体，涉及到具体的每一个人，即所谓“关已性”，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感兴趣。
六、查寝室要讲艺术 一般的时候，我较少下寝室。
寝室是学生的自由天地，一般的时候，学生也不欢迎班主任下寝室，即使是最让学生感到可亲的班主任；而且，我们这个特殊的教育环境，下寝室也不可能是为了和学生交流，因为学生很少有这样的时间；而更多的是为了清洁量化评估的一、二分，或者是做一个“警察”，去监督学生。
这会让学生反感，感到老师不信任他们，同时，又会产生“被迫性依赖”:学生有老师督查就会做得好，没有老师下寝室督查就有问题；导致良好习惯难以形成。
那么，效果和初衷就相背离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让学生自我管理。
我引进竞争机制，寝室的室长为龙头，全体室员共同参与管理，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地按寝室的公约来做，出了问题，全寝室室员都要负责，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刚开始，学生不能接受；时间长了，他们感到大家确实是一个除班级之外的小集体，谁也不能给寝室抹黑。
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寝室管理也就上来了。
当然，这对整个班级的班风要求一定要是正气为上，这是基础。
特殊的时间下寝室。
星期六下午、晚上我常来学校，这个时候是学生最放松的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学生才有时间。
我到寝室后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聊开来。
当然，这也要以班主任平常就和学生打成一片为基础，我以前很少打球，现在打，而且常常是上体育课和学生一道打，这也是我寻求和学生心贴心的一种小方法。
当然星期六下寝室还可以顺便查查学生除学习、打球、散步、看电视、听音乐、洗衣服……之外，有没有外出看录相、玩游戏、看其它不健康书籍等不良行为。
七、引导男女生正常交往 初中生，正值青春期，出现异性互相吸引的现象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
是“堵”还是“导”?我选择“导”。
我公开倡导我班男女生正常交往。
男女生交往正常，可以刺激学生活力，振奋班级精神，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只要舆论正确，指导得法，就不可怕。
那种“谈虎色变”的心态只会增强学生对异性的神秘感，而且，时下的中学生逆反的心理都较强，你愈禁，他便偏要那样做，其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
当然，除了舆论正确外，如果发现有“早恋”苗头，一定要做彻底的、耐心的、有技巧性的思想工作，及时处理，非常坦诚地与之交流，使之步入正常轨道。
我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我班的男女生关系最开放，也十分正常。
我们班的男女生基本上可以做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也曾经有一个同学有“早恋”的苗头，不是因为“接触”，而是因为他自身的“封闭”。
他本身对某女同学有好感，而他又不敢主动地和女同学接触，看到别的男同学和该女生关系融洽，便妒火中烧，于是，越发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的境地。
他主动地以书面形式将心里的话告诉我，我真诚地与之交流并，鼓励他与该女生正常交往，甚至还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座位调到一起，该同学后来给我说：“真奇怪原先的那种酸溜溜的感觉一下子便荡然无有了：”他果然很快就摆脱了“早恋”的漩涡，成绩也直线上升，后来也敢主动和其它女同学正常来往了。
总之，打破传统观点，增强现代管理意识，我认为是我们班主任面临一个重大课题。
班级管理也是一门艺术，需要不断探索、研究、总结。
班主任应根据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合实际的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方法，以求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
永仁县莲池中学 吴永祥
《街头》这首诗的意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与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教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后又发表长篇小说《桥》。
他又是中国三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
是智慧诗的代表作家，更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的诗的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驰骋想象”，“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诗境，是六朝文的风致。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
他写过很多的新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诗歌的代表作：《街头》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驶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三十年代的诗人写的诗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诗人多用一些比较生疏的古字，甚至是所谓‘文言文’中的虚字来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或甚至是完整一个音节。
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
由此发现30年代现代派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主流有深刻的联系。
30年代现代派诗歌是“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而废名正是代表了30年代诗人的写作特征，在《街头》这首诗中就有着这些体现。
细读这首诗，会发现这首诗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一个是它的思想上有另人震惊的思想震撼力，另一个是它的艺术上语言的高度凝练。
诗人连用“寂寞”一词，在诗中反复出现，而且内涵是不确定的，由邮筒寂寞，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一直写到人类寂寞，街头本来是喧闹的，但用的是反常识的语言，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这是大千世界万象内聚，包容与心，思接万仞千里，全凭瞬间顿悟，超越了逻辑，抽去了中介，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艺术表达方式暗合或相通。
在艺术上，俄国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巴赫金把它称为“陌生化”。
街头是这首诗的情境，街头所看到的事物应该是很多很多的，然而在这首诗中只出现了汽车和邮筒这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显然是被诗人精心挑选过的是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的标志，写的是现代世界，因此，诗人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诗人行到街头，看到汽车从眼前驶过，邮筒寂寞，二者是并列的。
“汽车驶过”是作者所看到的眼前事物，而“邮筒寂寞”是作者的感觉，是作者感受到的。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之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在这首诗中能深深的体会作者在喧闹中所领悟到的无所不在的寂寞。
整首诗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由开头到邮筒寂寞。
第二个单元由邮筒po到诗歌结束。
在整首诗中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乃”，它是由第一句汽车驶过而来，邮筒寂寞是由汽车驶过而来，这是静止的邮筒相对运动的汽车而言是寂寞的，这暗示诗人有静止和运动的比较，由运动的汽车看静止的邮筒。
这是诗的第一个单元。
在第二个单元中，诗人由静止的邮筒看运动的汽车。
邮筒是静止的，字母“po”看得很清楚，汽车是运动的，记不住号码，邮筒“po”看得清到看不清汽车号码用“x”代替，所以诗人说运动的汽车是寂寞的，诗的内在结构是一正一反再合并的。
由此及彼，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诗的内在逻辑就推理出来了，这首诗是典型的中国道家庄子的思想对策。
在这首诗中，汽车和邮筒都是否定形象，都是寂寞的，诗人由此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汽车邮筒都是现代社会的代表，所象征的都是寂寞的，所以大街是寂寞的，人类是寂寞的，所以表达了诗人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所以说这首诗的思想是极有震憾力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搞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是中国的梦想，但废名在三十年代就表达了思想相反和对现代化的批判。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汽车和邮筒都是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是行动的，邮筒是静止的，人类尽管有了汽车和邮筒，但是人类仍会有思念有分离，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处境，因此说明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解决不了人类精神上的处境。
总之，在整首诗中诗人用了一连串反常识的语言，起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由邮筒寂寞，数字寂寞，大街寂寞直到人类寂寞，体会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这是诗人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还有就是用现代化的代表事物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在当时的社会有极强的批判效果和敏锐的洞察力。
《边城》每章的概括
边城全部章节概括【篇一：边城全部章节概括】边城章节概括范文一：沈从文《边城》故事情节概括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
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
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
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
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
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
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
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
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是三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
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让她自己做主。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
傩送是唱歌，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
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老大讲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