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读后感400
邓宁总结出决定国际企业行为和国际直资的最基本的要素 国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所有权优势理论 所有权优势理论是发生国际投资的必要条件，指一国企业拥有或是能获得的国外企业所设有或无法获得的特点优势。
其中包括： （1）技术优势。
即国际企业向外投资应具有的生产决窍、销售技巧和研究开发能力等方面的优势； （2）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向外扩张，这实际上是一种垄断优势； （3）组织管理能力。
大公司具有的组织管理能力与企业家才能，能在向外扩张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4）金融与货币优势。
大公司往往有较好的资金来源渠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从而在直接投资中发挥优势。
（二）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将其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
其条件包括： （1） 签订和执行合同需要较高费用 （2） 买者对技术出售价值的不确定 （3） 需要控制产品的使用 （三）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对投资者来说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它包括直接区位优势，即东道国的有利因素；和间接区位优势，即投资国的不利因素。
形成区位优势的三个条件： （1）劳动力成本。
一般直接投资总把目标放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以寻求成本优势；（2）市场潜力。
即东道国的市场必须能够让国际企业进入，并具有足够的发展规模；（3）贸易壁垒。
包括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是国际企业选择出口抑或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 （4）政府政策。
是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
Leo Strauss的”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y”
这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另一名著名政治哲学史研究者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合编写的一本著名的政治哲学史。
而不是一篇文章。
中文有翻译版，是河北出版社的。
他是政治理论史研究中的标志性人物。
邓宁(W. A. Dunning)和萨拜因(G. H. Sabin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现代性范式，以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前自由主义范式及以波科克(J. G. Poe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Brier)为代表的后自由主义范式是政治理论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
给你推荐两篇中文翻译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一篇是本书作者之一的克罗波西写的《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学说》 施特劳斯自己政治学说，就狭义而言，最好理解为试图使已有几个世纪的苏格拉底传统适应、应用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全新情况并使之恢复生机。
施特劳斯在不幸的魏玛共和国中长大成人，而有幸在美国得到庇护，逃脱了法西斯的迫害，所以他是自由民主制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朋友--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并不恭维自由民主制。
不论自由民主制或是大民主制在其理论和实践上同古代的公民共和体制相距有多么遥远，自由民主制仍然是共和体制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公民自治的一种形式。
施特劳斯坚持认为，它仍然要求希腊和罗马理想公民的再现（当然，是一种弱化形式的再现），这种理想公民是活跃的、自豪的，并且充满对杰出政治家之富有见地的尊敬。
因此，施特劳斯哀叹那些愚蠢的平等主义历史学家所造成的影响--他们揭露而不是使人更多地了解政治家的伟大。
他强烈反对盛行的轻视政治历史的倾向，反对将公民与统治者的论点和行为仅仅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表面，掩盖着似乎应该是更深的、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或社会力量。
他不断向其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同事提出挑战，因为他们强调所谓的行为，并因而把法官的书面意见、代表们的商议、以及公众舆论的形成统统看作是完全可以量化并且大部分可以预言的精英群或大众现象。
他争辩说，这些学术和学说的方式不仅破坏了对政治辩论以及对热心公益的领导者本来就不稳定的尊重，而且歪曲了经验的证据以及人是政治动物这一现实。
然而，在试图使共和制的公民品德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发扬光大时，施特劳斯没有屈服于对城邦及其活力公共空间或共同体意识的任何形式的怀旧情绪。
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与各种当代左派和右派自由民主的批评家不同，而且与马基雅维里、卢梭、尼采以及其他激进的现代思想家有分歧，因为施特劳斯主要是忠诚于古典哲学，而不是忠诚于古典城邦甚至古典艺术。
修昔底德解剖了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为了赞美雅典帝国的辉煌而包含的一切过分之点，施特劳斯深受这种解剖的影响。
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施特劳斯从不带着轻蔑的口吻谈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或者忘恩负义地唾弃现代商业化共和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人道、同情、社会福利以及对多样化的保护。
施特劳斯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美国传统中更古老、更高贵但却更少影响力的古典的或公民的理想与新的、无往不胜的、随意的、个人主义的秩序之间的不和谐。
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构成这一不稳定结合的每一构成部分所特有的美德和丑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施特劳斯钦佩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容忍与尊重。
这种容忍与尊重是自由主义的标志，不仅是因为它们为遭受迫害的哲学提供了避难所，还因为它们允许令人鼓舞的政治争论的出现，即使不鼓励其出现。
这种政治争论有时远远超出了目前的事件与争论的范围。
在现代自由主义中有着古代自由主义的余地。
施特劳斯甚至在现代自由主义中发现了古代自由主义之最高要素的诞生地--这种自由主义在于通过对伟大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人类优秀品德的各种观点进行研究和辩论而解放思想。
在最好的人文大学中，人文教育这一古老的观点--现代自由主义皇冠上的明珠--继续放射光芒，只要大学抵制民主社会的扭曲的压力，即不停地要求同社会相联系、为社会服务以及赞同目前的道德的讨伐和道德教条的压力。
施特劳斯论证说，对人文大学观念的威胁是地方性的，因为只有对真正精神自由的威胁的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处处困扰着现代自由主义的步伐：严重的事实是，正是开放社会的开放性本身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因素。
施特劳斯指出的这种弊病，不是自由主义者愿意看到并经常高尚地加以抵制的那种弊病--非官方迫害与歧视的顽固存在和不断复活。
更加阴险的因而更有腐蚀性的是一种容忍民主的倾向--容忍民主首先堕落为一种随遇而安的信念：认为所有观点都是相同的（因而没有一个值得进行热情辩论、深刻分析，或是不屈不挠地为之辩护）；其次堕落为一种刺耳的鼓噪：认为为某种有特色的道德见解、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人的类型的优越性而辩护的任何人，都是精英统治论者或是反民主的--因而也就是不道德的。
这种弊端就是托克维尔在较早的著述中所描述的新的、温和的多数人的专制：一种微妙的、无组织的、要求平等主义之一律化的压力，原因就在于一个心理上受到惩戒和威吓的人无力抵抗群众舆论的道德权威。
以其最崇高的表现而论，平等保证每一个人有机会在才能和造诣、美德和智慧的自然等级上上升到一个公正的层次。
但是，尤其是在要求一律的道德说教--它把自己装扮成相对主义--的毒害下，平等极容易堕落。
而且，这一问题并未因为轻率地脱离相对主义的倾向而有所缓和，实际上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当代的民主的道德说教公开趋于过分强调一种相当温和或软弱的交际美德： 存在着将好人与堂堂正正的好汉、有合作精神的人、'正常的人'等同起来的危险倾向，即过份强调社会美德的某一方面而相应忽视在私下，且不说在孤独中成熟起来的美德，尽管这些美德并不兴盛：在教育人们本着友好的精神互相合作的时候，没有同时培养与众不同或不落俗套的人，准备独处独自奋斗的人。
……民主制尚未找到一种办法，以防止逐渐蔓延的因袭盲从的态度，以及对民主所鼓励的隐私日益增长的侵犯。
根据施特劳斯的判断，只有一个适当的回答：人文教育是大众文化的抗毒剂……是一架梯子，我们可以通过它从大众民主上升到原来意义上的民主--即扩大为普遍贵族制的贵族。
施特劳斯对这样一个社会的实现未抱希望，实际上他坚持认为人们不应该对其实现抱有扭曲的幻想和希望。
但他坚持主张可以朝这一方向采取一些小的步骤，并认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自由民主的最崇高的呼唤。
然而，我们重述一遍，施特劳斯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区分--尤其是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崇高的和什么是最迫切的这二者的重要性。
对于自由民主来说最迫切的不是自身的改良，而是自身的保护。
施特劳斯论证说，我们渴望改良自由主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我们已经拥有的珍贵的繁荣、博爱和自由。
施特劳斯发现，现代民主在其崇高的志向和对忠诚保护的迫切需要这两方面，都已受到当代社会科学的威胁。
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史盛行的 方法论必然导致对自主、合理的政治实践的可能性抱犬儒主义态度，更糟的是，其意义或主旨是区分规范的和经验的命题，以及区分科学的事实与非科学的价值。
正如施特劳斯在他对马克斯-韦伯（以及对次要的实证主义者）的评论中所表明的，这一事实和价值区分的理论基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薄弱的。
这种区分被广泛接受的真正根源--即使并不总是被承认为真正的根源--是它与平等主义的相对论的巧合，即同最简单化、最教条但由于这一原因也最易通用的一种民主的道德说教的巧合。
但这就是说，原假定的与价值无关的社会学掩盖了实际上对民主思想中最坏的倾向缺考虑的认可，亦即掩盖了这种倾向的危险的扩展或促进。
与这种潮流相反，施特劳斯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启发，描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科学的基础。
这是另一政治科学形成的这一动力来自对政治学之科学研究的失败进行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可以根据从政治思想史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来加以解释。
但是施特劳斯心目中的政治学的实际却根本不限于历史研究。
另一个方法是真正经验的，因为它严格来自实际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的经验。
真正经验的政治学家不是从不可能的科学的空白开始，而是从科学出现前的政治常识开始。
他们会避开科学行话和发明理论术语，而是以从事政治的人所用的实际语言来表达政治学。
他们的研究试图既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对论的）也不是带有倾向性的（仿照所谓后行为主义努力为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纲领搜集理论或经验的证据的方式）。
由于植根于苏格拉底对话对常识的超越，理论上健全的政治科学往往从批判为各种说教辩护的民众的观点开始，并且永远不会离开这种批判。
从民众的观点来看，真正的政治学应该把上述意义上的政体作为其分析的基本范畴。
政治学家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的那些问题，以及与指导他们的选择和资料取舍的相关标准或意义标准，将会是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或科学的。
问题和相关标准有意识地来自激烈争论的问题，来自有关每一国家中的政体以及不同国家的政体之间的争论。
其目的不仅仅是找到同估价各竞争党派的主张有关的新信息，而且要对每一主张加以推理直至达到其未表达或未意识到的结论，以便说明和仲断该国过去和现在最基本或最主要的争论的充分含义。
现代数学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果，会被明智地加以利用，但起严格的从属作用。
政治科学不大会热衷于试图根据虚伪的宇宙法则或抽象模式做出预言（它会知道预测的），而会更多地致力于通过丰富公民对重大决定所涉因素和原则的范围、重要性有有效性的意识而引导真正的思考。
政治科学的老练的研究者会较少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所有政体所共有的特点（国记、金融、政策）而更多地注意赋予这些共同的事情以与众不同意义的各种政治目的。
他们会通过评判不同且互相竞争的政体关于人之最高尚的东西的道德定义而非常谨慎地追溯到人类的基本人性。
施特劳斯试图使之复兴的公众的、经验的政治科学观点要求我们作为政治学家所首要关切的应该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政体。
这是因为这一焦点选择真实地表达了我们作为人类不可否认的、首要的关切，而且因为，由于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这些关切进行彻底的和批判的评论，如果我们期待任何客观性的话。
那些了解亚里士多德和施特劳斯所强调的政体、政体间的根本差别及互相冲突的生活方式的政治科学家，非常清楚每一个政体对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灵魂所施加的可怕的控制。
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每种政体都是一种灵魂的洞穴监狱。
能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一真理的政治科学家会深切意识到，要认识到自己根深蒂固的道德和政治的世界观的可疑性是多么困难。
他们知道要进一步深化最初那种盲目性和扭曲是多么容易--巧妙地、无意识地将早期不同社会、不同政体的论点塞进根据道德和人类行为的假定而制定的理论框架中。
仅仅同一个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那种政体相适应的他们不依靠所谓中立的科学方法来产生中立的结果：首先，他们知道政治科学家所提出的最初的和基本问题不是这种方法产生的。
其次，他们知道任何方法都不能抵挡其使用者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
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果对政治现象不加以评价--例如它们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残忍的或仁慈的、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并理解它们，就不可能真正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们。
因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学生从自己根深蒂固的观点中跳出来，转而对古今的外国政体进行富有成果的比较与辩论。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比较学家，象昆虫学家比较蜂群一样比较政治制度。
他们进行挑战性的辩论，着眼于什么更好和更坏，什么更公正和更不公正。
他们的目的是提出忠告，以改善他们研究的那些人的生活。
他们试图听到有助于改善他们自己的同胞的生活的批评。
同任何在外国旅行并同外国人辩论以增长知识的明智的公民一样，这引起政治科学家努力推迟做出判断，努力盘问他们自己的坚定信念--不是摆脱价值判断的结果，而是下述价值判断的直接结果，即，真理是神圣的，本质上必须成为真正公正的基础。
在这方面政治科学家会比平民走得更远，尤其是当他们受到政治哲学史的影响时。
他们作为公民对真理的追求充满作为世界公民的一种义务感：他们将充当裁判，而不是充当人类最伟大论战中的摆脱了偏见的竞争者。
在我们的时代，压倒一切的政治论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和以苏联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
施特劳斯坚持认为，我们对于通过谈判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寄予的希望不应该转移我们对这一实质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继续存在的道德和政治对抗的清楚认识。
本意善良的国际主义者试图贬低这一冲突的重要意义，这既表明了对政治方面的意义或政体方面的意义的无知，又表明了一种典型幼稚的、无政治意义的信念：尽管政治体制有深刻的差别，但其领导人仍享有我们自由政体的合理的优先权，即使不具备我们自由政体对和平的、人道的美德的某些见解。
政治科学的一个主要职能，若加以正确理解的话，就在于消除这一幻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传播对政体之间之一般冲突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政体之特殊冲突的意义的正确认识。
这意味着施特劳斯感到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同最富思想性和表达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进行论战。
因此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和麦克佛森。
但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出自伟大的黑格尔左派亚历山大-科热夫。
正是在与科热夫进行的广泛的、尊敬但又不妥协的辩论中，施特劳斯充分发挥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最深刻根源的反思。
在施特劳斯复杂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以下要点：在严格的政治或实践层面上，尽管明智的马克思主义很清楚地抓住了有关人性的自由民主的见解中的某些不当之处（如过份强调人是消费者，倾向于相对主义，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的幻想），但是，马克思主义提出含混的正面观点，一经彻底考察，却发现同尼采对未来最后的人的社会的可怕梦幻并无区别。
而且，马克思主义同它的伟大敌人尼采一样，都严重低估了自由社会的正派、同情、礼貌及合法自由的价值。
最糟糕的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认识到利用制度的制约以防止滥用职权这一永久的需要。
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现实（即，经过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坚持的检验标准的检验）表明它本身极易成为一种新的、尤为残酷的专制形式的基础，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理论层面上，或关于人类所特有的最珍贵的天赋--理性的自我意识，所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未能正确评价或容忍贯穿所有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即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不均衡：一方面是现在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了的、集体化了的思想--一种推理，一种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决不超越教条或信念的推理；另一方面是完全独立的哲学探索，这种探索实质上拒绝向任何需要或道德命令作任何妥协，除非这些需要和命令已知为真理。
真正的观点--一种信念，一种充满深情的献身，即矢志不移地扎根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之中--是所有政治社会，以及几乎所有个人都需要的东西，是他们呼吸的精神空气。
真正的理性主义--一种植根于无知的知识，带有对永恒真理的热望，在内心深处渴望逃离洞穴的气氛--作为结果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任何政治社会甚至世界主义社会的直接基础。
正是施特劳斯毫无畏惧地承认的所有人类紧张关系中的这种最深刻的关系，促使他在多种层次上强调我们政治、道德或宗教所期望的温和或节制的必要。
人类永远不会创造出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
似乎是作为补偿，施特劳斯请我们体验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居住的整个世界的真理的探索，这种探索永远不会完结，但也决不是徒劳无益的。
在最后的分析中，他的政治学说是关于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头脑所必须做出的牺牲的教育。
我们不能成为哲学家，但我们可以热爱哲学。
这要靠倾听伟大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也就是研究他们的不朽著作。
但是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对话不会出现……我们必须实现这一对话。
本性之善的观念或善的观念必须予以重新思考并加以恢复，为此必须回到这一观念由以产生的基本经验。
因为尽管'哲学必须谨防希望给人以启迪，然而哲学却必须具有启迪作用'。
我们只有经常理解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发挥我们的理解力，而这一理解活动可以伴以对理解的理解……这种经验完全独立于我们主要的理解是令人愉快还是令人不快，是美丽还是丑陋。
它使我们认识到，要想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邪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
它使我们能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接受发生于我们身上的邪恶，而且很可能是使我们伤心的邪恶…… 在意识到心灵的尊严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人的尊严的基础以及世界的善。
不管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创造出来的还是自存的，它都是人类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类精神的发源地。
－－－－－－－－－－－－－－－第二篇德国A.泽尔内尔写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再生——列奥·斯特劳斯述评 》。
其网址是公法评论上的
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贸易的经济学家是?
不一样。
思想流派指思想方面有独特风格的派别。
政治思潮是通过价值、思潮和语言实现政治介入的文化力量。
西方政治学的思想流派： 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体系学派则是属于有积极成果的一个派别。
政治学中的体系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大卫·伊斯顿。
同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其它学派一样，体系学派也对政治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许多的批判中，大卫·伊斯顿的批判是最为激烈的。
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在20世纪已走向衰落了，其标志是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其它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上的伟大人物们曾经实践过的政治理论，早已让位于政治思想史。
政治理论已经被削弱为一种历史分析的形式，它“象寄生虫一样”依附于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早已放弃了它本来应当具有的“创造性地建立评价依据框架”的作用。
同时，由威廉·邓宁、查理·麦基尔韦恩、乔治·萨拜因所代表的政治学上的历史主义也放弃了“建立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运转的系统理论的任务”。
西方政治思潮： 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还涉及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兴思潮。
现代西方政治学流派有哪些
行为主义理论学派、主义理派、体系主义理论学派、理性主义理论学派，是现代西称与传统政治学理论对立的诸多新的学术思潮中的四大主要流派。
1、行为主义理论学派的开山之作-美国学者本特利所写的《政府过程》中的基本观点，是把政府活动看成是由压力、对抗、冲突以及利益集团相互的争斗所构成的动态过程，而政府则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加以协调使各方妥协，因此，政府行为乃是活动，而以政府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集体行为。
研究政治学就是要找到使政府政治活动更加有效的途径。
本特利的后继者们几乎都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活动形式，把政府管理国家的行为看作是利益集团之间争夺所产生的相互压力的必然产物，认为政府行为实质上就是在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之间的一种协调行为；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使这种协调行为有效可靠。
斯蒂芬·贝利认为，美国政府制定法律，只不过是通过讨价还价来平衡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压力的过程。
沙茨施奈德等人把政党分解为压力集团的经纪人来研究。
爱德华·彭德尔在《民主制度的政治》中干脆把政治制度看作是调节各种利益集团关系的过程。
还有的行为主义理论家把政治活动化解为投标行为。
这类研究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改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行为的目的性。
2、分析主义理论学派特别强调政治学理论的正确性，而不问产生和发展这种理论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容。
而怎样判断一种政治学理论正确与否
对此他们强调经验调查和逻辑分析。
他们把分析、解释政治概念当作研究的主要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现实政治稍远，但就此一学派的实际科研成果来说，也可看出其为资产阶级政府行为寻找最佳方案的目的性来。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析主义理论学派特别强调对宇宙中的事物的一一对应关系加以排比，具有深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他们不承认有任何东西本来是好的或本来是坏的，他们只承认一些价值，而否定另一些价值。
在一一对应关系中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实际方案，摈弃一些无价值的实际方案，是分析主义理论学派所追求的。
第二，分析主义理论学派注重对政治概念的分析、解释和注释，甚至把演绎法当作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
他们大量运用图表、系数、统计指标和代数公式来论证自己的学说，而这种论证是通过寻找那些能够经受住逻辑分析、验证的准确无误的政治学定义、分类、规范，来为创造更严密的政治行为的可控系统服务的。
第三，分析主义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费利克斯·奥本海姆、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率先将政治民主理论分解成诸多推论和假设，并创造了许多推论和假设公式，他们对每一项假设的前提加以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如假设的前提不正确，推论也就是谬误的了。
奥本海姆在其《控制与不自由》一文中，把这种用公式进行假设和推论的方式发展至巅峰。
这种运用公式进行推论和假设的方式，是试图确立检验现存政治理论正确与否的操作性强的标准，目的也在于改善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
3、体系主义理论（又称政治系统论）学派集中批判由威廉、邓宁、乔治·萨拜因、查理·麦基尔韦恩为代表的政治学历史主义，指责其放弃建立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运转的系统理论的任务。
他们认为，放弃现实的政治价值创造是有害的，这不利于探寻到把理论研究、问题选择、结果的解释包容进去的价值框架。
而政治价值是多元化的。
多元价值相互关联则形成一个系统。
这一学派把政治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事实，另一个方面是政治价值。
必须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而后再建构一个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
在所建构的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要有一个广泛的理论纲领，以此纲领为指导，方可指导理论研究、问题选择和结果检验。
由此可见，他们所要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须是具有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实际功能的。
为强化这种实际功能，这一学派强调两点：（1）这种体系要有一套运用的假设， 从若干假设出发，演绎出较狭义的论断，再从这些较狭义的论断中演绎出能够由经验证明的具体论断，从而巾近现实政治并为现实政治服务。
（2）这一理论体系决不可僵硬化，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 以反映并适应实际政治生活的变化。
此一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伊斯顿指出：政治学理论如果不能提供一系列判断作为评价政策行为和政治制度的标准的话，这一理论就没有价值。
而他们的体系主义理论学派则是创制这些标准的，因而是有价值的。
4、理性主义理论学派则更多地从人对政治生活的具体的主观体验，从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价值方面来探讨政治行为的科学性。
他们认为，政治生活归根结底是人的生活的一种。
政治行为是人的行为，政治生活是人的生活，对政治生活的任何分析都离不开人的主观体验。
而构成或影响人的政治行为、政治生活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和可变的，试图只运用某些自然科学方法去分析复杂的政治现象是不可取的，因为政治活动不是按某种预定公式运行的，不是任何政治行为、政治生活都可以用数字或公式来测量的，想把政治学研究定量化、精确化，是不能反映现实政治生活的本质的，是徒劳的。
他们主张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着重于对政治哲学、政治道德、政治理论与社会目标的关系的研究，着重于对政治理论与政治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以期研究确定社会发展目标，弄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及其原因，寻找出设计或解决的具体方案。
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都注意在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指导而采取更加具体化的方法。
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都大量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概念来研究政治学，以求其实证性。
来源于20世纪生物学、医学、数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普遍被四大主要政治学流派所运用。
数学的量化分析方法、数理逻辑推演方式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稍加改造后引入政治学研究当中，自然科学的统计指数、运算方式也被它们采纳为研究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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