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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读后感

时间:2017-10-31 02:58

郑永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与该形态社会的本质规定性相适应的决定于这种本质规定性。

所以,从抽象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

为此,资本主义社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

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相反,要力图使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获得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即实现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的同时,实现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自由、平等与自主发展。

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批判,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观念本身,而是要赋予这些观念以实质性的价值与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以实现人的自主与独立为取向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可以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所共享,并由不同形态社会来充实和实现。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历史范畴,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并没有超越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历史前提,即人的政治解放。

只不过社会主义的现实追求要高于资本主义,即在人的政治解放基础上,追求人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解放、独立与自由。

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

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做的就是赋予这些核心价值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合理性,社会主义社会最核心价值就是要使得创造财富的人享有财富,从而从根本上结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占有之间的分离。

从劳动出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民主、自由与平等是劳动者的民主、自由与平等,因而,是大众的民主、大众的自由与大众的平等。

但是,这种核心价值并不否定个体自主与独立的意义,相反,强调这个个体自主与独立应该充分落实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身上。

  综合以上分析,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积极吸收现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框架内,确立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从而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怎样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从而也反映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与要求的思想观念体系。

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是一个政党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政治情感等的集中反映,是政党的政治灵魂和政治旗帜,是政党的行动指南。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行动的一面公开的旗帜,也是吸引民众、激励民众和动员民众的一面旗帜。

增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地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和旗帜。

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保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任务、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主要采用了例证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本选题的研究。

论文的主要内容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论述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经验和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论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经验和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提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本路径。

文章最后的结语指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如何认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性

个人理解有这么几块内容:一是淡化国内主导信仰,二是加剧国内货币主义利益主义的崛起,三是导致各类宗教影响力扩大,四是助涨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引申开讲过于多,想了解的话,郑永年的《再塑意识形态》(这个比较新,也比较客观)不错,想听较为主旋律的可以查找郑永廷的相关论文,此人是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拿。

郑永年:中国体制改革为何困难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迫切。

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

不过,人们也发现,体制改革越来越困难了。

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

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

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

尽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仍然需要人们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至少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改革的难度。

\\r  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

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

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了大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19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

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r  但现在则没有这样的大目标。

尽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领导层逐渐地把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纳入其重点改革议程,但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各级政府尽管也开始强调社会建设,但其重点仍然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改革对大部分官员来说,只是经济改革的一个补充。

可以预见,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目标定位,高层要作大规模的政策动员已经非常困难。

\\r  第二,除了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执行也出现了问题。

顶层设计,地方执行,这一直是中国的政策模式。

但现在执行层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这里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官僚阶层的抵制。

官僚阶层的抵制下面再谈,这里先谈强人政治这个因素。

所谓的政治强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并且能够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家。

应当强调的是,那些通过各种强权,意在维护现状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政治强人。

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

政治强人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动员足够的支持力量来实现的政策目标。

和就是这类政治家。

  政治强人时代已过去\\r  在中国,这类政治家是长期革命的产物,他们不仅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于作必要的政治动员。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家具有一个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说,他们考虑问题能够超越个人、家庭和政治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从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

政治强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误,但即使他们犯了错误,社会也仍然普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所做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r  现在,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

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有时候不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

因为缺少如来自革命那样的天然的合法性,新领导人要开创一个新大局,必须超越诸多的利益制约,这需要比政治强人更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r  中层又是如何呢

唐朝的柳宗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三分法,社会的顶层是皇帝,中层是大户,底层是民。

把这个分类法放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这里的中层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

即使在柳宗元那里,大户也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

柳宗元认为,如果大户阻碍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结合起来来推进改革。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大力消减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所构成的阻力。

\\r  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

首先,就是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

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

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

经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

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r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

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毫不关心。

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抵制。

最典型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改革。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就产生于基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群体。

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照样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

很显然,来自这个领域的阻力并不比其他任何部门弱。

\\r  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发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

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

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

  民众的改革疲乏症\\r  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

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

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

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r  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

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

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强度不信任症。

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

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同社会发生关联的。

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民众很难对政府发生信任。

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

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遭致社会的强烈反弹。

结果,任何改革变得不可能。

\\r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

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

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

不过,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过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善于表达主观偏好,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

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拿着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评判政策,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r  不过,他们对民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为政府说话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为了辩护而辩护,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政府本身的话语。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严重缺失独立的、能够对事物作出客观分析的知识分子。

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使得政府的政策没有一种有效的话语的支持和论证,更难在民众中间获得支持。

\\r  要推进改革,必须对体制改革的困难有足够的认识。

很显然,这种困难是综合性的。

从顶层到基层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

不过,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但这并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认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动力。

体制改革动力何处找

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

\\r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关于战争的电影作文,读后感500字。

电影观后感 在观看这集电影之前,对这段历史也了解一些,当时清政府掌权,北洋水师战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仅此而已,看后,感慨颇多,情绪异常激动,望着屏幕注目良久。

当时时代背景就已暗示着中国必然要遭受一场空前的灾难。

正在欧洲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为了开疆扩土称霸世界。

英国疯狂侵占别国,埃及,印度等国家相继沦为其殖民地,日不落帝国从此在世界上耀武扬威成为霸主。

向来以地大物博东方大国自居的清政府依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仍旧目中无人不思进取,最后八面受敌面临灭亡不足为奇。

仅就甲午中日海战中国站败做一下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当时世界处于文艺复兴时代背景之下,各国为推翻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之国纷纷爆发革命,思想得到解放,各种维护帝国统治的神权说退出历史舞台,民主,科学被广泛接受,随之而来,英国也就成为世界霸主。

为增加其殖民地,仍旧是封建帝制的大清国就成为其侵略首选。

鸦片战争似乎是早已注定,中国从此沦为。

战败后,给全世界一个信号就是地大物博之中国大为有利可图,中国从此便被那些豺狼虎豹咬住不放四面受敌一致千疮百孔。

清朝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国大地满面疮痍。

战败后各种不平等条约致使财力空虚,更加无力反抗。

这是此次战争失败的客观原因。

其二,当时清朝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皇上没有实权,对世界局势毫无了解的她片面认为区区东方蛮夷小国翻不了什么大浪。

还要讲什么战场之礼仪,不能先动手否则就失了礼节,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

看不清局势发展,片面认为购买当时最完美的铁甲舰就可以震慑他国,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逍遥快活。

就将用于购买大炮军舰的钱来修建颐和园庆祝自己六十大寿,以至后来战争中北洋舰队因缺少榴弹和快速舰而处于战争下风,无论丁汝昌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如何众志成城视死如归也无法扭转战局,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令人扼腕。

日方集全国财力用于军事致使国库空虚再无金钱购买大炮军舰迫切需赔款缓解国内压力,日军将领这样称,若集全国的战舰共同抵抗日舰,日军必然战败。

慈溪等执政党胆小如鼠对局势毫无洞察害怕日方攻打北京,就缴械求和。

最后签订丧权辱国对中国造成极大伤害的。

可以说,慈溪的错误认识及个人享乐主义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

其三,就得归咎于当时积久成疾已入沉疴的腐败政治以及军心涣散,一盘散沙的军队。

除个别爱国将领外,晚清执政者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全都腐败无能贪图享乐公报私囊不管百姓死活。

全社会乌烟瘴气各自为己,毫无民族存亡意识。

就连国家用于购买军事武器的钱都被那些蝇营狗苟公报私囊,在甲午海战激烈厮杀之时某些大臣不是商议国是反在吃喝玩乐花天酒地。

那些听说战争不利北洋舰队凶多吉少之徒不是调兵遣将增援水师,却是幸灾乐祸慌忙逃脱,毫无团结互助一致对外的民族责任意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想根深蒂固,与其说他们胆小如鼠不如说贪生怕死。

政治腐败,人心不齐是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

虽然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如果有正确的领导君民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对付区区岛国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无奈各种原因这场战争又显得理所应当。

历史已成过去,留给后人评说,战争的失败是我们的屈辱,但我们不能遗忘要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学到东西。

第一中国要长久发展要有正确的领导,要全面洞察认识全球局势。

第二中国要严厉打击腐败官员,严惩不贷。

第三要拥有强大的军事体系,才能不受外国欺负。

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强大起来,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东方民族之林。

抗日战争》影片观后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掀起了加深侵华的序幕。

泱泱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壮阔国土,灿灿五千年华夏文明,几万万华夏生灵开始遭受日军大规模的践踏与蹂躏。

失陷的国土,逃难的贫民,溃败的军队„„记录着这一苦难时刻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这危急关头发出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起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的号召。

在国土沦丧,人民危亡的阴霾中,这一号召如一声惊雷,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震响乾坤,一大批优秀华夏儿女投入了抗日的滚滚洪流。

就连处在幻想中的国民党,也不得不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战呼声中,与中国共产党再次合作,结成抗日同盟,开始了艰难的抗战。

忻口会战,凇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虽然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奉行不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却无法阻止日本侵略军入侵的脚步。

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动派的“”政策的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居然成为了蒋介石集团的首要作战任务,于是日本侵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冀中平原大扫荡„„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罪恶事件. 时间永是流逝,而世界不是永远和平,况且时间的流逝是无法抹去我们祖国母亲曾经遭受的苦难。

抗日战争结束距今逾有六十年了,但每念斯耻,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掩饰心中震撼。

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说过:“不管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一旦人们面临国家存亡的时候,人们心中便会生腾出巨大的力量,这就是美,这就是人类的精神。

”托尔斯泰把这种精神称为“俄罗斯精神”。

而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史上看得,这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呢

鲁迅先生说过:“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柴,而结果往往是一小块。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和平社会。

我们更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要努力学习,为祖国的持久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观后感 电影开篇之语是:当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正视和反思她曾经屈辱的历史。

一下子引人深思

道光年间,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一千八百吨,清政府每年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而当时年财政收入仅四千万两。

清王朝可以说是面临致命威胁

电影从一八三八年开始。

道光帝看着林则徐带“不出十年,我大清朝将内无银两,外无兵防”等惊人之语的奏章,愤怒且恐慌地说:“大胆

”略微沉思后决定宣林则徐进京。

当时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林则徐主张内阁立法,边关厉行即能将鸦片禁绝,领旨决心禁烟,而此时的广州港口英国人颠地开着金枪鱼号正带着鸦片和收买广州总兵的金银准备进入广州。

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无一例外,整个大清朝俨然成了一个超大的烟管,令观者心痛怨恨。

林则徐成了钦差大臣,行程都受到众人瞩目,但林则徐故意出人意表,在一众官员在岸边迎接时,只看到手捧官印的随从,而林则徐却仍在暗处,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对那些官员旁敲侧击,敲山震虎,令他们坐立难安。

不得不赞一下

当然,不是赞那有黑幕的超强官僚阵容。

中国的官员在怕钦差又不得不迎钦差的同时,英美等国的商人正在中国富商家吃喝玩乐,真真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此刻登场的一个歌妓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有动人的歌喉,年轻美丽的容颜,当然,这也成了她吸引陈家公子的资本,她还在宴席上吸引住了一个洋人—颠地。

她也是有傲气的,曾发誓卖艺不卖身,但她染了毒瘾,这成了她的致命伤。

由这个人也可见当时人们受鸦片伤害之深,即便是被骗染上毒瘾,她也永陷泥潭,无法自拔了。

因而被老鸨逼迫接客。

许多官僚对鸦片表面深恶痛绝,实则要么是瘾君子,要么是靠着在海关给鸦片放行大捞一笔,同时还可上交一部分鸦片领取功勋。

着实让人痛恨的嘴脸。

鸦片,权势,谎言,利欲熏心编织了一张大网,将行将朽木的清王朝牢牢困住,挣不脱,摆不掉。

林则徐在广州缴获了所有洋商私藏的鸦片就以为清朝禁烟已取得成功,并立即上奏,并说洋人已顿首拜服。

我们都知道那只不过是表象,那些商人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臣服罢了。

更可怕的风暴正在酝酿中。

虎门销烟共销毁鸦片二百多万斤,震惊国人,但一切都只是开始。

销烟的余烟还未散尽,战争却即将爆发。

为了利益,英国很快便制定了战争计划,因为他们手上有中国的地图,清楚中国的实力。

道光帝在拜祭祖先,并告尽天下:“祖宗基业可守,可传千秋万代。

”时,英国女皇正在和大臣说:要跟中国上自由贸易的课。

英女王清楚地知道,若没有自由贸易,英国会不复存在。

颠地用青铜器、玉器、瓷器形容不同阶段的中国,象征着清王朝的瓷器粉碎的那一刻,许多议员动摇倒向赞成派,英舰开拔。

广州严阵以待,英舰北上尽管沿途遭遇抵抗,但仍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七日后病中的皇帝才得知定海失守,而当时英舰早快到清朝的心脏了。

而道光决定罢免有功的林则徐,礼待洋人,让人心寒。

而堂堂大清朝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地知道中外差别,林则徐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痛苦。

道光在祖宗画像面前失声痛哭,一切都已无济于事。

人们不得不深思堂堂天朝上国,怎会落入如此境地的呢

原因太多了

鸦片战争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是土地为封建主所占有,封建主将其租给或分给农民耕种,通过收取地租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且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根源,也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直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该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政策。

而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的序幕,使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可以这么说,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当时就是英国一个国家能够对抗整个世界。

工业革命还使英国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也就迫使着整个世界追随着英国的方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钱乘旦教授)自秦王嬴政灭六国,大一统,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来,中国历代君主不断强化王权,专制制度已然成为传统。

并且,长期以来实行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

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族权与政权的绝对权威让人民的行为受到高度限制,自由与民主更无从谈起。

而在英国,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已经将人民从教皇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新教产生。

文艺复兴运动更是让人性之美充分展现,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被放大。

竞争进取的精神和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中国历史上有,《离骚》等经典,也有《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齐名要术》等科学巨著,但大多数还是只关注人的内心,少有关注自然科学的。

儒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促进社会进步到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统治者只知重视文艺方面的成就,偏废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导致中国在这段历史上没有真正的自然科学。

此外,正如经济方面提到的乾隆遣回英国出使团的信中的话,历代君主大臣大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压根不需要向“外夷”学习。

这种盲目自信也导致中国近代逐步落后于西方。

莎士比亚被赞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家”,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英国人尊重人才,鼓励创造。

“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外延,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 教授)其实这里的内部力量,就是说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体系,社会结构等。

英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前积聚如此大的能量,除了外部因素,更得益于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上的民主传统与文化思想体系中的科学传统。

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是专制的历史,是统治者的政治专制,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专制,没有民主,也谈不上科学。

以上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简略的分析了一下当时清王朝败给英国的原因。

现在的中国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但历史永远不能忘怀,更要不断告诫自己:落后就要挨打

郑永年: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

这场争论已经显示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r  第一,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

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r  第二,争论激进化。

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

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

\\r  第三,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

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

不过,对类似的争论,官方从前不是这样的。

一些争论,一旦官方感觉到对己不利,就会反击,并且是重重地反击。

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

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

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

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r  执政党无力介入讨论\\r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

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

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

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

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

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

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

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

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

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

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

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r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

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

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r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

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

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

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r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

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

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

\\r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

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

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

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

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

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

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

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

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

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

\\r  宪政的本质是法治\\r  这场宪政的争论和前几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一样的。

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远较西方的优越,甚至在未来可以取代西方。

自由派则相反,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

如果存在,也要把它改掉。

\\r  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在神学的抽象意义上讨论宪政,他们都没有直面现实。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王权时代逐渐过去,宪政成为不可避免。

自从近代人民主权理论产生以来,王权很快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更不用说是神权政权了。

在实现宪政的国家,宪政可以说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

绝对的君主主权已经没有合法性,但绝对的人民主权也很难在政治上实现。

在两者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来一个妥协,那就是确定法律,法律之上,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难发现,即使那些保留王权的国家,王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

同时,即使是实际上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理论上也要用宪政来论证自己。

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或者独裁,可以公开显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之上。

\\r  在人民主权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管宪政是否真实,至少在理论上各国都要行宪政。

不过,也很容易观察到,宪政的制度体现形式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国家制定宪法,宪法至上。

但也有例外。

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但不能说英国不是宪政。

当然,西方国家宪政的一个共同体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中国左、右派之间争论的要点就在于此。

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

这个问题。

自由派主张学西方宪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左派则视三权分立和多政党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r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把宪政的形式当做本质,或者说,没有把宪政的本质和形式区分开来。

实际上,宪政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制约。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被制约。

但必须看到,制约权力有不同的制度形式。

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确是西方制衡权力的制度形式,但这并不是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具有普世性,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都要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这里,实际上把宪政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同起来。

\\r  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也不科学。

从经验现象看,西方式宪政到了其他国家并不见得有效,甚至可以走向反面。

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西方所殖民的国家,大都具有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结社、自由媒体等等在西方宪政国家可以看得到的所有制度表现形式。

但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实现了宪政,因为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同样没有能够使得这些国家避免专制和腐败。

这是自由派应当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自由派一旦论及宪政或者民主,往往是教科书式的,只看到北美和欧洲那些宪政运作良好的国家,而有意或无意地不去看那些陷入西方式宪政陷阱的国家和社会。

\\r  另一方面,左派把宪政视为是西方的,同样不符合事实。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努力就是为了建立宪政。

在其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

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

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是一致的。

蒋介石即使行专制,但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宪政。

相反,他所秉持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即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道路。

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政治发展的目标。

\\r  中共也有探索宪政的道路\\r  同样,共产党也有其自己的探索宪政的道路。

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说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迫切需要宪政。

1954年,共产党及其政府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

为什么要有宪法

很简单,就是要实行宪政。

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无法无天,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r  也正因为人们意识到文革是破坏宪政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宪政浪潮。

当时的对有一个公正的评论。

在讨论到晚年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并没有把重点置于本人,而是置于制度层面。

在、陈云和彭真等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重返宪政,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即82宪法。

当然,制定了宪法只表明中国要实行宪政,但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宪政。

之后,中共历届领导层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宪政,尤其是如何把宪法所规定的一切转变成为现实。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中国宪政也有诸多论述。

接任总书记之后,说得更直接,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这个笼子是什么,就是宪政,是法律、法治。

\\r  就是说,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

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神学化的讨论,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害的。

反对宪政的人最终必然挖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他们必须回答,不实行宪政,要实行什么

难道要重新回到神权时代

或者王权时代

这有可能吗

同样,自由派只会提倡西方式宪政,不顾中国现实情况,这同样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这两种极端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国家悲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运用求索真理的历程的有关知识,谈谈你如何看待“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

1认识具有反复性2认识具有无线性3认识具有上升性4用综合思维认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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