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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诗歌读后感

时间:2015-03-23 12:12

选修课本 中国现代散文诗歌鉴赏的读后感

这首诗写于1932年的冬日。

当时的诗人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被国民党逮捕,被关押在看守所中。

据诗人自述,写这首诗时是在一个早晨,一个狭小的看守所窗口、一片茫茫的雪景触发了诗人对保姆的怀念,诗人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首诗。

诗几经辗转,于1934年发表。

诗人第一次使用了“艾青”这个笔名,并且一跃成为中国诗坛上的明星。

诗中的大堰河确有其人,其故事也都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诗人完全按照事实,写出了诗人心中对保姆的真切感情。

然而,这首诗又不是在写大堰河:她成了一个象征,大地的象征,一个中国土地上辛勤劳动者的象征,一个伟大母亲的象征。

大堰河并没有名字,大堰河只是一个地名,是生她的地方。

大堰河是普通的。

她的生活中都是些平常普通的小事,那是她苦难生活的剪影。

她的生活空间是有“枯死的瓦扉”的故居,是“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死后也只是“草盖的坟墓”。

她的生活是“乌黑的酱碗”,是“为儿子缝补被荆棘扯破了的衣服”,是在冰冷的河里洗菜、切菜。

她的儿子、丈夫都在她的照料下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

在她死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些,他们在炮火中,在地主的臭骂声中活着。

她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的劳动人民的形象。

他们都植根在大地上,都有着劳动者的伟大品质。

大堰河并不是没有快乐,那快乐是伟大母亲的慈爱和对乳儿深深的爱。

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从没有忘记来抱“我”,抚摸“我”,在“我”离开她时,她还在夸赞“我”,还想着“我”的结婚……大堰河同样爱着她的儿子和丈夫。

她死时,他们都哭得很悲伤。

大堰河,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

全诗不押韵,各段的句数也不尽相同,但每段首尾呼应,各段之间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诗歌不追求诗的韵脚和行数,但排比的恰当运用,使诸多意象繁而不乱,统一和谐。

这些使得诗歌流畅浅易,并且蕴蓄着丰富的内容。

诗人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典型的意象,以散文似的诗句谱写出强烈的节奏。

诗歌具有一种奔放的气势,优美流畅的节奏,表达了诗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感情,完美体现了艾青的自由诗体风格

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

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

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

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

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

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

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

”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

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

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

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

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

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

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

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

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

”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

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

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

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

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

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

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

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

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

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

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

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

”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

很快又感到失望。

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

”“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

”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

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

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

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

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

”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

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

《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

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

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

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

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

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

同时又炼丹学道。

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

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

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

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

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

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

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

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

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

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

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

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

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

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

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

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

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

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

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

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

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

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

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

《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

《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

《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

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

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

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

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

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

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

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

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

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

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

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

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

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及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诗题《唐诗别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

赋得:诗体名,多为应制、科举试帖诗作。

  相传这首诗是白居易十六岁时作。

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居易到长安应试,携诗作往谒顾况,顾以他的名字开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看白的诗作第一首《草》,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白居易以原上草喻别情,想象别致,情味隽永。

“野火”两句传诵千古,不仅突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也表现了对于新生事物的赞颂。

  --------------------------------------------------------------------------------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注释:谙(音安):熟悉。

这句说,过去就曾熟悉江南的风景。

胜:胜过.蓝:靛青。

能不:怎么能够不。

  这首词以鲜明的比喻以及红绿的鲜艳色彩,把江南明媚的春光写得鲜明突出,深切地表现了作者对江南的怀念。

现在常用三、四句来表现祖国江南春天的优美风光。

  --------------------------------------------------------------------------------  放言(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注释:放言:言论放肆,不受拘束的意思。

诀:判定。

狐疑:犹豫不决,俗说狐性多疑。

钻角:古代占卜,在龟壳上钻灼,以裂痕定吉凶。

视蓍(音师):也是占卜。

蓍:蓍草,古人用它的茎占卜。

试玉句:作者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

”《淮南子·淑真》说,钟山之玉用炉炭烧三天而色泽不变。

辨材句:作者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

”《史记·司马相如传》的“正义”说:“豫,今之枕木也;章,分之樟木也。

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

”这两句说;识别玉的真假,要烧它三天;辨别枕木和樟木,要经过七年。

周公:姬旦,周武王弟,成王的叔父。

成王年幼为王,周公摄政,管叔等人“流言于国”,说周公要害成王。

周公恐惧,就避于东。

后来成王发现流言是假的,便迎接周公回来,平定了管叔等人的叛乱。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了收揽人心,常表现出谦恭退让,后来终于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

“未篡”,一作“下士”。

向使:如果。

复:又。

  这是一首具有深刻意义的哲理诗。

诗中借用比喻和历史故事,说明了辨别人才好坏的方法。

特别是三、四两句,作者举出了两个例子,证明辨别事物真伪,评述历史人物功过,往往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才能判断出是非,得出可靠的结论来。

后四句诗,过去常为一些小说引用。

例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写曹操大宴铜雀台,对诸文士谈到自己的生平志愿之后,作者就引用了这四句诗。

  --------------------------------------------------------------------------------  涧底松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洞底寒且卑。

  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

  谁喻苍苍造物意,但与乏材不与地。

  金张世禄原宪贤,牛衣寒贱貂蝉贵。

  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注释:涧底松:生长在山涧边的松树。

西晋诗人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原诗题下作者自注,“念寒俊也。

”寒俊:地位孤残的有才之士。

百尺:指树高。

大十围:有十围粗。

围: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之间合拱的粗细。

寒:孤寒。

卑:低下。

度.度量。

这句说:到老死也得不到良工的赏识。

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举行朝会等大典的地方。

这里指宫殿。

欠,缺少。

梁木:栋梁之材。

喻:明了。

苍苍:深青色,此指天。

造物意:造就对物的用意。

但:只。

地:地位。

金、张。

指汉宣帝时的金口(石单)(章密低)、张安世,他们二人同时显贵,所以后来便用“金、张”代表贵族。

世禄:世代俸禄优厚,指官做得大。

金家自汉武帝时起,至汉平帝时止,七代为内侍。

张安世子孙相继,自汉宣帝、元帝以来。

做侍中等高官者凡十余人。

左思《咏史》说:“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原宪:字子思,孔子的弟子,生活贫困。

(“原宪”一作“黄实”。

黄实;东汉名士,家贫,父为牛医。

)牛衣:给牛御寒用的覆盖物,用乱麻或草编成。

也指贫者的衣服。

貂蝉:冠上的装饰品。

汉时侍中、中常侍等武官冠上插貂尾,附以金蝉。

这句说:牛衣的寒贱哪能比貂蝉的高贵。

高下:高指地位高,富有;下指地位低,贫穷。

沉沉:深沉、幽深。

珊瑚:多产于热带海洋中的一种腔肠动物“珊瑚虫”所分泌的右灰质骨骼,状如树枝,多为红色,可做装饰品。

历历。

分明的样子。

白榆:星名。

这里把白榆当作榆树。

古乐府:“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以上两句说。

珊瑚生长在深深的海底,而榆树却种在高高的天上。

意即榆是一种质料不好的树,当然不能与珊瑚相比,但它却种在天上,可见高者不一定贤,下者不一定愚了。

  这首诗取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意,故明了“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是为出身寒微而有本事的人得不到重用鸣不平。

诗的前八句写高大的松树这种栋梁之材却生于涧底无人过问,派不上用场。

这里是以松喻人。

诗的后八句从物写到人,有历史事实,又有生动的比喻,突出了“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主旨。

这两句诗,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写照,而且富于深刻的哲理。

高贵的人不一定有本事。

低下的人不见得没有头脑。

因此,“用人唯贤”,才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保证。

  --------------------------------------------------------------------------------  放言(其一)  朝真暮伪为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元稹在唐宪宗元和五年( 810)被贬为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士曹掾,写了《放言》诗五首。

元和十年( 816),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司马,途中效法元稹也写了五首《放言》。

这是第一首。

辨:辨别。

底:何,哪。

这两句意思说:真真假假什么人能够辨别,从古至今有哪件事不是这样,但:只。

臧生:名纥,字武仲,春秋时代人,曾任鲁国司寇。

诈圣:诡诈有智慧。

圣:通晓一切,智慧。

宁子:名俞,字武子,卫国人。

解:懂得。

佯愚:装着愚蠢。

《论语·公冶长》说,国家治理得好时宁子就“智”,治理得不好时他就“愚”。

以上两句说:人们只喜爱臧生那样诡诈聪明,可知道宁子却懂得在一定时候要装着愚蠢。

草萤:即萤火虫。

古人误认为它是由腐草变化成,故称草萤。

耀:亮光。

荷:荷叶。

露:露珠。

团:圆。

燔柴:把柴火放在祭坛上,把玉和牲体放在上面烧。

此指烧柴。

照乘:一种能照明的珠子。

《史记》上记载:魏王有直径一寸的宝珠,车前后各放十二枚照着车子。

可怜。

可爱。

殊:不同,区别。

以上两句说:如果不把燔柴的火光同“照乘”珠的光亮放在一起加以比较,那么它们发出的光彩又怎样区别呢

  这是一首含义深刻的哲理诗。

首联说古往今来真伪到处有。

颔联举历史人物说明。

颈联举自然现象说明。

最后又用比喻说明辨别真伪的方法。

全诗以凌厉的笔触,确凿的事实,说明必须辨别真伪,而且能够辨别真伪。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它以确切的比喻,说明某种事物虽然外表与别的事物相似,但假的就是假的,以假充真只能蒙混一时。

在说明任何伪装、冒牌货终会被识破时可以引用这两句诗。

  --------------------------------------------------------------------------------  杨柳枝词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杨柳枝词:唐教坊(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曲名。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 844)左右。

树:指柳树。

永丰:永丰坊,在唐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城东南处,当时作者在此闲居,家有庭园。

尽日:整天。

属阿谁。

即属谁,属何人.  这是一首以柳喻人的诗,据说是为舞伎小蛮写的。

白居易曾有“杨柳小蛮腰”之句,以柳比小蛮。

(见《云溪友议》)前两句以春风吹着柳枝摆动以及柳枝的颜色和柔软风姿来写小蛮优美的舞姿。

后两句则以柳树在尽日无人的荒园里无人过问,感叹小蛮将来不知归谁所有。

字里行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和惋惜情绪。

诗的前两句抓住初春以及柳枝的“嫩”和“软”(色泽和动态)特点,把早春的景象表现得十分引人。

在赞美早春的柳枝鲜嫩可爱和婀娜多姿的情态时,可引用此诗句。

  --------------------------------------------------------------------------------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

  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好着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与水曹郎。

  注释:张员外:指张籍,张籍曾任水部员外郎。

吟玩:吟诵玩味。

淡烟:淡淡的烟雾。

间斜阳:不一会斜阳射出光芒。

蜃:大蛤。

古人误认为蜃吐气成“蜃景”,亦称“海市蜃楼”。

其实是光线经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的奇异幻景。

诗中“蜃散”即“蜃景”散了。

破楼阁:空中楼阁破灭消失。

断桥梁:虹象曲桥状,虹残则曲桥断。

字一行,大雁飞时有时在空中排成“一“字形。

丹青:中国古代绘画用的颜料。

图画取:用画画下来。

水曹郎:即张籍。

  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写景诗。

作者抓住时间、地点、季节、景物等特点,上下远眺,把雨后夕阳中景物的颜色、动态等写得鲜奇无比。

张籍读到这首寄给他的诗后,对诗中写景之妙大为赞叹,在答白居易的诗中写出“乍惊物色从诗出”的句子。

“风翻白浪花千片。

雁点青天字一行”,一“翻”一“点”,写白浪,写雁行,把天上地上秋末冬初的景色写得明丽、开阔、清新、鲜明,给人以无穷的美感。

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的议论文3000字

中国五千年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和民族,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我首推诗词歌赋,因为在我心中,它们是最特别的存在,也较具代表意义.我自小便极喜爱唐诗,及长,又觉得词的韵味更深远些,后来涉猎多了,便愈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不免感慨那些古人的才情,确是现代人无可比拟的.有时候看多了那些诗词,便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清灵的感觉,所有的一切皆可抛至脑后,宁愿“采菊东篱下”,抛却扰人的尘嚣.有人说我太情绪化,我不否认,有时我看了一阙词,忽而体会词人的感受便不免难受起来,极易被那一阙阙词控制感情,然后心便隐隐痛了起来.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之大,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此后并对韩国、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作中国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文化前进.先前:传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她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现今:我们要承担起光大,把优秀中华文化应奉献给人类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去享用别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未来: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发展.站在今天,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责无旁贷.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11-10-05 14:49 统的技术与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现代的技术与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本国或民族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需要通过实施文化与技术变革,打破自身传统的封闭模式,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之中.同时,应保持本国技术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化.  两难选择———  传统与现代关系  在技术转移中的体现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实施技术转移、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在其中却遇到了以下两难选择难题:首先,如果全面、深入地实施技术转移,虽然会促进本国技术、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外来技术的持续输入而导致的文化传播,将会给本民族或国家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其结果,可能导致本民族传统技术与文化丧失独立性甚至崩溃.其次,如果为了强化本民族意识,弘扬传统文化,只吸收外来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虽然能够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但却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并阻碍技术转移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可能导致本民族或国家的再一次落后.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本国传统的技术、文化与外国现代的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呢?从理论上说,传统的技术、文化大多具有特殊性,现代的技术、文化又大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技术、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围绕这个问题举办了题为“现代性与个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不同态度———  面向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  中国中国古代创造出了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文化中心主义”和鄙外崇内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不需要向各国学习,世界各国只有臣服于中国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种态度就决定了当时的技术转移只能是单向性输出,而不是同时积极地引进技术.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上述态度,依然鄙视西方的技术与文化,阻碍对外来技术的转移.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改变了上述态度,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将西方技术器物纳入到中国技术与文化系统中加以应用,而不改变自己传统的社会文化.受其影响,近代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器物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没有及时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例如,中国企业在管理上实行“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管理制度,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使得技术转移收效甚微.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者们通过实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文化变革,对“中体西用”进行了修改,即承认并引进西方的技术制度及文化政治制度,促进了技术转移.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皆未获得彻底胜利,致使文化变革没有最终完成,“中体西用”论也未被彻底改变,技术转移在封建腐败政治制度的制约下,未能促进中国近代技术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势下,全面认同并引进前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外国技术与文化的态度,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致使技术转移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积极引进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同时也积极地对外输出本国的技术与文化.  日本古代日本因落后  于中国而形成了“绳魂弥才”、“和魂汉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其中,“绳魂弥才”中的“绳魂”是指古代日本人自发产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它是“和”思想的雏形;“弥才”是指包括  中国在内的大陆技术.“绳魂弥才”是指处于“绳纹—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秦汉时期)中的日本人把本土的技术与文化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并存统一,形成本国的技术与文化.“和魂汉才”是在“绳魂弥才”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和魂”除了包括“绳魂”以外,还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汉才”是指汉代以后的中国技术,它不仅包括“弥才”中的技术器物,还包括技术制度及其观念.在上述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古代日本人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技术(如各种铁制器具)与文化,并创新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技术与文化.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虽然在最初也像中国一样采取拒斥的态度,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却转变了态度,即把“和魂汉才”转变为“和魂洋才”,即坚持本国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应用西洋现代的技术器物和社会文化制度,促进了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当然,日本的“和魂洋才”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即日本在引进西方政治、法制思想时,选择吸收与“和魂”相符合的德国国家主义思想,而拒斥英、美、法等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并弹压与之相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这就为以后日本滋生民族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以致把日本推向侵略战争的深渊.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下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战时封建主义制度,认同并引进欧美的技术与文化,在制度层上由引进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和法制,转变为引进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法制.然而,日本人的天皇意识仍然存在,军国主义势力屡屡抬头.可以说,现代日本从总体上仍然沿袭着“和魂洋才”的对外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科技立国”战略的提出,以及技术发明模式由模仿综合向自主独创的转变,日本在技术转移上也由原来的技术引进转向技术输出.然而,在技术输出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摩擦.这就要求日本彻底改变“和魂洋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以适应新时期技术转移的需要,然而,日本在这方面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美国当欧洲白人尚未进入美洲大陆时,印第安人经过世代努力,已经创造出了本民族独特的技术与文化.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这块大陆之后,欧洲白人便来到这里.面对白人的技术与文化,印第安人在总体上所持有的态度是,认同白人技术器物的效用性,并选择性地引进有助于他们狩猎和作战的技术器物(如枪刀等),拒绝接受白人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因此与白人发生过文化摩擦.然而,在整个印第安民族中,每个部落对待白人的态度又各不相同.例如,易洛魁人和五大文明部落人吸收白人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但他们努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反,大平原诸部落的印第安人则顽固保守本民族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全面拒斥白人的技术与文化,并以武力相对抗.最后难以抵制白人的冲击,生活领地和资源日趋减少,以致走向贫困和衰落.  白人来到美洲大陆以后,面对印第安人传统、落后的技术与文化,他们自然产生白人技术与文化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他们强迫印第安人接受自己的统治,使之成为白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为此,他们用武力屠杀反抗的印第安人,捣毁印第安宗教神像,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改信白人基督教文化,以便最后完全同化印第安文化.白人的态度及行为遭到印第安民族的反抗,致使白人在对印第安人的技术转移过程中,屡屡产生文化摩擦.类似这样的文化摩擦直至今天,仍在现在美国中存在,这充分说明白人持有的种族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是完全错误的.  印度古代印度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佛教文化及其建筑、雕塑(刻)技术,从此使印度文化圈成为世界三大文化圈之一.古代印度除了引进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养蚕和丝织技术等以外,主要是将其佛教文化及其建筑艺术输出到了中国,并由此远传至朝鲜和日本.可见,古代印度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是“印度文化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受其指导的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对外输出.近代印度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被迫开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首先用武力征服印度,摧毁印度的传统工业,接着,便强行向印度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从而破坏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摧毁了以封建主义为特征的封建庄园制度.另外,英国还企图用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迫使印度人放弃佛教,皈依基督教,以达到全面同化印度文化的目的.对此,印度人虽然被迫接受英国的技术器物和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但却拒斥英国的基督教文化,坚持维护本国的文化传统,并以此同英国殖民主义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时至今日,印度人仍然在为维护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而努力着.因此可以说,印度在近现代形成了类似于“和魂洋才”即“佛魂洋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受其影响的技术转移仅限于器物层和制度层的范围内,而在观念层上仍然保持着印度的文化传统和技术特色.  上述国家在技术转移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在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大都认同并吸收外来的技术器物,或认同或拒斥外来的社会文化制度,全面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因如此,才使得这些国家或民族能够超前认同和引进外国的技术器物,滞后引进其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因此产生文化摩擦,从而给技术转移带来影响.  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  认识与处理传统  与现代关系的对策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消除文化摩擦,促进技术转移与社会发展呢?  如果本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技术制度在客观上落后于外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那么,就应该果断地对其实施文化变革;如果本国的社会文化制度在客观上优越于外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那么,就应该坚持这种制度,对其所属的各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另外,如果本国技术与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客观上落后于外国技术与文化的价值观念,那么,就应该通过吸收外国的文化思想来对其进行更新.近代中国所实施的许多文化变革相继以失败而告终,也未能彻底改变其落后状态.这说明,在中国实施技术与文化的变革既具有迫切性又具有艰巨性.对于目前乃至以后的中国来说,实施技术与文化变革依然是一个未尽的历史重任.  传统的未必全部是落后的,其中仍有优秀的成分需要继承和发扬,现代的也未必全部是健康的,其中仍有糟粕的成分需要摒弃和剔除,以“扬弃”的态度来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十分重要.  在对待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和现代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不能全部弃之不顾而一昧追求“高、精、尖”的高技术或高新技术,这样,会滋生自由化思想和自私自利的所谓“摩登文化”,相反,应该加强用现  代的高技术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技术或传统产业,应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此,弘扬本国传统技术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通过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对外来技术与文化实施本土化和民族化,使它们成为本国技术与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既能够促进本国传统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又能够保持其相对独立性.  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文化变革.中国依靠文化变革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的大潮之中;使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具有世界性,同时,中国更应当通过实施技术与文化的民族化,振兴和发展民族技术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又具有民族性.中国将在21世纪的发展中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除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外,唐宋时期还有哪些著名的诗人,词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

太原(今属山西)人。

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

后为杭州刺史,又为苏州、同州(今属陕西)刺史,以刑部尚书致仕。

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

其诗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又与刘禹锡齐名,称“刘白”。

[1]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词不多,但影响后世甚大。

有《白氏长庆集》。

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

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又自言系出中山。

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

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

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

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

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

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4] ,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

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拓跋什翼犍第八子彭城王拓跋力真的后代,隋朝兵部尚书、益州总管长史、平昌郡公元岩六世孙。

父元宽,母郑氏,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

元稹十五岁明经及第,授校书郎,后又官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遭到贬谪。

穆宗登基,官职不断升迁。

长怯邺年(八二二),和裴度一同拜相,不久出为同州刺史,最后任武昌军节度使,卒于任所。

元稹诗作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其乐府诗创作,多受张籍、王建的影响,而其“新题乐府”则直接缘于李绅。

元稹名作有传奇《莺莺传》、《菊花》、《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等。

存诗八百三十余首,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

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

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

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

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

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

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孟浩然(689年或691年-740年)名浩,字浩然,号鹿门处士,以字行,唐代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又称“孟襄阳”,盛唐著名诗人。

孟浩然的诗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

王昌龄 (698— 756),字少伯,汉族,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

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而立,始中进士。

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

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交厚。

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

被谤谪龙标尉。

安史乱起,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

王昌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时谓王江宁。

集六卷,今编诗四卷。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

追赠少师,谥忠敏。

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

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

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著有《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

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弃疾逝世,年68岁。

柳永(987年-1053年),字耆卿,本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福建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创始人物。

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屯田员外郎;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柳屯田。

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主要代表作有《雨霖铃》、《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少年游》、《望海潮》、《八声甘州》、《定风波》等。

李清照(1084~约1156年),宋代(两宋之交)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

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约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

她出生于书香门第。

早期生活优裕。

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她小时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

出嫁后,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整理,共同从事学术研究。

志趣相投,生活美满。

金兵入据中原后,流落南方,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境遇孤苦。

一生经历了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

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

她的词分前期和后期。

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多描写爱情生活、自然景物,韵调优美。

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等。

后期多慨叹身世,怀乡忆旧,情调悲伤。

如《声声慢·寻寻觅觅》。

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

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长庆四年,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

思想上,韩愈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

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唐代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永济)人,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

世人称之为“柳河东”、 “河东先生”。

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

与刘禹锡并称“刘柳”。

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二。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

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

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

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晋城市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苏洵(公元一OO九年至一O六六年)字明允,四州眉山人。

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

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

乃悉焚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

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

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

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

历迁陈州项目城令。

与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书成而卒。

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1] [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

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

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

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

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

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

元丰八年,旧党当政,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

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

北宋抚州临川县城盐埠岭(今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封荆国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丞相、新党领袖。

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

宋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任宰相,实行变法,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

保守派反对,新法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

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其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

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曾巩,生于1019年9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字子固,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

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世称“南丰先生”。

汉族江右民系。

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

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

嘉祐二年(1057)进士。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

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唐代诗人。

汉族,字子安。

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王勃也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齐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

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代表著作有《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骆宾王(约619—约687年),而《唐诗三百首新注》记载,其是公元640年出生,逝世日期不祥。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骆宾王七岁能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

初为道王府属,历武功主簿,又调长安主簿。

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代他写《讨武檄》。

檄文罗列了武后的罪状,写得极感人。

当武后读到“一抔土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极为震动,责问宰相为何不早重用此人。

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说是被乱军所杀,或说是遁入了空门。

有《骆宾王文集》遗世。

高适(约704年—约765年),字达夫、仲武,汉族,唐朝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后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阳)。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渤海县候,世称高常侍。

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有《高常侍集》等传世,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开封禹王台五贤祠即专为高适、李白、杜甫、何景明、李梦阳而立。

后人又把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

岑参(cén shēn)(715年-770年),南阳人,唐朝诗人,宰相岑文本曾孙,边塞诗代表人物,与高适并称高岑,去世之时56岁。

现存诗403首,七十多首边塞诗,另有《感旧赋》一篇,《招北客文》一篇,墓铭两篇。

其诗歌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尤其擅长七言歌行。

王之涣(688─742),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字季凌,又字季真,汉族人,祖籍晋阳并州(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

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更是千古绝唱。

他的诗句感人肺腑,充满激情,深受后者喜爱。

王之涣现存生平资料不多,只知早年由并州迁居至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曾任冀州衡水主簿。

衡水县令李涤将三女儿许配给他。

因被人诬谤,乃拂衣去官,“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

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

雅谈圭爵,酷嗜闲放。

”后复出担任文安县尉,在任内期间去世。

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唐代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

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没有一首律诗。

他作诗的态度极为严谨,往往苦思力锤,入深履险,甚至含着涩味,如:《游子吟》。

孟郊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因病去世。

贾岛(779年—843年),字浪先(亦作阆先),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中国唐朝诗人。

贾岛贫寒,曾经做过和尚,法号无本。

贾岛是著名的“苦吟派”诗人,著名的典故“推敲”即出自此人,传说他在驴背上苦思“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反复斟酌用推还是用敲字,以至错入了韩愈的仪仗,他自己后来也说这两句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后来人们将斟酌炼字称作“推敲”。

贾岛有《长江集》10卷、录诗370余首、小集3卷、《诗格》1卷传世。

[1]后来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

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今四川蓬溪县)主簿。

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中国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

字伯玉。

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

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

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

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授麟台正字。

后迁右拾遗。

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

在26岁、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颇有些远见。

38岁辞官还乡,后被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时年四十二岁。

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

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

杜审言(约645-约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官修文馆直学士。

唐高宗咸亨进士,唐中宗时,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

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

杜审言的诗多为写景、唱和及应制之作,以浑厚见长,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他的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明朝的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

我的六年级作文的开头和结尾怎么写

开头:我的六年级生活真可谓是丰富多彩,有冬季运动会、大课间,还有课外兴趣小组活动……缤纷多彩。

可是,到了六年级,身上的担子也重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结尾:上了六年级,真的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姐姐or哥哥、选我吧。

这些都是我自己打出来的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根据党和国家贯主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增强以经济科技文化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

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健全和完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国的和发展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到21世纪的中叶,争取进入世界的水平,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的程度。

第二,大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协调发展。

坚持科教兴国,使中国的科技、教育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全面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高人民的民主化水平。

巩固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基本制度。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第三,大力建设和弘扬新时代的中华文明。

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摒弃糟粕,吸收精华,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文明。

立足中国现实,正确处理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科学地鉴别和吸收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

使中华文明立于世界,跟上时代,在新的世纪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第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

没有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不会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

坚持统一,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我们期望着,在中华民族海内海外同胞、包括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第五,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世界的作出更大的贡献。

维护和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尊严。

积极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高举和平的旗帜、发展的旗帜,树立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致力共同发展的形象,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和文明新秩序,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繁荣和昌盛的。

需要强调,民族复兴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激励中国人民奋斗的理想。

它有可以量化的内容,但并不是都能够用具体的指标衡量的。

而且,目标的内容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加以充实和调整,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绝对不变的。

所以,如果试图事先完全描绘出非常详尽的蓝图,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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