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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人像的读后感

时间:2016-06-01 08:20

古罗马雕塑的代表作

米隆《掷铁饼者》 (大理石,罗马复制品,公元前5世纪,罗马国立博物馆藏)米隆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

他善于运用写实手法创造性地刻画人物在剧烈运动中的动态。

《掷铁饼者》便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

米隆在这一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充满活力的运动员形象。

尤见作者匠心的是,他出色地概括了掷铁饼这一运动的整个连续过程,表现了一种动态的美。

掷铁饼者张开的双臂像拉满的弓,使人产生一种发射的联想。

铁饼和人头的两个圆形,左右呼应;紧贴地面的右腿如同一个轴心,使曲折的身体保持稳定。

整个雕像给人的印象是:健美、庄重、和谐,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运动员之所以呈现出裸体的形态,是由古希腊人的社会风俗所决定的。

因为,古希腊人在从事体育运动和宗教性的文艺演出活动时,男子往往赤身裸体。

他们认为完美健康的人体乃是人的骄傲,是神性的体现。

这种社会风俗反过来也促进了希腊人体雕像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西方美术中崇尚人体美的艺术传统。

波利克利托斯《持矛者》 (大理石,罗马复制品,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波利克利托斯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擅长表现青年运动员的形象,所用材料都是青铜。

据说他还写了一本论述人体比例的论文:《规则》。

可惜他的原作均已不存,只留下《持矛者》和《束发带的青年》等几件罗马时期复制品。

其中《持矛者》尤为重要。

它塑造了一个体格健壮、充满朝气的青年战士的形象,体现了古希腊人在希波战争胜利后对英勇保卫国家的战士们的崇敬心情。

同时,它也是作者长期研究人体比例的验证,即他认为最理想的人体比例,是头与全身的比例为7∶1。

按照这样的比例塑造的人体,显得比较粗壮,但它是以均衡自然的体态和严格的比例表现出来的,符合当时希腊人审美趣味的标准的人体美。

以至当时的雕刻家们就把这座雕像称作“规则”,即把它看作是人体美的规则和典范。

《拉奥孔》 (大理石,高178厘米,公元前1世纪末,哈格桑德罗斯、波利多鲁斯、阿典诺多鲁斯等作,现藏罗马梵蒂冈博物馆)这是1506年1月4日意大利人在罗马旧皇宫的地基上挖葡萄园时发掘出土的一尊希腊雕刻原作。

它的作者是罗得岛的三位雕塑家。

这件著名的群雕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

传说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作战,10年不分胜负。

后来希腊人巧施木马计,攻入了特洛伊城。

该城神庙祭司拉奥孔在特洛伊城被攻陷前,曾识破这木马计,并提出警告。

他的这一行动违背神意,宙斯派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活活咬死。

这件群雕正是表现拉奥孔父子被巨蛇缠咬,濒于绝境时肉体的痛苦和拼命挣扎的情景。

这一雕像被发掘出土时,拉奥孔的右臂已经残缺。

当时教皇即请雕刻大师米开朗基罗进行修复。

米开朗基罗对此十分谨慎,只画了一幅素描图,并表示不敢随意修复。

后来由他的两个门徒将拉奥孔的右臂修复成我们在有些图片上看到的直伸的姿态。

长期以来,许多美术史和美学著作中刊用的《拉奥孔》的图片大多是这种形象。

经过长期的研究论证,证明拉奥孔的右臂应当像本教科书刊出的图片显示的屈臂。

在这一雕像中,拉奥孔丝毫没有神话人物的特点,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他带着两个儿子处在即将被两条凶猛的大蟒咬死的危险之中。

作者在表现三个人的危境上,作了精心的安排。

拉奥孔的左侧是其长子。

他的脸被蛇缠住。

他被吓呆了,极力想把脚从蛇的缠绕中拔出来。

拉奥孔的次子已被蛇紧紧地缠住,在上胸已绕成一个结。

他正努力挣脱右臂。

他用左手想把蛇头拉开,而蛇则正想从他手下钻过去,没有咬他。

位居中央的拉奥孔极力想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包围中挣脱出来。

他抓住了一条蛇,正因为此他的臂部被蛇咬了一口。

拉奥孔的身体急剧地向一边躲避,胸部挺起,腹部收缩,头垂向受伤的一边。

全身的肌肉正如18世纪德国著名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说的:“肌肉运动已达到极限。

它们像一座座小山丘相互紧密毗连,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力量与极度紧张。

”“在这里痛苦流经所有肌肉、神经和血管。

”(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雕塑家们这一精心安排,使三个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既统一而又有变化,且显得很有层次。

正如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美学家莱辛(1729年—1781年)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指出的:“这无疑是一种很巧妙的构思,显出了一种不平凡的图画的想象力。

”加尔桥 (公元14年,法国尼姆)这是现存的著名的古罗马高架输水道,因位于今法国南部加尔河上,俗称“加尔桥”。

注重实用的罗马人,出于对外扩张和维护帝国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要求,兴建了各种公共设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架输水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将罗马的输水道与埃及的金字塔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当年的罗马城共拥有11条高架输水道。

它们每天输入罗马城的总水量是8 400万加仑,减去沿途的损耗,每天流入罗马城的水量约有3 800万加仑。

按当时罗马城内的人口(100万)计算,平均每人每天38加仑。

这个数量在20世纪欧洲的城市也不多见。

至今在当年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内,不少地方还残存着古罗马高架输水道的遗迹。

其中最壮观的就是“加尔桥”,该桥桥长268.83米,共有三层,总高48米,每层均用券拱,最低层券拱的跨度为16米—24米;第二层券拱的尺寸与最低层相同,最高一层是输水道,券拱的跨度为4.6米。

整个输水道的造型极其宏伟壮观。

罗马万神庙 (公元2世纪,位于今意大利罗马)罗马帝国时期最为壮观的神庙建筑。

最初建于公元前27年,是由奥古斯都的密友和副手、著名政治家阿格利帕主持的。

后因遭雷击而被破坏。

公元118年—128年,彻底重建。

神庙的形式改为古罗马特有的穹窿顶的圆形神庙。

三世纪初,塞维鲁王朝第一代皇帝塞维鲁或第二代皇帝卡拉卡拉,又在圆形神庙前建了一座长方形神庙,并将它与圆形神庙重新组合,以长方形神庙作为整个神庙的入口。

这样,后加的长方形神庙实际上成了万神庙的一个门廊。

这样一来,万神庙就变成现存的坐南朝北、集罗马圆形神庙与希腊长方形神庙于一体的综合体。

万神庙的圆形大殿首先以它宏大的规模与精巧的建筑结构著称于世。

大殿是一个宏大的圆形大厅,上面覆盖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圆顶。

它的直径达43.43米,在现代建筑结构诞生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史上最大的大圆顶。

从地面到大圆顶顶部的高度恰好也是43.43米。

这就意味着整个大殿的空间正好嵌得下一个直径为43.43米的大圆球,使整个大殿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大圆顶的建筑方法,至今虽不很清楚,但它的结构技术是相当高超的。

这与古罗马人首先发明了以具有水泥性质的天然火山灰与沙石结合而成的混凝土有很大的关系。

罗马大角斗场 (公元1世纪)这是罗马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建筑。

它是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巴香驱使几万名奴隶和俘虏,于公元70年—82年建成的。

它是专门为奴隶主阶级和平民观看角斗和斗兽以及其他游戏而建造的,故称“大角斗兽场”。

又因它的外观呈椭圆形,故又称“大圆剧场”。

这一建筑虽已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规模和结构还清晰可见。

整个角斗场的长轴径约188米,短轴径约156米,中央的表演区长轴86米,短轴54米,观众席约有60排座位,可容纳六万多名观众。

角斗场的立面高48.5米,分成四层,下三层每层都采用不同形式的柱子,一层比一层轻巧、华丽,各层之间用了三道水平檐口,好像是三道箍,紧紧地箍住整个建筑物,显得非常坚固、稳定。

为了解决观众出入的方便,观众的座席和通道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像这样完善的建筑型制,在体育建筑中一直沿用到现在,并没有原则性的变化。

它雄辩地说明了古罗马建筑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图拉真纪念柱 (公元106年—113年间建,通高38米,意大利罗马)纪念柱或称纪功柱、凯旋柱,是与凯旋门同样性质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是古罗马人的创造。

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的皇帝图拉真创造了罗马第一座纪念柱以炫耀罗马帝国的威力。

它是一根用大理石砌成的多立克式的大圆柱,由底座、柱身和柱顶三部分组成,总高38米。

柱身内部有一螺旋形梯子,可直登柱顶。

柱顶上原来是一只用青铜铸成的古罗马军用的圣鸟——鹰,后改立图拉真的镀金雕像。

现存雕像则是16世纪重立的基督的使徒彼得的雕像。

柱身绕有23圈,共长244米的浮雕带。

全部是描写图拉真皇帝公元101年侵略达契亚人的战争经历,浮雕上共出现了二千五百多个人物,所表现的历史情节、人物容貌以至服饰等细节,有很高的真实性,为历史学家们所重视。

为了颂扬图拉真的功绩,图拉真在整个浮雕中先后出现达九十多次,竭尽了对帝王的歌颂。

提图斯凯旋门 (公元81年建,高14.4米,宽13.3米,意大利罗马)凯旋门是古罗马统治者为炫耀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创造的纪念性建筑。

一般是单独建立,通常是横跨在一条道路上。

罗马共和时期后期(约公元前200年)已开始出现这种建筑,但数量很少。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几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要在罗马城和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地方建造凯旋门,凯旋门的数量因而激增。

至4世纪时,仅罗马城内就有36座。

至今罗马城内还保存着三座比较完整的凯旋门。

帝国前期弗拉维王朝第二代皇帝提图斯在位时(公元79年—81年)建立的提图斯凯旋门即是其中的一座。

它是为了纪念提图斯战胜犹太人的胜利而建的。

它的体积较小,且只有一个拱门,但进深较大(约6米),内壁有较好的浮雕,立面的台基与女儿墙也较高,给人以稳定、庄严之感。

君士坦丁凯旋门 (公元312年,古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是罗马城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一座。

它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2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提,并统一帝国而建的。

这是一座三个拱门的凯旋门,高21米,面阔25.7米,进深7.4米。

由于它调整了高与阔的比例,横跨在道路中央,显得形体巨大。

凯旋门的里里外外充满了各种浮雕,表面上看去,巨大的凯旋门和丰富的浮雕虽然气派很大,但缺乏整体观念。

原因是凯旋门的各个部分并非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创作的,甚至其中的大部分构件是从过去的一些纪念性建筑,如图拉真广场建筑上的横饰带、哈德良广场上一系列盾形浮雕以及马克·奥莱略皇帝纪念碑上的八块镶板,拆除过来的。

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座宏伟壮观的凯旋门,尤其是它上面所保存的罗马帝国各个重要时期的雕刻,是一部生动的罗马雕刻史。

《卡拉卡拉像》 (大理石,头高27.5厘米,公元3世纪初)这是罗马帝国时期肖像雕塑的代表作之一。

卡拉卡拉是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第二代皇帝。

他是古罗马历史上嗜血成性的暴君之一。

他曾以谋反罪处死他的岳父,并将妻子流放海岛,后又加以杀害。

他二十三岁即帝位后,与其弟弟的冲突日益加剧。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不顾母亲的劝阻将弟弟杀死,并将其弟的许多友人也加以杀害。

他曾大肆屠杀日耳曼部族,并进攻安息帝国。

最后他自己也被人刺死,总共只做了七年皇帝。

了解了此人的为人,再来看他的肖像雕塑,人们就不难认识到,这个高度个性化了的作品,与古罗马其他优秀肖像雕塑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紧紧地抓住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环节,着重刻画了那紧蹙的横眉之下的那双多疑而又凶残的眼睛。

那过于卷曲的头发和满脸的胡须,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凶残性格。

这一雕像的艺术技巧,标志着罗马的肖像雕塑已经达到了顶峰,这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弗拉维时期的妇女像》 (大理石,高63厘米,约公元1世纪末,罗马市政府博物馆藏)这是罗马肖像雕塑中贵族妇女像中的重要作品,是一件等身的大理石胸像。

雕像所表现的具体人物不明。

但从妇女所梳的当时最时髦的高卷发式看,这是一个贵族妇女的肖像。

她的高傲与雍容华贵的神态,刻画得相当突出。

这说明这时期的雕塑作品,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比以前更加深入细致了。

尤其是在这个妇女复杂的发式上,作者运用钻子钻孔的办法,将那一卷一卷的头发都钻了孔。

这些孔在光线的映衬下显示出丰富的光影变化,从而大大增强了雕像的艺术魅力。

原来靠给雕像涂色以增加其艺术性的办法,逐渐让位于使雕像本身具有丰富的光影变化的方式。

因这变化始于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故有人称这种变化为“弗拉维色彩主义”。

马可·奥莱略骑马像》 (青铜,高4.24米,约公元2世纪,罗马)这是罗马帝国前期著名的一座帝王肖像。

马可·奥莱略是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

他是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忠实信奉者,主张人们通过自我教育而达到无私互爱,企图实践柏拉图的理想国。

他在位的年代(公元161年—180年),帝国已开始衰落。

他又亲身经历了地震、瘟疫、战争、饥荒、军事叛乱等灾难,使他深感现实生活与他信奉的乌托邦理想相距甚远,因而感到失望和苦恼。

他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他逝世前十年用希腊文写的著名的含有自我反省之意的《冥想录》之中。

这座青铜骑马像,虽然姿势有些程式化,但整个雕像比较庄重、深厚,较好地表现了这位具有哲学家和文学家气质的帝王形象,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罗马帝国时期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帝王骑马像,也是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名人骑马像的范本。

什麼是黑皮玉

没有出土记录,没有官方认证,黑皮玉自出现的那一刻起就系着争论。

“它究竟是不是高古玉

”“无瑕的玉质外,那包裹的黑皮究竟是什么

”黑皮玉器可能是一个幻想的天地,也有可能是一个失落的文明,还有可能是一个消逝的世界。

京城收藏家张一平家里藏着2000余件黑皮其外、金玉其中的特殊藏品,而他把这些宝贝解读成能触摸史前文明的钥匙。

“你看它不起眼,不懂的人以为就是一块大石头,或者是煤块。

谁能想象这里面竟然是完整的玉石。

”为给黑皮玉讨个说法,张一平曾鼓足勇气,将十余件爱如掌上明珠的黑皮玉去除外壳,终于真相大白。

一件黑皮的玉箍,去掉黑皮后却成了一整块沁色斑驳的绿色玉石。

他还曾将一件剥除外壳的黑皮玉龙拿到古玉鉴定中心鉴定,被专家鉴定为红山文化古玉真品。

同样潜心于黑皮玉收藏的中国收藏家协会玉石委员会主任姚政介绍,黑皮玉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内蒙古地区。

中收协相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内从事黑皮玉器收藏的不过数十人,已经发现的黑皮玉雕最大的一尊高为1.5米。

从造型与玉雕表面刻有的符号推测,黑皮玉雕应是祭祀用品,而非生活适用器。

“黑皮”是黑皮玉身份的象征,更是历史的记忆。

这层看似画蛇添足的表层正是记录改朝易代、沧海桑田的绝佳载体。

“把它们统称为‘黑皮’其实并不确切。

”张一平说:“事实上,每一件黑皮玉器都披着自己独特的‘外衣’。

”受埋藏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独特的外衣从灰色、灰黑色到黑色不等,同时,不同的黑皮玉表层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触感。

有的触感似沙,粗糙却并不生硬;有的光洁油润,大概是外层“黑壳”被蚀脱落的缘故;更多的则是一种难以名状、毫无规律的凹凸感。

“目前还仅仅是黑皮玉探讨的初步阶段。

黑皮玉应早于红山玉器,因此将其归类于泛红山文化系列,造型奇特、种类繁多。

”姚政说,黑皮玉雕基本以复合形构图为主。

而玉石的主要成分则与和田玉的成分相近,为透闪石和阳起石。

尽管经藏家辗转在韩国首尔大学通过科学仪器对这种玉进行了碳14检测,测出其年代应早于红山文化,但并没有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足够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看,传统鉴定对科技鉴定的轻视阻碍了文物研究的进程。

”姚政说,民间收藏者的执着不容忽视。

据姚政介绍,民间藏家多把它称为“老河磨玉”,以青玉、黄玉、白玉为主要色调,对黑皮的成因也有不同的猜测。

首先,黑皮玉发现在火山口的周围,推测与火山灰的影响有关;其次,在地下长时间的驻留,土壤中含有的锰元素日久形成黑皮壳;而第三种原因则是人工染色。

“由目前发现的黑皮玉造型推测,黑皮玉雕主要用于祭祀,而远古的祭祀尚黑,因此也不排除人工染色,造就黑皮外衣。

”姚政说。

当远古先人的脚步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石器的敲击打制逐步过渡到磨制,仅此一点,便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采用磨制方法,使古人创造复杂形状器物的可能性得到实现。

在笔者所藏黑皮玉中,类型多达三十余种,计有:玉龙、玉凤、勾云形佩、丫型器、箍型器、三孔璧、猪龙、棒形器、面具、复合人物、龟、鸮、鸟、鱼等。

实际种类想必远非这些,每种类型多有变化,大小形态不一,又可衍生出无限品种。

黑皮玉龙是黑皮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之一,虽然在使用功能上令人费解,但其神秘的造型,还是让人感受到来自远古的庄严与荣耀。

从古到今,龙作为中华民族吉祥的象征,被赋予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

龙是远古先民崇拜的象征及图腾,黑皮玉龙的造型是先民们将钟爱的马与他们恐惧的蛇组合而成。

笔者收藏的这件呈钩形的黑皮玉龙,昂首、曲身、卷尾,头部用浮雕和线刻的手法表现出眼、嘴、鼻外,躯体上下光素无纹,如蟒似蛇,长鬃飘扬,动感十足,像一匹纵情驰骋的马。

这件黑皮玉龙不仅反映了先民们高超的雕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祖先的宗教信仰及对自然万物的深刻理解。

在先民看来,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都具有神秘性,它们都有与人类一样的灵魂。

先民依据各种动物不同的特征,以及自身不同的精神需求,进而选择不同的动物,甚至用两种不同动物复合成自然界并不存在之物,加以崇拜,他们相信这样能够免除多种灾害,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万物有灵的思想意识使他们把这种图腾拟人化,希望由此带来安全感,获取某种神秘的力量。

黑皮玉器至今仍未发现正式考古发掘品,但不可否认,黑皮玉器将中国雕刻和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从民间现藏有的黑皮玉器看,我们的祖先以奇特的造型、超凡的想象、精湛的工艺,将史前人类的思想与智慧传承下来,令人叹为观止。

森下来美后期作品的种,谁有,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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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最初只有游记、日记和独立革命前后政论性的散文。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出现于19世纪,当时有号称“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和“美国的司各特”的詹姆斯·费尼莫·库柏。

他们虽然采用美洲本土题材,但实际上并没有摆脱欧洲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除去明显的模仿痕迹,还有亦步亦趋的倾向,因此总在文学的发展上比欧洲“慢半拍”,即当批判现实主义已取代浪漫主义成为英国文学的主流时,美国人还沉浸在自己的浪漫主义美梦中,直到19世纪末才由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率先打破这种局面,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

  19世纪30年代,随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思想上的动荡时期。

脱胎于加尔文教派的唯一理教派,此时已在新英格兰地区成为主要势力,该教派名称之含义是只尊圣父,以别于传统的崇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样就把“圣子”耶稣由神变成了人,他与教众也就成了平等的兄弟关系;该教派还认为普通人,也就是一般教民不必通过任何中介——无论是教士还是仪式,即可与上帝直接沟通。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否认“原罪观”和“命定论”,使人们得以从负罪感和命运的重压下挣脱出来。

这样的宗教观在当时是进步的,有利于人们的积极进取和国家的向前发展。

而源于这一宗教观的超验主义哲学,则力主人可以凭借“直觉”——即智慧和理解力来获取知识,能够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并启发人们靠“自助”——即自身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就突破了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洛克“感觉论”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从而释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启迪作用自不待言。

  作为超验主义哲学理论中坚分子的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一文中明确号召人们创造民族化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学。

这篇被誉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的演说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主要是诗歌和散文)的推动下,“对外国学识的漫长的学徒时期”终于结束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文学家逐一登上文坛,形成了群星璀璨的文学繁荣局面,是为美国文学的第一次高潮——这便是文学史上所谓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

诸如散文家亨利·大卫·梭罗,诗人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以及稍后的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和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等,无不以其突出的建树在各自的主要领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从当今的美国文坛来看,他们无愧是美国文学真正的奠基人。

  纳撒尼尔·霍桑1804年7月4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莱姆——该地名是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后半,足见当年早期移民的宗教情愫。

霍桑一家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名门望族,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早期的清教徒注重理智,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后来在新英格兰却发展到极致:不但迫害异己,甚至连妇女在街上微笑都要处以监禁,儿童嬉戏也要加以鞭笞。

由于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英格兰移民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其中担任要职的霍桑家族的先祖威廉及约翰父子二人先后在迫害教友派及臭名昭著的1692年萨莱姆“驱巫案”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家族的这一段历史使长大成人后的霍桑在心理上始终怀有负罪感,早在1827年他23岁时,便在其姓氏的拼写中有时加上一个字母“W”,以示区别于祖先,后于1830年索性将这种新拼法正式固定下来,成为现在大家熟悉的字样; 更在后来他的小说《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以他这两位先祖为原型写成了“反面人物”潘钦上校。

  霍桑一家后来家道中落,以航海为业,从事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贸易,到他的父亲这一代,境遇更是大不如前。

小纳撒尼尔4岁时,做船长的父亲害黄热病客死于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全靠他才貌双全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和姐姐艾比及妹妹露易莎抚养成人。

  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清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小纳撒尼尔,而母亲哀伤的寡居生活,也对他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自幼便性格忧郁,酷爱读书,耽于思考。

从他12岁以来的日记判断,他在观察和写作上,都是早熟的。

他14岁时,到外祖父在缅因州的庄园中住了一年。

附近的瑟巴果湖,成了少年霍桑打猎、钓鱼、读书和散步之处,使他得以充分领略自然风光。

据他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以那段时光最为自由愉快,而他的孤僻个性和诗人气质,乃至独自散步的习惯,都是在那时养成的。

  霍桑的文学生涯是从自娱开始的。

16岁的时候,他就编辑了一份家庭报纸,叫做《旁观者》,从总共8期的该报来看,版面和栏目与当地的正规报纸《萨莱姆报》无异,风格则幽默风趣,模仿英国最早的由艾狄生和斯梯尔编辑的《闲话报》。

第一期出版于1820年8~9月间,最后一期结束于1822年初。

这份报纸全部由他一手操办。

每一期报纸出版后,在其大家族的范围内传阅,为家族成员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对霍桑后来的文学创作及编辑工作无疑是极好的学徒期。

  霍桑的文学学徒期的另一方面是他的诗歌创作。

应该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诗歌传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十分荣耀的地位,甚至在客厅交谈和报刊文章中都成为风行的时尚,导引着许多有抱负的文学青年的希冀。

早年的霍桑在这方面显示了非凡的天赋,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推崇他是“美国奉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诗人”。

从霍桑现存的29首诗歌看(其中的19首写于20岁以前)——无论发表过与否,评家都认为这位少年诗人颇具才气,并且慨叹:霍桑若不是后来以小说创作为主,世界上就会又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了。

事实上,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正是诗歌,即1825年8月16日《萨莱姆报》上刊载的他的诗作《大海》,内容与他父亲的航海生涯及客死他乡有关。

即使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从主题到手法都借助于他的诗歌修养。

在他的文字中,回响着但丁、莎士比亚、爱德蒙·斯宾塞、安德鲁·马维尔、约翰·弥尔顿、威廉·沃兹沃斯、塞缪尔·泰勒、柯勒瑞支、拜伦、济慈和雪莱这些著名诗人的心声及词韵。

霍桑甚至给他的大女儿按照斯宾塞的名篇《仙后》中的女主人公取名叫邬娜。

  霍桑回到萨莱姆后,于1821年至1824年,在波多因大学就读。

大学期间,他深为同学所推重,其中有后来成为诗人的朗费罗,当了总统的皮尔斯和投身海军的布里奇,这几位学友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波多因大学有一门必修课,就是翻译古典诗作,霍桑的成绩十分优异。

他和朗费罗还同属一个以朗诵和创作诗歌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土豆俱乐部”。

但他不久后认为,诗歌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思想,遂放弃了诗歌而改写散文及小说。

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将原先仅仅为了自娱的写作,认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他给母亲写信说:“我不想做一个靠别人生病来糊口的医生,亦不愿当一名靠别人的罪孽以谋生的教士,或者靠别人的争吵而过活的律师。

因此,我看不出除去成为一位作家之外还剩下什么别的出路。

当有朝一日您看到满书柜由您儿子写的书,书脊上印有《霍桑作品》时,您会高兴吗

”  1825年,霍桑从大学毕业后即回到母亲身边,一住便是12年。

开始时为报刊写些随笔和故事。

1828年,他自费并匿名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范肖》。

这部哥特式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其大学生活为基础,主人公是个主持正义又性格羞怯的青年学子,颇似作家本人。

不久他便为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感到羞耻,于是收回了大部分成书并付之一炬;转而潜心撰写短篇小说,并深得出版家萨缪尔·格里斯沃尔德·古德里奇的赏识,由他在每年一度的赠品书《纪念品》中发表霍桑的短篇小说。

古德里奇慧眼识英雄,他通过《纪念品》实际上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的知名作家。

霍桑在该书中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和随笔,后来终于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述的故事》,其中包括《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恩迪科特和红十字》、《教长的黑色面纱》、《希金勃萨姆先生的大灾祸》、《海德格尔医生的试验》、《苍发勇士》、《雄心勃勃的客人》等后来成为传世名篇的佳作。

自此,霍桑便以善写短篇小说开始引人瞩目。

诚如第一位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提出创作理论的爱伦·坡在《评霍桑的〈复述的故事〉》一文中所说: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由作家“精心设计了某种希冀的单一效果;于是他编制情节并将其连缀起来,以期在最大程度上达到这一预定的效果。

”应该说,是霍桑和爱伦·坡一起开创并发展了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并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的一种鲜明突出的形式。

不过,霍桑虽然和坡一样运用一些超自然的元素,并且同样具有美学而不是宗教的基础,但不同的是,霍桑总是更关注伦理和哲学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这就使他的作品,总是蕴含着令人回味不尽的深邃哲理。

美国堪称短篇小说的王国,在开创及奠定这一体裁上,霍桑和爱伦·坡同样功不可没。

  从1836年至1839年间,古德里奇还请霍桑编辑了《有用和有趣知识的美国杂志》及颇受读者欢迎的彼得·帕雷的《世界历史》等书。

1839年,霍桑接受了波士顿海关督察的职务,并与朗费罗重叙旧谊。

后于1841年离职,将自己的存款投入了超验主义者乔治·李普雷创办的布鲁克农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试验基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有些评论家强调霍桑的保守倾向,但一个保守的人是不可能参与这种激进活动的,只是由于霍桑的敏感气质和孤僻性格,对公社式的集体生活很不习惯,才于翌年在同热心的活动分子索非亚·皮博迪结婚后,离开了农场。

他们的婚姻很幸福,给霍桑的生活带来了转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具备了超验主义的乐观精神。

  1842年,这对新婚夫妻迁居康考德,恰好住进超验主义主帅爱默生的故居“古屋”中。

他们在这里住了3年半,生下了长女邬娜,并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其中包括《年轻的好男儿布朗》、《通天的铁路》、《拉帕西尼医生之女》、《胎记》、《罗杰·马尔文的安葬》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麦尔维尔读后十分钦敬,写出书评并师事于他,二人从此结下深厚的亦师亦友的情谊。

  1846年起,霍桑由于经济拮据,出任了萨莱姆海关督察。

这一时期他没有写很多东西,只是对海关上的官员们冷眼旁观,后来写成著名的《海关》一文,作为《红字》的引言。

1849年的一场政争使霍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职务,却促成他写出了传世名篇《红字》。

该书于1850年问世后,霍桑名声大振,成为当时大家公认的最重要的美国作家,数年间13500册的销售量也使他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

此后他便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间或写些儿童故事。

这时他迁居到莱诺克斯,与麦尔维尔为邻,先后发表了以驱巫案为背景的《七个尖角顶的宅第》(1851年出版,在他有生之年的销售量达11500册)和以布鲁克农场为原型的《福谷传奇》两部长篇小说,并汇编出版了原先的短篇小说和随笔,其中有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雪人及其他复述的故事》和儿童故事集《神奇的书》及《缠结树林的故事》。

  1852年,霍桑为同窗老友富兰克林·皮尔斯撰写竞选传记,终使皮尔斯当选为美国第十四任总统。

新总统委任他为驻英国利物浦的总领事,四年届满后,又在意大利旅居了两年。

在欧洲逗留期间,他四处参观名胜古迹,写下了大量日记。

这一时期虽对他的写作没有多大影响,却对他的心情和性格起了振奋作用。

  1864年,他在英国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玉石人像》,这也是他唯一一部以外国(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

当年返国后,仍选择住在康考德。

他之所以特别偏爱该地,是因为那里的哲学和文学氛围:不但是爱默生的家乡,而且是梭罗“回归自然”的基地,堪称是超验主义文人荟萃的大本营;也还因为那里河湖清澈、树林密布的幽静的自然景色。

1863年,他发表了旅英散文集《我们的故土》。

这期间他虽仍为《大西洋月刊》撰稿,但笔力渐衰。

他计划要写的四部长篇《第七块毡》、《多利弗罗曼史》、《格里姆肖医生的秘密》和《前辈的脚步》,均未能完成,后来经他的夫人整理,与他在英、法、意、美等国所写的日记等,于19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

  1864年5月19日,霍桑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普里茅斯辞世。

5天后安葬在康考德他生前最乐于散步的松树林中美丽的“睡谷”墓园,他的墓碑只简单地由一块普通的石头做成,上面仅刻着他的姓氏:霍桑。

  纵观霍桑的作品,大多以新英格兰200多年的历史为背景。

其中有殖民地人民抗击宗主国残暴统治的英勇精神,如《苍发勇士》和《恩迪科特和红十字》;有清教统治者以驱巫为借口迫害异己和压制教友派的悲惨事实,如《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和《优雅少年》;有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风土人情,如《雪人:一个孩童的奇迹》和《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也有上层人物厚颜无耻的所作所为。

总之,既有历史长卷,也有民俗小品。

但这一切虽都有历史的真实(所以他常用“重述”作为结集的书名),却是用若虚若实、亦真亦幻的手法写出的。

作家侧重的是用比喻象征的技法着力渲染气氛,烘托环境,深挖心理,分析内心矛盾,而不在于细节描写的具体而微。

简言之,他画的是大写意,而不是工笔画。

这其实要求更深的功力,当然效果也就更深刻感人。

  霍桑曾多次在作品中声明,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罗曼史”。

用我们今天惯用的文学术语来说,就是:他写的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浪漫主义小说。

一般地讲,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客观描述,浪漫主义则重于主观抒发。

在霍桑看来,创作“罗曼史”时,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而不必拘泥于现实,亦可更充分地表述本人的主观意图。

以他的长篇小说《玉石人像》为例,就有一个副标题“贝尼山的罗曼史”。

贝尼山是书中一位男主人公——名叫多纳泰罗的意大利青年的家乡,那里有许多比古城堡还要古老得多的该家族的传说,原来多纳泰罗的始祖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半神半兽的农牧神,故此多纳泰罗的外貌酷似一座古代雕塑的农牧神像,性格亦充满山野的无羁。

书中的一位女主人公米莲是个聪明美丽、热情奔放的姑娘,也是才华横溢的画家,但她的身世却扑朔迷离。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许多神秘的悬念,但作家无意去解开这些谜团,而是为读者展开了社会人与自然人,即文明与原始之间的冲突。

形象地为读者剖析了浪漫主义文学理论鼻祖卢梭的相关论述。

他这样创作他的罗曼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的开创者。

  霍桑还进一步把他的“罗曼史”称为“心理罗曼史”,足见其对心理描写的重视。

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受时代和宗教的影响,将精神及灵魂混为一谈,认为灵魂既然有善恶,有爱恨,有罪孽,就应该揭示出来,以达惩恶扬善、颂爱抑恨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举止终有其心理依据,如不进行心理挖掘,人物只能停留在表象上,必然显得肤浅。

读者会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发现很多深入的心理分析,对于惯于阅读我国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作品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其故事节奏过于缓慢,但掩卷深思,则觉得只有如此表里结合,才能把笔下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随手举《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的海波吉巴·潘钦为例:一座高大阴森的旧宅,底层的一角开办了一间小店,里面坐着一位满脸愁苦相的过时的淑女,她开办小店前后的种种栩栩如生的描绘和忧心忡忡的心理,活画出一个式微家族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末代人物。

再配以潘钦家视为传家之宝的“披羽两足动物”的鸡群的蜕化猥琐模样(旧时贵族帽上佩戴羽饰),简直把“没落”二字发挥到了极致。

由此一斑可见,霍桑确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鼻祖。

  爱默生在论述自然的本质时提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

”霍桑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仅仅是假象,其“灵性”才是本质。

因此,在霍桑的笔下,一景一物都有其比喻象征的含义。

他的况物写景不仅配合抒情和渲染气氛,简直本身当真有“灵性”,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或缺便显不足。

《红字》故事的一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在万事草创之时忘不了与墓地同时修建了监狱,“这株文明社会的黑花”“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因为它“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它那狰狞阴森的外貌,连同门前草地上“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的不堪入目的杂草”,都增加了晦暗凄楚的色调,然而在这一片灰暗之中,却傲然挺立着一丛玫瑰,“盛开着宝石般的花朵”,象征着人类的道德……接下来,便从监狱的大门中走出了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怀抱初生的珠儿,“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令人联想起“圣母的形象”。

这种用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和映衬人物心理的象征手法,全书俯拾皆是。

此一手法当即为麦尔维尔所效法,并得到爱伦·坡的推崇,转而被法国的波德莱尔进一步发扬,遂开创了现代文学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

就此而论,称霍桑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并不为过。

  霍桑的《拉帕西尼医生之女》是他的作品中不多见的以外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故事写了一位精通药物学的医生,他深知世事的险恶和人心的叵测,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儿不为所害,乃用特制的药物浸透其全身,结果不但毁掉了她的爱情,还戕害了她的生命。

这篇小说侧重想象中的科学成果,不同于欧洲那些关于中世纪炼金术和将毒药用于权势之争的通俗小说,也不同于爱伦·坡的同类作品中的恐怖气氛,其主题在于揭发社会的阴暗面,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反对科学进步。

他就此被认为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创始人。

  总而言之,霍桑由于社会、家庭及自身的因素,形成了既为清教主义等旧观念所萦绕,又抱有人道主义等美好理想的复杂的世界观。

他一方面摆脱不掉“原罪”、“赎罪”、“内省”、“命定”之类的宗教迷信,但又从家族的负罪感出发,反过来对清教的专制统治痛心疾首;他一方面接受了超验主义哲学观,相信客观的物质世界只是某种隐蔽的神秘力量的象征,又对当时风靡的“招魂”之类的巫术活动和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同样感到不可思议;他一方面对新生的合众国满怀希望,但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腐化堕落及不平不公的原因又十分费解,便只好到人性的爱与恨、善与恶中去寻找答案。

然而,正因为这种晦涩的神秘主义倾向,反而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曲径通幽的意境和余音绕梁的效果,引导我们拨开团团荒诞不经的迷雾(有时无法用数理逻辑去对待),透过种种寓意深刻的象征去探究人物暗藏的心理和主题背后的哲理,所以他的作品值得我们反复研读,仔细推敲。

  综上所述,霍桑不愧为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强调作品应有超出一般性主题之外的哲理的深刻性,在写作手法上如上述的种种创新,都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自然也就为后世所推崇。

从麦尔维尔开始,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当代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等无不予以继承和发挥。

单就这一点而论,霍桑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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