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突围读后感400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涛声依旧，时代虽已远去，但苏东坡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不离去。
作家余秋雨为我们展现了苏东坡的生命线。
他高高在上，却又可亲、可爱；他被贬黄州，却又舍生忘己。
我从中也明白了为什么文人那么衷爱于苏东坡，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所致吧。
正如他所言“高处不胜寒”。
“乌台诗案”的飞来横祸砸向他，躲也躲不过，反而让那些无名小卒、人格扭曲之小人钻了空子。
他被无数肮脏之手推进了监狱，“诟辱摧残”，差点葬送了性命。
最终得以苟全性命、贬谪黄州。
于斯，苏轼的一段与“黄州”休戚与共的人生拉开了序幕。
经历了生死折磨，看尽了人世炎凉，东坡开始在此思索，悔不该。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自我的检讨，又怕因此连累亲友，重情重义的他便想“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苏轼《临江仙》）入黄州，生活困苦，却在这里又写下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这种洒脱、飘逸的豁达之大怀，“如积水空明”，随缘自适。
文末，余秋雨谈到了“成熟”，似乎是暗示黄州这块贫瘠之地，给了苏东坡成熟，让苏东坡看透了风尘，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
也就此明白了何为“苏东坡突围”，不仅指苟全性命于小人围攻、退而居山中归隐，更是指克服了心中的抑郁，思想性格与才华变得成熟了。
我特别喜欢余秋雨先生关于“成熟”的这段文字：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 苏东坡的人生，余秋雨的文字，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感喟。
黄州突围 读后感100字
“不积小流，至江海。
”小是自强不息不自满，不断前进，才到达了它最终。
多么深刻的道理啊
想想小溪，再看看自己，我不禁觉得羞愧。
我做事一直拖拖拉拉，遇到一点困难就想到放弃。
记得有一次，下着很大的雨，我连想都没想就对妈妈说：“这么大的雨，我就不去补习班了，我就待在家里自己复习，好吗
”现在想起来，我就仿佛来到的小溪的面前，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缺点，教会了我应该如何做好每一件事。
社会上有很多像小溪一样的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我相信我马上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余秋雨远方的海读后感
读《苏东坡突围》有感苏轼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化大师，我们总认为他身边的人是珍惜他，尊敬他的。
可是，大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超前的文化意识总是被当时的小人扭曲和误解。
于是，苏轼这样一个“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便在邪恶，粗暴面前不知所措了。
但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师锻烧出来了
他“成熟于这样一场灾难，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我想，对于灾难总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我们不能成为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但是起码我们会在灾难中蜕变，在灾难后学会自我剖析，然后一步步走向成熟。
当我看到邪恶的小人对于苏轼的“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时，我更深刻地感到了苏轼在经历“乌台”的显示的力量。
这是挫折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一次灾难，怎么会有苏东坡的“梦中了了醉中醒。
”怎么会有他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怎么会有他的“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这一次灾难，使苏东坡流落黄州，而黄州成全了苏东坡，他在这里变得真诚，洒脱，写下了千古名句。
有人说过“灾难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
”我希望我是后者，我希望在困难面前，我能像苏东坡这样坦荡，这样大气，这样超然，然后在风雨过去之后反省自己，乐观的走下去。
或许这样做需要足够的自信和正义，我相信我能使自己充实，使自己自信，使自己豁达地面对人生
《初到黄州》读后感。
苏轼
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一、何谓“贬官文化”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求一篇余秋雨的 东坡突围 的读后感
苏子炼成 ——读《苏东坡突围》有感 苏子，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一个标准的文人墨客，豁达潇洒，才华出众。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写到的一样：“做一个不是朝廷中元老重臣级的官，心情好时，喝喝小酒，写写诗词；心情不好时，喝得酩酊大醉，对着月亮抒发抒发心中的怨气，倒也是挺潇洒自在的。
”然而树大招风，一个儒雅而豪放不羁的文人，势必会招致无耻小人的妒忌和陷害，朋友也好，政敌也罢，甚至偶尔走过的几个跳梁小丑，都有，总之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一步一步靠近着苏子。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东窗事发，苏子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流放黄州。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茕茕孑立于天地之间，无处呐喊，那是怎样的一种苍凉。
身边的繁华似潮水般退去，往昔的得意如梦一般消失得不留痕迹。
只有眼前南国的山水，静默着，提醒生活的继续。
面对压迫，面对摧残，面对这不公的世道，他心中有恨，但又能恨什么呢
恨李定、恨舒亶
不
他们这些小人不值得一恨。
恨神宗
也不能
毕竟自己身为人臣。
想来想去，他终究选择了恨自己，恨自己才华横溢，锋芒毕露。
正如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说那样：“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他们的毛病所在，他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
” 这场大灾难，对于苏子来说的确算是塞翁失马，但倘若没有这场灾难，他将永远是只一个身处污浊官场却自命清高、理想至上的文官。
只有在乌台诗案的过程中受到苦难与非人的折磨的时候;在四年黄州众叛亲离的时候;在昔日挚友一个又一个地疏远自己的时候；在一次又一次的子虚乌有的罪名如污水般泼向自己的时候；在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思的时候；在自己把人生的际遇、世事的无常寄托于道释的时候，他才能大彻大悟，从而真正地认清所处世界的真面目。
与此同时强烈的反差，巨大的转折，往往更能体现文化大师和“文化群小”的本质区别。
寂寞让世人难耐，只有智慧之人，才能体味到这寂寞中的清纯和朴实；荣华惹世人追逐，只有高洁之人，才能看透这荣华背后的无奈与疲惫；灾变令世人痛苦，只有明达之人，才能领悟这灾变之外的永恒与淡然。
智慧如苏子，高洁如苏子，明达如苏子，才能由挣扎转而超脱，由突围变而升华。
苏东坡也是凡人，蒙受冤屈，流放黄州，强忍着割舍不下的亲情，背负着妻离子散的愤懑与无助。
但就因为他心如明镜，清澈无邪，他并没有绝望，反而看清了自己的过去。
过去的命运如浓雾一般，氤氲而轻灵，虽然如此曼妙，却抓不住、摸不着，反倒遮蔽了自己的双眼，忽略了一切奸邪与险恶。
现在浓雾终于散去，往事已成过眼云烟，苏子的世界，只剩下眼前清澈的天空，和脚下一望无际的土地。
我想，那一瞬间，苏子的心情，一定是柳暗花明的。
彻悟之后的苏子，心灵正如他头顶上的的蓝天一样清明、宽广、超然，也如他脚底的土地一般纯粹、无华、朴实。
如今的苏子成熟了，深刻了，他更懂得官场名利只是过眼烟云，于他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明月清风才能长伴于他。
沉醉于山水之间，侣鱼虾而友麋鹿，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也许黄州才是他的真正归宿。
风、雨、天、地、人，已浑然融为一体。
这是大彻大悟之后的笑对人生，是悠然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恬淡潇洒，是物与我皆忘的大智若愚，是忠实于心灵的信念坚守。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余秋雨先生如是说。
烈火不会毁灭真金，而只会让它更加光彩夺目。
清贫得不能再清贫的生活，寂寥得不能再寂寥的山水，与苏子本人以及他的遭遇一起，用智者的沉默，把文化酵得愈醇愈浓。
余秋雨 洞庭一角 读后感或赏析
赏析“贬官文化”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篇章。
该词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
“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
“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
而读雨转来余先生此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朋友们开启一扇窗，引伸介绍“贬官文化”……临窗读雨花园精灵如歌的行板UID 4650精华 39积分 2835帖子 723威望 2835 点现金 718 花币阅读权限 80注册 2005-4-23来自 星星海状态 离线 #3 大 中 小 使用道具 发表于 2007-5-15 09: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
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
一、何谓“贬官文化”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
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
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
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
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
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
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
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
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
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
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
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
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
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
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
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
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
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
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
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
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
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
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
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
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
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
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
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
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
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
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
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
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
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
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
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
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
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
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
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
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
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
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
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
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
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
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
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
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
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总有些消极的思想。
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
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
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
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
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
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
”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
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
原因就在这。
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
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
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
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
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
”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
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
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
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
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
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
”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
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
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
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
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
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
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
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
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
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
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
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
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
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
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
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
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苏东坡突围》读后感800字
读《苏东坡突围》有感苏轼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化大师，我们总认为他身边的人是珍惜他，尊敬他的。
可是，大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超前的文化意识总是被当时的小人扭曲和误解。
于是，苏轼这样一个“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便在邪恶，粗暴面前不知所措了。
但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师锻烧出来了
他“成熟于这样一场灾难，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我想，对于灾难总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我们不能成为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但是起码我们会在灾难中蜕变，在灾难后学会自我剖析，然后一步步走向成熟。
当我看到邪恶的小人对于苏轼的“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时，我更深刻地感到了苏轼在经历“乌台”的显示的力量。
这是挫折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一次灾难，怎么会有苏东坡的“梦中了了醉中醒。
”怎么会有他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怎么会有他的“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这一次灾难，使苏东坡流落黄州，而黄州成全了苏东坡，他在这里变得真诚，洒脱，写下了千古名句。
有人说过“灾难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
”我希望我是后者，我希望在困难面前，我能像苏东坡这样坦荡，这样大气，这样超然，然后在风雨过去之后反省自己，乐观的走下去。
或许这样做需要足够的自信和正义，我相信我能使自己充实，使自己自信，使自己豁达地面对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