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个你喜欢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一篇读后感。
400字左右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奇葩.自问世以来,不胫而走,风靡文坛,故事流传,广及民间,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如此之宏著怎一个梦字解决呢 不错,《西游记》它的艺术成就,人物塑造,思想内容等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而在这儿,我只从弗洛伊德的梦论入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析《西游记》. 为了能使《西游记》的创作与梦联系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立初期,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文学素养,他选择了与语言有密切联系的谈疗法来救治他的精神病人.在他看来,精神病人被封闭压抑了的内心障碍,可以经由语言交谈而得以宣泄或净化.可见,精神分析学说在初期阶段就与文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重视,考察病人的语言反应到对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语误,笔误,读误的心里分析,在向前跨出一步,就与作家的文学创作现象联系到一起了.这种联系实际上在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诞生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中已显出端倪.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方法推衍至文学创作上来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将作家与精神病患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一联系的桥梁就是梦.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写作也是在做梦,只不过是在非睡梦状态下作梦,因而他的作品也是他内心无意识本能的变形显现,欲望的替代满足.我们往往会说自己作的梦是混乱,荒谬的,完全是一种变了形的东西.《水浒传》总算被我啃完了,好辛苦!不过,我总算明白了很多道理.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醉拳,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我试想,假如让他来到我的身边,相信没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的魅力.这不是因为他的相貌,也不是因为他有所么高挑的身材,更不会是他有大把的财富,就一点,就是他那在别人眼中芝麻大的优点.请不要小看他那芝麻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就要灭绝了. 我总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对于朋友甚至亲人少了一份亲情,少了一份哥们儿女情. 我清楚的记得,在我咿咿呀呀学语时,我经常毫无顾忌的到邻居家吃饭,没有礼节,没有拘束,只有欢乐.邻居家的姐姐现在和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好.在我哭着闹着不上幼儿园时,我们和邻居经常一起聊天,但是我们开始装上了一扇木门. 现在当我知道为了未来奋斗的时候,我家的门也变成了三厘米厚的防盗门.这就像一条河,让我们和邻居的感情隔在天地两岸.这就像《礼记》里说的: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我们的社会很自然的少了一份爱,一份及其重要的爱——一份关怀.对于关怀,也许只需要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一个会心的微笑,就能让人喜笑颜开,就让人感受母亲般的关怀.不要太吝啬,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只能让你的人格得到升华.《三国演义》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
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
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
像汉室刘禅，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
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
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
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
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
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
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
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
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
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
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
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
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
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
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正中年时。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
性格关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的）地走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红楼梦》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
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
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
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
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
我们悲喜交加地看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
现代人仍能从灰飞烟灭中感受到强烈的力与美，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共鸣的感情中正夹杂着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的疏远与隔膜。
这个时代一多半的男人择偶时会选择薛宝钗，至于癫狂情痴的怡红公子，失去他显赫的门第，他在一多半女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现代人的眼泪肯定越来越少，比过去至少少一条黄河的水份。
不知道这意味着情感的荒芜干旱还是精神上的愉悦幸福。
人们在情感上变得聪明多变，也更加蒙昧狡猾。
他们经常处于言不由衷、情感与理智相悖离的状态，胸怀理想但并不听从理想的召唤。
他们有七情六欲，但往往跟情感背道而驰。
如果说古典情感时代个人情爱的悲剧来自家族和社会，几无可调，但毕竟是在前进着。
作品力所能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为古典情感史划下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句号。
珠泪滚滚冲跨了红楼，雕梁画栋堆满了石头，昔日的富贵温柔埋进了荒野冢。
幸亏木石前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设想宝、黛一旦结合接踵而来的男耕女织、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对出弹得破的宝哥哥和林妹妹而言，不啻于另一场崭新的噩梦，至于金玉良缘则不过是张有名无实的过期银票。
貌合神离、行尸走肉般的夫妻生活，不是陷入了另一种苦难方式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烟般的风花雪月一去不复返了。
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毁灭、精神和肉体都无法取得胜利。
恋爱变成病根，女人成了婆姨，男人成了女婿，大观园内一群贵族男女成了世人叹为观止的情爱玩偶。
然而，现代人并不见得会比古人轻松到那里去，相反，他们保存精神之爱的难度更大，阻力不仅来自社会，更主要来自人心本身，它蕴藏的愚蠢和激情似乎仍然大有潜力。
斩断了旧问题，繁杂的新问题又在涌现，时代的问号就像一只此起彼伏的九头怪。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但有时结解决一个难题，却要耗费数千年之久。
从《红楼梦》一书到当代文学，这近三百年的时间也许离集体解疑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还差很远，人们仍在迷茫，情感的艰难状态仍然是一个悬念。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文学巨著。
我们在磋叹惋惜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仍在发光的思想，正在离我们这个时代渐行渐远，早从书中不可弥补的疑难断层开始，它已经在做这种反向运动。
……情感不会过时，过时的是情感方式。
每个时代都有悲剧，不尽相同的是悲剧的性质。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现代人需要有总结他们情感史的巨著，有的已经出现，有的仍在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静悄悄的孕育着。
谁知道呢
未知的一切对创造者构成巨大的挑战和诱惑，奋斗的最终也许只是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但他们毕竟已经展开了一幅相对和谐和完整的新生活图卷。
为报答三生石畔神瑛使者的灌溉之恩，下世为人的绛珠仙子决定把一生的眼泪偿还给他。
这一感人至深的引子，使得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古典美的哀婉和感伤。
华丽唯美的描情绘景、工整严谨的诗词行文，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规范……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作者都将古典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船的发展史
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独的之一，并利用独木舟渡海。
独木舟就是把原木凿空，人坐在上面的最简单的船，是由筏演变而来的。
虽然这种进化过程极其缓慢，但在船舶技术发展史上，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独木舟需要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依据一定的工艺过程来制造，制造技术比筏要难的多、其本身的技术也比筏先进得多，它已经具备了船的雏形。
在中国，商代已造出有舱的木板船，汉代的造船技术更为进步，船上除桨外，还有锚、舵。
唐代，李皋发明了利用车轮代替橹、桨划行的车船、桨划行的车船。
宋代，船普遍使用罗盘针（指南针），并有了避免触礁沉没的隔水舱。
同时，还出现了10桅10帆的大型船舶。
15世纪，中国的帆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牢固、适航性最优越的船舶。
中国古代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18世纪，欧洲出现了蒸汽船。
19世纪初，欧洲又出现了铁船。
19世纪中叶，船开始向大型化、现代化发展。
如何看待辛普森夫人。
个人简介 辛普森夫人是那个让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的美人。
辛普森夫人能在英国史上留名和她得以如此出名，都是因为温莎公爵为她放弃王位，一时间传为佳话的缘故，我们对辛普森夫人的了解，也仅至于此了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位女人
值得温莎公爵为他放弃英国王位
英国知名传记作家查尔斯·斯海厄姆撰写的《辛普森夫人传》详细记叙了她的成长、情感和人生历程，披露了辛普森夫人一生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值得一读。
童年经历 是私生女，所以她从没受过洗礼 贝西·沃利斯·沃菲尔德是私生女，生于1895年6月19日。
那时候美国正从一场灾难性的经济萧条中缓慢地恢复过来。
然而，沃利斯一家所在的巴尔的摩那简陋、雅致、偏僻的区域看不到大萧条带来的明显影响。
沃利斯的父亲蒂科尔是这个家族中比较另类的一员。
他体格虚弱，18岁时得了肺结核。
那时候的结核病患者是禁止与女性同居的。
可是在25岁时，蒂科尔堕入情网，他遇到了24岁的艾丽斯·蒙塔古。
艾丽斯活泼可爱，一头金发，非常漂亮迷人。
在与结核病人接个吻都被认为是很危险的，甚至会丧命的年代，艾丽斯的确需要年轻人全部的勇气和胆识才能和爱人开始这段浪漫的私情。
他们避开家人的监视，在便宜的小旅馆、公园等地共谱爱的夜曲。
令人震惊的是，艾丽斯怀孕了。
对于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徒的家庭来说，让非婚生子女出生是个灾难。
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家族将名誉扫地，甚至有可能被驱逐出新教。
无论是沃菲尔德家还是蒙塔古家都不愿冒此风险，而身处这样的丑闻之中。
他们不准孩子在巴尔的摩出生。
1895年年初，这对年轻恋人离开家乡去有名的度假胜地——位于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交界处高山之巅的蓝岭峰。
1895年6月19日，艾丽斯的孩子平安降生。
这个名叫贝西·沃利斯·沃菲尔德的婴儿不仅是沃菲尔德和蒙塔古家族中唯一没有记录在册的后代，也是沃菲尔德家族中第一个不曾受过洗礼的孩子。
家族中新教圣公会的长老们不同意举行洗礼。
基于她是私生女这一无可辩驳的原因，巴尔的摩的教会组织也支持这个重大裁决。
1910年4月17日，等到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堂开始接受沃利斯时，为了获得教会的承认，沃菲尔德家伪造了她的洗礼记录。
而作为她没有受过洗礼这一事实的后果是：她三次婚姻中有两次按照教义是无效的，其中包括她1937年嫁给温沙公爵。
在教会的人看来，沃利斯是个没有受过洗礼的人，终究将饱受永久的惩罚。
她小时候就派头十足、自命不凡 沃利斯是个外向、调皮、活泼的小姑娘。
艾丽斯爱她，并为她而骄傲。
她每周都给沃利斯拍照以记录她的成长。
到1900年时，祖母的房间里挂满了300多张沃利斯的照片。
艾丽斯参照伦敦艺术画廊的做法，给这些照片取名为“沃利斯童年照”。
沃利斯天生是沃菲尔德家的人：派头十足、自命不凡。
据克利夫兰·艾默里说，她把她的第一批洋娃娃称呼为阿斯特太太和范德比尔特太太，她俩是当时纽约上流社会的“皇后”。
她最早接触到的读物就是有关时尚、歌剧、流行时装，以及有关英国国王和王后的故事。
她从小就像王室成员那样举止高贵优雅，她从不叫艾丽斯“妈妈”，而是叫她“妈咪”。
1902年，沃利斯进入艾略特大街2812号，成了艾达·奥唐奈小姐幼儿园里的一名学生。
也就在那儿，沃利斯开始显露出她的个性：样样都争第一。
七岁那年，有一天奥唐奈小姐问全班：“是谁图谋炸毁伦敦国会大厦的
”一个坐在沃利斯后面的小男孩抢先站起来大声答道：“盖伊·福克斯
”——正好这也是沃利斯想回答的正确答案。
盛怒之下，只见她抓起木制的铅笔盒，狠狠地朝那男孩头上打去。
10岁时，沃利斯进入圣保罗街714号时髦的阿伦德尔女子学校，离她外祖父母家只相隔几座房子。
每当有同学因为她母亲接收房客而嘲笑她时，她就用她厚实的鞋底打她们。
卡罗尔小姐是当时阿伦德尔学校的校长。
沃利斯常常蔑视她的权威，从而被公认为既粗鲁又傲慢，她的粗话常使老师们目瞪口呆。
尽管沃利斯在家里和在学校经常挨打，她还是那么自负、固执而又死不悔改。
她发奋地学习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学打篮球、学做针线、学烹饪，学习历史。
虽然她并不漂亮而且一旦受到冷落时，常戏剧般地头痛和晕倒，但她的热情、活力、魅力使她很有威望。
据她的一个同学说，她骨感而又生机勃发的体形、阳刚气的双肩、“印第安人”似的头发、脸型及外突的下巴，使她在同龄的女孩中与众不同，可以说“很出众”。
她总是穿戴干净、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因为她知道任何仪表上的邋遢都会招来木梳子的鞭打或罚洗冷水澡。
她的铅笔总是削得尖尖的，衣服和裙子熨烫得笔挺。
从未有人看见她嚼口香糖或啃吃剩的半个苹果。
她每次都认真研究猎捕对象 12岁时，沃利斯变得更加叛逆，她的聪慧、伶俐简直让人受不了。
她高而尖的嗓门、一串串连珠炮似的问题、大胆又信心十足的神情加上常戏剧性发作的头痛病使她成了公认的难管教的孩子。
她顺从而有耐心地参加新教圣公会教徒沃菲尔德家和蒙塔古家的各种宗教活动。
尽管她事实上从没受过洗礼，但是两家都确信她已是坚定的信徒了。
在那个年代，年轻女孩通常只会缝纫、做饭、准备菜谱，只会把时间花在穿衣打扮、打篮球上，沃利斯却早早地开始追求男孩子了并筹划着自己的未来。
她想当医生、科学家或者探险家。
1911年，沃利斯去了弗吉尼亚米德尔堡的勃尔兰德，那是个专门面向富家子弟的夏令营。
在那儿沃利斯陷入了初恋。
她迷上的人叫劳埃德·塔布。
塔布是个有大笔财富可继承的英俊少年，看上去如运动员般充满活力。
阿伦德尔和勃尔兰德的其他女孩子们非常妒羡她这位绝顶完美的男朋友。
她们相互打听，想知道作为她们中最不漂亮的女孩是如何成功地追到她们公认的帅哥的。
沃利斯成功的秘密在于她认真仔细地研究过她的猎捕对象。
尽管对于足球没一点兴趣，她设法了解到塔布在学校足球队踢进的每一个球。
她知道他以多少分钟夺得了游泳比赛的冠军，喜欢吃什么冰激凌以及酷爱冬季滑冰。
这些得归功于塔布的朋友们。
他们悄悄帮助她实现了阴谋俘获塔布的计划。
沃利斯知道如何去奉迎男孩子，如何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她大胆地抚摸男孩子壮实的双臂，尽管这种举动被认为有些过分和有失体统。
她还懂得如何逗塔布一家人开心、讨他们喜欢。
在格利洛纳这座宏伟的、门前有大庭柱的战前华府里常常荡漾着她清脆的咯咯笑声。
在那个悠长的夏季，她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宝贵的午后。
她和劳埃德相互吟诵着法兰西帝国史诗、一起朗读着布思·塔金顿的畅销书《俊友》。
俩人常常是你读几段，我读几段。
有意思的是，她尤其喜欢那些有关国王、王后的故事，有关平民如何引起皇室的注意、获得他们青睐的描写。
“她的房间里挂了几十张王子照片” 和当时成千上万的所有年轻女孩一样，沃利斯迷恋上了传说中的英国皇位继承人——长着一头金发、年方十七的威尔士王子。
她的房间里挂了几十张王子的照片，她还剪辑出所有有关王子的报道，时刻关注着王子的一举一动。
1914年，沃利斯从奥德菲尔德兹毕业了。
已经是十八岁的沃利斯，按照传统习俗到了该公开出席一些社交活动的时候了。
机遇来临了：那是对于所有巴尔的摩年轻女孩来说一年中最重大的事件。
单身四对舞会是当时最高档次的社交聚会——女孩子能参加这个舞会，是对她社会地位的一种保障。
五百个女孩子中只有四十九人能够幸运地受到邀请。
这个盛大、隆重的舞会按惯例将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抒情大剧院举行。
夹杂着兴奋、担忧、沮丧的复杂心理，沃利斯心情亢奋难以入睡，心中只徘徊着一个问题：她会是那49个幸运儿中的一个吗
终于，决定命运的早晨来到了，她急忙撕开信封。
那里面有那张无比珍贵的请柬
她眼下要做的全部事情是设法置办服装、请一位家庭成员作陪伴、准备服饰上的装饰花。
沃利斯只有用甜言蜜语去打动所罗门大舅舅，说服他最大限度地支持她。
最终舅舅给了她20美元——这至少足够买30件衣服，真是难以想象的一大笔钱。
沃利斯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定做一件礼服，只有一件。
这是一件白色缎子晚礼服，和著名交际舞蹈家埃琳·卡斯尔身穿的在巴黎缝制的沃思女礼服一模一样。
她又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学习一步舞和刚刚兴起的探戈舞。
她还大大提升了她的华尔兹舞技。
舞会上，沃利斯连续几个小时一刻不停地跳着舞，差点跳断了腿。
每当一个新舞伴过来，她都把全部的关注集中在对方，从不谈论她自己。
于是，年轻人会一次又一次回到她身边。
尽管在那天的女孩子当中，她可能属于最不漂亮的一个，但是她聪明、有魅力，她很清楚这一点。
初遇王子 25岁，初见偶像威尔士王子 自从那个美妙而又让人感到荣耀的夜晚之后，沃利斯开始把自己看作女人。
沃利斯真是个男人迷：她甚至不怕会被人家说三道四，开始了她一系列令人费解又眼花缭乱的浪漫情史。
1914年1月，她随表姐到新组建的海军航空中心基地散心，邂逅了英俊的军官厄尔·温菲尔德·斯潘塞，这个人成了她的第一任丈夫。
1920年4月7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威尔士王子与表兄路易斯·蒙巴顿在乘名望号巡洋舰去澳大利亚途中来到圣地亚哥。
年轻的王子纤瘦、矮小、一头的金发，显得迷人又随和，很快便征服了整个圣地亚哥。
下午2点30分，他与蒙巴顿来到海边，和战场上归来的退伍老兵们握手，然后在礼堂内向大约2.5万人发表了演说。
沃利斯一定对没有被邀请出席在新墨西哥号战舰甲板上为欢迎王子举行的盛大午宴，以及随后在阿鲁斯图克号和皇家海军舰艇名望号上接受王子的接见之事而愤懑不平。
很可能是温菲尔德的酗酒和不检点的行为以及与上司的冲突最终带来了这个严酷的社交惩罚。
那天晚上沃利斯和温菲尔德一起出席在科罗纳多饭店的市长舞会。
可是她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打击，晚宴的来宾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
沃利斯只是远远地看见身穿皇家海军夏季白色制服的王子与数不清的人握手。
王子很早就离开了。
虽然沃利斯见到她少女时代的偶像时一定非常激动，但是这段令人兴奋的经历立即被婚姻的阴影所吞噬。
初婚不幸，她放纵自己 5月份，艾丽斯来看望沃利斯，发现她很伤心。
温菲尔德几乎彻夜不归，偶尔在家时，不是拍桌子就是砸家具。
他说他打算回佛罗里达，他爱上了那儿的一个姑娘。
转眼到了1921年的春天，沃利斯和温菲尔德搬进了加利福尼亚大道上的布赖顿酒店公寓。
她很快就后悔作了这个决定。
温菲尔德歇斯底里的喊叫经常在半夜把全酒店的人吵醒。
温菲尔德把她锁进浴室，一关就是几个小时。
他经常烂醉如泥，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染，也许还有男人。
最后，沃利斯只有选择离婚。
不管对蒙塔古家族还是对沃菲尔德家族来说，离婚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丑事。
艾丽斯和贝西姨妈设法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
此后，她的丈夫去中国服役，而中国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显然是个不太合适的地方，这使得她的行为比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更容易被接受。
她又开始频频约见很多老朋友。
在意大利大使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沃利斯向迷人的意大利大使频送秋波，她达到了目的。
随后，沃利斯又开始注意上了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35岁的费利珀·埃斯皮尔。
沃利斯得加紧行动，不能错过任何机会。
她设法让自己受到邀请参加埃斯皮尔也会出席的晚会。
这只丑小鸭拿出当年威灵顿谋划滑铁卢战役的全部勇气和决心开始筹划如何引诱费利珀·埃斯皮尔上床。
用她老一套会奉承的伎俩，沃利斯果然从追逐他的华盛顿社交名媛手中把他俘获过来。
他们的私情成为了华盛顿的一桩头号丑闻。
1926年的圣诞节，沃利斯接受了老朋友玛丽·拉夫雷的邀请，去纽约过圣诞节。
她去纽约的决定导致了一次偶遇，使她变成了辛普森夫人。
曲折经历 “才华横溢”的辛普森夫人用婚姻改变命运 在沃利斯的面前，人生没有捷径。
父亲早逝，只有妈妈的她度过了贫苦而动荡的童年。
她知道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在青春绽放之时，她精心经营，嫁给了海军部的斯潘塞。
运气着实很差的她在婚后发现，她的丈夫不仅是个酒鬼，还与其它女人有染，在军队里放浪不羁，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在尽力弥合之后，她的第一段婚姻仍以离婚收场。
她不再是斯潘塞太太，也不再是一个可以憧憬婚姻改变命运的少女，她又做回了沃利斯，一个离过婚的可怜女人。
在人生的低潮期，沃利斯积极拓宽社交面。
机会又来了，她闯入了一个已婚男人的生活，摇身一变成了中产阶级，被大家称为辛普森夫人。
她的侵略固然是不体面的，但是在英语中“ambition”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进取心，另一个是野心。
沃利斯的野心被唤醒了，她怎么可能满足于做辛普森夫人。
顶着这个身份，借由辛普森的社交关系，她终于来到了王子爱德华的面前。
一个经历过两次婚姻的女人，凭借什么征服了英国最有地位的男人——爱德华八世
论长相，她没有通常意义的美貌。
论身材，她瘦骨嶙峋，那时也不流行骨感美。
更何况爱德华从王子时期开始，就已经被各式情人包围。
王子的情人绝非等闲之辈。
她们美貌娇媚如塞尔玛，个性十足如驾驶飞机的女飞行员贝丽尔，热情痴心如达得利夫人……除了这些没有社交地位的情人，还有一堆身份高贵的公主企盼与国王结成连理。
沃利斯却打败了她们，以她无可比拟的魅力收服了爱德华漂浮不定的心。
她广泛的兴趣使他俩兴味相投；她诙谐的段子和智慧的评论使他刮目相看；她品位不凡的着装让他惊艳不已，再加上她精明的手段最终让国王俯首帖耳，她就这样俘虏了英国未来的国王。
但爱情之外的现实是：一个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是不可能被英国王室所接受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国王毅然放弃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投奔了爱情。
这与其说是一本人物传记，不如说是一本“女性自救书”。
辛普森夫人简直是一个最“才华横溢”的编剧，她把自己的人生撰写得跌宕起伏，常常挽狂澜于即倾，于平淡中见华彩。
至于最终她还是距王位仅一步之遥，调侃地说，她只是一个编剧，结局要由制片人和导演说了算；正襟危坐地说，那就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命中七寸，难求一尺。
”但经历了这样的生命历程，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有国王毕生的爱，她至少也是一个传奇. 王储心血来潮 1931年6月，王储心血来潮，又玩起搁置已久的老把戏，换上便装，一身普通佣工打扮，登上一列便车，只身出外游玩。
火车空空荡荡，偌大一个包厢，除王储外，只有一个单身女人。
那女人金发蓝眼，皓齿厚唇，体态丰盈，秀色可餐。
言谈间风情千种，移步时仪态万方。
王储偷窥良久，怦然心动，不禁打破在女人面前冷若冰霜的冷面郎君习惯，主动与那独身女子攀谈。
二人天南海北闲扯，从伦敦的雾天到大西洋的风，从法国的白兰地到西班牙的古城堡，话越说越多，一发不可收拾。
年届37岁的王储第一次彻底投入，感到身心愉悦的快活。
这个女人来自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也就是促成英王退位奇闻的辛普森夫人。
到这时为止，辛普森夫人仍不知王储的真实身份，仍把这位与她主动攀谈的英国男人当作一个普通劳动者。
列车邂返以后，王储和辛普森夫人一见钟情，成为知交。
两人频频约会，形影不离，双双出没于上流舞场，下等酒吧。
泰晤士河游艇上，维也纳多瑙河岸，意大利比萨斜塔，到处留下王储的开怀笑声和辛普森夫人的莺啼软语。
二人一个风流倜傥，一个绝色倾城，一时成为新闻焦点和人们街头巷议的对象。
有人大谈辛普森夫人被立为英国王妃的可能性，但这一猜测立即被洞悉英国王室继位惯例的人们否定。
辛普森夫人虽有沉鱼落雁之色，浑身上下确实透露出雍荣华贵之气，但她年长王储好几岁，有过婚史，出身于贫贱人家。
不仅如此，辛普森夫人还是美国公民。
一向高傲无比的英国人绝不会接受一个已婚的美国妇女为自己国家未来的王后。
这有损于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
王储钟情于辛普森夫人大概是逢场作戏，一场闹剧而已。
对她的评价 辛普森夫人，美国人，原名沃丽斯 沃菲尔德，平民家庭，早年丧父，受过很好的中等教育，无力读大学。
第一次嫁给一个军人，第二次嫁给商人辛普森先生，随后移居英国。
谜一样的沃丽斯，用了什么招数，竟然偷走了英国国王的心
沃丽斯具有美国人的独立精神，意志坚强，幽默乐观，见解独特，同时也很有女人味。
她不漂亮，但体态轻盈，优雅高贵，有教养。
她布置的家舒适得令人叫绝；她张罗的美式晚宴会赢得国王的赞赏；她能让这个疲惫孤独的男人，说出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心里话。
就像懂自己的心思一样，她懂得这个男人的每一个用词和字眼……亲王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见过
脸蛋儿早晚都会衰老的。
他接受的是她整个的人和这个人所创立的一整套有情趣的生活方式。
沃丽斯住宅中那张喝鸡尾酒的小桌，亲王就非常感兴趣。
桌子和酒--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富足的生活方式。
亲王体验的却是同样属于生活本质的、同样需要珍视的温馨、舒缓、诚挚、从容，一个可以让流浪的心灵停下来落落脚的地方。
亲王眼中的沃丽斯是个神秘、新奇、捉摸不透的女人。
她当然会有她的太阳背面。
不过，好也罢，坏也罢，爱情并不怎么讲道理。
她能让亲王只对她一人说：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永不后悔。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遍，我还选择你--作为女人，这已经足够了。
你还想让她怎么样呢
[编辑本段]历史上最动人的爱情史 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共有6个孩子，威尔士亲王是长子，继承王位后为爱德华八世，被迫放弃王位后被封温莎公爵，辛普森夫人则一直称他大卫。
威尔士亲王就读于皇家海军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掷弹兵卫队服役。
这位“受人欢迎的亲王”，还是一个风度翩翩、富有人情味的绅士。
他有一张文弱年轻的面孔，眸子忧郁深邃，高鼻梁，一头金发。
这样的外貌，加之皇室无上的尊贵，他成了女人心中梦一样的人物。
22岁那年，亲王与公爵的女儿罗丝玛丽一见钟情，但被国王夫妇强行拆散，王室根本不能接受自由恋爱。
王室为他从欧洲各国王室物色了18位妙龄公主，也惨遭亲王拒绝。
亲王完全按照自己的口味，自由地和一些女人交往着，其中长久保持亲密关系的就有两位。
英国王室一直关注着亲王的举动。
亲王当然不会知道，他的不受干扰的热恋只有5年。
而后，爱情将“演变成一个可怕的结局。
”这一点却被老国王乔治五世预见到了。
老国王说：我死后，这个孩子不出12个月就会毁掉自己。
1936年真算得上是英国的灾年。
1月28日，乔治五世去世，亲王继承王位。
即位典礼后，新国王就对辛普森夫人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感情。
然后笑笑，走了。
5 月，沃丽斯开始办理离婚手续。
8 月，新国王带着心爱的女人去地中海度假，起初一切都非常美好。
在南斯拉夫的马夏，当地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围着国王和沃丽斯欢呼。
在阿尔巴尼亚小渔港的夜晚，沉积的高山突然燃起火炬阵，成千上万的农民用火把和歌声欢迎国王。
国王开玩笑地说，这全是为了沃丽斯，因为他们知道国王爱上了她……不过很快，快乐退潮，美国各大报连篇累牍惊爆英国国王恋情，消息像病毒一样反馈到英伦三岛。
11月，国王正式通知俗称“约翰牛”的首相鲍尔温，要与沃丽斯结婚。
鲍尔温则以内阁总辞职的执政危机率部向国王发难。
英国媒体也将披露丑闻。
王室因此蒙羞。
他们为国王划定一条路线：辛普森夫人必须立刻离开英国。
后来变成两条：或者女人离开；或者国王逊位。
12月11日，国王发表了告别广播讲话，宣布为了能和心爱的女人结婚，他将放弃王位。
温莎公爵只做了325天国王，连加冕典礼都没来得及举行，就为爱情逊位了。
爱情风暴引发政治风暴 国王准备和沃丽斯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家就被包围了，陌生人在记录她们的行踪，恐吓信批评信纷纷寄来，有人准备刺杀她。
沃丽斯转移到贝尔凡得宫，又被迫前往法国。
除了三俩朋友，留在英国的国王几乎在单枪匹马地作战。
有朋友劝大卫接受妥协方案，接受无名义婚姻，可以结婚，但妻子不享受丈夫的地位头衔。
大卫决定后退一步，接受屈辱。
鲍尔温可不想放过国王，他坚决反对，连国王准备将这种婚姻问题提交国会办理立法程序的要求也一并拒绝--这便是有名的“严重的宪法争执”--国王与内阁彻底决裂。
国王向王后和三个弟弟求援。
王后认为，不能认同这桩有损王室尊严的婚事，坚决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拒不授予沃丽斯“公爵夫人殿下”的头衔。
国王表示，婚事不成宁可退位。
王后说，你不当国王，你弟弟会当得很好 --王室残酷地对自己的儿子关上了大门。
民众一片惊愕。
整个帝国的女人都把沃丽斯看成是偷走国王的坏女人--民众背叛了国王。
舆论界更是狂喜地大兴风浪，说沃丽斯心术不正、玩弄阴谋诡计，冷酷无情……对他们来说，无所谓背不背叛，正义首先让位于利益。
只有萧伯纳、丘吉尔、毕维布罗克寥寥几位最智慧、最优秀的人物支持国王。
丘吉尔在众议院、毕维布罗克在舆论界根据宪法为国王争辩……丘吉尔说，国王想娶他心爱的女人为妻，有什么不可以呢
大卫为英国尽忠25年，侨居法国后，没有一天不思念祖国。
他的祖国在他死后才再度接纳他，将他安葬在温莎堡的王室墓地。
沃丽斯死后与公爵合葬，但这只表明王室有限度地和解，墓碑上仍然刻着“温莎公爵夫人沃丽斯”的字样，还是不称“殿下”。
如何简述奥尔夫的幼儿音乐教育观
·奥尔夫1895－1982）是德国的作曲家和音乐家。
不仅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卡尔米那·布拉那》、《聪明人》等在东西方各国经常上演，他的音乐教育体系也广泛流传五大洲，其基本教材《学校音乐段材》五卷已被译成约二十种不同的文字，尤其按他的构思创制或改制的“奥尔夫乐器”（有固定者高的旋律打击乐器和无固定着高的节奏打击乐器）也被世界各国中小学和幼儿园广泛采用。
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形政和发展，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早在二十年代，奥尔夫已痛感传统音乐教学的弊病，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革。
1924年起，他与友人舞蹈家军特在慕尼黑创建了一所“军特体操-音乐-舞蹈学校”，使音乐与动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去教与学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尔夫更把重点对象转为儿童，通过广播、电视括放儿童音乐教学实况，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63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建立了“奥尔夫学院”，作为世界性的奥尔夫音乐教育国际中心。
它每年为来自五大洲各国的几百名学员传授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从而使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日益广泛的推广。
奥尔夫说过：“我写这个教材，是为了表明一种观念，所以，关系到世界的不是这部《学校音乐教材》，而是这个观念本身。
” 这就说明：要了解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首先必需了解他的基本思想观念，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和掌握他具体的教学法，使用他具体的教学内容。
奥尔夫有一次把他这部《学校音乐教材》称之为“一部意味着音乐教育革命的作品”，但又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元素性的音乐教育的观念，并不新，我只是注定地、有幸地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说出这些古老的、不朽的观念，并致力于实现它。
” --什么是“老”，什么是“新”呢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
”人类对自己的感受、情绪、思想、意识，有一种本能的表现欲望，这表现，与其说是人为地去表现，不如说是自然地流露。
《乐记》中写道：“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
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段话再好也不过地道出了音乐的本质和本源。
人类的这种原本的习性，是共通的，从远古人类形成以来就存在。
所以，这样的习性和人类一样古老。
奥尔夫的音乐教育观念，就是要从这个古老的源头出发，去革新音乐教育：主要不是致力于教会学生学什么，而是启迫、发掘学生（特别是儿童）生而具有的这种习性，通过游戏式、即兴性地奏乐本身，通过自然地、音乐地表露自己的感受、情感，通过语言、动作、表演和音乐的全面有机结合，通过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去学会音乐、掌握音乐。
这样的观念实质上是古老的，但对于千百年来背离了音乐的本源和本质的许多音乐教育（包括教学法）却又是新的，“意味着音乐教育革命的。
”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最真实地保持着这种音乐、舞蹈习性，并能按此付诸音乐、舞蹈实践的，一是原始民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二是儿童。
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或较少）受到历史的、社会的、环境的、现代文明的、现代观念的影响，没有陷入音乐的消费主义和竞技主义的泥潭，因此，音乐舞蹈对他们说来，首要的不是表演，不是艺术，而是自我的流露、相互的交流，是生活的必需，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是，千百年来许多音乐教育，往往不重视、不研究他们和音乐、舞蹈的关系，不从中汲取启示，相反却致力于改造他们，有或无意识地扭曲、或甚至抹煞他们的本性，使他们逐渐丧失这原本的、最可贵的东西。
试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具有几千年高度文明的汉族，如今在能歌善舞方面却远远不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
为什么我们汉族的成年人大多数不能闻歌起舞，不习惯于当众拉开嗓子就唱，手舞足蹈地跳，这就是千百年来错误的观念和习惯（包括封建思想），扭曲、扼杀了我们音乐、舞蹈的本能。
即使接受正规舞蹈音乐教育，往往也不是从原本自然的流露出发，而以技能、技艺为主要着眼点，以表演为主要目的。
奥尔夫音乐教育不是不要知识、技能和表演，但它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理性地传授知识、技能，而在于自然地、直接地诉诸于感性，在感性的直接带动下，在奏乐的具体过程中，学会知识、掌握技能。
奥尔夫说：“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完全没有音乐感的儿童是罕见的，几乎每一个儿童从某一点上都是可以去打动的，可以去促进的。
教育上的无能出于无知，经常在这方面堵塞源泉、压制才能并造成其它的不良恶果。
”正是这些观念促使奥尔夫把儿童作为音乐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和起点，把学校当作音乐教育改革的主要场所和机构。
奥尔夫一直强调：进行儿童音乐教育，应当从“元索性的”音乐教育人手。
在奥尔夫之前的音乐理论家、教育家，已采用过“元素性”这个名词。
奥尔夫重新采用过，并赋予了新的含义。
他说“元素性的音乐决不是单独的音乐，它只是和动作、舞蹈、语言紧密结合一起的；他是一种人们必需自己参与的音乐，即：人们不是作为听众，而是作为演奏者参与其间。
它是先于智力的……接近土壤的、自然的、机体的、能为每个人学会和体验的，适应儿童的。
”元素性的音乐是综合性的；元素性也体现于各个具体的方面：它是由元素性的节奏、元素性的动作--舞蹈、元素注的词曲关系、元素性的作曲法（包括由式、和声、配器等各方面）构成的，并且使用的也是元索性乐器--奥尔夫乐器，一种以节奏为主，并比较容易学会的原始乐器，和机体接近的乐器。
但是，这种乐器不论是有或无固定音高的，都有糟确的发音，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
演奏起来没有技术负担而束缚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
应用这种乐器便于学生（哪伯是两三岁的幼儿）自已动手去奏乐，“即：通过即兴演奏并设计自己的音乐，以达到学生的主动性。
”--什么是元素性的节奏和动作呢
它基于人的呼吸、心脏跳动的基本节拍--节奏，基于呼唤、说话和行走的自然音调和生活动作的基本节奏和动作。
这种节奏和动作决不是简陋的、单调的、呆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自由灵活而生动的，正如奥尔夫所说：它们不象艺术作品中那样固定不变，不能增减，而是“节奏、音响和旋律的、富于音乐性的基本素材，这些可以一再地加以新的塑造和形成。
但是必需要以质量感和形式感来应用这些素材，而不容许拙劣地操作和人工造作地生产。
”正是这些因素和要求，构成了元素性的音乐自然注和艺术性统一的本质。
而且，元素性的音乐教育不仅是音乐艺术作为一门学科的墓础教育（包括音乐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教育），也可以说是人的整个身心的一种基础教育。
奥尔夫指出：“元素性的音乐、词和动作。
演奏--心灵力量所兴起并发展的一切，构成心灵的饱含腐殖质的沃土，没有这种腐殖质，我们将走向心灵的荒芜……如果由于片面的侵蚀而丧失了自然界的平衡，就会出现荒芜。
同样地，我想再说一遍：如果人疏远了元素性的东西，丧失了他的平衡，就会走向心灵的荒芜。
正如要有自然界的腐殖质，才有可能使万物生长一样，靠元素性的音乐方能发挥出儿童身上的力量，这否则是无法发挥的。
所以应当强调指出：在小学里安排元素性的音乐，不是一项外加物，而是一项基本的、奠基性的项目。
这决非完全是音乐教育的事，而是有关人的培养的事（音乐教育可以，但不一定取得成效）……。
”综上所述，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基本思想原则：1、以自然的本性为出发点；2、诉诸感性；3、发挥即兴性、幻想性和创造性；4、必须自己动手（脚）去唱、奏、演、跳；5、也要求学生自己设计音乐（包括伴奏、合奏的安排和创作）；6、从朗颂人手；7、以节奏为基础；8、重视体感（结合动作）；9、强调兴趣……至于教学中具体地贯彻这些原则，即：应用怎样的方式方法和怎样的教材、步骤进行，那还有待于大量的科学实验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从这个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经过实践考验的教材。
在这些方面，奥尔夫和他的合作者凯特曼（1905-）以及奥尔夫学说的教师们和各国出色的奥尔夫音乐教师们，均已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值得我们广泛、深人地学习、参考考和应用。
不过，任何音乐教学法都不能单纯地由一系列“处方”所构成。
一切教学法的“处方”，都是在教育思想和原则的支配下产生的。
单凭说成的“处方”医不好所有人的病，更别说疑难杂症；固定不变的“处方”甚至还能吃死人呢
不论在我国或其它国家；对于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或多或少都存在或存在过一些误解、曲解或片面的理解，例如有人“瞎子摸象”式地误认为：奥尔夫音乐教育不过是要孩子拍拍掌、跺跺脚”，只知道节奏训练，属于“小儿科”、“只局限于启蒙教学”等等。
在我国，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它是“舶来品”，“洋货”，会“不利于我们的民族化”。
殊不知奥尔夫历来主张必需从此时此地出发，必须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语言（甚至本地区方言）、音调，强调应当主要以当地的童谣、民歌为基本根据。
到目前为止，不论在日本、加纳或法国等等，各个洲、各个国家都同时有两部平行的教材：一部是奥尔夫--凯特曼编的《学校音乐教材》五卷，另一部是本国人用本民族的语言、音调、童谣民歌编成的《奥尔夫学校音乐教材某某国版》，甚定除了奥尔夫乐器外，同时还采用了本民族、民间的乐器方。
由此可见：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不存在“民族化”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以民族化为前提的。
1980年冬，我赴德国访问了奥尔夫本人。
返国后在上海、成都、昆明、贵州、广州、西安等地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并翻译了他的《学校音乐教材》第一卷和凯特曼编的《节奏练习》，也写了一些介绍性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有些音乐教师初步尝试把奥尔夫体系中的部分节奏训练用于自己的教学，效果良好。
1982—1984年间，我再度访欧，访问了奥尔夫学院和意、法、比的奥尔夫中心，以及一些专门的学校。
返国后作了进一步介绍，并在上海、杭州等地办了短期的奥尔夫音乐教育讲习班。
1985年四至七月，我们还邀请了西柏林奥尔夫小学音乐教师施奈德夫人，在广州、南京、上海为本地以及为全国各省市来沪的教师共办了八期讲习班。
这些活动有助于奥尔夫音乐教育在我国推广，许多学员已将所学的用于教学实践，有些学员学习后，自己也在本地或更深入到区、县里去办班，有些还由省、市组织拍了录相去各地放。
上海、广州、杭州等地还由中、小学音乐教师组成奥尔夫教学专门研究小组，定期活动，并在教学中贯彻，还编写了一些新的教材。
月前，部分奥尔夫乐器（木琴、钟琴、音块等）在我国已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奥尔夫--凯特曼编的各种教材已即将复印。
通过这些，也将有助于奥尔夫教育体系在我国进一步被理解和被使用。
1985年7－8月，我参加了奥尔夫学院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次有来自五大洲各国共四百余人参加，会议总的题目是“奥尔夫音乐教育在明日的世界”。
这次会议使我进一步深信，奥尔夫音乐教育正如奥尔夫所讲过的，将“随着时代并通过时代而演变”，因此，它在今日、明日的中国，也将象它在昨日、今日和明日的世界一样，以又一种新的面貌出
《水浒传》选其中五个人物，写5篇人物分析，不少于600字
幼儿论文题目中，谈幼儿教育方法和技巧类的题目比较好写些，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教育幼儿的方法，只不过这些方法过于经验化，你需要去寻找前人已经提出的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支撑你的论点和方法理论，如果不知道怎么写，你搜下：普刊学术中心，上面很多学术论文写作技巧类文章，对你写作思路会有很大扩宽，对写作能力有会有很大提高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