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400字左右的读后感（六年级水平）
[觉醒读后感]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发生，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类精神觉醒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觉醒读后感。
对于哲学、思想、学术和文化，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未有统一的标准。
看过刘家和的《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一文深有感触，他似乎将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加以概括，升华出了深刻的主题。
刘家和用三个部分系统论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对古代人类觉醒的内涵的理解；第二部分是综合地分析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的那次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的条件；第三部分则是具体地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
通读全文，我们就会对对其观点有一定的思考与不同程度的认同。
关于 人类精神觉醒的概念，刘家和指出是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
可能很多人会将精神觉醒仅限于觉醒的层面，即简单地认为是人类的反省、反思、思考，或者说是一般的认识，至于对反省、反思、思考及认识的内容就不会太关注，也不可能思考的太深入，更不会考虑到这种反省及认识的层次感，当然也就对觉醒的内容的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因而，刘家和用三个层次的反省使我们认清了这一概念。
首先，要反省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也就是人能将自己从自然界中辨认出来；其次，要反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也就是人要认清自身的内部结构；再次，要反省人的本质或人性问题，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
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实现前两个层次的反省，才能最终达到精神觉醒的层次——对人性问题的反省与自觉。
这就体现出一种哲学倾向，也正如文章开头作者提到的：在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首次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人类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其精神的潜力遂得以充分展开。
可见，作者肯定哲学在人类精神觉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哲学的相关概念也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智慧性因而也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规律的认识发展的历史。
正如列宁所说：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哲学笔记》）诚然，这也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首先表现出的一个特征，即涌现出众多的先哲。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注意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在伊朗，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提出了一种挑战性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和人世的生活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希腊也贤者如云，有诗人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
这些名字标志着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了。
哲学家首先出现在世界上，他们象征着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最根本的源泉，人以自己内在的世界来抗拒整个外在世界，借此他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
出现了先哲，有了哲学，人类精神觉醒便开始了。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刘家和还通过分析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条件，界定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具体时间，即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再具体点提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的出现。
这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
刘家和和雅斯贝斯都认为：原始时代无精神觉醒。
刘家和用两例来证明：一是，原始的图腾制度，它使人类把非人类的异物视为自己的同类，这说明人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二是，原始的社会组织——部落，它使人类把本为同类的其他人视为异物，这又说明人对自己的内部结构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这两方面恰恰对应人类实现精神觉醒的前两个层次，既然前两个层次都没有实现，如何能达到人类的精神觉醒呢
作者同样又认为：文明早期无精神觉醒。
文明时代虽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等，而恰恰这些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这一时期，生产虽有发展，但却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遂兴起了，却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国家亦产生了，但早期国家发展并不充分，血缘与地缘组织仍然并存，国家还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文字出现了，却没有关于人类对自身反省的记载。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原始时代（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早期人类并没有出现精神觉醒。
正因为史前时代与文明早期不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人类精神觉醒的条件。
刘家和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古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条件有三：其一，这一时期铁器广泛使用，经济空前发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其二，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血缘关系削弱或解体的过程，血缘组织的解体，使人们得到难得的自由，从而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其三，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曾有过小邦林立的状态，邦与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争霸战争频繁不断，读后感《觉醒读后感》。
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赢得战争，各国都会不择手段，重用一切人才，当然也给了广大知识分子以难得的机会，因而相当于古代哲学家的人士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各种矛盾，人们不得不注重精神上的思考，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就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标志。
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它只涉及少数区域。
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支独特的历史分叉过程。
（同上）通过总结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三个古文明的共同条件，我们也清楚了为何人类精神觉醒偏偏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这些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其他时间却没有发生。
（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皆因条件不具备，且深受传统所限而与精神觉醒无缘。
）最后刘家和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分别加以论述。
在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研究上，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则形成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中，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仁同一起来；在人性问题上，古印度将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希腊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动物，而古中国则将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
从这一部分的比较中，我们对三种古文明的精神觉醒的不同特点一目了然。
对于异地同时发生的这次突破现象，特点却迥然各异，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作者的分析阐述，也使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特点，从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点，那就是古代人类觉醒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在印度尤其重视宗教，不仅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在人与人关系上、人性问题上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子，因此古印度的这种精神觉醒造成的正是它的宗教性文化特征。
同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
（《哲学史讲演录》）后世的欧洲文化都是在希腊古典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精神觉醒形成的正是那种科学严谨的欧洲文化；而中国则依然继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文伦理传统思想，处处彰显中国特色的儒家人文文化特色。
《信仰与觉醒》读后感在《信仰与觉醒》一书中把康德列在黑格尔之后，这在中外学者中并不少见。
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康德摆到了黑格尔之上的位置。
在反形而上学的氛围中，这是很自然的。
但我却不是太赞同这种做法。
尤其当谈到信仰时，我认为黑格尔还是应当摆到康德之后，后面可以再加一个波兰尼。
康德说，我限制知识，为的是给信仰留下地盘。
但他把知识限制得太过了，以至于只把自然科学作为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全部作为准科学或次科学。
新康德主义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截然二分，就是这种做法的延续。
如果说近代经验主义（经验论）把物理学作为知识的典范，理性主义（唯理论）把数学作为知识的典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是把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尽管当时作为典范被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还不存在。
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贡献，恰恰在于像康德为自然科学划定范围那样，为人文社会科学划定了范围。
信仰与知识的界限，由此才获得了充分的含义。
也就是说，信仰与知识的差别，不仅是信仰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且是信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实际上是由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造成的。
当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必然会被从属于自然科学，而当劳动起而反对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也会起而反对自然科学。
当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消除之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也将消失，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同一门科学。
按照波兰尼的看法，不管能否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都应当消除。
至于信仰与知识的对立，在波兰尼看来也应当消除，因为任何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
这样，波兰尼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黑格尔。
黑格尔把宗教和艺术都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方面，这表明，他混淆了知识与信仰的界限，实际上把信仰当成了最高的知识类型，而知识当成了信仰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实证主义者把经过狭隘理解的自然科学作为知识范式，并以此批判黑格尔，更加大错特错。
相比之下，马克思划分生活与意识，认为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然后把科学作为意识的升华形态，强调科学与生活的统一，这种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
黄慧珍认为，马克思过分抬高了醒的作用，忽视了觉的作用。
这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终结论意味着，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之后的社会称为人类社会）作为醒的状态，与它之前的阶段（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作为觉的状态，两者之间有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
而过程论则意味着，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之间，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马克思一生既有终结论观点，也有过程论观点，但早期终结论色彩较浓，后期过程论色彩较浓。
表现在觉、醒关系上，马克思早年认为人可以完全进入醒的状态，后期则认为觉的状态会永远存在。
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中，马克思早期倾向于人类可以超越必然王国，晚年则倾向于必然王国永远存在。
马克思去世以后，马克思观点中的两种倾向分离开来，各自得到了片面发展。
这种分离和片面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由此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批判。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回到马克思，而且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进行批判，表现在信仰问题上，是重新划分绝对知识与绝对信仰的界限。
就我本人的观点而论，我认为共产主义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成立的，终结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信仰，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知识。
只有过程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能成为知识。
〔觉醒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急~~
作文 成功来自什么 和——给我的启示 600字 （注：初三作文 请写记叙文） 谢啦
【翻译式，字巨卿，山阳（今山东金乡县）人。
一名范汜。
他和汝南劭是朋友劭字元伯，两人同时在太学（朝廷最高学府）学习。
后来范式要回到乡里，他对张劭说：“二年后我还回来，将经过你家拜见你父母，见见小孩。
”于是两人约定日期。
后来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张劭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等待范式。
张劭的母亲说：“分别了两年，虽然约定了日期，但是远隔千里，你怎么就确信无疑呢
”张劭说：“范式是个守信的人，肯定不会违约。
”母亲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你酿酒。
”到了约定的日期范式果然到了。
拜见张劭的母亲，范、张二人对饮，尽欢之后才告别而去。
后来张劭得了病，非常严重，同郡人郅君章、殷子征日夜探视他。
张劭临终时，叹息说：“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我的生死之交。
”殷子征说：“我和郅君章，都尽心和你交友，如果我们称不得上是你的生死之交，谁还能算的上
”张劭说：“你们两人，是我的生之交；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的死之交。
”张劭不久就病死了。
范式忽然梦见了张劭，带着黑色的帽子，穿着袍子，仓促的叫他：“巨卿,我在某天死去，在某天埋葬，永远回到黄泉之下。
你没有忘记我，怎么能不来
”范式恍然睡醒，悲叹落泪，于是穿着丧友的丧服，去赶张劭埋葬的那天，骑着马赶去。
还没有到达那边已经发丧了。
到了坟穴，将要落下棺材，但是灵柩不肯进去。
张劭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张劭啊，难道你还有愿望
”于是停下来埋葬。
没一会，就看见白车白马，号哭而来。
张劭的母亲看到说：“这一定是范巨卿。
”范式到了之后，吊唁说：“走了元伯，死生异路，从此永别。
”参加葬礼的上千人，都为之落泪。
范式亲自拉着牵引灵柩的大绳，灵柩于是才前进了。
范式于是住在坟墓旁便，为他种植了坟树，然后才离开。
请采纳
村上春树的文字有多好看
村上春树（1949－ ），日本小说家。
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就读。
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问世后，即被搬上了银幕。
随后，他的优秀作品、、等相继发表。
他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于庸俗浅薄。
尤其是在刻画人的孤独无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写成负的东西，而是通过内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以此来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模式或生命的体验。
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四种美 “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
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
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在中国 在中国，村上春树的影响如晨雾或暮霭一样，弥散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飘忽不定，却又似乎无所不在。
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中提到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毫无疑问，的被广泛阅读促进了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以至对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村上春树的代表作（以下简称）1989年由漓江出版社刊行，至2000年连同“村上春树精品集”中的另外四本（、、、中短篇集）至少刊行了50万册，其中30万册。
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同年2月推出《挪》“全译本”，至今年4月村上新作中译本面世，4年半时间里累计刊行29种，不仅将村上的小说几乎一网打尽，还旁及部分随笔。
《挪》已印行22次，愈百万册，基本每两三个月便增印5万册。
2003年4月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亦表现不俗，已印行5次，印数26万余册。
近年来，这两本书基本在畅销书前十位之内或前十五位左右。
今年4月出版的《天黑以后》（AfterDark）发行一个月后即加印2万册，达6万册。
如此粗算之下，村上作品近4年多的印数已逾200万册。
加上漓江时代的50万册，15年来村上作品仅有数可查的正版便刊行了280万册左右，此数字大约已超过新时期出版所有日本文学作品的总和。
这在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图书平均印数不足一万册的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性印数。
以致村上春树和他的《挪》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看不看村上甚至成了“小资”资格证明的一个硬指标。
法国人对村上“不感冒” 在国际上，村上已不动声色地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
截至去年，他的作品已经被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译成或即将译成外文出版，这在日本以至亚洲当代作家中大概独一无二的。
在美国，村上小说已有8种译成英文。
作品奇异的想像力和现代人的疏离感为他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群，其声誉甚至不亚于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德国，自1991年出版《寻羊冒险记》德译本以来，村上作品已行销100多万册这主要归功于他以充满惊奇和意外转折的侦探小说手法对内心世界进行的探寻和营造，同时使他获得了“日本的卡夫卡”之誉。
在英国出版界，虽翻译小说仅占6%左右，但10年来也已出版了10种村上小说。
其字里行间充满的温情、美感和某种迷失感育出了英国的村上迷，有的媒体盛赞村上是“世界文学的原声”。
法国人对村上小说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尽管其主要作品都已译出，但读过的仅有两三万人。
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读者对村上没有新鲜感，觉得其手法像极了欧美作家。
不管怎说，真正形成大众性村上阅读热潮的还是东亚。
除了日本，主要是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和韩国。
较之西方文学（或对于西方读者），村上作品多了东方式感伤、优雅、委婉的情境和扑迷离阴阳交错的神秘色彩；较之东方文学或对于东亚读者），村上作品多了明显带有西方文学痕迹的行文风格和西化的道具和视角。
同时，其自我异化式“村上流新个人主义”及其温馨微妙的心灵救赎意味也是吸引东亚读者的重要元素。
王小波曾经和他的哥哥谈起过：人一生的追求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追求的是力，也就是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比如那些政客、商贾、科学家；另一类追求的则是美，它是一种细腻的情绪，就像大海抚慰人的心灵。
提起村上春树，大凡读过他的人都可以谈起许许多多。
其中最具魅力的，我觉得不妨根据王小波这段话概括成具有能够给人的心灵以抚慰的细腻的文学之美。
记得前年在东京同上见面时，他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读者看我的书的过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
那个世界无疑是以文学之美构成的。
那么具体说来是由哪些美的要素构成的呢
我想是否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即文字之美、孤独之美、隐喻之美、深刻之美 文字之美 多数人是因为文字之美才喜欢村上作品的。
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艺术，离开了文字之美，也就无所谓文学。
这里所说的文字之美当然不仅仅指优美、华美、“美辞丽句”等通常意义上的美，而主要指文本的独特性。
文本的独特性是文学最可宝贵的品格。
而文本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亦即行文（文体）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说白了，就是说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大而言之，相对于中文，日文在整体上显然有其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独特性。
黏黏糊糊絮絮叨叨啰啰嗦嗦藕断丝连拖泥带水，看中译本也一眼即能看出是从日文而非英文、俄文翻译过来的小说。
正因如此，村上才下决心将贴裹在日语周身的“各种赘物冲洗干净……使其一丝不挂”。
这“一丝不挂”，说起来似乎有点骇人听闻甚至不无色情味道，其实就是黏黏糊糊啰啰嗦嗦的反义词——干净、利落、洗炼、自然、清爽雅淡、玲珑剔透。
一位读者来信说，读村上的作品“仿佛在一片明净的沙滩上散步，看远处一片碧水青天，爽呆了
”。
另一位读者说读他的作品“是一种快乐，将生活的每寸空余填满的快乐”。
更多的读者引用《挪》中主人公“我”阅读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时的感想，“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
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
”可以说，这样的阅读感受惟有文字之美才能给予，只有通过细腻的文字之美才能获得。
那么，为什么中国读者对文字之美如此敏感如此情有独钟呢
我粗略看过日本读者和欧美读者的反响。
日本读者诚然中意其“文体”的美妙，但反响没这么热烈；欧美则主要为作品的“奇异的想像力和现代人的疏离感”及“侦探小说手法”等所吸引，几乎未提及文字之美。
相比之下，中国读者对这点差不多达到了一见倾心的程度。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人是诗国子民的遗老遗少，或者说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嫡系或非嫡系后代。
我不是语言学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总觉得汉语言大概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之一——尽管理论上任何语种都可以等值交换——至少是最讲究装饰美的语种，如平仄、对仗等应该是只有汉语才具有、才胜任的。
虽说现代人忙了浮躁了，没有那份背着酒壶倒骑毛驴吟风弄月的时间和雅兴了，但这样的文化基因毕竟还留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对文字之美词章之美依然格外敏感和心仪。
文学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词章之乐。
那的确是惟独汉字这个古老媒体所能传达的妙不可言的乐趣。
可以说，那是上天对操汉语言之人的特殊恩典。
然而如今讲究文字之美词章之美的文章少了——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惟其少，也就格外渴求。
遗憾的是，中国当今文坛上这样的美文这样的作品似乎供不应求。
试想——也许我孤陋寡闻——除了少数几位的文字，还有多少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字之美、文学之美的名篇佳构呢
更不用说鲁迅、钱钟书笔下那样风格独具的神来之笔了。
举个例子，前些日子我在一家颇有名的散文选刊上，赫然读到“美丽而漂亮的女孩”之句。
惊诧莫名之余，又深感庆幸：还好，总算没说成“美丽而漂亮的男孩”。
不知可否断言，我们得天独厚的宝贝汉语正在低俗化、粗鄙化、猥琐化、打情骂俏化
而具有细腻的文字之美文学之美的村上作品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文学审美需求。
孤独之美 孤独，一如爱情与死亡，是文人尤其诗人笔下一个永恒的主题。
村上春树笔下的是怎样一种孤独呢
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了她的感觉：“（我）喝着咖啡，拌着夜色，一页页细细品读。
那时还是夏天，凉凉的晚风透过纱窗，舞起窗帘，吹散啡杯上袅袅的雾气……我的感觉好极了。
细腻的笔触，孤独的生活，似乎就像写我自己。
”是的，村上笔下的孤独是每个人都有的孤独，读起来就像写自己，因而是一无所不在的普通人的孤独。
而且给人的“感觉好了”，是一种很优雅的孤独，很美的孤独。
孤独者大多懒洋洋坐在若明若暗的酒吧里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半看不看地看着墙上名画仿制品半听不听地听着老式音箱里流淌的爵士乐，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自暴自弃从不找人倾诉。
一句话，与其说是在忍耐孤独打发孤独，莫如说是在经营孤独、享受孤独、守望孤独、回孤独。
这也是所谓小资们最欣赏的经典场景、经典氛围、经典情调 不过，村上的孤独并不仅仅出自小市民式的廉价的感伤主义，不单单是对个人心境涟漪的反复咀嚼。
更多的是源于对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以及社会体制、自身处境的批判性审视和深层次质疑。
这样的审视和质疑促使不断地追忆、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寻找。
正如他在2001年以《远游的房间》为题致中国读者的信中所说的：“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
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并不存在。
”那么作为村上在找什么呢
我想他是在找生命的真实和尊严，找主体性的完整和纯净，找灵魂的自由和出口。
然而这些东西注定是很难找到的，“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且听风吟》），结果不得不久久彷徨于心灵的荒原，于是感到孤独，进而感到悲悯和忧伤。
幽幽的孤独、脉脉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是村上作品极有特点的调子。
它如黄昏迷蒙的雾霭，如月下遥远的洞箫，如旷野百合的芬芳，低回缠绵，挥之不去。
这里，孤独不仅不需要慰藉，而且孤独本身即是慰藉。
而这无不令中国读者沉醉和神往，无不引起他们的心灵共振。
因为，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人像个掉队的孩子，正处于不断迷失不断寻找的回环途中。
他们寻找风中的旗帜，面对的却是遍地的残片；他们寻找真诚的笑脸，面对的却是伪善的面孔；他们寻找形而上的价值，面对的却是形而下的金钱；他们寻找纯净的蓝天，面对的却是污秽的水沟。
他们感到的是深深的汹涌的巨大的孤独和忧伤。
觉醒者必然是孤独者，自尊者必然是孤独者，正直者必然是孤独者。
虽然这种时候的他们未必次次玩味孤独之美，但村上毕竟提供了一种排遣孤独的出口和升华孤独的范式，亦即提供了自我呵护的技术，使得他们默默保有自成一统的价值观和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村上春树）。
隐喻之美以及村上对自己作品的解读 村上的文字固然是“一丝不挂”或者“透明”的，而他的故事却层峦叠障扑朔迷离。
这同村上的创作理念有关。
村上认为“小说这东西说到底就是寓言，就使寓言变得富有现实性”。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他更是借大岛之口说得直截了当：“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原话出自歌德）。
其实寓言性也好隐喻也好大体是同一回事，都是一种比喻手法一种象征。
庄子的《逍遥游》，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钱钟书的《围城》，都是我们熟悉的隐喻名作。
就是说隐喻（metaphor）本身并不人陌生，但像村上这样如此大量使用的实不多见。
他的隐喻可以说像他的幽默一样比皆是，的确堪称“日本的卡夫卡”。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这是村上处女作《且听风吟》劈头第一句，进入尾声时引用尼采的话：“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结尾句又是一个比喻：“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这向我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的小说日后将有无数精妙的比喻包括谜一样的隐喻出现。
其随后陆续推出的作品果然如此。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的弹子球机和双胞胎女郎，《寻羊冒险记》中的背部带有星形斑纹的羊和羊士和“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独角兽、夜鬼、“组织”、“工厂”和胃扩张女郎，《挪威的森林》中有气无力的萤火虫和“阿美寮”，《舞
舞
舞
》中的羊男和六具白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反复弹奏的钢琴曲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Star Crossed Lovers），《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人造卫星和摩天轮，《奇鸟行状录》的拧发条鸟和深井和无面人，而《海边的卡夫卡》可以说部小说就是由无数隐喻构筑的巨大迷宫，甚至其本身即是巨大的隐喻。
至于短篇小说中的，更可谓举不胜举。
作为手法，大而言之，是以两条线平行推进的：一表一里，一幽一明，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一阴一阳，一个此侧世界，一个彼侧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灵异世界……虚实相生，阴阳交错，生死一如，真假莫辨，山重水复，云遮雾绕。
小而言之，就是不断地让什么莫名其妙地失踪。
以动物为例，猫失踪了，羊失踪了，连大象也失踪了，有一部短篇索性就叫《象的失踪》。
一头大象从象栏里失踪了，而且是一老年大象，“老态龙钟，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
这还不算，象一条后腿还套着铁环，铁环连着铁链，“铁环和铁链一看就知道牢不可破，大象纵然花一百年时间使出浑身解数也全然奈何不得”。
然而就是这样一头大象突然失踪了。
当局动用了警察、消防队和自卫队外加好几架直升飞机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不用说，若是隔壁家的小花猫或自家养的哈巴狗小白兔什么的失踪倒也罢了，而象在现存动物中大约是仅次于鲸鱼的庞然大物，也就是说乃是最不容易也最不应该失踪的动物，然而它失踪了，消失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综合村上在多种场合透露的信息，不难推断象所隐喻的是温馨平和的精神家园，象的失踪隐喻这样的精神家园可能永远消失。
村上1979年在处女作《且听风吟》中曾期待大象“重返平原”（“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描述这个世界”），而1985年在这篇《象的失踪》里则断定“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从我接得的大量读者来信来看，中国读者主要阅读障碍似乎就在这些隐喻上面。
也许来信的大多是高中生尤其女高中生的关系，而我们传统的语文教育——要求他们归纳主题或中心思想的语文教育又习惯性促使他们急于弄个水落石出。
也不仅仅高中生们，大学生们也有读不懂的——于是他们来信问我或在课堂上直接问我，问得我走投无路。
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向始作俑者村上本人求救。
村上倒还配合，以公开信的形式回答说：“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
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
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看得出村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答而这样回答的。
据我查阅，村上在其他场合几乎从未这样概括其作品的主题——尽管客观上、某种程度上是其主题——相反，他是反对写作时设定主题的，认为那样一来作品就僵化了。
他谈到更多的仍是隐喻。
2002年7月在就当时刚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接受采访时以“神话”这一表述方式进一步解释说：“故事（物语）越是发挥作为故事本来的功能，越迅速接近神话。
说得更极端些，或许接近精神分裂症世界。
”他紧接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恐怕也很有启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小说可能有不大适合解析的地方。
……非我自命不凡，有时忽然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写故事时不是就自己身上类似原型的东西一一加以解析，而是像整个吞进石块一样什么也不想地写下去，说到底。
这方面的感觉能在多大程度传达给读者我自是不大清楚。
”（《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出版）这样，势必使用隐喻手法。
可以说，隐喻性、神话性、象征性始终是村上作品的一大亮点。
而中国读者、尤其有一定生活阅历的读者中也还是有不少人对此心领神会，兴致盎然地跟他走进一个个充满隐喻之美的神奇世界。
这里我只引用一位大约是“白领”或“小资”的读者对《奇鸟行状录》中的发条鸟寓义的解读：“它是一只神奇的鸟，是作家在虚幻中对于真实的渴望，是这个世界和生命在岌岌可危中的全部希望所在。
它凝集着人类在此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世界和命运的思索，是人类在极度焦虑的状态中对于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质状态的渴求。
” 深刻之美 去年是村上春树出道第25年。
或许为了纪念或庆贺这一年，55岁的村上君索性一飞冲，变成了一只、一只夜鸟，从子夜11时56分飘飘然忽悠悠飞到翌日晨6时52分，而且飞得很高，居高临下，正可谓鸟瞰。
鸟瞰的记录，便是村上的最新长篇《天黑以后》。
这只夜鸟看见了什么呢
看见了在餐馆里同一个年轻男子交的会讲中国话的女大学生玛丽，看见了不分昼夜沉睡不醒的美貌女郎爱丽和从电视里定睛注视她的“面”男士，看见了被嫖客白川暴打后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的中国女孩。
继而通过监控摄像机将目光久久锁定在白川身上：白川，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架一副金边小眼镜，文质彬彬，“长相给人以知性印象”，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看不出他会因女孩来了月经致使他无法泄欲而大打出手并为防止其报案而将所有衣服剥光带走。
于是，在这部新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多时候独自在酒吧或套间里面对窗外霏细雨沉浸在西方音乐声中品味孤独的村上君，不再是呆呆凝视瓶底剩的几厘米高的威士忌或者躺在床上看《纯粹理想批判》的村上君，不再是一味在心灵后花里鼓鼓捣捣精耕细作的村上君，而是一个敢于直面“恶”发掘“恶”的村上君。
然，对于恶的发掘或者说恶之化身的出现并不始于《天黑以后》。
例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中的“夜鬼”、《奇鸟行状录》（1994、1995）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海边的卡夫卡》（2002）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
但这些作品中的恶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特点，即比较模糊和费解，无论人物象还是行为方式抑或时间地点，都往往笼罩在历史的层迷和亦真亦幻的斑驳光影之中，缺乏细部的现实感和实时感，超乎常识常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直到两三年前的《海边的卡夫卡》仍大体如此。
但《天黑以后》不同了。
可以说，村上笔下的恶第一次聚敛为“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留不下印象”的“普通家伙”，其作恶方式和作恶对象及其后果都是现实而具体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尤其令人深思是，白川施暴之后马上若无其事地回公司加夜班，作为以“头号高手”自诩的电脑技师继续听着音乐检修出故障的电脑。
当他回家前在办公室里一件件取出被打女孩的衣服时，脸上居然浮现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仿佛说“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言以蔽之，白川没有一丝一毫的作恶犯罪意识，更谈不上反省——这点说有多么深刻就有多么深刻。
总之，村上不仅仅是部分中国读者从中读取小资情调的“软”的作家，而且也是敢于把笔锋指向“恶”、“硬”的严肃作家是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有良知有勇气有责任感和问题意识深刻的作家。
深刻也是一种美，一种如刀刃一样闪着寒光的凌厉的美。
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如果说《海边的卡夫卡》仍是在蛋壳中孵化的恶，而在《天黑以后》终于破壳而出。
在发掘“恶”的同时，《天黑以后》中也塑造了作为“善”之化身的日本人。
例如个中国女孩所去的情爱旅馆的女经理就对白川暴行大为愤慨，发誓决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
在大学学中文并即将赴北京留学的女主人公玛丽说她看那个中国女孩第一眼“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
”或许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元论社会的反抗》，《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
当然，他的深刻在叩问人的现代性与主体性、思索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终极走向等其他方面也有充分而独到的表现，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本版文字根据6月25日作者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所作演讲整理而成）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