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的读后感是什么
希望对你有帮助：读马迁发愤史记〉》煌煌国学，一篇千古绝唱的记》，让世代的华夏子孙为之倾倒。
因此，后人评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孙子兵法中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确是这样，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才能名扬后世。
因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但我认为，司马迁为写作《史记》而付出的、所忍受的更多。
司马迁因为替李将军辩护，被逐于缧绁之中。
司马迁此时应是十分委屈无奈的，因为他身上有才能而不被重用，自身很正直却不能被人信服。
是最大之痛也
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更何况已丧父的司马迁了
在生与死之间的漫游与选择，似乎已成了司马迁每天必做的事情。
是生是死，是忍辱负重还是一了百了，似乎都不好办，似乎都不令人满意。
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不止是文中的一个小小的“打消”一词能概括的了的。
在司马迁乱如杂草的脑海中，生与死在不断地搏斗，死亡在催促，生存在挣扎......坐在桌前,我仿佛变成了狱中的司马迁,破烂的囚衣、变味的食物、杂乱的稻草、昏暗的灯光。
冥冥中，我似乎看到了冰冷的铁窗外父亲的身影，我只能无奈地向父亲诉苦：父亲，孩儿现在生不如死，死不甘心，死了就完不成父亲您的遗托，就对不住父老乡亲们；活下去又每天要忍受一个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和耻辱。
我的生命就像这昏暗、恍惚的油灯，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就象滚滚黄河中弱小的鲤鱼，已经疲倦了，已经跳不过龙门了，已经成不了龙了。
我的死似乎同死一个蝼蛄、蚂蚁一样不起眼啊。
司马迁做出忍辱负重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史记》，似乎一切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司马迁与屈原一样，身负才能，博闻强记，深通做人之道，却不能受重用。
司马迁一生为《史记》而生，因《史记》而死。
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灵魂都埋进了书中，藏进了字里行间。
司马迁有一种不可阻挡、不可切断的恒心，伴随着他的一生，鉴正了一部令世人称奇的五十二万字旷世奇书----《史记》。
徐小赋《对一个精神患者的调查》的文章
逃离与皈依 徐小斌曾以“逃离之路”为题，概括自己的创作与人生（注：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收入《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72页。
）。
在一份渐趋清晰的自我指认中，她始终在逃离：逃离绝望，逃离创痛，逃离孤立无援；也许是——逃离“女人”：女人的不轨，女人“非法”的“真相”，女人的伤痛而无名孤寂的内心生存。
因此，她的逃离始终是一种皈依。
但她的逃离与皈依之途却不断地遭遇和撞击着那试图逃离之所。
在徐小斌的作品序列中，到处可见的，是女性生命伤痛的涡旋，是不已之梦绝望而空洞的回声。
那涡旋与回声彼此撞击、相互缠绕，显露出一处女性生命的迷幻花园。
于是，她始终无法抵达她深深内在化的皈依之所，获取心的归属与庇护；或者说她在自己生命的体验与书写中不断发现，那如果不是一处语词的乌托邦，便是必需予以妥协、叛卖的现实的代名。
但她也始终未能彻底摒弃对皈依与心灵宁谧的渴求。
于是，她只能在皈依间拒绝皈依，在逃离中祈祷皈依的实现。
在更多的时刻，她以逃离为皈依（“我的逃离是永生”（注：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收入《徐小斌文集·折梦》，366-374。
）），为皈依而逃离。
在批评家的视野与作家的自我勾勒中，徐小斌颇为可观的作品序列与她几乎和新时期同龄的创作岁月，或许颇为清晰地分成两个段落，《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85年）或生不逢时的长篇小说《海火》（1989年），成为这岔路口上的界标。
但如果说，前次，她逃往一个美梦，一段梦想中的温馨与完满，那么，今次，她逃往魅影幢幢的梦魇。
尽管在笔者看来，始自1981年的徐小斌的前期创作，与其说是梦的逃遁，不如说彼时彼地，一份理想主义的信念与图景尚能岌岌可危地托住缠绵飞动的少女情愫；我们尚且能为梦想找到一方天空，至少是一线缝隙。
或者可以说，为变迁的时代和女性生命的体验所粉碎的理想，便只能被指认为轻飘的梦想。
因此，我们与其说徐小斌前期创作所逃往的皈依与庇护之所是梦想，不如说是写作，是写作行为自身。
相形之下，倒是徐小斌九十年代的作品序列更接近于逃离。
一次再次地，她逃往异乡、异地、异时、异文化，她以一处处扑朔迷离的迷幻花园遮掩起女性／个人生命体验的裸脸，她以他乡和异地作为重演梦想的舞台，但却一次次因梦碎时分的绝望而泄露了心灵所经历的伤痛之旅。
她在逃离中遭遇，以假面去裸露。
不仅徐小斌笔下的异域奇观每每无从遮掩女人的宿命与绝望，而且在她异想天开的故事与光怪奇诡的文字下面，是一种现实与梦的剧烈撕扯与多重纠缠。
她或许因此而迷恋那位不再时髦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理论及其“说法”：面具人格（注：参见《“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角色冲突》，《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55-365页。
）。
由前期到后期，与其说徐小斌抛弃了面具，不如说她更换了自己的选择。
但徐小斌的作品序列不仅是所谓“假面的告白”——我们间或可以用这个字眼形容所有作家的创作；而且是诸多假面面面相觑的镜中天地。
从镜象到镜象，徐小斌光影斑驳的神秘故事，绕开并显露了她真切且依然渗血的伤口；那流畅表达中悄然蔓延开去的细小纹路，事实上展露着一处拒绝言说、也许是恐惧或无从言说的巨大空白：一份女人生命之程必然遭遇、却多遭遗忘的伤痛，一段太过平常、却从未“合法”的生命遭遇。
那是女人的成长之路，那是种种主流文化对女性的规范与女性生存空间有如天壤的沟壑。
——为了活下去，女人或许比男人更多地“以遗忘和说谎为先导”（注：鲁迅：《伤逝》。
），但这谎言更多地朝向自己；但如果不能成功地自欺，便只有遗忘，或一种并非自主选择的可能：疯狂。
显而易见。
徐小斌未曾遗忘。
因此，她笔下的女主角，尤其是她自《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之后的作品，都多少带有几分疯狂。
但那是一种太过“正常”者的疯狂，因为记忆而非遗忘，因为清醒而非恍惚，因为“理性”的逻辑而对着遭理性放逐的女性生存与生命的体验。
徐小斌不断地以她的文字和故事填补着、遮蔽着这空白，那间或可以视为一份朝向自己的谎言；但她的故事却一次次地以种种痕迹和裂纹显露出那空白——溅染血色的空白的存在，那于是有成为一份固执的追问。
有如自一幅足以乱真的画面顶端不断淌落殷红的油彩，徐小斌异域风情中的爱情或魔幻故事处处显露着阴霾、不宁与深深的伤痛和焦虑。
在皈依与逃离之间，在恐惧放逐与自我奔逃之中，徐小斌的作品充满了常数与异数的变奏。
或许尚没有类似的例证：在为他乡故事所包裹着的自我厮杀之中，妥协于现实的诱惑是如此的频繁和巨大，但不甘与不已的挣扎又是如此的触目而剧烈。
阅读徐小斌，因此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经验。
负重的纸鸢 在笔者看来，徐小斌数量颇巨的作品序列与其说展现了线性延伸的脉络，不如说它始终是为一处处重叠的旋涡与纵横的岔路所结构而成的空间。
按照徐小斌自己的说法： ……我的作品大概有两类：一种是迷宫式、寓言式的写作，如《密钥的故事》、《迷幻花园》、《蓝毗尼城》、《蜂后》等等，这类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智力的挑战，让我迷恋；而从《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末日的阳光》到《双鱼星座》、《羽蛇》，则构成我的生命轨迹，可以从中窥见一个生命过程中深度的伤痛与隐秘，写这类作品是生命的需求，它是一种感官的写作，身体的写作，很疼痛，伤筋动骨。
我很欣赏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苏珊·巴格的说法，她说“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作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
“以血作墨”实在是对女性写作的一个准确的界定，比所谓“个人化”要准确多了。
（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原载《花城》1998年5期。
为《徐小斌文集·折梦》代跋，第468页。
）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作者划定的智性写作和身体／生命写作的脉络，一如创作前期、后期的划定，是太过清晰的边界。
事实上，我们无疑可以在《迷幻花园》或《蜂后》中体味出那份生命和身体的痛感，而我们同样可以在《双鱼星座》、《羽蛇》里觅见那种智性的构架——尽管后者显然是徐小斌作品序列中动用了最多生命矿藏，最为伤筋动骨的一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谓徐小斌前期创作中，她的基本叙事主题或曰生命创伤的区域便已然呈现，此后成了她的作品中不断回旋的女性的“初始情景”，成了挥之不去的迷惘与梦魇。
那是一个个因此彼此重叠而显现出自我缠绕与纷繁萦回的涡旋。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请收下这束鲜花》是伤痛间托举起的爱与温馨之梦。
一个典型的空间：医院，一个现、当代女性写作中近乎症候性的角色：医生——以疗救生命为己任的理想且权威的男性人物，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负载者。
如果说，这个被八十年代理想主义话语所支撑的人物、场景，或曰梦境已很快在徐小斌笔下坍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这个充当救赎者的角色已显现出他的孱弱、被动，并最终加入了叛卖者的行列；但类似的角色却再次复现于《敦煌遗梦》，就人物关系式而言，前者是年长的男人对年幼的女性的拯救；后者则不仅移向异地、异文化场景，而且成为年轻男性对年长、疲惫女人的抚慰。
但一如贺桂梅君的发现（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原载《花城》1998年5期。
为《徐小斌文集·折梦》代跋，第468页。
）：在徐小斌创作序列的起始点，她那些似乎吻合与时尚的书写方式，已悄然偏离了主流叙述提供解决方案的轨道；不仅社会解决并未成为人物命运的绝对转折，而且在那被乐观主义氢气球所托举的时代，爱情故事中远非完满的结局，生命不可弥补的伤残感已裂解了时尚或时代叙事的有效性。
尽管这份朝向男性所提供的救赎的希冀，十分迅速地在徐小斌的故事世界中瓦解，但它仍不时在徐小斌的其他创作序列间闪现，但已多成了女性主人公生命中的又一份创伤与失落，有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中，出现了徐小斌作品主要的母题之一，在爱情与梦想中遭到重创的女性如何挣扎着舔净自己的伤口，在无法治愈的绝望中朝向生命。
它的变奏形态，是《雾》中那个相逢非时，失之交臂的故事。
此后，这母题继续在《玄机之死》、《蜂后》、《银盾》、《吉耶美与埃耶梅》、《羽蛇》中回旋。
那是“痴情女子负心汉”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故事，但在徐小斌笔下，对于她敏感而备受创伤的女主人公说来，男性的叛卖、欺骗与懦弱，仍带有巨大的、无可免疫的杀伤力。
事实上，在《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中，徐小斌已更远地离开了八十年代前期的时代主题，而接近于青春故事的书写。
那个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已然出现，而且因丁丁的死（尽管作为对时代书写方式的妥协，是一次昂扬而非凄凉的死）而呈现为断音。
尽管成长故事是文学以及所有叙事艺术最古老的母题之一，但稍加细查，便不难发现整个关于成长的文化，是男性为主体、以男性生命为度量的。
而女性的成长与成人，始终是一种含混，一份暧昧，一个定型化的女性形象序列间的断裂与匮乏。
于是，“女孩”和“女人”的故事之间是文化的断裂带，除了作为生理与社会的阶段，其文化与心理的述说始终云隔雾障。
而对于“女孩”和“女人”男性社会及其文化有着极端矛盾而对立的书写、标准与诉求。
对于女性的生命与书写而言，作为一处巨大的、并不透明的文化空白，女性可能的选择是拒绝长大、或遭到成人世界永远的放逐，或丢弃自我、接受异化和改写。
如果说，“女孩”和“女人”的故事始终是男性文化传统中两个彼此隔绝的系列（美妙的爱情故事永远在婚礼的盛宴中垂下帷幕；而女人的故事则始终缺乏其主体叙述的合法性，而更多地隔着不透明的种种间隔）；那么，徐小斌的故事始终是“女孩”的故事（注：参见《逃离意识和我的创作》及《伊甸之光》。
），尽管她的作品中很快出现那些生命与青春渐次枯萎的女性形象。
但就徐小斌显然有所钟爱的人物序列说来（诸如《敦煌遗梦》中的星星，《双鱼星座》中的卜零，或《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尤其是《羽蛇》中的羽，等等），她们不曾“长大”或拒绝长大，她们始终有着一颗少女的心灵，她们始终以极度的敏感捕捉或编织新的梦境，以依托自己历经沧桑而不甘、不已的心灵。
于是她们只能在一次再次的创伤与绝望中沉沦又浮起。
于是，即使在一片《末日的阳光》下，她们仍与社会格格不入。
但一个或许更为残酷的、女性的生存现实是，在男性／主流文化的表述中，女孩故事只能与青春共存；于是，它只能是一些短暂而辉光闪烁的时刻，只能是生命一个极端悭吝的施舍；而且在男性诗篇与书写中，尽管“丑八怪也有青春妙龄”，但那基本是美女——天生丽质的女人的特权。
于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女人，一个自我放逐的姿态，势必被主流社会转换为货真价实的对离轨者的放逐：它将呈现为无视、轻蔑，乃至迫害。
除却心灵的孤寂与肉体的饥渴（《迷幻花园》中，怡与“钢兰色”手枪和模拟生殖器相伴的岁月，显现出别一份狰狞，尽管芬嫁为人妇的生活同样被孤独、遗弃所毒化），尚有无尽的社会磨难。
笔者正是因此在某一层面上，将《迷幻花园》视为一个特殊的青春故事，那是围绕着一份少女的迷惘与绮想建构起来的故事：如果可能，你将在标识着青春、生命与灵魂的三张纸牌中选择哪两张
故事中两个才华过人的女性都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春，在小说中，它亦即美丽的代名词；她们的不同在于对生命与灵魂的选择。
小说无意间暴露出的是，如果说生命是具体而可观的存在，但灵魂之于女人却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或奢侈。
如果我们参照在欧洲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出卖灵魂给魔鬼”的故事（浮士德、皮尔·金特或梅莫特），参照一个似乎十分相似的男性版本《道连·格雷的画像》；那么不难发现，在类似故事中，灵魂是必需的代价，而又是男性生命价值的所在；灵魂的争夺与救赎因此成了类似故事关键。
而在始终作为表象、作为客体、作为人／非人间暧昧存在的女人，其版本却如此不同。
此间，一个也许并不这样鲜明的差异是，男性出卖灵魂是为了浪迹天涯、追索人生或永远的感官或惟美享乐的盛筵；但在《迷幻花园》中，怡与芬则几乎是毫无“理由”地为了一个男人：金；她们在青春之泉中重生，却立刻去追寻那个曾背弃她们的男人——尽管那与其说是为了爱情，不如说是为了报复；而在徐小斌的作品中，这报复的对象究竟是那个背弃的男人，还是那个横刀夺爱的昔日女友，是最为有趣的症候点之一。
因为她多数的小说中，居女性争夺客体位置上的男人，似乎显得并不重要，这场女人间的“战争”，似乎别有深意在其中（笔者下述）。
尽管充满了繁复多端的表述与症候，徐小斌作品序列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一处女性反叛的不轨路，不如说，是一处女性文化的“鬼打墙”。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小斌是一个曾将男权文化深刻内在化的女性，由于对这一文化的信任与恪守，其中的种种暧昧伪善、诸多表里不一、双重标准——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成熟”者熟视无睹的林林总总，才会在徐小斌这里成了触目惊心、伤筋动骨的体验与伤痛。
这体验与伤痛使她窥破而不能无视，憎恶却仍难于坦诚离轨者的宿命。
徐小斌书写地形中的歧路，因此成了对女性文化别一样展露。
她的精巧的、充满了“智性与诗情”（注：《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贺桂梅语。
）的故事，因此有如一只负重的纸鸢。
歧路徘徊 徐小斌作品中的另外两个子序列，或许更为清晰地展现了这处女性文化的“鬼打墙”。
一是自《得到的与失去的》那个十分“年轻”的“青春故事”始，徐小斌间或把自己的主人公或叙事人设置为男性（《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黑瀑》、《密钥的故事》、《蓝毗尼城》等等）。
这或许是一种超越、战胜与治愈伤痛的绝望的尝试：其中最“年轻”的形态，是以男性为镜，以映照女性主人公的成功；以男性的愧疚与悔恨作为女性一份想像性的代偿与抚慰；最有趣的形态，是将女性的梦想赋予男性：对理想恋人／理想人格的不舍的追求，对梦想的固执，对现实的不妥协姿态；似乎是在希冀使自己的伤痛体验获得“人类的普遍困境”的超越价值，以男性故事为女性叙述争得“合法”依据；同时它间或出自推己及人，以期在自己的内心中获取一份原囿，一种治愈伤痛的可能。
或许这些异时、异境、异乡的故事，在智性游戏的包装下，亦是想窥破男性生命“真相”的绝望努力。
构成其书写地形图最为繁复的迷宫段落的，是徐小斌作品中的女性场景。
我们间或可以将其称之为女人间的“战争”。
女人的猜忌、女人间的争夺（或者不如直白地说：争宠）、女人施之于女人的迫害、摧残——事实上，是男性书写中的古老故事。
但在徐小斌这里，它却成了其女性书写中至为伤痛、迷人而又充满困窘的段落。
我们可以将徐小斌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静悄悄》——对少女时代的挚友分道扬镳的故事，视为这一母题的发端，尽管这个故事无疑是一个稚拙、造作的时尚叙事。
这一母题所包含的繁复斑驳、而又极端伤痛的经验表露，是在徐小斌的长篇处女作《海火》之中。
支撑着这部长篇的，是双重主人公，一对女友：方菁和郗小雪。
尽管在笔者看来，作者所设定的最初的文体与文字实验的目标：“把最虚幻的形而上空间与最现实的符码结合起来”（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
）并未达到，但作为一部颇为别致的青春故事（校园小说
），却凸现了徐小斌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情景：一个女人投向另一个女人的执著而又痴迷的注视，其间无疑有着皈依于姐妹之邦的渴望，有着同性恋情的幽隐；但这情同手足的姐妹情谊，却终因男人的闯入而跌得粉碎；因此成为一处或许终生不愈的伤口。
如果说，“女子无真相”、“女人无友谊”，是至为牢固的男性话语，似乎女性间的至爱，只是男性登场前的情感热身；一经男性登场，“他”便成为君临的绝对主角，女人——甚至誓同生死的友人亦将为争夺男人而反目成仇。
那么，在徐小斌貌似重述的类似故事中，这一“现实逻辑”，却呈现出远为繁复的脉络。
毫无疑问，《海火》构成了徐小斌创作的转折点，由明媚、昂扬的时代基调，由“善”的场景，转向迷惘人生，转向“恶之花”，转向幽暗、间或险恶的心灵迷宫。
在故事层面上，方菁和郗小雪构成了此时为徐小斌所迷恋的面具人生或双重人格的展现。
所谓：“她们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
），“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注：《海火》。
）。
但这个一对至爱的女友最后成了角逐的对手与终生未了的仇家的场景，却不断在徐小斌的作品中复沓回旋：作者曾把《海火》故事缩写为一个中篇，略去了其中众多的情节、人物，只留下方菁与郗小雪的故事，取名《如影随形》；她们同时是《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是《吉耶美和埃耶梅》中的徐茵与吉耶美，是《羽蛇》中的羽和金乌，羽和安小桃，羽和亚丹。
它复现得如此频繁，而这些篇章又无疑是徐小斌作品中颇为重要的篇什；于是，它便再度指向一种特殊的女性的伤痛经验，一份或许比来自男人的叛卖更为深切、更难释怀的记忆，一个血痕犹在的伤口与情结。
在这些故事中，始终是以某一女主人公的视点出发，她通常是某种“理性”的指称（尽管在徐小斌的序列中，“她”渐次滑脱“理性”之轭），于是另一女主人公的神秘、不羁、魅力与阴险便呈现在前者那迷恋又不无恐惧的凝视／窥视之中。
徐小斌自己曾以“镜象置换”来描述芬及怡的关系——这类故事确乎是女性投向同性、投向自我的痴迷注视，一种阐释在男权文化下无尽扭曲的女性心灵之谜的绝望尝试；但在笔者看来，它同时是经验层面为姐妹情谊所留下的创伤，是意识与潜意识中对姐妹之邦的向往与恐惧，一份欲罢不能的渴求。
如果说，在徐小斌这里，姐妹之邦始终是一处逃离之所与庇护的天顶，那么它不仅为经验中的伤痛所隔膜，亦为对其间不轨之举的恐惧所断绝。
关于《迷幻花园》，徐小斌写过如下的自陈，它在一份女性彻悟式的宣告同时，表达了女性的绝望与无奈： 更加可悲的是女性在选择中有着双重困境，因为她的命运需要借助男性的选择。
父权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发展，女性的才华往往被描述为被男性“注入”或由男性塑造，而不是来自于和女性缪斯的感性交往。
……芬和怡穷其一生变换纠缠于一个绝对的男性，到头来才发现维系他们一生命运的原来只是个“蓝田猿人”式的“活化石”。
如果再给她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呢
答案已经有了：她们依然会错。
她们依然会掉入人生悖论的圈套之中。
那是一次小女孩的纸牌游戏，这游戏的妙处就在于：选择的结果永远是错。
除非将来有一天，女性之神真正君临，创世纪的神话被彻底推翻，女性或许会完成父权制选择的某种颠覆。
正如弗洛伦斯·南格尔丁胆大包天的预言：下一个基督也许将是一个女性。
（注：徐小斌：《出错的纸牌》，原载《作家报》1995年，收入《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05-306页。
） 其语词中充满“胆大包天”的僭越，但这僭越不仅充满了绝望的，而且潜在地认可着秩序的疆界与前提。
在对父权制的异性恋婚姻制度潜在的认可之下，僭越的想像只能是负重的纸鸢；它如果不是“注定失败”、“以身试法”的悲情之战，便只能是朝向一个“女性之神”君临世界的未来梦想。
再一次，类似故事与书写，是对男权话语“铁定逻辑”的颠覆，又是对其内在化程度的印证：女人／女友间的战争，是对女友叛卖的报复与想像性的占有，也是对男人——欲望客体的争夺。
那既是一种不轨的欲望指向，是一份深切的结盟渴望，又是伤痛与失落的回声；那是生命的一岸，却一次再次地在登临时刻坍塌落水。
因此，在一切之后，是郗小雪对方菁关闭的房门读出留别的诗句，是芬和怡共同注视着那个“活化石”样的男人，是金乌献身般的相助，也是羽／金乌／亚丹间的相弃与彼此永远的凝望。
在此，对男人情爱，较之女性间的厮杀与战争，较之她们的纠缠、深恨（借用一句关于爱的套话：“恨无非是未尽的爱”），更接近于某种无妄与无奈。
尽管徐小斌的作品在令人目眩的泼洒的浓重色块、多向的丰富的知识（荣格、弗洛依德、海洋生物学、博弈论、密宗佛教或上古神话等等）与奇异的异地间回旋，但笔者倾向于将其读作关于现代女性、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
毫无疑问，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于女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现代社会、现代生存。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年，在那“理性”被供奉在圣坛之上的岁月，《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已经明确成为对理想／疯狂的质询，同时遭到质询与讥刺的，还有现代人的功利、冷酷、苍白与拜金；而出版于1989年的《海火》，则在“发展论”占据绝对主流的时代，提示着环境、生态与自然。
徐小斌无疑是一个现代感极强的作家，尽管她的故事不断地转移着场景，不断更换着她“生活在别处”的叙述，但那些故事确乎因此而凸现一个现代都市人的经验和陈述。
在她的笔下，都市是一处欲念浮动、却遍布饥渴的所在；她的异地、别处因此成为别一层面上的逃离，逃离文明的囚牢，逃离都市渊薮，逃往自然的生存。
尽管佤寨（《双鱼星座》）、孟定（《缅甸玉》）、敦煌（《敦煌遗梦》）有着极端明确的乌托邦定位；而且异乡（《兰毗尼城》）、异时（《玄机之死》、《古典悲剧》）只是别样清晰地透露出文明社会的谜底与女性永远的悲哀。
但是，与其说徐小斌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或者用她自己说法：“狭义的女性主义者”（注：徐小斌：《出错的纸牌》。
）），不如说，她的性别书写出自不能自己的生命体验。
当然，这份了犹未了的伤痛与不甘，已渐渐浮现为一份充满张力的自我意识，一个痛楚的女性的自指。
《双鱼星座》因此成为徐小斌作品中一个异常重要的篇什。
它十分明确的是一部关于女性、现代女性的寓言，小说的副题索性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
徐小斌将故事的主人公卜零称为“菲勒斯中心社会”（注：徐小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徐小斌文集》第343-344页。
）的逃离者。
但她之逃离，却是逃往梦境，在梦中她极端冷静地依次杀死了徐小斌所谓代表“权力、金钱和性”的三个男人。
梦醒之后，她再度逃往乌托邦式的边寨。
正是《双鱼星座》，显露出徐小斌作品中女性文化的一种深刻的潜意识形态：女性对于男性的深恨与复仇，永远只能在想像中表达、完成。
卜零只是在梦境中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冷血杀手，而在现实中，她只能是一个脆弱、孤寂而饥渴的女人，她只有一次次逃离，而她又只能逃往乌有之乡（尽管现实中的男人会在卜零梦中袭击的部位感到疼痛，但那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伤害。
如果我们将其比之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在《发条鸟年代记》中类似的描写，便会发现主人公的在别一空间维度中的袭击，会使被袭击者遭到致命重创）。
一如芬朝向一个电影的拍摄场景射击，充其量是谋杀的表演。
似乎惟一的女人的复仇，成功于《蜂后》，但不仅那个奇异女性是一个类人而非人的生命，而且那却多少是一次误杀。
与此相反，男人对女人的侵害、叛卖却迫近、真实得多。
它在《银盾》与《玄机之死》中，尤其惊心动魄的是在《吉尔的微笑》里。
那是一个性别的记忆，又是一个性别的禁忌（这禁忌一直到《羽蛇》中，方始被打破。
但羽却必需为对弟弟的谋杀付出她的毕生）。
徐小斌不断地书写着这历史的空白之页，又不断恐惧着那空白显现出的字迹与血痕。
她展示女性文化的一处歧路，一次或许难于终结与结论的徘徊。
《羽蛇》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小斌也是一个创作的潜伏期颇长的作家。
尽管在一段创作的休眠期（1989-1991年）之后，她以《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等一系列作品的爆发式创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相对于她在不惑之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羽蛇》（单行本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迷幻花园》及其她此前的创作，便只能算是热身赛。
事实上，徐小斌是当代文坛上以自己的（尤其是九十年代的）作品而拥有自己的读者群的作家。
如果说，她对巴赫赋格曲＋埃舍尔怪圈的迷恋，使她着力于营造作品的迷宫式结构；她的充满伤痛感的女性生命体验，使她一步步接近禁区；那么她对于生存的“普遍命题”着魔般的固执，青春故事表层结构，以及她广泛涉猎的知识领域和她的异地场景，则使她的作品具有流畅迷人的可读性。
在笔者看来，这种流畅与可读，与作品中迷宫路径式的营造，是徐小斌作品所呈现的另一份张力。
它同样在冒犯与妥协之间，构成了徐小斌独特而难于定位的文坛位置。
在另一层面上，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九十年代几乎成了一个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久违了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
姑且将图书市场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操作存而不论，这种文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对位与错位本身，便是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
而许多其创作脉络始于八十年代的女作家此时不仅推出了她们的重要长篇，而且这些作品本身具有明确的自己的创作轨迹及生命线路上最赫然的界标的意义。
《羽蛇》便是其中重要而有趣的一部。
事实上，《羽蛇》蔚为壮观的百年时间跨度，巨大的、尽管时常隐没在朦胧暗淡的背景中的历史画卷，与浮雕般地凸现其上的五代众多女人的故事，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一个创记录者。
而且《羽蛇》无疑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一个特殊的脉络“女性世序”／母系家族史的延伸。
如果说，王安忆的长篇巨制《纪实与虚构》，是从母系的家族进入，以其建立起一个不同的“中华文明”及“民族记忆”的叙述；作品因此具有一个宏大的、僭越式的文化企图，它的副标题索性
谁能详细和我解释一下“忍”字的字体结构和意义
中国忍文化，少不了讲两个故事：“韩信胯下之辱”、“张良圯上拾履”，后一个故事，引发苏轼感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留候论》）2000年7月，我到禅宗圣地天柱山三祖寺旅游，抄得一段文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忍的意义、价值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忍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道、释均有大量论述，许多哲言、警句和故事、经典，元代许名奎、吴亮还编了一本《劝忍百箴·忍经》。
忍的意义、价值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养。
“要做人，先学忍”，惩忿窒欲、自我克制，能忍人所不能忍，是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境界。
《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容忍仁也，强忍义也。
”（《广雅·释言》）二是策略与生存之道。
为了达到目的积蓄力量的一种手段，舍小取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以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
生存之道，“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延伸到治国之道，有了忍才有和谐稳定，此乃“王道”也。
中国忍文化，对国民影响力极大，个人成败与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为药石”，（许名奎）药石，禅门晚餐也。
五四以后，人们更多从批判角度数落忍文化的不是，认为忍文化，是国民劣根性形成，使中国沦落为外强中干的弱国的根本原因，国弱民更弱，全是忍文化闯的祸
忍文化不是中国独有的，谁说国人只有忍，没有血性
日本、西方均有忍文化。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受儒家学说（孔子，孟子，王阳明）、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极深的，所以日本忍文化相当盛行，有些方面不亚于中国，可以修行到极至，达到“无我”境界，类似“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也不少。
西方忍文化，提到最多的是《圣经》打脸之说，“耶和华告诫众信徒，‘当别人打你左脸时，你要将右脸伸给他’”。
骑士精神，十分讲究修养，看重一个忍字，如英国骑士授衔有一个程序，领主用剑背在被授衔者颈部或背上敲击三下，有时还扇一个耳光，作为被授衔者忍辱负重的象征。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做人杰，死即为鬼雄”，谁说中国只有忍，没有血性，没有尚武精神，没有抗争
历史上有刺客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有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中与秦王斗智斗勇的故事，“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跟这块宝玉一块儿碰碎在这根柱子上
”有“大丈夫本该死于疆场，就算马革裹尸，也是光荣的事
”（马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清”（文天祥）的豪言。
从商周开始，就出现了为民请愿、拚死谏言的壮举，如商纣王时期的比干，“历经秦汉以来，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苏轼），以死进谏，又叫“尸谏”，明代有青文胜，清朝有王鼎、吴可读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中国人曾是尚武的民族，何时变异的
忍的边界问题中国人曾是有血性、崇尚武力的民族，如此民族，应是一个刚强不屈的民族，何时“退化，沦为他人手中的‘玩物’的”
（林语堂）何时变得堕落、甘当奴才的
（鲁迅）有学者对这种“相当复杂的变异过程”难以理解。
“忍字头上一把刀，说明忍是意志坚定的表现，而不是丧失意志的懦弱表现。
本来是具有崇高精神的修养状态，变成浑浑噩噩，逆来顺受，无可无不可；本是富有牺牲的精神状态，会变成充满心机的谋略。
”（落瑛）批评者对忍的正面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修身养性，本是文明、理性的象征；策略也是成功的一种手段，问题只是出在忍的边界问题上，即度的把握上。
日本，西方，不论是骑士精神还是武士道精神都重视修身养性，所不同的在于对忍的度的把握远远低于中国人，“美国二战时对日本人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给日本人施加侮辱，只要达到中国人的十分之一，就会立即导向战争”。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有学者提出日本人具有双重人格特质，日本有一个民谣：“花是樱花，人是武士”，为名誉而战，为名誉而死，“当它最终死亡时，是死在美与力之中。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国人喜欢引用《圣经》打脸之说，但在《圣经》上，还有这么一段文字，“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圣经·旧约·申命记》十九篇）“忍字头上一把刀”，超出忍的限度，刀即出鞘，有限度的忍是一种修养，无限度的忍是一种怯懦，这是日本人，西方人的解读。
变异过程，过犹不及，“圣武主义”，“霸道”与“王道”以中国的忍的边界为标准，骑士精神与武士道精神的忍是绝对“过”。
过犹不及，过、不及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实际上，中国人对“不及”不感兴趣，对“过”却耿耿于怀，所以往往选择“过”的另一极，即“无度”，一味的忍让，修身养性“过了头”。
不关注“不及”，包含在“不及”中的抗争、自卫等正当、合理的东西也就不在话题之内了。
（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 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只限于子民，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靠武力（刀与火）“取而代之”的，鲁迅称之为“圣武主义”，打天下的不忍与暴力是“替天行道”；一旦坐上皇帝宝座，十分忌讳老百姓的“效仿”，要求子民忍，并强权迫使子民不得不忍。
儒家认为，事有可忍不可忍之分，孔子有“是可忍，孰不可忍”感叹，“忍与不忍，断之于义矣。
”（许名奎、吴亮：《劝忍百箴·忍经》）忍以“礼”、“义”为度，成了统治者要求子民忍，实行“霸道”与“王道”可以不忍的理论依据，忍文化也就成了对付子民的精神枷锁。
“力者，德之役也”（荀子），不为德所役之“力”，孔子是不会提及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统治者基础在力，只是以德的名义出现，崇礼与严刑、礼法合一，力保江山不倒
忍文化作为国粹，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弱民，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人毫无节制的忍让退缩，“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增广贤文》），“以一种退缩、回避、逃入，遁隐等方式对付生存的挑战”。
“在一个忍言充耳、忍水灌顶的环境之下”，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奴性驱入潜意识”，冷漠，麻木，懦弱，缺乏自信，精神萎靡，听凭命运的摆布，“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生命原动力”。
毫无节制、无条件性的忍，要求子民忍受人世间一切苦难与不公，形成一种胆小怕事，忍气吞声，独善其身的国民劣根性特征。
没有血性，决不犯上作乱，死也不抗争，“反抗也是死，何必反抗”
谁也不会因忍无可忍“去闯祸”，忍字头上一把刀，刀是根本用不着出鞘的，在“以强凌弱”的、“残忍”的恶势力与官府面前，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怜虫。
忍能感化“残忍”“立地成佛”当然好
不能，一点辙都没有
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助长了恶势力的毫无顾忌与官府的肆无忌惮，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懦弱的性格，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卑微、渺小意识。
维护权利，看成是“刁民”行为；正当防卫，看成是“以暴制暴”；提出维护权利，认为是煸动对社会的不满，是对现行体制的仇视，是对稳定局面的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李大钊：《守常文集》），没有权利意识，更不能抗争，何来社会责任感
权利只有权力的恩赐，求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只有寻求强者的保护，期待、希望明君、清官、侠客为自己作主。
因为有了忍文化，天下得以太平，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因此，“王道”、“霸道”将中国的忍文化与帝王文化、清官文化、武侠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融为一体，为统治者所用。
“中国的脊梁”可以进入“正史”，以死谏言，来个“厚葬”，立个“祠堂”，“尸谏”就从“以死抗争”变成了“忠君义举”了
“不管怎么样，中国能混五千年，这就很了不起了”（梁启超）。
这五千年，中国总是跳不出恶性循环怪圈，中国人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交替循环（鲁迅）。
中国人的确能忍，物极必反，从忍的无度、极度，最终发展到难得的“忍无可忍”程度，“在极度绝望中，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此时一根稻草就能把一只骆驼压垮，一点小火星就会引起燎原之势。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再来一次“汤武革命”与“圣武主义”，暴力改朝换代，中国就是在这种非理性、破坏性、毁灭性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进步”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意思
你心爱的人是很容易赶走的，关键还是看你心爱的人的心里你是不是也是心爱的人，如果你心爱的人的心里的你也是心爱的人，那么别说一个滚字，揍都揍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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