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朱光潜《谈美》读后感700字
朱自清《春》善于抓住春天景物的特点，以诗的笔调，描绘了花荣、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图画，赞美、抒唱春的创造力和带给人们以无限希从而激励人们在大好春光里辛勤劳作、奋然向前。
这篇作品可以说是一首抒情诗，一幅风景画一曲春的赞歌。
让人看到希望，感到力量调昂扬，催人奋进。
运用朱光潜《选择与安排》写篇作文
作品概况在作文运思时，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在搜寻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后，将它们加以选择与安排，这就等于说，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
材料只是生糙的钢铁，选择与安排才显出艺术的锤炼刻画。
就生糙的材料说，世间可想到可说出的话，从前人在大体上都已经想过说过；然而后来人却不能因此就不去想不去说，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特殊的生活情境与经验，所想所说的虽大体上仍是那样的话，而想与说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变迁了形式，就变迁了内容。
所以他所想所说尽管在表面上是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可以是一种新鲜的作品，如果选择与安排给了它一个新的形式和新的生命的话。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诗句。
袅袅，微风吹拂的样子。
波，起波，这里用作动词。
木叶，树叶。
”，在大体上和“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hàndàn)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南唐李煜《浣溪沙》词中的两句。
李煜(916—961)，五代词人，南唐君主。
菡萏，荷花。
”表现同样的情致〔情致〕情趣。
，而各有各的佳妙处，所以我们不能说后者对于前者是重复或是抄袭。
莎士比亚写过夏洛克以后，许多作家接着写过同样典型的守财奴(莫里哀的哈伯贡〔莫里哀的哈伯贡〕莫里哀(1622—1673)，法国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等。
哈伯贡，现在一般译作“阿尔巴贡”，是喜剧《悭吝人》中的人物。
和巴尔扎克的哥里阿〔哥里阿〕现在一般译作“葛朗台”。
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主人公。
是著例)，也还是一样入情入理。
材料尽管大致相同，每个作家有他的不同的选择与安排，这就是说，有他的独到的艺术手腕，所以仍可以有他的特殊的艺术成就。
最好的文章，像英国小说家斯沃夫特〔斯沃夫特(1667—1745)〕现在一般译作“斯威夫特”。
他的代表作是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
所说的，须用“最好的字句在最好的层次”。
找最好的字句要靠选择，找最好的层次要靠安排。
其实这两桩工作在人生各方面都很重要，立身处世到处都用得着，一切成功和失败的枢纽都在此。
在战争中我常注意用兵，觉得它和作文的诀窍完全相同。
善将兵的人都知道兵在精不在多。
精兵一人可以抵得许多人用，疲癃〔疲癃 (lóng)〕原意是曲腰高背的病态，这里泛指年老多病。
癃，衰弱多病。
残疾的和没有训练没有纪律的兵愈多愈不易调动，反而成为累赘或障碍。
一篇文章中每一个意思或字句就是一个兵，你在调用之前，须加一番检阅，不能作战的，须一律淘汰，只留下精锐，让他们各站各的岗位，各发挥各的效能。
排定岗位就是摆阵势，在文章上叫做“布局”。
在调兵布阵时，步、骑、炮、工、辎〔辎(zī)〕古代的一种车。
这里指行军时携带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的运输部队。
须有联络照顾，将、校、尉、士、卒须按部就班，全战线的中坚与侧翼，前锋与后备，尤须有条不紊。
虽是精锐，如果摆布不周密，纪律不严明，那也就成为乌合之众，打不来胜仗。
文章的布局也就是一种阵势，每一段就是一个队伍，摆在最得力的地位才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文章的通病不外两种：不知选择和不知安排。
第一步是选择，斯蒂芬生〔斯蒂芬生(1850—1894)〕英国作家。
现在一般译作“斯蒂文森”。
说：文学是“剪裁的艺术”。
剪裁就是选择的消极方面。
有选择就必有排弃，有割爱。
在兴酣采烈时，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所想到的意思样样都好，尤其是费过苦心得来的，要把它一笔勾销，似未免可惜。
所以割爱是大难事，它需要客观的冷静，尤其需要谨严的自我批评。
不知选择大半由于思想的懒惰和虚荣心所生的错觉。
遇到一个题目来，不肯朝深一层处想，只浮光掠影地凑合一些实在是肤浅陈腐而自以为新奇的意思，就把它们和盘托出。
我常看大学生的论文，把一个题目所有的话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每一点都约略提及，可是没有一点说得透彻，甚至前后重复或自相矛盾。
如果有几个人同做一个题目，说的话和那话说出来的形式都大半彼此相同，看起来只觉得“天下老鸦一般黑”。
这种文章如何能说服读者或感动读者?这里我们可以再就用兵打比譬，用兵致胜的要诀在占领要塞，击破主力。
要塞既下，主力既破，其余一切就望风披靡，不攻自下。
古人所以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中的诗句。
指要瓦解敌方就要先擒住它的首领。
”的说法。
如果虚耗兵力于无战略性的地点，等到自己的实力消耗尽了，敌人的要塞和主力还屹然未动，那还能希望打什么胜仗?做文章不能切中要害，错误正与此相同。
在艺术和在自然一样，最有效的方式常是最经济的方式，浪费不仅是亏损而且也是伤害。
与其用有限的力量于十件事上而不能把任何一件事做得好，不如以同样的力量集中在一件事上，把它做得斩钉截铁。
做文章也是如此。
世间没有说得完的话，你想把它说完，只见得你愚蠢；你没有理由可说人人都说的话，除非你比旁人说得好，而这却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说完所能办到的。
每篇文章必有一个主旨，你须把着重点完全摆在这主旨上，在这上面鞭辟入里〔鞭辟入里〕形容能透彻说明问题，深中要害。
鞭辟，剖析、分析。
里，里头。
，烘染〔烘染〕烘托渲染。
尽致，使你所写的事理情态成一个世界，突出于其他一切世界之上，像浮雕突出于石面一样。
读者看到，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不由得他不受说服和感动。
这就是选择，这就是攻坚破锐。
我们最好拿戏剧小说来说明选择的道理。
戏剧和小说都描写人和事。
人和事的错综关系向来极繁复，一个人和许多人有因缘〔因缘〕这里指关系。
，一件事和许多事有联络，如果把这些关系辗转追溯下去，可以推演到无穷。
一部戏剧或小说只在这无穷的人事关系中割出一个片段来，使它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许多在其他方面虽有关系而在所写的一方面无大关系的事事物物，都须斩断撇开。
我们在谈劫生辰纲的梁山泊好汉，生辰纲所要送到的那个豪贵场合也许值得描写，而我们却不能去管。
谁不想知道哈姆雷特在魏敦堡〔魏敦堡〕指当时德国人文主义新文化中心魏敦堡大学。
的留学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只谈他的家庭悲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不许我们搬到魏敦堡去看一看。
再就划定的小范围来说，一部小说或戏剧须取一个主要角色或主要故事做中心，其余的人物故事穿插，须能烘托这主角的性格或理清这主要故事的线索，适可而止，多插一个人或一件事就显得臃肿繁芜。
再就一个角色或一个故事的细节来说，那是数不尽的，你必须有选择，而选择某一个细节，必须有典型性，选了它其余无数细节就都可不言而喻。
悭吝人到处悭吝，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严监生，只挑选他临死时看见油灯里有两茎灯芯不闭眼一事。
《红楼梦》对于妙玉着笔墨最少，而她那既冷僻而又不忘情的心理却令我们一见不忘。
刘姥姥吃过的茶杯她叫人掷去，却将自己用的绿玉斗斟茶给宝玉；宝玉做寿，众姊妹闹得欢天喜地，她一人枯坐参禅〔参禅(cānchán)〕佛教徒静坐冥想领会佛理。
，却暗地递一张粉红笺的贺帖。
寥寥数笔，把一个性格，一种情境，写得活灵活现。
在这些地方多加玩索〔玩索〕反复玩味探索。
，我们就可悟出选择的道理。
选择之外，第二件要事就是安排，就是摆阵势。
兵家有所谓“常山蛇阵〔常山蛇阵〕首尾呼应的阵法，简称“常山阵”，阵势如常山之蛇，故名。
常山蛇，古代传说中一种首尾能互相救应的蛇。
”，它的特点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击腹则首尾俱应〕见《孙子·九地》。
这几句的原文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论戏剧结构说它要完整，于是替“完整”一词下了一个貌似平凡而实则精深的定义：“我所谓完整是指一件事物有头，有中段，有尾。
头无须有任何事物在前面笼盖着，而后面却必须有事物承接着。
中段要是前面既有事物笼盖着，后面又有事物承接着。
尾须有事物在前面笼盖着，却不须有事物在后面承接着。
”这与“常山蛇阵”的定义其实是一样。
用近代语言来说，一个艺术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必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
有生命的东西第一须有头有尾有中段，第二是头尾和中段各在必然的地位，第三是有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某一部分受影响，其余各部分不能麻木不仁。
一个好的阵形应如此，一篇好的文章布局也应如此。
一段话如果丢去仍于全文无害，那段话就是赘疣〔赘疣(zhuìyóu)〕比喻多余而无用的东西。
；一段话如果搬动位置仍于全文无害，那篇文章的布局就欠斟酌。
布局愈松懈，文章的活力就愈薄弱。
从前中国文人讲文章义法〔义法〕写文章应遵循的准则。
，常把布局当作呆板的形式来谈，例如全篇局势须有起承转合，脉络须有起伏呼应，声调须有抑扬顿挫，命意须有正反侧，如作字画，有阴阳向背。
这些话固然也有它们的道理，不过它们是由分析作品得来的，离开作品而空谈义法，就不免等于纸上谈兵。
我们想懂得布局的诀窍，最好是自己分析完美的作品；同时，自己在写作时，多费苦心衡量斟酌。
最好的分析材料是西方戏剧杰作，因为它们的结构通常都极严密。
习作戏剧也是学布局的最好方法，因为戏剧须把动作表现于有限时间与有限空间之中，如果起伏呼应不紧凑，就不能集中观众的兴趣和产生紧张的情绪。
我国史部要籍如《左传》《史记》之类在布局上大半也特别讲究，值得细心体会。
一篇完美的作品，如果细细分析，在结构上必具备下面的两个要件。
第一是层次清楚。
文学像德国学者莱森〔莱森(1729—1781)〕现在一般译作“莱辛”。
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所说的，因为用在时间上承续的词语为媒介，是沿着一条线绵延下去。
如果同时有许多事态线索，我们不能把它们同时摆在一个平面上，如同图画上许多事物平列并存；我们必须把它们在时间上分先后，说完一点，再接着说另一点，如此生发下去。
这许多要说的话，谁说在先，谁说在后，须有一个层次。
层次清楚，才有上文所说的头尾和中段。
文章起头最难，因为起头是选定出发点，以后层出不穷的意思都由这出发点顺次生发出来，如幼芽生发出根干枝叶。
文章只有生发，才能成为完整的有机体。
所谓“生发”，是上文意思生发下文意思，上文有所生发，下文才有所承接。
文章的“不通”有多种，最厉害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上段上句的意思没有交代清楚就搁起，下段下句的意思没有伏根就突然出现。
顺着意思的自然生发，脉络必有衔接，不致有脱节断气的毛病，而且意思可以融贯，不致有前后矛盾的毛病。
打自己耳光，是文章最大的弱点。
章实斋〔章实斋(1738—1801)〕即章学诚，实斋是他的字。
清代史学家，会稽(现在浙江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
在韩退之《送孟东野序》里挑出过一个很好的例。
上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下文接着说“伊尹〔伊尹〕名挚，殷代贤相。
鸣商，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武王(发)之弟，成王(诵)之叔，西周初期政治家，巩固周王朝最有力的人。
鸣周”，伊尹、周公并非不得其平。
这是自相矛盾，下文意思不是从上文意思很逻辑地生发出来。
意思顺次生发，就能互相呼应，也就能以类相聚，不相杂乱。
杂乱有两种：一是应该在前一段说的话遗漏着不说，到后来一段不很相称的地方勉强插进去；一是在上文已说过的话，到下文再重复说一遍。
这些毛病的根由都在思想疏懈。
思想如果谨严，条理自然缜密。
第二是轻重分明。
文章不仅要分层次，尤其要分轻重。
轻重犹如图画的阴阳光影，一则可以避免单调，起抑扬顿挫之致；二则轻重相形，重者愈显得重，可以产生较强烈的效果。
一部戏剧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如果不分宾主，群龙无首，必定显得零乱芜杂。
一篇说理文如果有五六层意思都平铺并重，它一定平淡无力，不能说服读者。
艺术的特征是完整，完与整是相因的，整一〔整一〕统一。
才能完美。
在许多意思并存时，想产生整一的印象，它们必须轻重分明。
文章无论长短，一篇须有一篇的主旨，一段须有一段的主旨。
主旨是纲，由主旨生发出来的意思是目。
纲必须能领目，目必须附丽〔附丽〕依附，附着。
于纲，尊卑就序，然后全体自能整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语见《论语·为政》。
北辰，北极星。
拱，环绕。
。
”一篇文章的主旨应有这种气象，众星也要分大小远近。
主旨是着重点，有如照像投影的焦点，其余所有意思都附在周围，渐远渐淡。
在文章中显出轻重，通常不外两种办法：第一是在层次上显出。
同是一个意思，摆的地位不同，所生的效果也就不同，不过我们不能指定某一地位是天然的着重点。
起头有时可以成为着重点，因为它笼盖全篇，对读者可以生“先入为主”的效果；收尾通常不能不着重，虎头蛇尾是文章的大忌讳，作家往往一层深一层地掘下去，不断地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不能不读到终了，到终了主旨才见分晓，故事才告结束，谜语才露谜底。
中段承上起下，也可以成为着重点，戏剧的顶点大半落在中段，可以为证。
一个地方能否成为着重点，全看作者渲染烘托的技巧如何，我们不能定出法则，但是可以从分析名著(尤其是叙事文)中探得几分消息。
其次轻重可以在篇幅分量上显出。
就普遍情形说，意思重要，篇幅应占多；意思不重要，篇幅应占少。
这不仅是为着题旨醒豁，也是要在比例匀称上现出一点波澜节奏，如同图画上的阴阳。
轻重倒置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是毛病。
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名手立论或叙事，往往在四面渲染烘托，到了主旨所在，有如画龙点睛，反而轻描淡写地掠过去，不多着笔墨。
从上面的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文章有一定的理，没有一定的法。
所以我们只略谈原理，不像一般文法修辞书籍，在义法上多加剖析。
“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语见《孟子·尽心下》。
原文是：“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轮舆，古代对梓人、匠人、轮人、舆人的并称，也泛指木工。
。
”知道文章作法，不一定就做出好文章。
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寓变化于整齐，整齐易说，变化则全靠心灵的妙运，这是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语见《易·系辞上》。
意思是，对于玄妙高深事理的领悟和明了，全在于人能运用锐敏的智慧。
”了。
求一篇《谈美》的读后感
宋江：作为文学形象，宋江是整部小说中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艸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
《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
宋江是《水浒传》里边名号最多的一个，宋江的绰号有四个。
一出场就介绍了宋江的三个绰号，这三个绰号实际上就是介绍了宋江的三个性格特点：一个是黑宋江，因为他长得面黑，身体比较矮，这是就他的形体来讲的，并不是如林冲、关胜等人英武挺拔，也不如吴用、公孙胜等人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他长的其貌不扬。
第二个是孝义黑三郎，讲的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他的孝道贯穿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思想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第三个是及时雨，讲的是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在后面他陆续和弟兄们交往中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到位。
这三个绰号实际上重点介绍了宋江平时的为人和喜好，而且都是正常工作之外的表现，比如“爱习枪棒”、“ 挥金似土”、“ 排难解纷”、“ 扶人之困”等等，这些好处多都具有一些江湖上的感觉，在民间宋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的热心人，无论是在家庭伦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他以自己的作为赢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可。
还有从“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可以看出宋江有谋略，有志向，不满足于现状。
吴用：平生机巧聪明，曾读万卷经书。
使两条铜链。
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
投奔梁山时看出王伦不容，用计使林冲火并王伦。
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
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
吴用在破连环马时，派时迁偷甲骗徐宁上了梁山。
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
晁盖曾头市兵败后，吴用又假扮算命先生，在卢俊义家写下藏头反诗，将卢俊义也暂时骗上山。
卢俊义回去后被陷害，最终判处斩，石秀劫法场亦身陷北京城，吴用及时出计，先发无头帖子稳局势，又差时迁火烧大名府，并救出玉麒麟卢俊义、拼命三郎石秀。
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
招安后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
人物特点： 1 起义军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梁山起义军的军师、战略家，基层人民智慧的化身。
2 结交广泛，广纳贤才，知人善用。
3 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4 对梁山尽忠，对朋友重义。
5 足智多谋,能利用别人的优点,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武松：行者武松 一身虎胆，武艺高超，疾恶如仇，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
武松事例第二十三回：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第二十九回：武都头醉打蒋门神。
第三十回：武松大闹飞云浦。
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松为报仇将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全部杀死
这四回都是主要讲武松的，因为他既能为民除害，人也长得英俊，所以武松是我最喜欢的英雄之一。
武松是清河县人氏，他有一个哥哥叫武大郎，这武松兄弟虽是一母所生，但武松身长八尺，仪表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
武大郎却身长不到五尺，面目狰狞，短矮可笑，诨名“三寸丁谷树皮”。
自从我看了“武二郎景阳冈打虎”，我就觉得武松英勇无比，而且还为民除害。
林冲一、多层次的性格特征 从艺术角度而言,小说形象中所包含的性格特征的层次越丰富越好。
纵观林冲这一人物形象,他具有四个层次的性格特征。
其一:委曲求全的忍耐性格。
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他曾得到高俅的提携,他对他的顶头上司毕恭毕敬。
即便是刺配沧州,言及高俅,仍称之为高太尉。
如课文中林冲对李小二这样说:“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这给人的感觉是林冲受罪乃因自己有过在前。
而反观林冲之前的表现,无一不是逆来顺受。
其二: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
就节选部分看,课文先借李小二的话“林教头是一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侧面传达出林冲这一性格特征。
当他得知陆谦、富安追至沧州欲加害于他时,不禁大怒,四处寻仇,最后在山神庙手刃仇敌,上了梁山,走上反抗的道路。
其三,救弱济贫的侠义气概。
作为达官显宦,林冲不同于谄上欺下的贪官污吏。
他对下层百姓具有恻隐之心,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将官。
课文开头有关林冲救过李小二免送官司的插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四:谨小慎微的细致个性。
最能体现此点的就是在林冲往市井买酒之前,先将草屋里火炭盖了;而当他回到草屋时,发现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此时课文这样描写: (林冲) 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
这些细节,固然对情节发展具有铺垫作用,但也生动地凸现出林冲个性中精细的一面。
应该指出,林冲四个层次的性格特征并不是面的叠加,而是线的交错,而且它们的强弱也是不一样的。
二、两极化的性格变异 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世间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于人。
”人之所以复杂难懂,其中一点就在于人性格的多样性。
成功的小说是很能表现这一点的,并且很注意多样性之间的发展变化,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变异。
林冲写得比其他水浒人物好,除了写出他多层次的性格特征外,还写出其性格的发展变异。
林冲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委曲求全的忍耐性格和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这是两极化的性格。
施耐庵并没有把林冲的某一性格侧面单极地夸张化地层层递进,而是通过时空环境的改变,引发人物的性格产生变异。
在发配沧州之前,林冲生活在一个养尊处优的安逸环境中(顺境) ,突来的横祸(逆境) 使他性格中忍耐的一面充分地显现出来。
直至发配沧州,陆虞侯、富安未来之前,林冲基本上是扮演一个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立一方不断加害(这其实是作者在制造一种极端情景,通过层层加压,把林冲性格的另一极逼出来) ,于是,潜隐在林冲性格深处的反抗元素经过相当程度的积淀后,骤然飙升。
陆谦等人火烧草料场,此时的林冲,所有的幻想消失殆尽,在报仇的同时也完成了性格的变异过程。
这种变异了的性格决定了林冲走上梁山,并且日后成为水浒阵营里最为“革命”的一个人物,较之同类人物(本为朝廷官员,后上梁山) ,林冲与朝廷的决裂要彻底得多。
必须注意,林冲这两极化的性格元素,并非是前此后彼,你有我无的排斥对立,更不是简单机械地相加;相反,它们互相融合,互相转化。
区别的只是在不同环境、不同阶段,它们的主次地位不同而已。
所以,林冲最后反抗性格的形成,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突现,而是一种主次转化的结果。
三、一元化的性格整体 林冲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丰满完整,除了以上两点外,还在于他的性格运动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性和一贯性。
而只有性格的丰富性和统一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才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体。
正如黑格尔说:“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
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
” 那么,林冲形象的“定性”又是什么? 我认为是随遇而安。
顺境时的林冲自不必说,逆境时的林冲也不是那种忍辱负重、将以有为的人物。
这种定性使林冲在不同环境中都在认真地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东京,他逆来顺受,连老婆给高衙内调戏了,都忍了,目的就是当好他八十万的禁军教头;野猪林险遭不测也忍了;在沧洲,他苟且偷生,既来之,则安之,当好囚徒;逼上梁山后, 便安心当个“梁山贼寇”。
“忍”和“安”是林冲性格定性的核心内容。
因此,林冲多层次的性格特征是围绕随遇而安这一定性的,以此为核心作“向心式”的扩散。
即使是像忍耐屈从和报复反抗这样完全不同两极化的性格,也还是相互统一于其定性内部的。
鲁智深：（1）爱憎分明，刚爽豪迈，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嫉恶如仇：他非常同情关心被当地恶霸镇关西欺侮的金家父女，在倾听完金氏父女的控诉后，主动向金氏父女赠送银两，亲自保护他们逃离虎口；等到金家父女逃离虎口后，他才来到镇关西肉铺前激怒郑屠，让其对自己动手，最终为民除害，这些表现了他扶危济困、嫉恶如仇的优秀品质。
（2）慷慨大方，重义疏财：与金家父女没有任何关系，但当倾听完金家父女的控诉后，马上主动提出要给金家父女盘缠让他们回东京，当他掏出自己所有的银子觉得不够时，便向旁边的李忠求助银两，当李忠不爽利地摸出二两银子时，鲁达便认为李忠不仗义，将那二两银子丢还他。
（3）率直粗犷，勇而有谋，粗中有细：为了保证金氏父女能平安的离开，鲁达竟在店门口“坐了两个时辰”拖住店小二追寻金氏父女的举动，“约摸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
” 在惩治恶霸镇关西的时候，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动手，而是采取先激后打的策略，让郑屠手持剔骨尖刀先动手，将他引到街上，当众质问郑屠，让大家了解“拳打郑屠”是正义的行动，直到后来不慎失手打死郑屠，他也是随机应变，遇险不惊：“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
”“一头骂，一头大踏步走了”……这些都表现了鲁达的勇而有谋、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
鲁智深：一、野蛮背后的可爱众所周知，李逵在《水浒传》中是个最为野蛮粗鲁的角色，由于他只知杀人，不问好坏的性格，只要在江湖上提起他的名字，神鬼也怕。
但我却认为，他的野蛮背后有着无比大的可爱。
和其他107将不同，李逵上梁山，成为绿林好汉，并不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革命思想的彻底，而仅仅是为了两个字——“快活”。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李逵的行事，主要遵循的就是快乐原则，黑旋风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
他生割了黄文炳后称“吃我割得快活”，他屠了扈三娘一家后道“吃我杀得快活”，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出于战阵厮杀的需要，而竟仅仅是为了快活
此外，李逵回家接老母时遇到回家的哥哥李达，就劝李达“同上山去快活”。
就连黑旋风那最被一些人称道的一番话，即李逵初上梁山时叫嚷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
晁盖哥哥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一番话，也远不是出于什么彻底革命的高尚动机，因为就在“夺了鸟位”句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 说来说去，所有的目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是李逵的心思所在，什么坚决的农民思想根本谈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所以说他可爱也不无道理。
二、忠诚背后的依恋也许你会认为李逵能致死不虞地追随宋江，不顾一切地替他卖命，视如己出地帮他打江山，是出于他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
但我觉得与其说是忠诚，还不如说是种依恋。
因为对于李逵来说他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意义的精神之父。
你一定记得当他仰慕已久的宋江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是何等的狂喜，兴奋。
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
世间能有几人能这般对待粗鲁蛮横，杀人不眨眼的李逵
答案是仅此一个。
宋江因题反诗入狱的那一次，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鲁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
后来，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
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
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
三、惹祸背后的成全纵观《水浒传》全集，你会觉得李逵是个“惹祸鬼”，因为自己鲁莽的个性，简单的头脑不知为大家闯了多少祸。
这一点可以从宋江亲手结果李逵的行为不难看出。
宋江饮高俅送来的毒酒中毒后，想到自己死后李逵肯定要聚众造反，怕坏了梁山泊的忠义名声，便让李逵也喝了毒酒一块儿被毒死了。
但是再往深一点看，李逵的惹祸背后却隐藏着对宋江的成全。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
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不正成全了宋江吗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
如刘备和张飞，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秦琼和程咬金等等。
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那读者还不得给憋闷死
那怎么办
这时就需要有李逵这类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但一心想当皇帝，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 虽然像李逵这样所谓的“莽将”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因为他 不仅成全了像宋江那样的“儒将”，还使作品增添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这就是我眼中的李逵——野蛮背后的可爱、忠诚背后的依恋、惹祸背后的成全。
也许我的这些见解不一定正确，但我希望的是读了这篇文章后，你不会再说：“李逵
不就是心粗胆大，率直忠诚嘛
”
朱光潜的性格、品质、成就、地位
朱光潜（1897年9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笔名孟实、孟石。
安桐城县人，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1897年出生，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1986年3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
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
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6 治学精神1、自我解剖 不断批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 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4、《谈读书》节选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
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
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
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
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
他们――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
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
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重发达想象。
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
比方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 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
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溪兹(济慈)、雪莱、考老芮基(柯尔律治)、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塞罗》，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戏剧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处女地)》和《父与子》，妥斯套夫斯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福楼拜)的《布华里(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
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
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
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
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
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
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
它至少有两大流弊。
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
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
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
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
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
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
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
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
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
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
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
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
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
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
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
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
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
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
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
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
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
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
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
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
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
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
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
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
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
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
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
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
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
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
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
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
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
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
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
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
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
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
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
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7 美学思想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
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
《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
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
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
在朱光潜的《咬文嚼字》中，作者为什么说“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
朱先生提出，无论阅读或写作，必须有“一字不可”的谨严态度。
他指出，“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感情，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
”这些话很有见地。
为了凸显它，朱先生更举了贾岛推敲诗句的典故加以阐释，引录如下： 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
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的好听一点，都说“推敲”。
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
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
“推”固然显得鲁莽一些，但是他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
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
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来独往，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
“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
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
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
“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
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56页）朱光潜先生作为美学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推陈出新，从设想诗的意境、人物的身份性情以及音韵特色几方面对此典故认真推敲，希望运用文字者带着应有的谨严，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朱先生此论一出，读者眼目一新，在语文学界影响巨大，几成定论。
但再查找一下此典故的出处，仔细推敲一番贾岛的全诗，我们就感到朱先生却恰恰犯了一个不够谨严的错误：断章取义，抽取一句而忽略了全诗。
我们来看看原诗的全貌：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首五言律诗描绘了友人李凝居处幽雅的环境和对这种幽雅环境的向往。
诗的首联直接写李凝居处幽静，简直隔绝尘世，绝无纷扰；颔联写夜晚池边树上栖鸟静宿，僧人来访；颈联写荒园眺望所见，小桥流水分隔郊野，白云浮动，山石也仿佛随着云脚在移动；尾联写这种环境引人羡慕之极，决心来此一起隐居，不负所约。
全诗意境幽美，特别是中间两联可见贾岛锻字炼句的苦心。
朱先生单引颔联，一反古人定见，认为“推”比“敲”好，理由有：从意境上看，是孤僧步月归寺，在寂静的夜里一“推”而推出独居的冷寂意味来；“敲”则显得拘礼。
从上文语境来看，“推”字似乎更“调和些”,“敲”则会惊起宿鸟，打破岑寂，平添搅扰。
那么，这位僧人究竟是访友还是归寺，他要进的门到底是李凝幽居之门还是寺门呢
从全诗来看，尤其是就题目而言，访友之说倒还更合理些。
僧月下敲的是友人的门，更能反应出李凝居住环境的清幽寂静，颇少俗人往来，透露出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
这与《陋室铭》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有着同工之妙。
我们不能一见僧就只联想到归寺，何况贾岛也曾出家，号无本，诗中的僧人身上也许原本就有贾岛的影子在。
由此看来，僧敲幽居之门与全诗的情境更为吻合。
再来讨论一点：全诗的意境到底是朱先生所言的清冷岑寂呢，还是寂静中透着温情
我们想清幽并不等同于冷寂，君子之交也是舒展恬淡而非冷漠如冰。
白居易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赵师秀诗“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等句不就是在清雅中透出一丝温馨吗
友人月夜来访，或品茗或吟诗，更添雅趣。
怪不得尾联写道：“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如果只是一味的死寂，那样的幽居还有谁肯来
少了这么一点人情味儿，诗的感染力也势必会被削弱。
在这访友而非归寺的前提下，在这景静而非情冷的意境中，一个音节响亮的“敲”字，敲破岑寂，惊起树鸟，只能是用来反衬清幽的意味，而不是“平添搅扰”了。
古人对此“敲”字设想“佳处”是“音节响亮”，我们认为“敲”字“佳处”不仅是音节响亮，而且合乎月夜访友之意境，更在于用反衬手法突出了境界幽雅之美，“鸟鸣山更幽”嘛；而且这还能使人联想到友人相见之亲切、高山流水相和之欢娱。
原典故写韩愈“立马久之”，定一“敲”字佳，实际上他会是经过了全面的思考品味，才敲定了这么妥帖的不可更易的一个字。
韩愈真不愧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只可惜言之不详，使朱先生推敲，又使我们至今仍“推敲”不止。
当然，朱先生对此典故可能是信手拈来，误记了出处及原诗，但他是美学大师，影响巨大，《咬文嚼字》一文又是名文经典，力倡“谨严”，容易使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认为朱先生所言为唯一正确的，因此有必要对此“推敲”再作推敲。
由此我们又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桩公案。
在1935年，朱先生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一篇鉴赏唐诗的美学文章，摘取了唐诗人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还用这两句来批评屈原、阮籍、李杜等不够“静穆”伟大。
鲁迅先生指出，这种“以割裂为美”的摘句办法，是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
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者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关，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倘恍。
鲁迅先生还举出陶潜的例子来，说在摘句作怪之下，一摘引“悠然见南山”就忘记了《述酒》和《读山海经》中陶潜金刚怒目的一面，而“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但历来的伟大作者，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题未定草七》，见《鲁迅全集》卷六）鲁迅先生当年对朱光潜先生的批评，似乎也可以移用到“推敲”这里。
从对《咬文嚼字》一文的探究中，至少能得到这样一些启示：评价诗文的字句，尤其是品味细微精妙之处时，要从诗文的整体入手，把握其背景、思想感情和意境等；评论文学更要顾及全文，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作者所处社会的状况，要做到知人论世，万不可从全篇中摘一二佳句随意引申，而引读者入迷途。
我们读名家大师的作品，也要敢于提出疑问，多问几个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真的如此，也就是要“站着读”、思考着读，而不是一味顶礼膜拜。
这对于我们提高素质，培养创新精神是大有益处的。
同时，这也是对大师们所倡导的科学、严谨治学精神的真正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