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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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节的作文600字左右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1.春节“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每到候，家家户户都要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外来打工者都急急忙忙的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拿着一年的工资，心中暖洋洋的；我们小孩子，取得好成绩，心中美滋滋的，等待着家长们的夸奖。
大街上、小区里、超市里，到处都洋溢着喜气，一派热闹的场面。
今天是大年三十。
早晨，金色的阳光撒满了大地。
我和妈妈兴高采烈的去街上买东西，街道上一夜之间仿佛变了个样，大街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家家户户贴着“倒福”、对联，还挂着红灯笼。
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纷纷脸带微笑地走向各个市场，有的购物，有的观赏，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到了晚上8点钟，“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我们一家坐在电视机前看，幽默风趣的小品，还有滑稽逗人的相声。
节目丰富多彩，看的我眼花缭乱。
“当当当……”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烟花和爆竹便齐鸣起来。
我和爸爸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烟花，点燃了烟花筒，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烟花弹升到了空中，在一瞬间展开了的烟花仿佛是一朵美丽的莲花在空中展开了花瓣，这时，一颗颗烟花又从烟花筒中喷发，像无数明亮而璀璨的流星，在天空中一闪而过。
天空中还闪烁着其他的烟火，它们有的如一串串珍珠，有的如一颗颗流星，有的如一朵朵菊花，有的如一条条瀑布。
让我目不暇接。
一声声响亮的爆竹声，一朵朵光芒四射、灿烂无比的烟花，在天空中飞舞，各式各样，五光十色，把天空点缀成一朵鲜花，夜空顿时变得光彩夺目。
此时的场面，被笑声、鞭炮声合成的旋律包围着，真是热闹极了。
我爱春节，爱这热闹的新年
2.春节高高的山上，那里空气好，环境好，一切安好。
2019年的春节。
今天是大年三十，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过春节了。
原本安静的小村子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家喜悦的心情笼罩着整个村庄。
家乡的习俗也是非常有趣的。
春节即将来临，人们就开始包红团、做白糕、白粿……红团一个个红又圆，上面还印着漂亮的图案，十分美味，寓意着红红火火、团团圆圆；白糕做成一只只生动形象的小动物形状，上面点上一个小红点，送给亲朋好友表示祝福；白粿是元宝的形状，也是在中间点上一个小红点儿，表示财源滚滚……过年还要吃桔子寓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吃花生寓意新的一年添丁；吃糖果寓意新的一年甜甜蜜蜜。
过去，在爷爷年少时代，没有现在的科技，没有电视机，全村老老小小就一起在祖先古建筑的大厅生一大堆火，所有人围成一大圈，大人们就聊聊天或是讲讲故事，小孩们就在旁边听或是一起打闹。
很温馨，很美好。
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家家户户都添了电视机。
大家吃完年夜饭，发了压岁钱，就开始放烟花炮竹，等春晚开始，全家老少就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边吃零食边看电视。
很幸福，很美满。
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一起倒计时，十二点一到就点燃鞭炮、放烟花。
大年初一早上要早早的起床，新的一年，又大了一岁。
吃过早饭全家就一起拜年去了。
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欢快的气息，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幸福之间。
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团圆，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相聚，最难忘的事情莫过于家人幸福的热泪，最永恒的事情莫过于合家欢乐。
家是最美的词，春是很美的词，团圆是最有爱的词。
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和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幸福的落下热泪。
后记——happy new year
也祝大家新春快乐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记书与《围 -------------------------------------------------------------------------------- 一 钱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 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 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 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 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 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 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 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 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 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 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 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 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 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 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 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 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 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 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 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 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 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 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 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 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 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 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 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 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 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 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 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 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 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 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 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 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 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 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 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 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 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 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 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 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 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 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 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 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 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 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 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 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 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 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 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 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 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 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 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 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 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 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 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 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 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 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 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 “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 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 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 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 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 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 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 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 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 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 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 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 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 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 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 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 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 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 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 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 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 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 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 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 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 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 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 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 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 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 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 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 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 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 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 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 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 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 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 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 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 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 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 “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 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 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 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 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 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 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 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 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 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 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 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二 写《围城》的钱钟书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
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 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他 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 是长孙，出嗣给长房。
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 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
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 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
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 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
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 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
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 书居长。
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 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 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呆气、 淘气等等。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 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
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 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
也许钟书的“痴 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
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 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
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呆气，还不 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 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 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
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 “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
（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 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 （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
）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 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 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
”这也许因为 他思念伯父的缘故。
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 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
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 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
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 霸。
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
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 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 个秀才。
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
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 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 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
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
伯父 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
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 子送入小学。
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
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 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 挨了老师一顿骂。
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 家。
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 《尔雅》。
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
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 的文笔不顶好。
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 教。
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
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 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
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 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
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
钟书总跟着去。
伯父化一个铜 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 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
家里 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
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 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
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 家里不藏。
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
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 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 曲曲等等。
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
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 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 《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 使哪种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
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 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
钟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钟书却是 “老鼠哥哥同年伴儿”。
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钟书上、下、左、右打那 四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
伯父爱喝两口酒。
他手里没多少钱，只能买 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钟书觉得其味无穷。
至今 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
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 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
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
钟书和我讲起旧 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 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
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 把窍门拧塞了。
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钟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
他们 往往一住一两个月。
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
他常和我 讲田野的景色。
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
伯母娘 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
钟书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
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
可是一回家他就 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
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可是抓到机会， 就着实管教，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气，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
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
亲友介绍 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
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
那是我第一次上 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
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 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儿。
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 搬出。
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
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 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 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 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婶母，因为叔父婶母住在最外 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
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
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 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弹她。
”钟书因此记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 去做活；女儿名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两三岁。
他和钟韩一次抓住宝宝，把她按在大 厅隔扇上，钟韩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
宝宝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
兄 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肩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
钟韩手巧，能刻 字，但那四个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
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 现。
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个不成形 的字，另一项是钟书一人干的坏事，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那 棵树半枯了。
钟书十一岁，和钟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
就在那年秋 天，伯父去世。
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 已不省人事。
这是他
你喜欢成都的理由
喜欢成都的101个理由
1．从成都驱车半小时到千古闻名的都江堰，可以一边看着岷江水自脚下滔滔流过，一边与万人同吃冷淡（啖）杯。
2．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看青铜器，千里眼顺风耳的头像似顺着五千年的小路揭示了蜀文 化的根源。
3．去了成都才知结婚太早，漫步街头，真是三步一个张曼玉，五步一个林青霞啊
4．成都的气候养人暧昧的四季从来不会影响人的胃口。
5．成都话松软好听，就算是吵架也是像是谈心，还有个说法叫比牙齿白。
6．不摆龙门阵，不是成都人；曹刘杯酒论英雄，成都人却是杯茶论人生；且这杯茶不是周作人的苦茶，而是陶渊明式的休闲茶。
7．在成都打的便宜，奥拓起价4块8，每公里1块2；桑塔纳和富康起价5元，每公里1块3。
8．除了成都，再也看不到植物能如此旺盛地生长，所以成都是不用绿化标准来制约的城市。
9．在街头有男男女妇背着百事可乐水箱像喷农药似地把可乐一杯杯打出来供路人免费饮用，即使不喝也颇有看头。
10．除了成都，你在其它地方也能买到这么新鲜的核桃吗
11．如果你没到成都小吃城一类的地方花25元钱吃过超过20个品种的小吃套餐，我们就非常能理解你以为自家餐厅的餐桌够大的谬论。
12．当成都人说刚刚看到的顺兴茶馆的变脸艺术还只有入门水平时，你会明白刘德华> 为什么急着拜一个变脸大师为师。
13．辟出三分之一的餐厅设计成风景
进了老房子酒家，除了记得全蟹宴好吃之外， 大概也忘不了饮食跟文化确实有关系。
14．一千多辆统一标识\\\/车型.有正当营业执照的三轮车当导游，顾盼之间就会陶醉在传统与现代的成都市井之间。
15．宽巷子.窄巷子.老南门.九眼桥，听着名字仿佛就见。
16.卖房子的为买房子的修了一个上河美术馆，中国还有第二家吗
房子是古典的故事 ，美术馆却是要多新锐有多新锐。
17.乐队.情调.邂逅.股市.啤酒.靓女.新生代.老电影.成都话.鬼佬.宠物.party- --- 在开了11年的半打啤酒馆，一样也不缺。
18.成都也有本 烈」 乐队，“小酒馆”就是地下音?的摇篮，你不一定听过复眼乐队 吧
19.白夜酒吧确实很小，书也不是很多，见过女诗人则在翟永明和他的朋友们之后，突然明白了《陋室铭》的确是写实主义。
20.府南河是成都市区的腰带，花了27亿元治理之后，它变成了金腰带，至少在国内还 看不到第二个活水公园. 21.流沙河不是成都的一条河，读过他写的《为成都叫魂》的文章后，会因为成都有像他这样热爱成都的人而热爱成都。
22.成都人不排外，包容性强，几乎没有听说因为是外地人的缘故而在成都赚不到钱的。
23.麻将是成都人的“全民健身运动”，想学打麻将，到成都去到处是老师。
24.成都人是传媒最欢迎的那种人，乐意接受采访，在街头发现被记者偷拍了绝不会不高兴。
25.北京人说广州传媒厉害，广州传媒到了成都就不敢标榜了。
成都传媒以非成都的运作方式做新闻，炒新闻，如川菜一样色香味浓，怪不得成都人不论阶层的爱读报了。
26.车子停在路旁。
小女孩会香香地递上一束黄桷兰：一块钱三朵。
27.除了沈阳的城市广场，你还能在成都的天府广场瞻仰到毛主席塑像。
31.成都的男人做得一手好菜，且疼老婆。
32.全兴队有成都球迷算是有福了，他们可以三天三夜排队买票，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比大连球迷还疯狂。
33.成都的女孩喜欢找外地男孩做丈夫--真的。
34.马明宇只是成都女婿，但所有成都人都把他当成成都人。
35.都是世界奇迹，但长城只有观赏价值而失去了实用价值，成都的都江堰堰却观赏与实用价值兼备，看到鱼嘴的同时如果还知道它仍然自流灌溉着一千万 读继 ，一定会对二王庙 恭敬有加。
36.卧龙的巨龙十几米高的都有，且不论形状的千奇百怪，单是石间由雪山溶成的雪水就冰得你够刺激了。
37.今天，一毛钱人民币还能买到什么
到了成都，就能美美的吃上一支串串香了（麻辣烫）。
38.十盘豆腐一桌菜，全是豆腐宴就有鱼味道，鸡味道，兔子味道……过瘾啊
39.在成都，只要说是《新周刊》的忠实读者就能结交到素质很高的朋友，就像当年只要唱《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一样。
40.成都人尊师重教，想做家教一点都不难呀。
41.至今还没听说过比成都网吧更便宜的上网价格：3元\\\/小时，还可以免费品茶，有空调。
42.喜欢穿手工制作衣服的女孩在成都都有福了，从广州偶尔出差到成都的也不肯放过有这样的机会。
43.“青城天下幽”，有不少人专程跑到那里光打牌不看风景，大概觉得在青城山叫“和了”也特别悦耳。
44.比“吃在广州”更有吃头的是“味在成都”，广州的菜式品种比成都多吗
没有。
45.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了成都才发现猪肉便宜。
5块钱一斤肉，而且据说这是涨价后的价位。
46.到西藏去
到西部去
还是先来成都吧，这里是最佳中转站。
47.可能是距离西藏比较近，成都的西藏饰品要比广州价钱便宜一半，比西藏的西藏饰品路程近过一半。
48.在成都没什么不方便的，逢路有店，逢人有市，商业发达得不像西部。
49.农家乐是成都市民文化的一大发明创造，花上十五二十元钱，就能在郊区农家管吃管玩包接送，城里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农民们创收了，还拉近了城乡差距。
50.还记得>和>吧?成都方言剧也是自娱自乐,却有全国效应.四川省电视台每天7:45有20分钟地道的四川方言剧>。
51.爱吉利的人在成都会很高兴听不到“死”字，当地人会文雅地改称“死脑筋”为“弹绷子”，就是弹弓的意思。
想知道这个典故，去成都吧。
52.都是晒太阳,在厦门海滩一个小时就晒黑了,在海南要半天,在成都晒上一个星期都可以不黑. 53.成都的水果从哪运来的
怎么那么便宜 54.如果嫌中式早餐太单调太枯燥，你一定没有在成都街头享受过千般美食。
55边听川戏边掏耳朵是什么感觉
耳根子痒，心里却美着呢。
56.近水楼台先得月，成都离饿嵋山，乐山都近，想玩就去，什么时候都可以。
57.竹器漆器,数成都最多了. 58.在成都谈恋爱成本低，这不是指在北京谈一次恋爱的花销在成都可以谈三次恋爱，而是说在成都谈一次恋爱领略的甜蜜低得上北京或其他地方谈三次。
59.勾兑——什么事都可以勾兑——拉关系，搞社交的意思。
如果不涉及贪污贿赂，这倒是对造酒工艺的绝妙提升和应用。
60.韩国泡菜好有名哦
——吃过成都的泡菜就不会再提韩国泡菜了。
不值一提。
61.在成都这个没什么生活压力的城市，数新闻记者的压力最大，以致每个市民都有上镜或见报的机会，像回归期间的香港人一样。
62.真是一物降一物，司马懿有百万兵，诸葛亮就有空城计：吃了麻辣烫上火，成都就> 有红白茶专门清火。
63.成都的三环路51公里，比北京三环路还长。
64.成都将有中国造价最低的地铁，像圣保罗。
65.在成都骑自行车很畅快，路平好走，车把上钮上一把遮阳伞，特休闲。
66.成都的房价从不给人以天价的感觉，每个工薪阶层都触摸得着。
67.成都宠物多，显得成都人特有爱心。
68.据某些夜生活专家声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夜总会行业里少见成都女孩。
理由不一，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成都女孩用情专一。
69.成都也有下岗职工，但比外地的同病相怜者日子好过多了，在成都开间小店1 人就至少能养活5个人。
70.成都的外资百货商场比沿海城市都多，但本地的国营商场照样生猛，竞争的结果就是齐齐降价，满足了购物狂。
71.名字中有老字的生意兴隆，取洋名的纷纷倒闭，这是成都餐饮业和酒吧业有趣而无法解释的现象。
72.成都夜雨多，一层夜雨一层凉，比龟苓膏还清火。
73.公用电话3角钱起价，手机入网费早就是50元，在成都，通讯很难成为高消费。
74.成都龙泉的四月桃花盛会。
方圆几十里是陶渊明的诗中境界。
75.历经时代变迁，市中心2000年不变，城市之名也始终如一。
76.“成都妹子嘴巴姣”。
最近，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队就以“利嘴”获得“中华网杯”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赛亚军，领取到进军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入场券。
77.成都人认为“脚下无鞋一身穷”，他们注重鞋，注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78.成都的口腔文化（包括吃.说）特别发达，医院的口腔科也因此生意兴隆。
79.在成都，总有办法用最少的钱，弄到最好的书和光碟。
80.成都爱读书的人多。
81.不知何故，床上用品特别便宜。
82.成都人大多谦虚.自信.礼貌。
由重庆籍成都人言：我宁愿接受成都人虚伪的礼貌， 也不要重庆人粗鲁的豪爽。
83.成都老城区矮房子多，不用爬楼就能随便看到天空。
84.一条街很多：电脑一条街，饮食一条街，酒吧一条街，新闻一条街...... 85.近年修了7条高速公路之后，更是条条道路通成都，热心的当地朋友会带你去看五路一桥。
86.成都人说话 哪 诙谐，似是与生俱来的轻松。
87.成都人争执动口不动手，比较懂得享受吵架的过程，双方似乎在进行语言课训练。
88.入夜之后，在天府广场的两侧可以免费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
89.吆喝声久违了，在成都巷子里逛逛，摊子前转转，吆喝声可是此起彼伏的。
90.成都人爱旅游，周末全家人开着奥托就出城玩去了。
91.没开过吉普的人可听得懂“川普”，就是好听好懂的成都味“椒盐普通话”。
92.中国西南地区读书最便利的地方莫过于成都了，学生在那里生活质量也不错。
93.成都人聚会多，消息流传速度快过龙门阵上的倒茶速度。
94.许多人梦想“生活在别处”，而成都人就在成都把一切吃穿享受发扬光大，心满意足。
95.成都也有暧昧的一面，如前面全封闭，后面全裸背的肚兜，在成都迅速流行。
96.成都的美食都快编成歌谣了：钟水饺，赖汤圆，韩包子，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 龙抄手，兔子肉...... 97.成都的小孩子胖乎乎特别可爱,是自由放养试的,与别的大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98.外地男孩到了成都都显得高大起来,没压力。
99.一个想彻底了解成都的人,必须去很多次,因为太多的好处没法一次体会。
100.陌生人在成都也不会迷路,那是一座近似四方的城。
101.爱成都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喜欢成都的N个理由：●成都是一座近似四方的城，外地游客在成都都不会迷路。
●成都一直就是移民城市，形成了“中国不排外第一城”的包容性城市性格，几乎没有听说因为是外地人的缘故，而在成都赚不到钱的，也没有听说外地人在成都找不到耍处的。
●到了成都才知结婚太早，漫步街头，3．14步一个张曼玉，3．15步一个林青霞。
●成都的气候养人，暧昧的四季从来不会影响人的胃口。
●成都方言松软好听，就算是吵架也像是谈心，还有个说法叫“比牙齿白”。
●到成都只花25元钱左右就能吃到超过20个品种的小吃套餐。
●一千多辆统一标识／车型的三轮车当导游，让你陶醉在传统与现代的成都市井之间。
●窄巷子，九眼桥，水东门，三倒拐，看到成都街坊的鲜活日常生活后，不用再看名剧《茶馆》里表现北京民俗的那一部分。
●乐队、情调、邂逅、故事、啤酒、靓女、新生代、老电影、鬼佬、宠物、PARTY——在成都的酒吧，一样也不缺。
●府南河治理之后变成了成都的金腰带，它有国内惟一的现场演绎环保真谛的活水公园。
●成都人乐意接受采访，这非常适合娱乐明星和娱乐记者高效开展工作。
●成都的黄桷兰3－6朵仅1块钱，但已可以给女友足够的惊喜和欢娱。
●到成都谁会错过杜甫草堂
江油李白故里也不远。
风过处，心诚的人能触摸诗魂。
●成都男人喜欢犒劳老婆，掌灶时流行歌曲是必唱：50岁级是邓丽君，40岁级是罗大佑，30、20岁级曲目更为异彩纷呈。
●成都发明出“下课”和“雄起”等流传全国的体育词汇，也发明了“吃好耍展”“鸡不叫不睡觉”等即将流传全国的娱乐词汇。
●马明宇只是成都女婿，但所有的成都人都把他当成都人，这因为成都人看足球重在娱乐，不认死理。
●今天，一毛钱还能买什么
在成都就能美美地吃上一根串串香。
●成都女孩子喜欢穿手工制作的奇装异服，以便形成“打击力”，这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看，有人扮。
●吃在广州味在成都。
广州的菜式板眼哪有成都多。
●在成都没什么不方便的，逢路有店逢人有市，商业发达得不像西部，娱乐价钱公道得也不像东部。
●农家乐是成都市民文化的一大发明创造，城里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农民们创了收，还拉近了城乡差距。
●《抓壮丁》和《傻儿师长》……成都方言剧原只是自娱自乐，最后却让全国都感了兴趣。
●晒太阳，在厦门一个小时就黑了，在海南是半天，在成都晒上一个星期都不黑。
●成都一条街很多：电脑一条街、饮食一条街、酒吧一条街、新闻一条街…… ●边听川戏围鼓边掏耳朵是什么感觉
耳根子痒，心里却“太巴适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成都离青城、峨嵋、乐山和九寨、黄龙都近，想游山玩水什么时候都可以。
●成都人爱新鲜，周末就去树上摘枇杷、摘樱桃、摘桃子…… ●勾兑，什么事都可以勾兑：拉关系、搞社交的意思。
如不涉及贪污贿赂，这是对造酒工艺的绝妙提升，也是现代夜生活的精髓之一。
●韩国泡菜好有名哦——吃过成都的泡菜（尤其青城山道家泡菜），就不会再提韩国泡菜。
●在成都这个新闻竞争激烈的城市，几乎每个市民和游客都有上电视、上报的机会。
●在成都不像北京和上海步行街泛滥，路平好走，骑自行车很畅快。
●成都的吃、说和唱“口腔文化”特别发达，医院口腔科水平也居全国前列。
●李伯清因创立散打评书，成为当今中国最出名的“李老师”，你想知道为什么就必须来成都“洗脑壳”。
●杜甫在成都草堂时一直吃牛肉喝酒没事，但他离开成都后因糖尿病死去。
●在成都，总有办法用最少的钱，弄到最好的书和光碟（仍然建议拒绝盗版）。
●时代变迁2300年，成都市中心不变，这明显便于寻找多年之前旧情人的线索。
●在成都可以体验到从来没有的过愤怒（被成都妹子骂的时候），以及从来没有过的幸福（被成都妹子泡的时候）。
●“成都是中国娱乐第一城”还需要理由和证明吗
一部分人觉得成都原本就是中国最娱乐的城市，没有必要再去证明，这是最后一个理由，也是最有力的一个理由
作者为什么主张拿来主义
拿来”意识的开放建构 鲁迅作为思想文化战线的“散兵”，其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其贡献也是方方面面的。
本章着重研究鲁迅晚年思想中一个鲜明的亮点，即他在1934年6月提出的拿来主义的主张，这是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
从20世纪初期在东京弘文书院翻译雨果的《哀尘》开始，在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整整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以后，鲁迅终于在晚年写下了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精辟地阐明了拿来主义观点，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作了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总结，从而形成了鲁迅所特有的、具有明显超前意识的开放建构，至今都为后人所折服。
拿来主义是大家熟知的。
然而人们对拿来主义的理解却还有很多分歧的意见，更谈不上对它的认识已经终结。
本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经过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其作品和思想都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对他们的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像剥蚕茧似地一层一层剥下去，最后往往还得承认我们只是接近而不是把握了他的思想核心，任何一种新的见解的提出或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都不是研究工作的终止，而只会激起研究者们新的强烈的兴趣。
对拿来主义的研究也是这样。
直到目前，还有一些研究者怀疑拿来主义的确定性和完整性，害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会产生不良后果。
还有的同志只注意了在吸收外来文化理论上和鲁迅的见解一致之处，忽略了他们理论上的差异，甚至把鲁迅1934年提出的关于大宅子的比喻，仅仅当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论述的一种诠解，而不注意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独创性，这样的理解显然显得狭隘了一些。
鲁迅拿来主义的精辟之处在哪里
他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的独创之处是什么
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和世界接轨”成为当代的一个响亮口号的时候，对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作一番重新的思考，对曾经感受的一切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返观，就很有必要了。
下面就拿来主义的前提、对立面和目的这三个方面，来阐述鲁迅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研读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为他的鞭辟入里、深沉蕴籍的分析方法，老辣峭拔、幽默隽永的语言风格所折服时，不得不承认，能给我们留下最难以忘怀印象的是下面的一段话：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鲁迅的话是那样明快犀利： 拿来的前提“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掩饰、调和的地方。
于是，就有一些好心人为此而忧心忡忡了：“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管中国今天的国情，随便地乱拿来，能行吗
”在这些同志看来，鲁迅的话已不怎么确切、不怎么完整了，非要在这“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上面加一些限制、规定一个框框不可了。
其实，要肯定拿来主义的意义，要正确估计它的独特价值，关键之处大约正在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上。
对待外来文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强调的是“批判继承”，将批判放在第一位，经批判以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鲁迅主张的是“拿来主义”，先占有，然后再挑选，这两者的着眼点显然是有区别的，这正显示了两位伟大人物的不同风彩。
将他们比较孰高孰低并无多大意义，但否定他们对外来文化选择上的理论差异，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鲁迅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25年的《看镜有感》中，对此就讲得很明确，他对我国汉唐时候国力的雄大极为赞赏：“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
鲁迅在此还用了一个类似“大宅子”的比喻：“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
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
只要是食物，我们就可以吃；只要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无需思索，绝不介怀，这是鲁迅拿来主义观点的重要前提。
鲁迅的这一独创性思想，很值得引起后人的重视。
将鲁迅的中外文化思想说成是“全盘西化”，显然是误解和歪曲；但如果回避或忽视了鲁迅“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主张，我们所面对的恐怕也不是真正的鲁迅。
为什么凡是外来文化都是可以拿来的呢
这首先是因为凡属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
社会物质生产是有历史连续性的，而作为同一定社会物质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文化，也总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的。
任何文化，即使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归根结底都包含着人类文化的积淀，都蕴蓄着人类文明的因子。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新时代中建立的新文化，就必定是吸取了人类以往一切文化的结晶。
正因为如此，鲁迅认为，即使是敌人，也是可以学习的。
就说日本吧，在30年代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然而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赞赏日本文化，指出日本的国民性确实很好，“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
”接着，又将日本和中国进行对比：“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
这是我所相信的”。
本书引论中提到的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的演讲中的一段话，初看起来，似乎是有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之嫌，但实际上鲁迅在这里并不是对日本军人杀中国人这一具体事情的评价，而是在此表达了鲁迅一贯的日本观，同上引的有关日本的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早年留学日本起，鲁迅就对日本人“做事认真”的国民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藤野先生》中，对藤野先生主动查阅自己的听课笔记、订正学生绘图中的不确切之处的认真态度，倍加赞扬；晚年他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谈话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
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
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接着，鲁迅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命题：“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
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
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
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鲁迅知道，在当时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
”而鲁迅1933年在北京的演讲，同样是将日本同自己的祖国进行对比，从而辛辣地讽刺了中国人“招牌一挂就算成功”的陋习。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学生们是正在大练义勇军之类，但不久自然就收场，这种情形，已见过好几次了。
”其精神同上述话是一致的，打中了中国人做事“马马虎虎”病痛的要害，这实际上是真正爱国主义的表现，对此是不应该有误读的。
就在写《拿来主义》后两个多月，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又指出了日本的另一个长处：“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
‘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
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鲁迅所概括的日本人做事“认真”和“会摹仿”两个优点，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当年鲁迅针对某些人对此悻悻然还特地指出：“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这就是说： 做不做奴才与学不学他人长处是两回事，满口爱国而实则崇洋媚外、满身国粹而骨子里却奴性十足，这样的人是大有所在的。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所说的是日本的长处，当然是应该学习的，但如真是有毒的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可以“拿来”呢
回答仍然是肯定的。
鲁迅明确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
”如果人民的体魄十分康健，有了辨别的头脑，那么即使是有毒的帝国主义的东西，介绍过来，供分析比较之用，也是有益的。
“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 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
”由此可见，那种唯恐“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会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带来不利影响，搞了许多禁条、许多避忌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是一种对自己的事业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实践上的典范，即使是有毒的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而是“拿来”以后，经过一番改造制作功夫后，将其“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众所周知的尼采哲学，以超人哲学著称，极端强调个人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伟大和天才人物身上，认为只要天才人物出现，社会也就活跃起来了。
瞿秋白认为： 即使是在鲁迅的青年时代，尼采哲学也“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
瞿秋白的论断是否完全合理，我们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尼采的思想，过分地强调只依靠少数人，我们将它们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范畴，大约是不会错的。
因而，如果把尼采哲学简单地当作唯心主义或反动哲学一脚踢开，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但青年时代的鲁迅，却将尼采哲学拿来，吸收其合理的内核，给予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将他的某些思想转化为构成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希望出现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高呼“今日精神界之战士安在”，其来源正在于“超人”哲学。
又如，《铸剑》中黑色人嘲笑“同情”之类的观念的一段话：“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
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也明显地受到了尼采的影响。
尼采的超人哲学从图强精神出发，反对一切“慈悲”、“同情”、“怜悯”、“善”之类的说教，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恶”，往往是一个“可怕结局的序幕”。
而鲁迅却将此改造运用，使黑色人的话成为一篇彻底的反抗宣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是运用拿来主义观点的极好的范例。
也许以鲁迅对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借鉴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阿氏在苏联被认为是颓废的虚无主义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尔基的严厉的批评，苏联文艺界一贯对他持否定态度。
鲁迅也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
”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对阿尔志跋绥夫的借鉴。
他在1920年前后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阿氏的作品，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并写了序跋，作了公正的评价。
鲁迅为什么偏爱阿尔志跋绥夫呢
他从中“拿来”的又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阿氏小说的写实主义引起了鲁迅的兴趣，他在前面所引的同一文中指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
”又赞赏了他的作品是“如实描出”，塑了“时代的肖像”。
我们知道，鲁迅对现实主义标准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仅对《红楼梦》作过“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赞词。
从“如实描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阿尔志跋绥夫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了。
其次，是阿氏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愚昧、麻木、落后的群众形象，而那些为了许多不幸者而在奋斗着的改革者，将一生最宝贵的东西去做牺牲，其中的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
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提出的改革者和群众的隔膜问题，同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药》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在翻译和介绍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之后，鲁迅既在《故乡》、《阿Q正传》等一系列作品中揭露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又在《孤独者》等小说中写出了觉醒者的不幸： S城中沉默空气竟使魏连殳无地自容，连大良、二良这样的孩子也寻魏连殳的开心，其中所表达的痛苦之深刻是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
显然，鲁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中也是拿来了有益的营养的。
人类文明中确实有许多奇特的现象。
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一旦实现了博大胸怀和无畏胆识的同构，他就可以从宣传“超人哲学”的哲学家和颓废派作家的作品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如果对尼采和阿尔志跋绥夫，只强调批判，批字当头，就会将他们完全弃之于人们的视野之外，而鲁迅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吸收了什么，他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鲁迅了。
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拿过来，然后才谈得上挑选，继而消化和吸收，这就是鲁迅拿来主义观点独创性意义之所在。
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对此不必惊慌失措，更不必来个急刹车，只要多做一些挑选工作就是了。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右的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而对拿来主义的任何限制则更是不必要的。
将外来文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之后，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上的，而是是分清主次，区分良莠，“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在挑选和使用的过程中，要有坚定的主体意识，“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又发表了一系列独创性意见，并批评了不少与之对立的观点。
关于拿来主义的对立面，人们一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到的“关门主义”“送去主义”上，这当然是正确的。
对“孱头”、“昏蛋”、“废物”的批评，大家也已经说得很多。
但我认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论者还很少触及，即鲁迅在挑选外来文化的原则上强调了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保持原状，而是为了成为新人；在使用上当然要“以我为主”，但又不是“万物皆备于我”。
这样，鲁迅的批判锋芒针对了比“关门主义”、“送去主义”更虚伪、更危险的封建顽固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殊光辉。
自1840年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虽然有林则徐这样的有识之士开始将眼光放到世界上去，魏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清王朝起初一直是采取了“关门主义”的对策，关起门来一味地抱残守缺，以抵制西方文明的冲击；在帝国主义前面卑躬屈膝，妥协求和，甚至将大好河山也采取“送去主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
同帝国主义交手几回后，清政府渐渐地知道“子曰诗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后来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了策略上的改变。
到了洋务运动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已不一概地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允许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拿来了，他们仍然抵制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特别害怕民权、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
在这方面，洋务派头目张之洞就扮演了一个牧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一度曾相当时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
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政府制度，都只是“器”和“用”，而不是“道”和“体”，“道”和“体”还是中国纲常名教的圣人之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文。
”张之洞曾虚假地表示，他并不反对变法，说“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但坚持“体”不能变，“用”是可以变的。
在《劝学篇》中，他提出，开矿、看报、译书、练兵、科举等等，都是可以变更的，他甚至赞成一些无关宏旨的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是不能变革的，对于维新派涉及政权问题的开设议院的主张，他就大加刁难，认为绝对不能实行。
“中体西用”论实际上是用根本不变的假变法来抵制真正的变革，当年严复就嘲笑这是将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身上，使“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以，要真正实现拿来主义，引进外来文化，真正引导中国同世界接轨、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深入批判这种已经深入骨髓的“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观念，它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严重地影响了在中国引进外国文化，使得在我国进行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的真正改革都成为不可能的事。
而鲁迅的“拿来主义”同洋务派的“中体西学”论是截然不同的。
他在贯彻拿来主义观点的同时，还大致上从四个方面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了批判。
一是指出封建顽固派引进外国文化的偏颇。
他们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中央之国，有万古不变的圣人之道来治理，便将任何洋思想、洋学说均拒之门外，绝不接受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而只引进“声光化电”之类的物质文明，甚至只是将享受堕落的奢侈品拿进来。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 统治者“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
即是说，他们所主张的，多半只着重于物质文明，这原本也不是不可以，但实际上他们吸取的是物质文明中最虚伪最偏颇的东西。
接着，鲁迅就明确指出： 不少人实际上是“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
在提出“拿来主义”观点后半年，鲁迅在《花边文学·奇怪》等文中，讽刺了那种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追求享乐的恶劣现象：“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
穷奢极欲的享受腐化，当然离不开现代文明，哪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会放弃这一点呢
“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他们一概照收不误；而大宅子里存放着鸦片，他们便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起来，一群姨太太，当然也是不会让她们走散的。
二是揭露封建统治者向西方资产阶级吸取统治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方法。
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是为了反抗西方，不失为抵抗侵略的先进思想；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是在封建政体上点缀一点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科技和军事技艺，用外国人的“船坚炮利”来保护和巩固封建制度。
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哲学提出来后，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所赏识，成为清王朝的御用哲学，连顽固派的头目慈禧到晚年也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一些统治办法，就是她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于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准备采取“新政”措施，表示要改革军制、取消科举、调整机构、裁减冗员；后来甚至还派了载沣等五大臣出洋到欧美、日本考察新政，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将西方学来的立宪制作为对付人民的以退为进的手段。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揭露了其实质：“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
”慈禧所推行的立宪制，并未触动封建制度的实质，实际上只是变换了统治方式，让更多的暴君骑在人民头上，于国于民毫无好处。
这一类“西方文明”，鲁迅是坚决拒绝接受的。
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中，鲁迅还感叹竟然因为电，使得被压迫者受苦、丧命，揭露了上海的“文明人”利用西方科技文明对付反抗者的罪恶。
三是摧毁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的奇谈怪论。
在这个精神支柱的支撑下，张之洞们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教之原本”，甚至以阿Q“我先前比你阔，你算什么东西”的态度，胡说什么外国的科学文化，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过的，西学是秦代战乱期间流传出去的，墨经是光学之宗，句读乃西语之祖，等等。
结论是“讲西学必先讲中学”，以免先入为主，被西学迷失了方向。
针对这种谬论，鲁迅在《阿Q正传·恋爱的悲剧》一节中就作了嘲讽，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在一系列杂文中，更是对封建文明道德作了最猛烈的抨击，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同时还辛辣地嘲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鲁迅认为，这些将中国封建道德视为圣旨的伪君子，即使学一点外国文明，也不过是“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为了彻底摧毁这个精神支柱，鲁迅还借用了外国作者和作品中有益的东西。
1924年，鲁迅在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后，在其中的《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的译者附记中说： 此文“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
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
鲁迅认为： 以精神文明自诩，这是中国人病痛的要害，从日本的这部著作中，也是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鲁迅还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摧毁封建顽固派的这个精神支柱，那么中国的希望就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
四是发出了敲碎中国封建主义这只黑色大染缸的号召。
由于封建文化在我国盘根错节、无孔不入、极其顽固，它具有对外来文化巨大的溶解和销蚀能力，先进的外国文化到了中国也不顶用，“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这也许是封建势力对付外来文化最厉害的一着，因而鲁迅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重大的社会动荡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更明显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由于落入了中国这只大染缸里，西方文明产生不了实质性的作用，中国并无明显的社会进步。
十月革命带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面貌为之一新，然而由于封建意识的腐蚀，在20世纪中期，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竟然也沾染了封建的遗毒，其影响至今还远远没有消除。
想到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关于“黑色大染缸”的警告是多么正确，鲁迅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批判，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深刻的意义。
谁知道反映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资料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
广东番禺人。
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
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
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
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
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洪，承袭世职，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作文“沉闷的课堂”为题。
600字左右
韩国学生的汉语课上了几个星期了，跟他们的交流也从无到有，由易到“难”。
刚开始感觉到他们和中国学生的区别主要是礼貌，课前课后总要点头用蹩脚的中国话说“老师好
”“谢谢老师
”，还有就是女生爱打扮，个个妆面精致，让素面朝天惯了的我觉得自己像野蛮人。
与正儿八经上课相比，他们更想和我们“讨论”。
比如今天一个女生说她知道中国的国歌，还唱了几句，其他同学就起哄让我教，在黑板上写歌词，注拼音，领着一帮韩国人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真是滑稽，他们说韩国国歌有四节，问中国国歌有几节，我还真不知道，好不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平时中国人都不唱国歌，除了在中小学的升旗仪式上。
他们都急着把自己知道的中国城市说出来问我在哪儿，我索性在黑板上画了个不太像样的中国地图，先标出我们的所在地，然后告诉他们上海、北京、西安、海口、香港、哈尔滨、南京、杭州……大概的位置，他们张大了嘴“哇
中国好大
”问我某某城市比如杭州去过吗，我说没有，他们就非常不解：“为什么
” 跟他们解释一个汉语词汇往往都要手脚并用，像“瑜珈”“太极拳”“滑冰”，或者画图，譬如“隔壁”，要么就用英语，问题是我们双方英语都不好，韩国大学不像中国那样重视英语。
他们问我中国有哪些节日，我一一告诉他们并且说放几天假，平时听不懂的男生终于听懂了，笑得东倒西歪。
他们说韩国儿童节所有人都休息，我也笑。
我说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大家“团圆”“吃饭”“打麻将”，一个男生说“麻将，我知道。
老师，你教我。
” 陌生就是这样的奇异，原本不需要解释的变成了解释不清的，熟视无睹的仿佛第一次被注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