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在悬崖上》读后感
《在悬崖上》是一篇短篇小说，作者邓友梅，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号《文学月刊》。
故事的男主人公“我”，调到建筑设计院不久，院里来了个搞雕塑的姑娘加里亚。
她是个混血儿，年轻、漂亮、浪漫。
她诱惑和挑逗“我”，“我”也爱上了加里亚。
“我”后悔自己结婚太匆忙，准备离婚。
于是，“我”家庭争吵不休，夫妻裂痕日益加深。
但是当“我”向加里亚求爱时，却遭到加里亚的拒绝。
原来，她追求的仅仅是被男人追求的满足，而不是严肃的爱情和婚姻。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走上了爱情的“悬崖”，因而逐渐回心转意，最终和妻子言归于好。
小说批判了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利己主义。
故事情节曲折，描写生动，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
北京的你大爷是什么意思
在北京话和其他北方方言里，大爷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伯父，这个不用解释了，二是前义的引申，指受人尊敬的老年男子。
前两者“爷”字要读轻声。
三是指很有身份、很有派头的人，引申为空有派头、傲慢无礼的人。
在这里“爷”字一般读二声。
大爷虽然在辈分上与爸爸平级，但地位显然比爸爸要高。
王朔小说《我是你爸爸》中，马林生跟他儿子怄气，儿子喊：“爸……”马林生说：“叫大爷也来不及了。
我决心已定，谁也甭劝我。
”正因为如此，在北京，被人称呼一声大爷，是件很受用的事。
老舍 《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只要有人肯叫‘大爷’，他就肯赏银子。
”足见老北京人对“大爷”的重视程度。
至于作为第三层含义的“大爷”，在现在，大多用作贬义。
因为告别了封建社会，人人讲平等，不太用的着派头十足的“大爷”。
邓友梅《烟壶》中，寿明劝乌大爷：“事由是有，可就是得放下大爷的架子。
”王朔《无人喝彩》中，也有这样的话：“你成天在家玩，大爷似的。
”在报章上，偶尔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谈谈某地服务业的大爷作派》。
“你大爷”是什么意思呢
熟悉北京话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X你大爷的简称。
现在问题来了，骂谁不好，为什么偏要骂人家大爷
查遍经典，也没找到出处。
勉强拉上点关系的是《红楼梦》，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派贾蔷、贾蓉去赴约会，贾蓉说：瑞大叔要臊我呢
但这是大叔臊不是臊大爷。
其实经过了前面这些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点门道。
在北方，伯父往往是家族的族长，又是派头和权威的象征，骂了某人的大爷，实际上等于骂了对方的祖宗八代，等于扫荡了对手的一切权威，打击了对手所有的气焰。
到了后来，“你大爷”就成了一句口头禅，失去了骂人的火药味，成为朋友之间发泄不满的一句话。
今天，这句话不光男人用，有些美眉也在用。
我听过漂亮美眉双手叉腰，大喝一声：“你大爷的
”，颇有巾帼气概。
邓友梅相关知识
何连生棋人棋事 在苹果园地铁站候车的人群里，在门头沟向阳东里的那个街心花园里，在矿务局前的那间餐馆里，没人对那五十开外、头发花白的半大老头投去关注的目光。
在门头沟新桥路街头的那个棋摊儿前，两个下棋人旁若无人地抬着杠，为跳马还是出车争得面红耳赤，那半大老头看着他们，皱着眉，摇着头，叹口气，扭身儿走了。
那俩人还在争，他们不知道那半大老头玩儿了一辈子棋，是象棋大师。
一部《棋王》： 阿城走红文坛 谢园亮相影苑 1984年第7期的《上海文学》月刊刊登了一篇名为《棋王》的中篇小说，小说一经发表，好评如潮，引起轰动，作者阿城一时间名声大噪，大红大紫。
隔了一年，这篇小说又与邓友梅的《烟壶》、张洁的《祖母绿》、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以及李存保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入选中国小说年鉴中篇小说卷，并荣获该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7年，曾导过《生活的颤音》、《都市里的村庄》、《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多部优秀影片的著名导演滕文骥将《棋王》搬上银幕，从而造就了一个后来大红大紫的演员——谢园。
电影对小说做了些许改动，其情节是—— 北京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孩子叫王一生，其家境贫寒，度日艰难，但独迷象棋，呆迂且痴。
一偶然机会，得异人授书指点，于是参得棋道，悟得棋艺，具备了“棋王”的素质。
时为“文革”动荡之时，王一生告别北京，支边插队。
在落户之地，王一生粗茶淡饭，衣破腹空，聊赖枯寂，自言：“何以解忧，惟有下棋。
”于是，他到处寻找对手，寻遍了四周的山山水水、十里八乡。
有一高手，叫“钉子李”，是世家后代，性情狂傲，其将自己的老将用钉子钉在棋盘上，如对手将他让他的老将挪步，他就认输，但他从未遇过对手。
在一次棋赛中，王一生“车轮大战”力搏八人，获胜之后，“钉子李”按耐不住，终于出山，但只是差人“传棋”，人并不到现场。
即便如此，当时也万人空巷，千声鼎沸，王一生挑灯夜战，越战越勇，在胜利在握时，“钉子李”派人乞和，王一生应允……一两年后，王迁升象棋队，从此罢棋，不知所终。
拍戏的时候，谢园有一道具书包，里面有副象棋，为找“棋王”的感觉，他走到哪儿下到哪儿，剧组里的人都下遍了，也没找到“棋王”的感觉。
正在困惑之中，导演为他请来了小说《棋王》的原型何连生。
有位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何连生果真出手不凡，几个回合谢园连连惨败，可他败得高兴，他注意到何连生下棋的时候，基本上不看棋，但出手极快，连想都不想，往往是谢园的棋子还没落下，何的棋子都码上了。
何连生和电影《棋王》中的棋王王一生下棋时不说话恰恰相反，他一边下棋一边说个不停。
他说他离开北京已经十九年了（何连生1969年插队，拍电影是在1988年），他说他当年和阿城分在同一个农场，相距虽不过三十里却无缘相识。
他说他有过电影中“九局连环、车轮大战”的壮举，虽不像电影中写的下盲棋，可比下盲棋还累，他说：“那时，我在知青中下棋是有名的，没赶上参加比赛也是事实（电影中有没赶上参加比赛的情节），实际上，那场比赛是知青们哄起来的，擂台就摆在现在景洪的工人文化宫。
当时，文化宫还没盖起来，那片空场子全是虚土，就在那个场子里摆了十张桌子，都是下明棋。
我同时跟十个人下，绕着那些桌子走来走去，不知走了几百圈儿。
到后来看棋的人越挤越多，每走一步棋我都得挤着过去，尘土飞扬中我东摇西晃，简直头晕眼花，辩不清方向了。
可也不知怎的，每挤到一个棋手面前，一看见棋盘，脑子又非常清醒。
后来累得撑不住了，只能凭感觉下。
最后能不能赢、是不是赢了我已经不在乎了，好像糊里糊涂地听大家喊，说是我赢了……” 何连生给谢园上了这课之后，使他找到了感觉，把握住了“棋王”的表演要领，使他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并使他在国内外电影评比中获奖。
放映的时候，没人注意片头一晃而过的一行字：技术顾问——何连生。
有朋友开玩笑说，一个何连生成就了两个大腕儿，一个影星谢园，一个作家钟阿城。
如梦人生： 一半付与云南 一半留与京西 电影中，“棋王”王一生最后“迁升象棋队，从此罢棋，不知所终。
” 而何连生却未走出红尘，在芸芸众生中，按自己的轨迹，生活着…… 何连生1949年生人，自小在宣武区南横街长大，上托儿所时，班上两个小朋友会下棋，受熏陶，也跟着学会了下棋。
1962年，进入先农坛体校学棋，师从侯玉山。
那时候，何连生爱好广泛，学唱戏，学摔跤，学武术，没闲着的时候，用他的话说，是 “吹拉弹唱、刀枪棍棒，全爱。
”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在下棋，除了在街上下，在体校下，还上茶馆下，——家门口的“南横街茶馆”、天桥的“天桥棋社”、前门的“冰窖场茶馆”、崇文门的“青山居茶馆”、朝阳门的“如意居茶馆”都有过他观棋下棋的身影。
他看过笔者的《传奇大师臧如意》之后，特意指出了一个差错，他说：“菜市口的那个茶馆叫‘松荫轩’，而不是叫‘孙逸轩’，——‘松荫轩’，我老去。
” 笔者借机在此做个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1964年，何连生获北京市少年象棋赛冠军。
1966年，何连生初中毕业，1969年去云南插队。
他在的那个小山村叫“曼景康”，在西双版纳，距景洪县城有四十多里的山路。
那是云南最边远、最贫穷的队——那时叫农场，只能在山的缓坡上种点儿老玉米、黄豆、花生，也养点儿猪、马、牛。
何连生说，那时侯一人一月能买一斤煤油（山村无电，点灯用）、两包火柴，三个月能买一条肥皂、一袋儿牙膏。
西双版纳是亚热带气候，一年只分两季——旱季和雨季：旱季老是暴土扬尘的，种菜种庄稼挑水浇都浇不过来，几乎到了种什么不活什么的程度；雨季一天下十几二十几场雨，没干的时候，种什么都给你冲跑了。
在这恶劣的环境中，知青们过着最原始的生活，他们终日为口腹奔命：上山打蛇、逮唧鸟儿、挖土蜂蜜，当时知青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绿的就是菜，只要是动的就是肉。
何连生说，干一天农活之后，还要自己做饭。
没油没菜甚至没有盐，只能干吃白米饭——白米饭有定量，不能敞开吃，吃亏了，在没米的日子里就得挨饿，所以做饭之前都先称米。
他说，由于没油水儿，人们饭量都大，上海有一个知青叫蒋春香，女的，高矮胖瘦都一般，她一顿吃了用二斤三两米煮出的米饭，整整一大钢精锅
他讲这事时很严肃，像七十年代的“忆苦思甜”。
他说：“当然，也不是老干吃白米饭，赶上家里寄来‘酱油膏儿’，就沏碗汤，泡米饭吃……” 采访到这的时候，笔者想起了棋界高人柳大华。
柳比何小一岁，也插过队，但他向笔者谈起他的插队生活时语态轻松，甚至有些怀恋的劲头儿。
为什么呢
笔者揣摩环境在起作用。
柳大华插队在湖北孝感地区，离武汉百余公里，比何连生的“曼景康”富饶许多，无口腹之累，因而收工之后可以静下心来钻研棋艺。
而何连生在那食不果腹的日子里，与中国决大多数知青一样，对前途悲观失望，对生活心灰意冷，除了上山放牛放马，收工做饭，别的都舍弃了。
用他的话说，是：“饭都吃不饱，还下什么棋
“ 从1969年到1974年，五年间他没摸过棋子。
1974年，北京的棋友给他来了一封信，告诉他中国将恢复棋赛。
好像黑暗中见到了光明，他一下来了精神，把逃脱苦海的希望全寄托在棋上，他四下寻棋谱，找高手（当地闭塞，棋技落后，找了一溜够，才发现无出其右者），准备在未来的赛事中一显身手。
他下棋的事迹在知青中广为流传，被阿城发掘之后，这才有了《棋王》。
在后来的比赛中，何连生数次获得云南省象棋冠军。
再后来，他调到云南体委，在省象棋队做教练、队员，在全国大赛中，多次打入个人和团体前12名。
1993年，在外漂泊二十五年之后，携妻女返回北京，落户门头沟。
在代表北京矿务局、中国煤矿象棋队参加的各种比赛中，成绩斐然，名次前窜迅速。
2000年，何连生才过半百，便退休，“颐养天年”。
端起酒杯，追述往事，有两件事令他难以忘怀，一件是在央视讲棋：从1995年1月至1997年12月，整整三年，每周五晚九时首播，第二周二、三重播，每次一小时，那时，他和他的搭档谢思明、常婉华成了棋迷的偶像，“听何连生讲棋”，成了许多棋迷雷打不动的“必修课”；另一件就是小说〈〈棋王〉〉和电影〈〈棋王〉〉。
不过，“棋王”老矣，春节期间，在京郊顺义，棋迷热拥张强，而冷落何连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若不是“尾声阶段”施展盲棋功夫，“棋王”威风几乎丧失殆尽了。
饮酒论棋： 时而喻之垂钓 时而扯进梨园 在棋界，何连生有“醉侠”之称。
“醉侠”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他能喝。
笔者与他数次吃饭——涮羊肉，他一次能喝一瓶半二锅头，且喝得自觉，不用人劝；再一个是下棋，他说：“我是个怪棋手，别人不走的棋我走，别人不用的着儿我用，别人看我的棋稀里歪斜，像打醉拳……”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何连生每年都有自己的新成果并付于实战，如“反鸳鸯炮”等等，他常用一些看上去歪歪斜斜、站立不稳而暗含杀机的着法夺得胜利，如1986年对河北老将刘殿中，以双中炮对屏风马开局，几个回合之后，何连生走成窝心炮，两炮架于当头，为了取势，他先弃马，又弃车，趁势吃炮，破士象，形成绝杀；又如1989年与浙江于幼华（于到火车头体协之前）对阵，于有棋坛“拼命三郎”之誉，以“拼”见长，而何连生比他拼得还凶，起手走出了“反鸳鸯炮”，走十几步就赚了对方一个子，早早地奠定了胜势。
醉棋又醉酒，是为“醉侠”。
何连生能喝，但不醉，只是话多。
他能把“文革”前到茶馆与业余高手赵连成、李景勋以及臧如意下棋说得眉眼清晰、详略得体；他能把当年跟牛街高手钱德仁、王小六学习摔跤的解说得范儿是范儿，事是事，闭着眼听，脑海里能出现当年的情景。
不过，好听的是他对自身、对时事的议论，现把与本文有关的几句话实录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原来下棋只是玩儿，后来为了‘逃离’那个环境，下棋成了跳板，成了职业，得靠它养家糊口，成了这棵树上的虫子，只能钻这块木头，还得使劲钻…… “下棋有点儿像逮鱼：你爱钓鱼，是钓鱼爱好者，打算一大早儿去钓鱼，起来一看天儿不好，得，不去了，回屋接着睡；即便去了，骑了一百多里地，守在水边儿钓了一天什么也没钓上来，得，拍拍屁股回去了，也不觉得十分失望，因为你注重的是这个过程，乐在其中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渔民，你靠钓鱼为生，你钓不上来你就得饿着，而且你的老婆孩子都得饿着，这对你对你全家都是十分痛苦的事…… “一个戏迷、票友，吃饱了喝足了，带着胡琴、锣鼓，讲究点儿的带上行头去唱戏，又拉又敲又唱，白唱，过足隐了，累了，饿了，挺高兴的回家去了；可作为专业演员就不行了，名演员就数得着的那么几个，梅兰芳、马连良，其他演员都是不出名的，不出名也得吃饭也得生活呀，怎么办
只能跑龙套，用那少得可怜的几个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他是不是很痛苦
棋也一样，一百个下棋的，出名的也就是头六个，那六个有饭吃，那九十四个还得想别的辙，下棋之外，还得教教学生讲讲课，补贴补贴……棋、戏只能成就少数人的帝王霸业，决大多数人只能跟着哄，做陪衬人物；我做帝王霸业不够格，梅兰芳、马连良，特大超特大，我想都不想，我只是一个中上等的大师，不能说是强大师，可好多特大我也杀过，有的特大到今天也没赢过我（有点儿离谱，打住）……”
简述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文化“寻根”意识的萌动始于80年代初。
人们以追溯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渊源的高度热情，开始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纵向坐标，以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为横向坐标，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
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
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
“寻根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现的风俗画小说。
汪曾棋的苏北小镇风情小说，刘绍棠、邓友梅的京味乡土、风俗画小说，古华的潇湘风情小说可视作“寻根小说”的前奏。
李杭育于1980年下半年发表《葛川江文化观》等文，显示出对寻求地域文化的自悟。
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拉开了“寻根小说”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终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浪潮。
“寻根小说”的主将们或撰写理论文章，高扬“寻根”大旗，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形成了一股蔚为壮现的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寻根小说”在民族性、地域性上具有多样复杂的形态。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世事》）等讲述着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曲悲欢离合、坎坷命运，透射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郑义的《远村》、《老井》以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太行深处的人物命运振荡出晋文化的回声；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找乐》力求凸现北京宫廷与市井的生活场景；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着意于天律民俗风情的体察与表现；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表现出对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慕；陆文夫的《美食家》、《小巷人物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共同致力于吴越文化的开拓；王安亿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大刘庄》等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郑万隆以《异乡异闻》开拓着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以往很少写自己民族的张承志，也以《九座宫殿》等作品展开了对回族文化的探寻。
在“寻很小说”中，有—类是以原始或半原始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品，写边疆、少数民族、大山、草原、马帮、牧民……其典型代表是阿城的那组以《遍地风流》为题的小说。
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与场景是意象，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表达自己的人格美理想。
这种对边远的、反文化（非文化）的野性人格的高度肯定，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下的懦弱人格的否定。
正是民族在长期束缚中所形成的病态、卑微、苍白、软弱的性格，促使青年作家到原始生活中去寻找民族的“根”，寻找建立未来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基础。
因而，在小说中，原始的野性只是一个躯壳，作家所要表达的是躯壳背后的一种精神内涵：强健、舒展、自由、开放，而这恰与未来社会中“人”的内涵达成了某种契合。
郑万隆的一组小说《异乡异闻》主要写黑龙江边“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充满欲望和人情、生机和憧憬的山林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落后、愚昧、野蛮的生活之中，作者发现了独特的理想之美，发现了主人公们赴汤蹈火的勇敢精神和宏大刚强的人格。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的虽然是现代都市人、但其中的几条北方大河却是原始的、带着野性和蛮力的。
黄河、额尔齐斯河、永定河、黑龙江，都被作者人格化了，其中寄托着他深沉、有力、一往无前的审美理想。
这类小说除了塑造强悍刚健的人格外，又以自由人格的塑造表现对压抑与束缚人性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反抗。
《遍地风流》中的《洗澡》以汉族青年“我”的自惭形秽反衬大草原上爱情的热烈、奔故、大胆、自然。
《树桩》以一个对歌场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充分愉悦。
《棋王》、《孩子王》表层看来属“知青题材”，其中也蕴含着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
一部《棋王》，实际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吃”，一个是“棋”。
阿城津律乐道地写王一生们的“吃”，既有社会意义，更有生命意义，因为吃乃生存之必需。
而下棋是精神之必需，是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
像王一生这样天生柔弱的人、要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唯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异的一种方式。
即使是他的徒步旅行，也不是为了征服或超越自然，而仅仅是为了与自然交朋友。
获得一种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对自由境界的自觉追求，折射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自觉超脱的意向，有意味的是，王一生看似孱弱无能、不堪一击，却在无所作为中积蓄起内在的力量，阴极而阳复，获取九局连环的胜利。
这种人生哲学，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 “寻根小说”中的另一类作品则主要以汉民族古典、规范、正统的生活为题材，写浸透着儒道文化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带着明显的文化批判精神。
这类小说往往集中解剖一些静态的封闭的地域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积淀过程，明显地表现了接受精华、否定糟粕的扬弃精神。
代表作是《小鲍庄》、《爸爸爸》等。
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村庄近乎复制的原始生活形态，展示了当代农民在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它刻意于呈现一种状态、一个世界、一种生态和心态。
这个世界古老、凝滞而闭塞，众多人物繁衍、生息在这片祖先开辟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且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
其愚昧、封闭、惰性而又淳朴、厚道、善良的群体形象，正是小鲍庄“文化”的产物，一种潜积于人物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小说特别通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和神奇的孩子捞渣生死的故事，开掘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制约和影响。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
《爸爸爸》以白痴丙崽为主体，放射性地勾勒出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群体性格。
丙崽实际上是楚文化的一个象征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形象的抽象符号。
他是一个非人化的可怜虫形象：思维混乱，语言不清，奇形怪状，猥琐卑贱，没有理性，一个只会喊“爸爸爸”和“×妈妈”的白痴。
然而，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他的“爸爸爸”和“×妈妈”竟被乡亲们视为阴阳二封，不但免除了杀祭谷神之灾，而且被尊奉为“丙相公”、“丙DY”、“丙仙”。
于是，他周围的人自然也成了“非人”。
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场血与火的争斗之后，大多数男人死去了，而丙崽却活了下来。
他是一个小老头，却又永远是一个儿童。
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正好满足了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要求。
丙崽象征了人类顽而、丑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口头掸，甚至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
“寻根小说”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它在展现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方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余悸什么意思
余悸读音：yú jì释义： 悸：因害怕而心跳得厉害。
危险的事情虽然过去了，回想起来心里还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