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读后感（要简短500字左右）急用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
此即为“焚书”。
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
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坑杀。
此即为“坑儒”。
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
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
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
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
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而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
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这件事是由两个术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
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
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 自谓‘真人’，不称‘朕’。
”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
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
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记》记载的侯生、卢生非议始皇的话来看，，诸如:“始皇为人……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明显是用儒家口吻批评偏重法家的秦始皇。
未可为之求仙药。
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
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全部坑杀。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
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而已。
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但被杀者也有儒生。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故秦始皇主要坑杀乃方士术士,并非儒生。
除了坑杀在咸阳的四百六十余人外。
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
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既然扶苏以术士法孔子替术士求情，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坑的是“术士”）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加快了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丞相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意义 虽然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手法残忍，残暴。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
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
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
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
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
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
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
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占卜、农作书不禁。
民间求学以吏为师。
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术士四百六十余人。
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
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
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
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
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
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宦官赵高用阴谋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
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
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
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赵政的极端做法，导致的是秦王朝的短祚，仅持续了15年。
晚唐诗人章碣在其《焚书坑》一诗中写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
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
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
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
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
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
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
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
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
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
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
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
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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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求秦始皇本纪读后感 800字左右
秦始皇名叫赵政，当秦国在六国中占绝对优势时，庄襄王死去，十三岁的秦始皇即位，同时政务由大臣来管理。
秦国也无时无刻地他国进攻，凡是对秦国不利的，都一个个铲除。
秦国二十几世纪的国君累积下来的功绩。
终于在秦始皇这一代局出，秦国迅速的强 大起来，很快就统一了六国，但是这么一个空前强盛的国家，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十年毁于一旦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对语言、文字、尺度等一系列都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他的功劳对以后的华夏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他在获得天下以后，为自己的私智。
秦国永久的连续，不曾册封一个诸侯国，使得秦国十分独立。
这一是秦国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情始皇性残暴。
一般都用武力解决的。
曾花重金去寻找人灵芝奇药。
还请人来炼长生不老丹。
由此看来秦始皇的贪念就巨大无比。
在民怨沸腾的时候，竟然去建阿房宫。
结果还没建成。
如果二世有一般皇帝的领导能力，应该对秦始皇为了私智，留下的各种麻烦进行弥补。
从而避免秦国的毁灭，天下一样会坚固，但是二世亲小人，远贤臣，搞得盗贼已经到宫门也没人通报。
最终自杀身亡。
由此可见一个朝代 兴衰比但与君王有关，还与群臣的忠奸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只有团结起来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百姓的生活才能幸福、安康。
求关于秦始皇长生不老药的故事。
公元前219秦始皇曾坐环绕山东半岛，在那里他一直了三个月，在那里他在渤海湾里有三座仙山，叫蓬莱、方丈、瀛洲。
在三座仙山上居住着三个仙人，手中有长生不老药。
告诉秦始皇这个神奇故事的人叫徐福，他是当地的一个方士，听说他曾经亲眼看到过这三座仙山。
秦始皇听后非常高兴，于是就派徐福带领千名童男童女入海寻找长生不老药。
徐福带领的浩大的舰队出发了，但他在海上漂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他所说的仙山，更不用说是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是个暴君，徐福没有完成任务，回去后依秦始皇的作风一定会被杀头，于是他就带着这千名童男童女顺水漂流到了日本。
徐福虽然一去不返，但秦始皇并没有死了那份求仙的心，四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找到一个叫卢生的燕人，他是专门从事修仙养道的方士，秦始皇这次派卢生入海求仙与徐福有所不同，徐福是去寻找长生不老药，而这次卢生入海是寻找两位古仙人，一个叫高誓一个叫羡门。
据记载，秦始皇遍寻不着的“长生不老药” （俗名叫“太岁”，学名叫“肉灵芝”）。
但最终，秦始皇没吃到长生药，既没有长命百岁，就连秦王朝也早早灭亡了。
人物介绍：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
秦庄襄王之子。
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
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
秦始皇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
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
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
还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新局面。
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观后感300字
徐福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齐地(今山口，即原黄县)人，著名方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
二千多年前，方士徐福打着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旗号，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漂洋过海，从此杳无音信。
二千多年后， 徐福的那次东渡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海外航行活动， 而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成 为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文化财产。
可惜迄今为止，仍有众多有关徐福的疑谜无法作出结论：徐福到底为何东渡?他又去了哪里…… 两千多年前的一次航海活动 龙口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2200多年前，秦始皇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永久享有这样的权力，他妄想得到长生不老之术。
于是，不断派人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
一次，在秦始皇到泰山封禅完后， 东巡路过龙口——当时还叫作黄县，在当地一把手的安排下，方士徐福以地方名流的身份晋见了皇上，并随团继续考察。
到了琅琊 (今胶南)的时候，徐福正式上书说渤海中有三神山，里面住着神仙，吃了山里的仙药，个个长生不老， 他愿意赴汤蹈火，为皇上取仙药。
秦始皇很高兴，给了他很多金银财宝，命他入海求仙。
但没多久，徐福就回来了，说， 他见到了神仙，但是神仙嫌礼薄，需要美好的童男女和各种工匠用具作为献礼，才能得到仙药，秦始皇遂派500童男女随徐福再次出海。
第二年，泰始皇再次东巡，顺便来找徐福，虽然路上遇到了刺客张良用大铁锤袭击，但躲过一劫的他仍按原计划到达琅琊，可惜没见到 徐福。
他再见到徐福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后， 他的第三次东巡。
徐福依然没有找到仙药。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本来就要拿到仙药了， 但是海上有大鱼护卫仙山，功败垂成。
这次， 秦始皇亲目率领弓箭手到海上与大蛟鱼搏斗，杀了条大鲨鱼，兴冲冲的回去了，想这下子可好了，徐福终于可以拿到仙药了。
但是， 他还是没有等到仙药，在返回咸阳的路上， 就病死了，他的手下为了篡位，密不发丧，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没有了借口的徐福一时也骑虎难下，于是在公元前210年，他带着浩浩荡荡的求仙团队漂洋过海，寻找虚无缥缈的三神山和灵丹妙药。
从此，再未回到中原。
这个故事在龙口是家喻户晓，但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徐福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么? 故里之争 5月16日，离一年一度的龙口市徐福文化节还有两天的时间，这次已经是第七届 了。
届时，将在徐福园广场上为两座徐福雕像举行揭幕仪式，其中一座送给韩国济洲岛，立在徐福展示馆。
龙口人一直认为徐福的故乡应该是龙口。
最早记录徐福事迹的是《史记》，作为当时西汉武帝时太史令的司马迁，距离徐福东渡的时间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定是因为此事影响甚广，所以他在自己的不朽著作里记录了当时求仙这一盛况：“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司马迁说徐是齐地人。
在龙口市西北部有个徐福镇，镇因秦方士徐福而名，镇上有仿秦古祠——徐公祠。
徐公祠不大，不过一个四合院，里面有徐福的雕像，和中外因徐福而进行的文化交流展示。
“这里以前有个小庙，是当地人为纪念徐福建的。
庙前就是徐格庄，据说就是徐福的老家。
”徐公祠的管理人员李树植说。
平时来这里参观的人并不多，但是，每来一个，李树植都会这样热情的告诉游客，龙口就是徐福的故乡。
司马迁没有说出徐福的籍贯。
那龙口人为什么认为徐福的故里是龙口呢?这源于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东莱郡有县十七 ……，徐乡。
”关于徐乡的由来，元代研究齐国史地的学者于钦在《齐乘》中说：“徐乡，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
”《齐乘》被史学界推为善本，是全国名志之一。
“乡”在秦代是一个行政区域单位，而徐乡县在汉代就是指黄县，今龙口市，龙口市保存了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
譬如，徐姓是黄县的大姓；城东绛水河畔有一登瀛村，传说徐福东渡瀛洲时，就是从这里集结童男女开始启航的；风景优美的屺岛上立着徐福的雕像，屺岛原叫寄岛，因当年徐福东渡时，将母亲暂时安置在这个岛上而得名，当然，这也只是个传说。
但是，有关徐福的故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1982年6月，江苏赣榆县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在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一个叫“徐阜”的自然村。
据当地人说，“徐阜”原名“徐福”，明清时仍称“徐福村”。
另据出土文物可知，赣榆县在战国时属齐地， 秦时属琅琊郡。
由此，位于今江苏赣榆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的徐阜村，也称是徐福故里。
这两种说法在目前史学界上争论颇多， 因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时争论不止。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纪念徐福活动的展开。
耐人寻味的东渡活动 徐福，古称徐，以方士为业。
古代的方士虽然在官方的正史中是以搞迷信为生的“三教九流”式的人物，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
他们懂得诸如医药、炼丹术、占星术、航海术等科学技术， 他们的行业特色决定了上可以接触帝王贵族，下可以联系平民百姓，在当时社会上是比较受瞩目的一群。
而徐福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战国至汉初，山东沿海的方士入海求仙风盛，多是为了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愿望。
但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他屡次出海，没求到仙药，却依然能在秦始皇的暴政下安然无恙。
为何他能逃脱，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方士却因求药末果而被驱逐呢?龙口市文化局副局长、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曲玉维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徐福当时的才能卓著，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他的东渡之旅不仅仅是求仙药这么简单，还有其他政治目的。
求仙药说。
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说法。
在秦代方士是很流行的。
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
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
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
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避祸说。
“秦始皇暴政，一部分人敢于揭竿而起，另一部分人就消极抵抗，在沿海地区，就有很多人向海外移民。
徐福是知识分子， 他不满秦的暴政，但又无能为力， 于是表面上热衷于寻找仙药，实际上是寻找合适的机会移民。
”山 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认为。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汉书》中说：“徐福、韩 终之属多赍童男女人海，求神采药。
因逃不还，天下怨恨。
”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
同舟 危时避秦客。
此行何似武陵滩。
”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
复仇说。
也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秦亡齐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
海外开发说。
当时邹衍的大九州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
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地开发海外。
秦始皇所向往的正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
于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就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
《吕氏春秋·为欲篇》也指出了当时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
”东至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
这应该就是秦始皇对国家版图的宏伟目标。
因此， “秦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桑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观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
直到后来，秦始皇老了，身体渐渐不行了，才更偏向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曲玉维说。
东渡何处 但是，秦始皇最终没有得到长生不老的丹药，而他满怀希望派出的求药团也一去不回。
徐福带着三千人的队伍，长途跋涉，寻找传说中的三神山，最终，找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自立为王， 再也不愿意回家乡了。
《史记》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那徐福最终去了哪里呢? 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这是诸谜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
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
日本还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
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
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
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
此外，还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到了美洲的。
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
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 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
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
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曲玉维认为，徐福历经十年的准备，而且从小生活在沿海，一定会选择一种安全可行的航海路线，一方面要保证淡水和粮食的供应，一方面要避免大的风浪，所以他决定沿岛而行，最终的路线便是：从家乡北海岸的黄河营古 港启航东渡，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的北九州。
两千多年来，徐福到底去了哪里，依然争论不休。
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怀念徐福。
感激徐福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在这些地方，世代传说着徐福教当地人种水稻、凿水井、制造农具、传播医药、纺织等知识的故事。
尤其在日本，徐福集团的到来，给日本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从一直徘徊中的原始社会推向了奴隶社会。
于是，两千多年前徐福那次复杂的东渡，虽然让他如履薄冰， 但是今天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
“那次东渡成了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端，徐福也成为三国人民友好的化身。
”朱亚非说。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徐福其人以及东渡之事的研究，始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曾有人在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辑五先生把研究徐福与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当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汪向荣、卫挺生等，也参与了这一研究。
1981年，汪向荣先生再论“徐福东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而且一改其年轻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记载了“方士们的不真实的宣传”，认为“徐福是实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计划的海外移民。
”他还指出：若对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探讨的话，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传说。
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
一些中国有影响的史学元老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颇感兴趣。
如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辽宁大学的孟宪仁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论述。
另外象台湾的彭双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然而，由于《史记》对徐福求仙事的记载“语焉不详”，使得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一宗千古疑案，史学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近些年来，虽然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等多角度来佐证这一历史事件，但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要说认同，只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二是确实下过海。
至于其出身在何处，在哪儿出海，出过几次海，东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一切还都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因此，有些史学家就提出，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容易陷入空论与臆测。
其实，徐福传说，虚虚实实，历来是浮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徐福成了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一种独特文化。
在中国，自汉以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撰文赋诗的不在少数。
一生喜好探幽访奇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其《古风》（三）赋的正是“徐 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宋朝欧阳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烂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吴莱热衷于徐福传说，他泛舟东海，寻访古迹，写下了著名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把徐福在舟山群岛中的遗迹，一一记录下来，并写下了《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篇；明朝的宋濂、李东阴；清时的黄遵宪等也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终上所述，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
谁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
而是事实告诉我们，徐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状况，对中日韩三国的交流与交往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突然中断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一下跃入了金石并用时代，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
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又不得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
但是，《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只有“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么几个字，这平原广泽是哪儿?谁也不知道，以后又无令人信服的考古资料可以佐证。
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其可信度也有限。
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是有困难的。
当时的中国正置列国纷争，连年征战，老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蹈海东渡。
移民集团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又何止徐福一个。
就在史学界，关于倭人始祖问题，历来也有“吴人后裔说”，“太伯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骑马民族后裔说”等诸多观点，影响着日本历史发展的外来文化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通古斯文化等。
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涵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
“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
另外，自战国至秦汉，王侯将相大多热衷于神仙之道，故在历时几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动中，出现了像安期生、羡门高誓、韩众、卢生、少君等一大批方术之士。
光是徐福入海求仙时就有三千童男女及无数百工相随，有几十条乃至上百条的船出海，就这一群体而言，也不可能首尾相随、同时出发、同到一个目的地的。
因此，在中国一千多里的海岸线上，在日本有近30个地方都有徐福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
徐福就成了这些方士群体、求仙队伍的代名词。
我把其称为共名的徐福。
徐福与日本历史结合起来，从纯历史学的范畴到形成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流变的过程。
自司马迁《史记》记载以后，东汉班固的《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南宋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有徐福出海求仙的事迹，且不出《史记》内容的窠臼，所说徐福到过的祖州、瀛洲、夷洲、澶洲、 屿、蓬莱、方丈等地，均是虚无缥缈的。
徐福传说与日本之接轨，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来华，次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访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带看到有一个风俗同于华夏的“秦王国”，于是就猜想，这大概是传闻徐福止住不归的“夷洲”，但又无法确定。
之后，有人则把这个“秦王国”直接比定为日本。
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书于公元1530年)中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
故中国总呼曰‘徐倭’”。
用肯定的语气直接说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属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趋频繁，人们发现日本的文物制度类似中国，颇存上古遗风，于是逐渐将徐福东渡之地锁定为日本。
在徐福与日本古代史结合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义楚的《义楚六帖》中的记载。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中国，与我国的义楚和尚相识，相交日益深厚，宽辅把流传在日本的关于徐福求仙到过日本的传说讲给义楚听，后来义楚把宽辅的这一口述内容，记载在他的《义楚六帖·城廓·日本》中： “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
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
今人物一如长安。
……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
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 在中国，徐福求仙到达日本，最终到达富士山的记载始见于此书，但这一记载也仅仅是一对异国友僧的交谈内容，也只是传说而言。
然而，就是这样一则不经意的谈话记录，却成了以后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依据，传承授受，一直沿袭到了现在。
徐福文化历史流变中的另一突出现象就是徐福逐渐由人到神，徐福的史实记载内容逐渐被作为文人的创作而加以发挥，并且不断加以神话。
徐福则逐渐成为一种不折不挠、无所不能的精神象征。
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数宋代李舫的《太平广记》中一段有关徐福的记载：徐福，字君房。
不知何许人也。
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
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
有司奏闻始皇。
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
其叶似菰，生不丛。
一株可活千人。
始皇于是谓可索得。
因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
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
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
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
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
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
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
”宗族留之不可。
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
遇空舟，乃赍所携。
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
岛上有数万人，如朝谒状。
须臾至岸。
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
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
”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
”“此则是也。
”顷之，众各散去。
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
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
”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
君云：“能尽此，为再餐也，但恐不尽尔。
”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
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
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
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
某求住奉事。
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
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
”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
”某还，数日至登州。
以药奏闻。
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整个故事可谓神乎其神。
至于徐福东渡与中日关系的意象结合，则在历代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国途经越州，朱少乘、朱少瑞、鸿渐等人赋诗相送，唐僧人鸿渐写了一首《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 禅居一海隔，乡路祖洲东。
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
山冥鱼梵远，日正辱楼空。
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这大概是文献所见“祖州”、“徐福”与“日本”的意象结合的最早史料。
在此前后，以徐福求仙为题材的诗文也常出于名人之手笔，李白写过，皮日休写过，朱少瑞写过。
在日本最有影响的要数宋代苏轼的《海漫漫》与欧阳修的《日本刀歌》。
明清时期随着与日本交往的更加频繁，此类题材的诗文更是屡见不鲜，曾任日本大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中记载着徐福求仙事；曾任宁绍兵备道的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记录了其去新宫访徐福墓的经过。
名人题留，佳作倍出，虽然，不少作品对徐福描述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是徐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过去我们却因其是文学、是传说，并不是史实而被忽视，即惑只作一些佐证材料来加以引用，没有能够集中地、深入地、多角度地加以研究，发觉其更深的内涵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历史上曾都通过各种形式，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交融，形成一个个复合的政治文化联体。
隋唐时期，是日本与我国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国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国也曾派遣过大量的迎送使节，两国友人、僧侣、学者之间的交往，时常以徐福文化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而互相传颂、赞赏。
日本的弘顺法师与我国的义楚和尚以谈徐福传说来颂扬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日本天台宗僧圆载，来华留学约40年后回国，他的好友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为他饯行，曾写有一首《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其中有：“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澶洲”的诗句。
也以徐福求仙事来揭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无学祖元的第四代徒弟中津绝海来中国留学。
明太祖知道后就在英武楼召见了他。
谈话间，明太祖问起日本熊野徐福庙古迹，中津绝海法师即席作了一首《应制赋三山》绝句：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明太祖看到这首诗后，兴致即起，当场步中津绝海诗韵和了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1402年，明惠帝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一庵一如出使日本，二位法师在日本碰到了中津绝海高僧，中津绝海捧示朱元璋御赐诗轴向两位中国法师求和诗。
道彝天伦和一诗： 采药秦人旧有祠，春风几见术苗肥。
老僧曾到中华国，御笔题诗赐远归。
一庵一如也和诗： 挂锡龙河古佛祠，一生高洁厌轻肥。
赋诗诏入金銮殿，携得天香满袖归。
中日联珠，堪称绝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唱和其间正是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之时，从中显现了两国人民对和平友好的珍重。
1978年10月 ，同志访问日本，他与日本朋友谈及日本就是以前传说中的蓬莱国，有长生不老药时说：仙药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次来，希望带回去日本优秀的科学技术。
1979年2月，和歌山县新宫市市长来华访问，将早期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天台乌药的三株树苗赠给同志。
这又是由徐福东渡求仙而引出的一段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
徐福文化就是这样，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已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悠源的象征，并被两国人民世代传颂。
秦始皇为何使劲寻找不死药
首先想要看懂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知道当时的环境，当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和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开始了楚汉战争，而为什么刘邦一定要做皇帝呢
这是因为刘邦不得不这样做，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而想要在楚国争夺控制力也非要贵族不可，这也是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中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关键的地方在于，在楚国的文化之中只有熊氏、芈氏和贵族才能形成与其他楚人的契约关系，这导致了如果刘邦想要战胜项羽，就必须采取一个新的模式才可能成功，并且秦国在郡县制的改革并未彻底完成，各方的诸侯和旧势力还存在，所以导致刘邦需要成为皇帝才能得到更高的控制权。
当刘邦战胜项羽之后，就又面临一个问题，他该选择何种文化和制度来管理新出现的汉朝，墨家已经逐渐衰落，法家则刚刚失败于秦朝，那么刘邦只能选择两个文化，一个就是道家，另一个就是儒家。
那么为什么刘邦没有选择儒家，这是因为当时的儒家是封建儒家思想，追求的是复兴周礼的“克己复礼”，所以这一点对于刘邦推行郡县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自然不能选择，这导致汉初选择了道家。
如何去理解“道家”将成为看待从秦到汉的关键过渡，“道家”对于现代人来说非常容易与儒家进行混合对待，并且之后道家又分化出“道教”来，所以给人感觉道家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哲学，然而这样看待“道家”就没有看到他的本质，“无为”并不是毫不作为任由发展的意思，而应该解释为“我为”，道家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我”应该如何看待和面对世界，用自己的思想去面对世间的变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环境这一点也就更加清楚了，汉初时候刚刚结束了战争民生凋敝，甚至连皇帝都没有像样的车马使用，在皇帝的周围还有各种势力的存在，刘邦又遭遇了白登之围的失败，所以刘邦如果强力进行改革，势必再次激起混乱，这使得从刘邦开始决定休养生息，萧何之后的曹参为何仍然强调无为而治。
因为对于整体的情况看来，汉朝的皇帝势力与诸侯王势力之间的发展看谁更得利的问题，时间对皇帝是有利的，如果皇帝可以忍耐和等待自己的势力壮大起来，才有能够解决诸侯王的能量，而对诸侯王们来说自己想要发展势力对抗皇帝也需要时间。
再者汉初政治中后宫干政情况非常严重，对于法家与儒家来说都非常强调规制，这将限制后宫干政的能力，所以从一个大的环境上看后宫、皇帝、诸侯王都在等待时机发展自己，“无为而治”与其说是什么都不做，不如说是每个族权势力都在利用时间和“我为”的思想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空间。
所以爆发七王之乱就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了，七王之乱爆发以后汉景帝重用周亚夫和自己的兄弟进行平叛之战，击败了诸侯王之乱，但是汉景帝仍然没有得到改革的关键突破。
到了汉武帝时代终于出现了转机，董仲舒的出现改革了这一困境，董仲舒为何可以使得儒家替代道家成为汉朝所使用的文化，以至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因为董仲舒时代的儒家已经不再是封建儒家思想，而是进化到了王朝儒家思想，他将儒家思想与官权有效的结合起来，使得官权制度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变了法家所创造的官权制度的困境，让官权制度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发展与突破。
于是，汉武帝才能够颁布推恩令，使得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衰落，官权得以发展。
从秦朝到汉朝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为什么儒家可以最后脱颖而出，这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儒家思想在这一时代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从封建走向了王朝。
封建儒家思想的创造者孔子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崇拜者，但是历史是讽刺的，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然而真正将封建思想击败的，也正是孔子。
封建思想中贵族的合法性来源于“血统”，这也是周礼出现后的变化。
孔子出现后认为天下大乱的关键在于人不守“礼”所造成的，所以通过“克己复礼”可以恢复周礼，但是让孔子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举动和学说并不被封建贵族和君主接受，因为一旦真的使用孔子的思想，封建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变化，从“血统”走向“行为”，孔子一生追求封建制度却被封建君主拒绝的关键就在于封建儒家思想不但不能挽救封建思想，相反摧毁封建，这使得儒家思想在封建时代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学说。
但是这一点在王朝制度以后出现了变化，“行为”论经过董仲舒的变化成功的变成王朝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随着思想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文化用来解决汉朝的实际问题，成为儒家思想脱颖而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