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对鲁迅的感想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一代宗师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
而其中最能体现先生意愿的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立人”思想 。
“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
实际上，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上去了。
国族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曾使鲁迅十分痛心，这激发了他对人的精神麻木，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觉而深入的关注。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无意间看到影像中麻木的中国人，这件事对鲁迅刺痛最深，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
”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立人”的根本在于“尊个性而扬精神”，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性，人才会去发现“精神”。
精神是自由的，还是压抑的，这直接关系到是安于现状还是奋起反抗
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正是立人所必经的考验。
经过先驱者的启蒙、教育，无数的“闰土”、“阿Q”清醒过来，不在沉默、胆怯、徘徊，“立人”的思想才会一步步清晰明确起来
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气，他就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
他也就可以拥有“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了。
所以，个体意识着重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气度的养成。
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
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所以，鲁迅接着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觉醒人的个体尊严，激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首要之点，具有个体尊严和清醒的个体意识是他特别看重的精神品质。
从“立人”出发，鲁迅又终其一生追求着自身的独立个性和思想自由，也就是个性主义。
但在鲁迅的时代以及中国的一贯的观念里看，“个性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仅仅指出鲁迅“尊重和保护自己这个战士的力量和地位，也要尊重和保护自己这个战士的尊严与荣誉”这一事实，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的最大歪曲。
据说这是把鲁迅描绘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维护个人利益、地位、尊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这种反常的心理在我国盛行多年，反倒成了“常理”了。
但在鲁迅看来，既然要立人，当然就要维护人的正当权益、地位、尊严，自然也包括自己的正当权益、地位、尊严。
在鲁迅的思想中，虽然有着“自我牺牲”的因素——这是他受进化论的影响以及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也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是与他的“幼者、弱者、下者本位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鲁迅拒绝无条件的牺牲以至泯灭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就如钱理群说的，“他没有因为片面强调为国家、民族、社会及后代牺牲，而根本泯灭了自己的个性，走想变相的新奴隶主义” 。
鲁迅的牺牲，是有限度的，而且有对象的，那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谋私利者。
对于那些为了谋取私利而利用鲁迅或其他真正的改革者的“自我牺牲”的人和行为，鲁迅是极其敏感的，总是毫不犹豫的做出最猛烈的反击。
在《牺牲谟》里，鲁迅对那借着“同志”、“牺牲”的名义，要穷尽余力地剥夺“我”的一切，甚至连最后一条“裤子”也要夺去的人与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攻击。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很自觉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
在他的一生中，虽然真心支持革命，但又自觉地与各政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为某一集团某一政党所专用。
而一旦他发觉那些所谓的“革命者”借“革命”之名来贩卖自己私货，甚至使用残暴的手段来压迫人民的时候，鲁迅总是毫不妥协地进行抗争。
在“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就彻底与国民党决裂了；之前他与国民党之间也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而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的事件以及与周扬的论战中，鲁迅更是异常敏感地觉察到，徐懋庸等人接着“革命”的名义与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进步知识分子，限制人们思想自由，动辄加之以“莫须有”之罪名，甚至威胁要“实际解决”，以此来牟取个人私利的“新奴隶主义”本质。
他指出徐懋庸等“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
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说 “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
”对于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帜来行“新奴隶主义”的行径，鲁迅是看得非常透彻而且非常警惕的，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为“奴隶总管”，他们的“新奴隶主义”也是封建主义的变种。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
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
鲁迅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化意蕴、卓越的艺术成就，高耸于近现代文学的顶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震天撼地的艺术魅力。
他的杂文，充满真情实感，真知灼见，既是投枪、匕首，又是解剖刀、手术刀、显微镜，成为人们了解历史、认识社会、规范人生、追求未来的有力思想武器。
它的美学价值、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来说，在于鲁迅深谙历史、忠于人民、知识渊博、爱憎分明、敢于和善于直面人生。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面对新的社会、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事业、新的人生追求，如何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这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今天要弘扬鲁迅精神，就应像他那样刻苦学习，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宝库中不断吸取营养，充实和丰富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可以从哪些方面写
一、从赵树理的名字说起 命名确实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是意识形态的征候。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学中，“高大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美学。
而赵树理给他的人物命名的特殊方式——给人物取绰号也一直不为当时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接受，以致他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195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老定额》申辩：“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
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
”有意思的是，不重要的人物赵树理奉命不用外号了，可是却非要给他的主人公一个外号不可，似乎不用外号，就写不出来东西。
确实，通过外号，赵树理是在表达一种与自己的“同志们”越来越难以调适的、独特的、从农民和民间出发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
被迫放弃外号，被迫放弃自己的思维方式，赵树理的写作道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的作品从此日见稀少。
许多人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改名来重新确认自己，建立新的认同。
1930年，赵树理将自己的名字从“树礼”改为“树理”——“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①通过重新命名，与封建传统决裂，并进而获得现代认同。
赵树理经过了从信仰民间宗教、吃斋念经到追求现代知识和革命真理的过程。
这也说明了赵树理在与现代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成长和精神巨变。
这种变化常常为我们所忽视。
赵树理的名字本身说明了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民间的人物，而是经过了现代洗礼的新知识分子。
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
他和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漩涡之中。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镇”。
阿Q和闰土们是喑哑的、麻木的、被启蒙的对象，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农民才真正成为主人公。
1980年代“伤痕学术”的“重写文学史”，从来不打算去理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
袁可嘉认为新文学运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脉络和传统，这就是相互冲突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
②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诞生了“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新传统。
到40年代末，“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构成了越来越尖锐、直接的冲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文艺”的“新方向”。
胡风对“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诠释和正在开展的新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形成了历史性的冲突。
胡风固持“五四”启蒙立场，否定“人民文学”新的历史意义：“由于‘五四’运动，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
为什么只是‘进展’而不是‘否定’呢
这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任务突变出去。
”③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思想必然构成巨大的碰撞和冲突。
不论赵树理的创作怎样一度被抬高为所谓“赵树理方向”，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未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或主流，而是相反，他的写作很快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革命”的对象。
尤其是在“文革”前夕，他的创作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猛烈批判。
实际上，赵树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构成了他的艺术高峰的是写于1943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并不是发生于“革命圣地”延安。
他的写作和革命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延安的作家。
他也没有描绘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整体地反映那个觉醒了的农村天翻地覆的历史图卷。
赵树理使人想起1980年代的农民作家高晓声。
高晓声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
……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
④他的创作是拘谨、局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调、简陋和贫乏的。
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说的那样：“说实话，我对他的书感到失望。
……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
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
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
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情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
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⑤赵树理的创作看起来与“工农兵文艺”的理想相一致，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的话语偶然浮出水面，但却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弄潮儿，他固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体现出农民的利益、愿望、价值、道德和审美观念。
他曾经说：“《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
我是不想套的。
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
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
”⑥ 没有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工农兵文学”话语，就不会有赵树理的崛起和位置。
1946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人都着文介绍和推荐赵树理的创作。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具体实践了文艺思想。
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
赵树理是惟一同时被收入解放前后编辑出版、构造了后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野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人民文艺丛书”的经典作家，显示了其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人们并不真正满意和看得上赵树理的创作。
赵树理自己回忆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到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
”⑦赵树理既给当时的文坛吹来了一股令人惊异的新鲜空气，但是又没有人真正感到满足。
一方面，胡乔木和邵荃麟等人都怀着强烈的不满足的心情给赵树理开过书目，异常热情地企图改造和“提高”赵树理；而另一方面，解放后，赵树理对激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
赵树理和张爱玲这两个在1940年代出名的作家，在当时都达到了某种辉煌；他们的创作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
张爱玲的出现，用傅雷的记载来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⑧而在另一片天地中，赵树理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用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话来说，“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了。
”⑨赵树理和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戏剧性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尤其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剧情中，他们的沉浮荣辱成为了标志性的情节。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其实，这样的评价套用在赵树理身上更要合适一些。
曾几何时，张爱玲已经被供上了文学史的神坛；然而，不论是“继续革命”还是“后革命”都没有赵树理存在的空间，赵树理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孤魂和野鬼。
二、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上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鄙夷不屑的口吻谈起赵树理的创作时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
……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
”⑩ 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
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
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但是，赵树理并不是一个民间艺人，也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更不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完全无关或者对立的作家：“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是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B11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写作新诗和小说。
赵树理重建了写作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读者不是学生和市民，而是农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和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
赵树理完成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变，自觉地为农民的需要而写作。
他的拟想读者是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村听众。
他认为，“通俗化”并不是“通俗文艺”，而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
”B12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
他发现父亲对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艺杂志丝毫不感兴趣。
他相信要把新知识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非通过他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
于是，他从“五四”新文学出发重新返回农村民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B13可以说，赵树理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扩张、深入和反思的结果。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
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
胡适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
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
”?B14朱自清说：“所谓现代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
”?B15而文艺大众化运动则是“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和新的发展阶段。
瞿秋白对白话文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将白话文称为“白话的新文言”、“欧化的新文言”和“非驴非马的‘骡子话’”，仍然无情地将平民大众拒之于外。
?B16因此，他主张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
茶馆里，空场上……工厂里，弄堂口，十字街头，是革命的‘文学青年’的出路。
移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是大众文艺作品发生的地方”。
他和鲁迅提出了采用“旧形式”的主张，和茅盾就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提出：“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写，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
”?B17成仿吾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就提出：“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受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B18“左联”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胡风指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
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应大众底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
……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
”?B19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
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
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一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
”?B20鲁迅在回答“第三种人”苏汶对于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非难和讥讽时说：“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
……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B21 赵树理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并且写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
赵树理回忆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
?B22到抗日战争前，赵树理共发表了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主要是通俗文艺。
1941年冬，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文联举行文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为通俗化大声疾呼。
抗日战争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大众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通俗化的主张。
?B23 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另一方面又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是不同的被压抑的“民间”和新的“国家”结合的方式。
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
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不同。
赵树理的小说承续了评书的传统，保留了传统评书的风格。
《三里湾》开篇即标明“说”的风格：“从旗杆院说起”，有头有尾，有条不紊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话”（《金瓶梅词话》）等通俗文艺形式，赵树理则把他的创作叫做“板话”。
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他不是以方言来装饰地方色彩，而是前所未有地将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从纯粹口语提炼成为韵味深长的“普通话”。
在白话文的创造上，胡适主张向传统的白话小说学习，傅斯年主张做欧化的白话文，赵树理则将民间口语提高为文学语言。
他说：“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些。
加工在什么地方呢
加工在更合符‘说’这上头。
”?B24这是一条没有杂质、没有受过污染的清亮的语言的河流。
周扬赞扬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B25同时，他在对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包括了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
他在《李有才板话》中就写道：“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
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
” 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
”?B26黄修己说：“赵树理语言动作性强、运动感强，这很可能与学习评书有密切的关系。
赵树理也要求自己的小说能‘说’，像《登记》、《灵泉洞》就都是以评书名义发表的。
按照这种标准，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说成是评书，或评书体小说。
”?B27赵树理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
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
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
”?B28他对于传统有了新的分析，呈现为不同的脉络。
这种对于传统的不同理解，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写作传统的一种辨识和确认。
赵树理写作的风格极度质朴、单纯、健康、清新和简洁，洗净了欧化和“新文艺腔”的积弊，体现了与文人创作不同的纯净风格。
董大中认为，赵树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
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
……从赵树理开始，我国的文学是一直沿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的道路、沿着文学的通俗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
?B29赵树理创作的出现，使得《林海雪原》等小说在50年代打破了通常的“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秩序。
罗兰·巴特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
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
”?B30赵树理的存在是一个征候，它吸纳了当代文学、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
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社会和人的重建。
不论怎样，赵树理的创作在现代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且以完全崭新的语言和面貌出现在文学视域里。
三、文学的“风景”与“装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
冯牧称赞《李有才板话》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一部小小的然而真实的新的农村演变史”。
?B31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历史巨变。
1946年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是第一篇全面地评价赵树理的创作的评论。
他总结说：“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B32郭沫若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
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B33 鲁迅和赵树理是最杰出的表现中国农民的作家；但是，鲁迅和赵树理对于农民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因为他们的不同的立场。
鲁迅是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描写和表现农民的，他笔下的农民都是像闰土一样“沉默”和被动的。
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里，农民才成为真正的主人公，成为具有历史创造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
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解放、憧憬和欢乐。
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B34因此赵树理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赵树理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翻身解放，但是，赵树理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以鲜明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作家。
他对于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不同的角度、眼光、表现内容和方式。
他很少正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描写，通常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阶级斗争。
《李有才板话》的主人公李有才并不是直接参与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艺术天才的乡间编讽刺性快板书的民间艺人。
小说开头通过李有才的独特的眼光勾勒了一幅具有特色的农村“阶级地图”：“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瓦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
地势看起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
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本村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
老舍的资料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 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赵子曰》、《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一、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二、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三、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创作风格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
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
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
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
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但除了特定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 的主题和内容不多。
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
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
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
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老舍在茶馆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
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
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
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
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
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 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
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
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
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
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
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
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
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相关事件 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这些都是他将来倾向于写作平民生活和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在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任校长。
“五四”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在济南这座温和朴实的古城里，老舍和普通的教员、记者、车夫、厨子、说唱艺人、民间拳师为友，汲取民间养分，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以及散文《趵突泉》《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等，并翻译发表了大量外国文学。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1934年秋，赴青岛任山大中文系教授，讲授高级作文、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
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聚集在青岛的许多文朋诗友。
1935年，老舍与洪深、王统照、臧克家等朋友一起发起在《青岛民报》附出《避暑录话》周刊，题名语意双关，一是避时令之暑，二是避“当局”之“暑”，所刊诗文俱出名家，不但文字生动活泼，常有精美之作，而且立意精到，令读者刮目相看，于是在青岛一纸风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从济南到青岛，老舍除了教书便是写作，写下了6部长篇小说：《大明湖》（原稿在“一·二八”战火中被毁）、《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以及多篇中短篇小说。
《骆驼祥子》完成于1936年夏，发表于同年9月至翌年10月的《宇宙风》，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1943年后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捷克文，是老舍的代表作。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山东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期间老舍大女儿在济南出生，起名舒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使老舍无法再埋头于创作。
8 月 1 日 第三个小女孩舒雨出生后，青岛形势危急。
在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后，全家搬到齐大校内现在的常柏路 11 号。
11 月 15 日 ，日寇炸毁黄河铁桥，济南危在旦夕。
决不能当汉奸，坚决去抗战，老舍毅然提起小衣箱，告别妻儿，离开常柏路 11 号温馨的家，奔向武汉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
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有《断魂枪》。
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
《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
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
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
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终年67岁。
书集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印书馆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印书馆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29，人间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当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老舍集》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饥荒》（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3部）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1—3部，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1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1956，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1983，花山 《老舍散文》1984 百花 《母鸡》 《我的母亲》 《养花》 《我们家的猫》 《济南的冬天》 《林海》《草原》《四世同堂——开学的日子》《断魂枪》《茶馆》一共六十多本小说
老舍的资料 老舍的人生经历 作品 作品的特点 作者的语言特点 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 作者的生活情趣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
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
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
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
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
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
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
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
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
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
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
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
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
1954年回到山西。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
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
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
(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
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
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
’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
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
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
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
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
)。
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
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
)，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
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
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
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
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
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
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
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
(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
)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
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
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作为结论性意见。
《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
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
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
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
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
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
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
)。
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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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作品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的异同（结合作品）
在表现农村生活,开掘农村题材的作品中,赵树理小说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小说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大大开掘了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领域,推动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
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疾苦与命运,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着眼于农村,注目于农民,描绘具有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是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的作品中,农业中国里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农民问题,得到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映。
从整体上看,赵树理小说与20年代乡土小说的确具有继承关系,但二者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却形成了两种审美极致。
理论基础不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赵树理小说是对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创造性发挥,《讲话》发表后,深谙农民生活的赵树理以自己独特的观察与体会,实践了同志文艺思想。
20年代乡土小说是对文学革命后小说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的引导,周作人等提出“乡土文学”主张,于是便有了2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