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心理罪影评观后感700字
摘要：元丰三年（1080年）年近半百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矛盾的人生和儒释道思想的融通，以及对审美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他淡泊、通达、恒久的宇宙人生观念。
以《念奴娇 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为代表的黄州系列作品，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苏轼这一时期虽身处逆境，却超然自适、狂放豁达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黄州作品；苏轼；旷达；人生 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林语堂《苏东坡传》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写道：“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珈修行者，佛教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
” 苏轼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是一个诗、文、赋、书画皆工的旷世奇才；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多年文化沉淀的民族的一种期盼。
然而，这些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灾难。
终其一生，他在仕途上虽曾官至礼部尚书，但先后几次因诗而获罪。
“乌台诗案”甚至使他差点丢失了性命。
在沉浮不定，梦幻无常的苦乐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
在其诗文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山林之念相交织，就淋漓而尽致反映了他随遇而适，狂放豁达的人生态度。
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一代文豪被放逐黄州时的困顿处境，消极、痛苦的矛盾心理急切地转化为了他遗世独立的人格力量和作品。
然而旷达的胸襟使他随缘自适，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进取之心，使他不忘时时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以《定风波》《念奴娇 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为代表的黄州系列作品，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苏轼这一时期虽身处逆境，却超然自适、狂放豁达的人生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逆境中的人生况味 嘉祐元年（1056），二十的苏轼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优人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即位不久的宋神宗为了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新法的实行，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
朝野之中，一时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
而苏轼既反对因循守旧的司马光，又不支持激进改革措施的王安石。
当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屡次上书，反对骤变，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
因与王安石的主张产生分歧，苏轼被迫离京自求外放。
元丰二年(1079)，到湖州就任还不到三个月的苏轼，就因做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出狱以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被贬黄州的这段时间，是苏轼最失意的日子，也是他生活上穷困潦倒的时光。
但是，也就是这段潦倒、痛苦的日子，却成就了他在文学创作的天才。
也就是这份天才突出地表现在他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却保持着狂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
政治上的风雨往往是变化无常的。
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被召还朝。
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上至礼部尚书。
但是苏轼在地方官任上，发现王安石的新法有一部分是行之有效的，不同意对新法一概废除，这就引起了旧派的排挤。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之后苏轼多次贬官，饱尝宦海沉浮之苦。
在绍圣年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苏轼被作为旧党要员受到二度迫害，流放到时为瘴疠之地的岭南(广东惠州)，3年后，再贬到荒僻异常的儋州(海南)，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统观苏轼的一生，正像他对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自嘲的那样：“心似已槁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在他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过。
但是，他始终保持著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应有的坚定的政治操守独立不倚，正直不屈。
“不系之舟”确是他坎坷一生最好的写照。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逆境中旷达人生态度的形成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思想成就伟大。
不论身处何境，人最怕的就是丧失自己的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正蒙·西铭篇》)，这是北宋士大夫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充分表现。
谪居黄州的五年的苏轼，面对政治的挫折、打击，没有像中国传统士大夫那样或逃遁山林，不问世事； 或悲愁感慨， 抑郁而终，而是以天地胸怀来做人世事业。
他对传统思想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以一种开放的相容态度，取儒、道、佛三家之精义，形成一个博大丰富的思想体系与学术体系。
以儒学为本而不为所囿，以佛老为参而不为所溺，立说自有根基，论道能出己意，显示其在学术思想上的独立精神。
他以儒家的思想积极人世，同时又以道释的思想超然出世。
因而他能以积极进取、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 既执著于现实又超越现实。
一方面用佛道思想使他观察问题，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用儒家思想，使他在逆境中也从未放弃拯世济民的责任感。
以“兼济”和“独善”有机统一的思想，完成了一个旷古奇才的传奇塑造。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黄州作品中的旷达人生 在贬官黄州的五年中，苏轼写下了大量的作品，不论是诗词作还是文赋，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愈发成熟。
他以精警、凝练的词句，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表现出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一、宠辱不惊， 超然物外 曾经荣耀的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而他却能随遇而安，坦然对之。
他的一首《初到黄州》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苏轼没有一丝抱怨，他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
没有宠辱不惊， 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如何有这等闲情逸致，这等洒脱的诗句
当时在定惠院寓居的他，还作了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正是苏轼独立不倚刚正不阿，自甘寂寞，孤高自赏，不随俗俯仰的政治操守的象征。
这首词既是词人对自己过去因独立危行而不见容于世的反思， 也是今后将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之人格的豪迈歌唱!如果说《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还流露出一丝作者内心的愁怨，那么之后的《定风波》则表达了更多的从容和旷达。
元丰五年( 1082) 三月，东坡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杖篱徐步，心定气闲，并引以为乐，写下了《定风波》一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正是苏轼后半生应世态度的写照：政治失意，身处逆境，苏轼依然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
无论政敌们如何诬陷、打击、迫害，他照样舒畅地说笑吟歌，我行我素地漫步自己的人生，对困境安之若素，从容面对，淡然处之。
“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地举重若轻，大无大有，这也正是苏轼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
二、热爱生活，随缘自适 苏轼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
他保持着一颗发现美、欣赏美的敏感心灵。
他认为：“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食甫糟啜酉离，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苏轼《超然台记》）由于有此种无往不乐的心态，虽然在黄州过的是身耕妇织的穷困生活，他也能够苦中作乐。
可见，他是在以积极的态度寻找生活的乐趣，从而达到自适的境界。
《西江月》充分展示了他的闲适自得：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黄州并不是一个以风景著称的地方，可经过诗人审美的心灵去观照，描绘出来的图画是那样的引人入胜。
蕲水春夜，云淡风轻，马儿似乎也解风月，作者更是沉醉其中。
多情的诗人爱惜这怡人的美景，不忍惊动水中琼瑶一般的月影，于是解鞍下马，醉中赏景，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将自身融入自然，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了。
在这首词里，完全看不出他此时被贬黄州时的艰难处境。
如果不是真正的达到了随缘自适的精神境界，怎么能写出如此和谐的自然之景呢
苏轼在黄州有《东坡》一诗云：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走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小山坡上，苏轼没有发出行路难的感叹，而是悠然自得地欣赏着自己的竹杖敲击山路的声音。
后人喜欢把苏轼称为“东坡”或者“坡仙”，笔者认为这两个词最能概括他随缘自适的风格。
逆境中的苏轼和其他农夫一样，春至而耘，秋至而收，完全融入当地生活。
一代文学巨匠，默默无闻地田间劳作而能自得其乐，是因为他超越了物质的追求，那么他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淡泊名利，豪放旷达 人生难得的是“淡泊”二字，特别是久在官场之人，苏轼在他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写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夜饮归来的东坡，“倚仗听江声”，渴望抛却功名利禄， 回归自然。
驾一叶扁舟，任意东西， 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大自然中， 展示了词人由人生失意到精神解脱的思想历程。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以洒脱快意的文字表达了与天地同化、与万物合一的淡泊超然的思想。
元丰五年( 1082年) 七月， 苏轼与朋友一起泛舟赤壁，创作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赤壁三绝唱”。
其中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将豪放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词从宏大的时空环境中展开，雄浑豪放，气势磅礴。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词人心潮澎湃： 当年的周瑜是何等的快意潇洒，风流倜傥! 而自己却是壮志难酬，只落得“早生华发”。
但词人并没有囿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 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
后人评论此词“自有横槊气概， 固是英雄本色”。
宋胡寅论北宋词时曾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念奴娇·赤壁怀古》将苏词的豪放风格推向巅峰。
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前赤壁赋》中， 苏轼运用了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上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从而消解内心的痛苦。
自变者观：盈虚、消长、荣辱、得失，一切事物在不断变化；自不变者观：水、月、人、我，一切都无增减，没有变化。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即使在逆境中，有为的生命仍具有永恒的价值。
况且，大自然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慷慨，馈赠给你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无穷无尽，任你享用。
不必强求尘世间的功名利禄，只要精神上充分理解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寻求心灵的自由，那么美好的东西就会长期属于超脱的灵魂。
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是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
作者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困厄中解脱出来，显示了他淡泊名利，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
总之，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了他对人生所做的思考、所表现的超脱旷达的风格， 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的重要原因，是作者吸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同凡响的大文人。
孔子是什么样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野航 当后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
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
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
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
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
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
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
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2好揭人短处的孔子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
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
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
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
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
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
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3虚荣的孔子 自卑的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
象孔子这样在当时就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被人议论是不可能的。
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级别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
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恰到好处。
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这一吹捧：“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当然，孔子听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另一次，卫灵公的老婆南子要见一见孔子，孔子先是推辞，后来答应一见。
对这次与美女会晤的细节，《世家》着墨不多，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为然的。
而孔子极力地在为这次会面辩解，好象显得不自信。
孔子心虚什么
为什么对于来自弟子的“不悦”如此地敏感
心理学对人性的观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极力地否认什么时，那就意味着被否认的东西对主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那么，对孔子产生诱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种在被人看重时获得的成就感。
这让他几乎忘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
当然，他很快发现自己被美女给忽悠了。
他卫灵公两口子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花瓶而已。
于是他发出了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叹，离开了卫国。
孔子的虚荣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齐国的晏婴是这样批评他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
也就是说，孔子那种贵族化的生活作风，不是“以民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广。
4丧失原则的孔子 鲁国的陪臣公山不狃与季氏闹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时的孔子因鲁国的政局“陪臣执国政，僭离于正道”而“不仕”。
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业的诱惑面前，不免跃跃欲试。
他的弟子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却说：“夫召我者，岂徒然哉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想想，这话按儒家的标准，是多么地悖逆，居然要把一个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拥戴成“东周”
幸好这事不成，否则孔子圣贤的名声就彻底玩儿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弃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赵简子的攻击而叛变，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经不起诱惑，想去试试。
弟子子路反对，说：“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子却狡辩道：“不曰坚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
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能靠这个机会施展抱负。
5被人瞧不起的孔子 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
他们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
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
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
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
这是什么世道
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
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
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
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
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
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
你难道不明白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肮脏，一为女阴，一为政治吗
6被肮脏的政治所害的孔子 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
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
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
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
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
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象个君子了。
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
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
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
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7被徒弟怀疑的孔子 孔子的粉丝徒弟们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满世界转悠，本希望混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得到的下场却是在陈蔡间差点送了命。
不满的情绪自然与日俱增。
首先发难的是子路。
他愤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
第二个“色作”的是子贡。
弟子们的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为什么君子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没有伯夷、比干那样的人了（这种回答并不比约伯的安慰者们的回答更高明）。
对于子贡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点妥协的建议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别人喜不喜欢（这个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种太自我中心的人，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丝中始终不怀疑的只有颜渊，他说：“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表现）。
颜渊的说法让孔子觉得很中听，说，要是颜渊发了财，自己宁愿替他管帐。
我不知道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听了孔子和他学生的这些对话，会对孔子下个怎样的诊断，不过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议孔子接受心理治疗是免不了的。
8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 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终于回到了鲁国。
这时的孔子，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
而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
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位置。
孔子不愧是个圣人，他不仅认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设性，也冷静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
他也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而把他的学问，从伦理、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怎样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好学敏求的过程中与天命相关联的层面。
有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的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一个细节，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而殷人是最喜欢言神怪之事的。
孔子幼年也喜欢玩祭祀的游戏。
为什么他终其一生都那么地避讳这些
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
孔子所避讳的，与其说是神怪之类的东西，到不如说他避讳的是他那令他耻于提及的殷商后裔的出身，因为那出身正是在他的童年伤害过他的东西。
为了否定那个东西，他极力地要从文化心理上把自己变成周人（“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也正是他养成了一种比较讲究排场的生活作风的动力所在。
然而，在他生命的终点，那被他压抑了一辈子的殷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了。
他开始喜欢上神秘的东西，比如喜欢读《周易》，把“河图洛书”的神秘征兆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得知“获麟”的消息，就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尤其是他梦见了他处于“两楹之间”，而这，正是他作为殷人的文化认同的象征（“周人于西阶，殷人于两柱间”）。
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回归到他作为殷人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中，从而完成了他这一生的精神之旅的伟大轮回。
孔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师，并不是因为他象耶稣一样完美，而是在于他为我们演历了一个凡人要走的人生道路。
而这才是孔子的价值所在。
所以，把孔子神化到耶稣的程度，加以崇拜，是有违孔子“下学上达”的本意的。
孔子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液的人，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他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快，死有余辜。
安息吧，孔子。
野航兄，没有人要把孔子打造成救世主，只不过是要恢复孔子的先师地位。
圣人也是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儒教建立后，孔子肯定也不会拥有神格。
汉儒就有这个倾向，好在后世孔子最多封“帝”而已，没多少人再提什么“黑帝之子”（上帝的儿子）了。
汉元帝刘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在位其间有什么作为
汉元帝生于昭帝元平六年（前75），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
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
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
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四月，被立为太子。
黄龙三年（前49）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才能 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开始衰败了。
仅举一例：刘奭60多岁的师傅、“当世名儒”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
其时刘奭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泪流满面，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
那时候刘奭即位才两年，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三四年间，刘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
然而，害死师傅的石显呢
刘奭却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惩治。
司马光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一点不错，这是个典型的昏君。
这个昏君坚定地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作为一个宦官，你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姻族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为我这个皇帝服务么
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么
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公公去处置。
可笑，“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早已忘记了秦朝赵高的教训。
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却没有像后世两个同样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与宋徽宗一样，成为敌国的俘虏而死于非命。
为什么
有昭宣中兴的底子，大汉王朝毕竟还有比较雄厚的实力，与李后主、宋徽宗时期的南唐北宋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正是在汉元帝时期，大汉王朝曾经的强敌匈奴分崩离析，其北方的一支——郅支单于一部被汉朝歼灭，南方的一支——也表示臣服。
同属昏君，你能说刘奭不幸运么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幸运”，也只是与那几个非常凄惨的帝王相比而已，其实，他也有“不幸”的一面。
平心而论，汉元帝刘奭之所以成为一个昏君，也有客观因素，那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没有精力处理国家大事。
石显之所以能够长期弄权，上说：“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
那个“是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紧接着该又说，初元年间，萧望之等人弹劾石显“专权邪辟”。
“初元”是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5年。
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第一个5年时，二三十岁，身体就不行了。
刘奭30多岁时，有个叫张博的外戚写信给刘奭的弟弟淮阳王刘钦，说“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显然一点也不夸张。
想想看，不满40岁的盛年，头发脱落倒也罢了，连牙齿也掉了，怎不令人心生怜悯之情
难怪他40岁后没几年就“驾崩”了。
婚姻 说汉元帝不幸，也指他的婚姻。
当他还是皇太子时，按照规定，姬妾就有十来个，而他最宠爱的是司马良娣。
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司马良娣就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
”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
司马良娣死后，刘奭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
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
王皇后挑选了等5人，并乘太子来拜见父皇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
”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
”当时坐得离太子最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
王皇后立即令人将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
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不也是一种不幸么
时间是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
刘奭做了皇帝后，嫔妃自然远远多于做太子时的姬妾。
于是又有两个嫔妃获得了刘奭的宠幸——一个姓傅，一个姓冯。
傅氏原来是昭帝太皇太后上官氏身边的一个才人，刘奭当了皇太子后，她又去服侍刘奭。
她“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也就是说，很有心机，很能处人，上至地位比她高的姬妾，下至普通宫女，都处得很融洽。
每当宫中有什么祭祀活动，她都以酒酹地，祝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
大概后来刘奭也认为：这么善良的女人，肯定不会诅咒公孙良娣吧，对她也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后来傅氏又生了儿子刘康，于是被封为婕妤。
冯妃则是刘奭即位后入宫的，在生下皇子刘兴后，也被封为婕妤。
后来，汉元帝又特意在婕妤之上、皇后之下设一女职“昭仪”，授给这两位替他生了皇子的爱妃，所谓“昭仪”，昭显其仪也，是后宫妃子们的辉煌榜样也。
除了皇太子刘骜外，刘奭就只有这两个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刘兴被封为中山王。
王政君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宠”——汉元帝并不爱她；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虽然被立为皇太子，却“颇有酒色之失”，酗酒而又好色，怎堪承担“革命接班人”的重任
而定陶王刘康呢，却与父皇一样多才多艺，尤其是精通音律，堪称父皇的“知音”，与母亲傅婕妤都受到汉元帝的宠爱。
当刘奭生病时，傅婕妤又很得体地带着儿子一直侍候在身边。
接下然而然地，刘奭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了。
只是由于汉宣帝生前很喜爱这个他唯一见到的孙子——皇长孙，孝顺的汉元帝不愿违背父皇的遗愿，也由于大臣史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骜才算保住了太子之位。
刘康于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封王，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病逝，估计只活了20岁出头；刘兴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封王），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病逝，大约活了30来岁。
皇子的优越条件与优厚待遇，却没能使汉元帝的这两个儿子长寿。
不过，这两位王爷的儿子却都“幸运”地做了皇帝：刘康的儿子刘欣继汉成帝之后成为汉哀帝；刘兴的儿子刘衎继汉哀帝之后成了汉平帝，这是后话了。
宠妃 再来说说汉元帝的这两个宠妃。
公元前38年，汉元帝刘奭到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后宫的那些嫔妃们都陪坐于侧。
正看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一只黑熊逸出圈外，攀上栅栏，直扑人们坐着观看的殿阶之上。
傅昭仪与众嫔妃尖叫一声，惊慌逃避；唯独冯昭仪挺身而上，毫不畏惧地挡在黑熊面前——当然，有惊无险，负责保护皇帝安全的武士们迅速地赶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格杀了黑熊。
惊魂稍定后，刘奭问她：“大家都惊慌而逃，你为什么敢于上前阻挡
”冯昭仪答道：“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
我担心黑熊直扑陛下的御座，情愿以身承当。
”刘奭赞叹不已，对冯昭仪也倍加敬重。
而同为昭仪，傅昭仪羞愧之余，也暗暗地恨上了冯昭仪。
汉元帝死后，傅、冯二昭仪都去了儿子的封国，傅昭仪成了定陶王太后，冯昭仪成了中山王太后。
汉成帝死后，傅昭仪的孙子刘欣成了汉哀帝，傅昭仪更一跃而成为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了。
而中山冯太后呢，她的儿子刘兴死后被谥为中山孝王；刘兴有一个儿子，当时还不满周岁，嗣位为王，当时称为“中山小王”。
可惜这个小王爷患有“眚（音shěng）病”，大概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窄狭症”吧，古时候又叫“肝厥”，发作时嘴唇、手足、十指皆青。
冯太后亲自抚育这个幼孙，除了求医用药外，还不断地求神问卜、祭祀祷告。
汉哀帝即位后，倒也很关心这个堂弟，特派一个中郎谒者——即宫廷的礼宾官张由，陪同御医前往中山国，替中山小王看病。
不料这个张由患有癫狂病，到了中山国后突然发作，一霎时怒不可遏，任谁也劝阻不住，自个儿返回了长安。
朝廷质问他擅自离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异常，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上与傅太后，我这才急急赶回来奏报。
”这一诬陷正合傅太后之意：多年前的积怨，这下子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了
立即派御史丁玄前往中山国调查。
丁玄将中山国的官吏以及冯家的兄弟们100多人分别关进洛阳、魏郡、巨鹿等地的监狱中，一直查了数十天，也没有查到任何真凭实据。
傅太后见丁玄不管用，又派亲信宦官、中谒者令史立取代丁玄，会同丞相府的一个长史，共同继续调查。
史立受傅太后指使，希望因此案而立大功、封侯爵，因此特别卖力。
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守寡的弟媳君之等都受到严刑审讯，因牵连此案而死于酷刑之下的及被迫自杀的数十人。
终于有个叫徐遂成的医生受刑不过，诬陷道：“冯习与君之曾经对我说：当年医生修氏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不过只得到些钱财赏赐；你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自然也不能封侯。
倒不如杀掉皇上，一旦中山小王做了皇帝，你还愁不能封侯么
”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谋大逆之罪了
史立大喜，又拿着徐遂成的供词去责问冯太后。
冯太后自然不承认。
史立讥讽道：“当年黑熊上殿时你是多么地英勇，而今天为什么又如此怯懦
连证据确凿的罪行也不敢承认呢
”审判既在中山国中，贵为中山太后的冯氏估计尚有一定的自由，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对身边的人说：“黑熊上殿的事情已经隔了元帝、成帝两世，宫廷秘闻，史立这么一个小吏怎么能够知道
这不是明摆着皇宫中有人陷害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么
我不死，她怎么肯罢休
”说完，就服毒自杀了。
她的妹妹冯习与丈夫、儿子，弟媳妇君之，还有小弟弟宜乡侯冯参等亲属，有的自杀了，有的被砍头，一共死了17人；冯参的女儿冯弁是中山孝王刘兴的王后，也被废为庶人。
“揭发”有功的张由则赐爵关内侯，办案有功的史立也被提升为中太仆。
这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事，距“黑熊事件”已经32年了。
冯太后等人的冤死，深受人们同情，司隶孙宝请求皇上重新调查此案。
傅太后勃然大怒道：“皇帝设置了司隶一职，就是为了监察我么
姓冯的贱人谋反一案已是铁证如山，你孙宝却吹毛求疵，故意宣扬我的所谓恶行
好吧，既然姓冯的是冤枉的，那就是我诬陷了好人，你赶快来治我的反坐罪吧
”汉哀帝怎么敢治嫡亲奶奶的罪
为了安慰奶奶，又将孙宝打入天牢。
尚书仆射唐林不服，上书抗争，又被哀帝以“朋党比周”的罪名远远地发配到敦煌。
直到大臣傅喜、龚胜一起上书“固争”，汉哀帝才请示了傅太后，释放了孙宝，并让他官复原职。
傅太后病死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第二年汉哀帝也病死了。
直到这时，冯太后的案子才被翻了过来。
因为此案而受封赏的张由与史立，由于是在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之后，才算没有受到严厉处置，只被免为庶人，远远地发配到广东合浦去充军。
汉元帝大概没有想到，他没做皇帝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只活了二三十岁；也没想到，受他宠爱而又“善良”的傅昭仪竟然心狠手毒，包藏祸心，害死了冯昭仪；更没有想到，受他宠爱而又敬重的冯昭仪，结局竟然如此之惨。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
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
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
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 “柔”字用得恰切。
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
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
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等。
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
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
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
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
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
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
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
”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
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
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
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
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
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
”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
”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
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
”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
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
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
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
”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
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
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
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
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
”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
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
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
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
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
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
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
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
骜者，千里马也。
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
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
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
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
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
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
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
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匡正”什么呢
就是匡正君主。
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
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
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
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
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
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
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
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
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
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
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
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
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汉匈冲突的休止符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
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
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
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
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
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
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
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
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
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
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
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
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
《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
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
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
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
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
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
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
”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
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
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
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
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
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孝成帝。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
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教养的贵族女子，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里，她象芜草丛中的奇葩，她不是一般的美，而是惊人的美，她的聪慧、典雅、质朴、活跃，她的单纯、沉静、从容、高贵，使得她在各种场合下出现都是美艳绝伦的。
对安娜一直怀有成见的列文，都为她的美为她的丰富活跃的精神世界所吸引，她那在瞬间由悠闲恬静而又显得那么优美端丽突然变为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她的美貌、聪明和良好的教养，都深深打动了他，使他不由地在内心里赞叹道：“这是怎样一个女人
”“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惜的女人
”“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动人心魄的风度。
”“同她谈话是一种乐事，而倾听她的谈话更是一种乐事。
”短暂的会面，便使列文依依不舍地离安娜而去时，他“又望了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发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的心情。
” 在欢腾的舞会上，吉娣眼睁睁地瞧着渥伦斯基谦卑、驯从地投向安娜，并被安娜所接受，安娜夺去了她的爱情和幸福，成了她的情敌，可她却仍然被安娜的“超自然的力量”的美所深深吸引。
她“愈来愈叹赏她”，安娜“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颈项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卷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
”吉娣感到安娜是“生活在另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娣所望尘莫及的。
” 安娜的美不仅溢于言表，更富于内心，她心地善良，单纯自然，感情热烈真挚，对不幸的人怀着深厚的同情。
她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温柔、真挚、善良和友爱的感情。
如此一位优美的女性，她所追求的不过是真挚的爱情与母爱，可她的追求由一开始便注定了无尽的悲剧结局。
安娜是一个诚实、勇敢、正直、有高度人格尊严感的女性，当她一经接受渥伦斯基的爱情以后，她就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原来的“虚伪与欺骗”的生活处境了。
她勇敢地向丈夫跟旧生活决裂，她说：“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她是一个正直而不放荡的女人，她追求真挚的爱情，她曾对渥伦斯基说：“爱，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正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理解的。
”安娜挣扎在贵族社会虚伪的污泥里，极力想得到超脱，她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她心目中，妇女不是被玩弄的对象，不是男性生活的点缀品，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感情，有渴望，有人格，有尊严。
她将自己的追求寄托在真挚的爱情里，企图寻到一条道路来彻底解放自己和人格，这种爱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为此，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她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还有她最深爱的儿子。
作家花了大量的笔墨写安娜体态和精神的美，不是偶然的。
安娜的美，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以及作品人物，特别是对安娜本人的命运，都是有重要的作用。
鲁迅说过，悲剧就是将美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
如果没有安娜的震撼人心的美，便没有渥伦斯基跟安娜的爱情，便没有卡列宁家的破裂，更没有安娜悲剧结局一百年来带给人们深深的震撼
当我们向安娜的美倾予由衷的叹赏时，我们不能不为其悲剧的结局痛心疾首。
如此一个优美动人的女性，她的要求不过是真挚的母爱与情爱，这个正当的生活权利，却被冷酷无情的贵族社会分裂并对立起来，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奢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安娜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道德观念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主要原因。
这种种冲突首先表现在她与丈夫卡列宁的矛盾斗争中，属于彼得堡官僚集团的卡列宁是个残酷无情的沙皇官僚制度的化身。
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点缀品。
安娜一再，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
“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
“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敲门砖罢了”。
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安娜说，“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象鱼在水里游泳一样。
”卡列宁这种冷漠、虚伪、一心想往上爬的思想，他那种令人憎恶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切地感到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活在她“体内的一切的东西”。
安娜说：“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
”这一种无爱的家庭，由一开始结合就埋下了巨大的危机，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渥伦斯基一出现，安娜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她于是再也不能容忍卡列宁式的“虚伪与欺骗”，不顾一切，牺牲一切地与渥伦斯基结合了。
把安娜逼死的当然不止卡列宁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流社会。
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
”（恩格斯《致玛。
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
不同的是，她们能“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而感情真诚、严肃认真的安娜只能“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这种生活，感到虚伪，可耻，无法忍受。
培脱西怂恿渥伦斯基追求安娜，渥伦斯基的母亲也赞许儿子在安娜身上取得的成功，但是当她们看到这并非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而是认真的爱情时，立刻视为大逆不道。
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的“红杏出墙”，而是由于她竟敢公开这种爱情，公然对贵族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挑战，在这个社会里，伪善的莉蒂亚自诩为“社会的良心”，淫荡无耻的培脱西们竟是这个社会的“精华的精华”，虚妄无能的卡列宁是整个社会的“支柱”，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给予安娜正当的生活要求的肯定与人格尊严的承认。
安娜悲剧的根源便在这罪恶的社会。
安娜自身性格的矛盾是悲剧内在因素。
一方面，安娜是勇敢的，她始终不悔自己选择的道路：“假使一切要从头再来，也还是会一样的。
”她鄙视那班贵族男女堕落虚伪的生活，在剧院里她向整个社交界抬起了高傲的惊人美丽的头。
另一方面，安娜性格自身便有着不可弥补的局限性，面对社会，她勇敢地挑明自己对自由爱情与独立和要求，她曾对渥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
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
”“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甚么都没有了。
请记住这个吧
”她变成了攀扶在渥伦斯基这棵树上的一条青藤，树倒藤亡。
渥伦斯基成了她生活中和全部意义，一旦失去他的爱，她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地灰飞烟灭。
她渴望渥伦斯基尊重她的感情，把她当作朋友和知已，而非情妇。
但她没有意识到更不知如何才能争取到这种平等与恒久的爱情，她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切都被操纵在渥伦斯基的手里，甚至在每一次口角之后都吓得浑身发抖。
她内心永无休止的矛盾与痛苦源于她对生活对自己目前处境的迷惘与恐惧，她的生活，她的信仰和她的追求都找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她本能地反抗一切，又本能地忍受着一切的冲击。
她爱得愈深便愈没有安全感。
到了最后，她甚至被迫使用一般上流妇女使用的靠姿色与服装去吸引渥伦斯基的视线。
企图牵住他日益冷淡的爱情。
愈是临近悲剧的结局，安娜的内心矛盾冲突就愈是复杂，深刻，尖锐。
她一会儿恨得那么深沉，一会儿又爱得那么热烈；一会儿她表现得那么坚强勇敢，一会儿又显得那么软弱怯懦；一会儿她觉得自己有一千个理由值得骄傲，一会儿又感到自己屈辱卑下；一会儿她期待得那么殷切，一会儿又失望得那么可怜；一会儿充满了生的欢乐，一会儿又幻想着死的恐怖－－她的内心永远充满了惊涛骇浪，她爱得那样深切，却又爱得那样痛苦。
她觉得自己酿造了一切罪过，又觉得一切罪过吞筮了她
如此一个丰满凸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成了作家笔下一种永远惊人的艺术力量。
安娜的矛盾还在于母爱与情爱之间的取舍抉择，她一生只爱两个人－－谢辽沙与阿克历赛，她对杜丽说：“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
”邂逅渥伦斯基之前，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谢辽沙的身上，儿子曾经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全身心地爱着谢辽沙，甚至连离开他一刻都不行。
爱情与母爱乃是一个女子正当的生活权利，冷酷无情的社会却把它们分裂并对立起来，作为陷害安娜的工具，逼她走上悲剧的绝路。
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
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憎恨。
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脱“虚伪与欺骗”的上流社会，渥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虚伪更欺骗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
如果说安娜从前在跟卡列宁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现在，她在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她对渥伦斯基估计过高，期望过大。
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骗”的社会，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错了，他带给她的永无止境的痛苦矛盾与恐惧，远远超过他带给她的生之欲望与欢乐。
他的爱情消失后，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剧的绝境，她控诉这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 安娜的惨死从多方面揭发和控诉了沙皇俄国特别是它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作家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表现了安娜的死是安娜的必然结局。
他把安娜的命运写成一个悲剧，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
安娜的命运，很值得同情，更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
她被逼上绝路，是社会的罪过；她的死，更是对黑暗社会的一个反抗，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真挚诚恳的向往，对自身人格解放的渴求，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特别是在今天要求妇女解放的时代，这一种悲剧给我们的启示，更是深远而恒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