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 读后感
小二黑结婚》读后感 最近看完了这本书。
它的作者，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
作于1943年春，是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
在我看来，好的小说重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重在真实可信。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信手拈来的调恺笔调，于诙谐中见真、善、美。
由于时代的因素，大家都只看到这本书批判农村的封建和土霸权势力和宣扬普及婚姻自由，人人平等的教化作用。
但我认为，好的小说除了可以担当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外，它本身也必定是丰富饱满，值得回味的。
这个故事很简单：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可是遭到了多方的反对。
一是小二黑那个学道算卦，看着黄历过日子的爹，因为算出了两个年轻人八字不合，命相不对，所以极力反对；二是小芹那个从来就有点小风流的娘，也借着跳大神来以不投姻缘为由大肆反对；三就是那对一直垂涎于小芹美貌的村里的恶霸——金旺兴旺两兄弟，他们甚至借着手里的小权，把两个处于热恋的年轻人捆到了村公所去。
到此开始了故事的高潮，村公所里的区长于法于理上给小二黑他冥顽不灵的爹上了一堂婚姻自主的课；小芹她那个偏爱老来俏的娘却因为城里人“异样”的眼光和讥笑改变了初衷；最畅快人心的当然是揭发了金旺兴旺两兄弟的恶行，除去了他们在村里的权力。
于是最后小二黑和小芹借着自由之风之先河，有了大团圆结局——结婚
读《小二黑结婚》有感800字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
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
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
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
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代表作： 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 “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一生及其作品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
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
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
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
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
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
”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
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
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
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
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
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
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
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
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
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
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
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
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
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小二黑结婚》的作者是谁
小二黑结婚【教学目的】一、了解赵树理小说浓厚的民族特点和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
二、学习作者运用白描手法和传神的个性化语言刻画人物的艺术技巧。
【教学步骤】一、课前预习指导学生阅读“作者简介”和“鉴赏提示”，大致了解作者概况及作品特色；并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编拟出故事梗概，以掌握课文大致情节。
二、课堂研讨1.美读本文语言通俗易懂，个性鲜明，读来趣味横生。
例如：“神仙的忌讳”“三仙姑的来历”，这些精彩语段，教师可范读一二，指导学生美读。
要求读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
2.比读作者的另一篇小说《田寡妇看瓜》在题材和写作方法上与本文有相同之处，可比照阅读。
田寡妇看瓜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
最爱偷的人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
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一九四六年春天，南坡庄经过土地改革，王先生是地主，十来亩园地给穷人分了；田寡妇是中农，半亩园地自然仍是自己的。
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又早早结了果，田寡妇仍然每天到地里看守。
孩子们告她说：“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
”她不信，因为她只到过自己园里，王先生的园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也难怪她不信孩子们的话，她有她的经验：前几年秋生他们一伙人，好像专门跟她开玩笑——她一离开园子就能丢了东西。
有一次，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饭，转来了，秋生正走到她的园地边，秋生向她哀求：“嫂!你给我个小南瓜吧!孩子们饿得慌!”田寡妇没好气，故意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还不得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哪一个也不舍得摘，挑了半天，给他摘了拳头大一个，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
”她才把秋生打发走，王先生恰巧摇着扇子走过来。
王先生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下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着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
这话正投了她的心事，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此孩子们说“今年不用看了”，她总听不进去。
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
有一天她中了暑，在家养了三天病，园子里没丢一点东西。
后来病好了虽说还去看，可是家里忙了，隔三五天不去也没事，最后她把留做种子的南瓜上都刻了些十字作记号，就决定不再去看守。
快收完秋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秋生院里去，见秋生院里放着十来个老南瓜，有两个上边刻着十字，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样，她又犯了疑。
她有心问一问，又没有确实把握，怕闹出事来，才又决定先到园里看看。
她连家也没回就往园里跑，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赶着个牛车拉了一车南瓜。
她问：“秋生!这是谁的南瓜?怎么这么多?”“往年孩子们见了南瓜馋得很，今年分了半亩园地我说都把它种成南瓜吧!谁知道这种粗笨东西多了就多得没个样子。
要这么多哪吃得了?种成粮食多合算?”“吃不了不能卖?”“卖?今年谁还缺这个?上哪里卖去?园里还有!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光叫往年我吃你的啦!”他说着赶着车走了，田寡妇也无心再去看她的南瓜。
将两文比较鉴赏，其相同点是：都写农村生活，从平凡的故事中以小见大表现重大的社会问题；语言新鲜活泼，大众化，口语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都充满着泥土气息和“山药蛋”味。
不同的是：《小二黑结婚》篇幅长，人物多，故事情节曲折完整；而《田寡妇看瓜》篇幅较短小，人物少，故事情节单一。
3.析读(1)指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鉴赏作者在运用中国传统章法方面的技巧。
中国特色的小说总是有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在情节安排上大体都是起、承、转、合四个关节。
本文共十二节，按起、承、转、合的章法可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起(即开端，1～5)：交待故事起因，介绍人物。
通过几个小故事，分别介绍二诸葛、三仙姑、小二黑和小芹等主要人物，并把他们摆在矛盾冲突之中，为下文展开情节作铺垫。
承(即发展，6～7)：写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受到金旺、兴旺的粗暴干涉，他们寻找借口开了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会，展开了矛盾主线。
转(即高潮，8～9)：蓄谋已久的金旺兄弟以“拿双”为由捆绑了小二黑和小芹，冲突达到高潮。
合(即结局，10～12)：在人民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取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横暴跋扈的金旺兄弟被判刑，两个“神仙”受到教育。
最后，以二诸葛、三仙姑有了新外号呼应开头，完成了大团圆的喜剧结尾。
这种章法技巧的运用使小说情节紧凑，故事性强。
作者把握了情节的内在联系，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
叙述故事时不多线并进，而采用单线演进的方式，介绍一个人物则引出一段故事，上下衔接，环环相扣，使故事的发展显得主干分明，不枝不蔓，有头有尾有过程。
这里，我们看到了民族传统章法在赵树理小说中的巧妙运用和发展。
(2)鉴赏作者刻画人物的艺术技巧。
其一是把人物放在斗争环境中去描写。
如小二黑的光明正大、勇敢坚定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场面来表现的。
恶霸金旺兄弟破坏他和小芹的恋爱，借故非法斗争，并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他对爹说：“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其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来表现其思想性格。
作者不是静止地写人，而是在人物的一系列活动中写人。
如二诸葛和三仙姑，都是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农民，但他们的思想性格又有鲜明差异。
二诸葛是真迷信，三仙姑是有真有假，半真半假。
作者用“不宜栽种”的故事表现二诸葛的性格；用“米烂了”的故事表现三仙姑的弄虚作假。
其三是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刻画其性格，这样，既写了作品中的“这一个”，又写了周围的“那一些”，有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
例如写三仙姑的“老来俏”，就是通过一群妇女的围观、议论来描写的，不仅写出了三仙姑那种卖弄风骚的变态心理，也写出那一群妇女们的审美观点和进步思想。
其四是用形象鲜明的绰号突出人物性格。
这是作者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
例如我们一听到“三仙姑”这个绰号，就很容易想到一个不务正业、打情骂俏、装神弄鬼的巫婆形象。
(3)品味作品中口语化、个性化的语言。
首先是叙述语言通俗、口语化。
例如开篇一段，就如过去民间说书艺人的口气，用群众语言，流畅生动地叙述，很有吸引力。
其次是人物对话有鲜明个性。
例如二诸葛和三仙姑，虽然都是所谓“神仙”，但由于两人身份、思想性格不同，对话语言也就不同了。
像“不宜栽种”、“属猴的”、“命相不对”、“恩典恩典”之类的话，出自农村初通文墨的阴阳先生二诸葛之口，自然是很符合他的个性的；而像“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话，出自一个粗俗刁钻的女人三仙姑之口，又是十分贴切的。
那一群妇女议论三仙姑的语言描写，也是趣味横生，惟妙惟肖的个性化语言。
【补充资料】一、关于作者著名作家谈赵树理郭沫若称赞赵树理“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的新文学的臭味”，“创造了新的通俗文体”(《关于〈李家庄的变迁〉》)。
茅盾称誉赵树理的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论赵树理的小说》)。
朱自清赞誉赵树理的创作是“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故事”，是“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论通俗化》)。
周扬赞颂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中国作家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的”。
二、关于作品《小二黑结婚》是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写成的。
1943年4月，日本侵略者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根据地的文化机关都向山区分散，赵树理到了山西省辽县(即今左权县)的一个村子里。
他从房东的一个亲戚口中得到了这个真实故事的原始材料。
作者对原始材料进行集中概括、艺术加工，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真实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者从两个大的方面对素材进行了提炼。
1.对原事件的结局作了根本性的改动，变悲剧为充满幽默风趣的喜剧。
小二黑的原型叫岳冬至，是全村有名的美男子，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小芹的原型叫智英祥，是全村有名的“俊闺女”。
男的反对父亲给他收养九岁的童养媳，女的反对母亲贪财，硬把她许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
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上，两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而产生了爱情。
可是他们正当的恋爱不仅得不到社会上的支持、同情，反而遭到某些村干部的破坏。
当地村长是一个富农的儿子，他已经结婚，却要跑到姑娘智英祥那里去纠缠，企图侮辱英祥，遭到拒绝。
还有一个青救会的秘书，也是已婚，也常到英祥那里去纠缠，同样碰了钉子。
于是他们怀恨在心，伙同另外两个村干部(村长的亲戚)，一起反对岳冬至。
他们暗地里策划了一个斗争会，以“腐化”的罪名批斗岳冬至，并要他永远不和智英祥往来。
岳冬至始终认为自己同英祥的恋爱是正当的，没有犯法，没有什么错误。
这样斗到半夜，村干部们没有占到上风，于是就动手打，结果把冬至打死了。
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冬至的尸体拖到岳家的牛棚里，吊在梁上，布置了冬至自缢的假现场，但因牛棚太低，“上吊”的人脚没离地，半条腿还跪着；同时，他们又自作聪明地把门从外面扣上，这就弄巧成拙，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冬至不是自缢而是他杀。
经过几次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故事原型是个悲剧。
作者认为在抗日根据地就应该给新的人物找条光明的出路，如照原结局那样如实地写，就不能鼓舞青年们同封建势力作斗争。
只是当时处在革命发动阶段，群众自发斗争取得胜利的事还不多，除了到上级机关去解决，赵树理还没有想出其他更合理的办法，所以在作品中才安排了由区长出面支持两个青年赢得这场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故事结局的这种处理，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反封建礼教、要求婚姻自主作品的传统的悲剧结局，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的本质。
2.对人物进行了集中概括，使之典型化。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有模特儿，但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物原型的照搬，而是遵循典型塑造的原则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
二诸葛形象是以岳冬至父亲和作者自己的父亲为原型进行艺术概括创造出来的。
冬至的父亲收童养媳，认为男女婚事要看命相，但不如作者的父亲那样有很多迷信知识，因此作者将这两位父亲的一些事情和个性特点加以“合影”，便创造出了二诸葛这个典型。
三仙姑也是在几个原型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的。
智英祥的母亲虽然迷信，并加入了什么“三教圣道会”，但却比三仙姑老实本分得多。
可是赵树理在别的村子工作时确实碰到一个神婆子，她装神弄鬼是为了勾引男人搞不正当关系，她女儿同别人正常恋爱，却遭她阻挠。
于是作者便以她的性格为基础，概括了英祥母亲的某些特点，成功地塑造了三仙姑这个生动的艺术形象。
小二黑、小芹也不是岳冬至、智英祥的复制品。
在小二黑这一形象中，也揉进了作者本人的某些生活经历。
如作品中描写二诸葛在小二黑幼年时教他学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甲子乙丑海中金等迷信歌诀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作者小时候所受的封建迷信家庭教育的反映。
但小二黑毕竟是在抗日根据地中成长的新人物，所以作者在岳冬至事迹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笔：“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
”这样的描述，给后来小二黑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和斗争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摘自兰少成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三、补充注释(1)下神：旧时巫婆装神弄鬼，假称神仙附体，叫做下神。
(2)奚落：讽刺，嘲笑。
(3)掐(qiā)算：用拇指掐着别的指头计算。
(4)续她：再娶她。
古人死了妻子叫断弦，再娶叫续弦。
四、有关评论《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5月，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发表后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称赞。
小说描写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在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民主政权的支持，斗败了封建势力，批判了迷信落后的封建思想，获得了胜利。
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突出意义是，它不仅热情讴歌了自由恋爱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歌颂了农民进步的新思想战胜愚昧、落后、迷信的封建旧思想，歌颂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胜利，从而对解放区新建立的民主政权进行了热烈的赞颂。
在现代文学史上，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大多以阴郁的笔调对旧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结局往往是悲剧。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男主角的原型最后也是惨死于封建势力的迫害。
但是，由于作者认清和掌握了解放区现实生活的本质，从而对素材进行加工和改造，以热情、开朗、乐观的笔调，成功地描写了小二黑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胜利。
同时使作品的整个情节安排，围绕着突出民主政权保护人民正当权益这一基本事实。
这样，不仅热情地歌颂了自由恋爱的胜利，而且也讴歌了新社会民主政权的胜利。
《小二黑结婚》关于爱情题材的处理，突破了过去在同类题材中常有的悲惨格局，歌颂了革命根据地中新一代农民的成长，也反映了中国革命二十年来所迈出的巨大步伐。
(摘自徐启明《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山药蛋派”的概念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
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
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
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
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
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
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
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
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
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
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
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
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
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
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
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
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
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
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
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
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
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
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
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
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
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
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领导人“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
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
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
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
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
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
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
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
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
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
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
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
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
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
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
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
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
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
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
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
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
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
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
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
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
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
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
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
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
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
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
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
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
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
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
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
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
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
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
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
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
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
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
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
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
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
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
“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
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
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
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
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
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
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
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
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
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
“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
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
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
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
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
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
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
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
”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
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
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
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
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
“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
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
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
“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
”(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
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
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
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
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
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
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
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
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
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
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
《泪痕》仍是“山药蛋”。
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
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
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
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
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