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介绍格非的书籍。
去看看《人面桃花》吧今天看了一天《人面桃花》，觉得格非真是有非凡的叙述能力。
他用并不全知的全知视角为我们制造叙事空白。
悬念以及隐晦的叙述使阅读探索的兴趣激增，然而随着叙述的流动，你会发现，悬念与解释并非是对称的，所以有些问题你根本找不到答案，这就是格非，读者不得不和他一起思考。
面对格非的文本，思考是不能缺席的，而且格非具备这样的能力，他能够把你拉进某种思考。
在文本中，梦境与幻境的出现，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
不同的是，在警幻仙子的太虚幻境中，诗歌文本是对文中人物命运走向的一种隐喻，是解读人物命运的线索和密码，他统摄了整个文本。
红楼梦的草蛇灰线，是有迹可寻，文本前后是一种没有缝隙的对称。
而格非的《人面桃花》，梦境与幻境虽然也是对人物走向的某种隐喻，但这种隐喻不是针对整个文本，只是人物行动的阶段性走向。
另外，作者所设置的悬念和后面的解答也不能形成一种对称，而是一种非对称，很多悬念被悬置了。
比如说饥荒时那一带米从何而来
梅芸和张季元如何相识
金蟾、金蝉又是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都是无法解开的谜团，这种悬置使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对文本的阅读结束了，但是后阅读马上就会开始，读者会陷入一种持续的沉思，这也许是格非的意图，正如他在新浪网上与网友聊天时所说，他希望自己的文本能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我想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叙事空缺手段的使用吧。
长篇小说 《敌人》花城出版社199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边缘》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欲望的旗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作家出版社 2008年《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 《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中短篇小说篇目：《相遇》 （ 大家） 《傻瓜的是诗篇》 （1989钟山） 《锦瑟》 （1990花城） 《雨季的感觉》 （1991钟山） 《镶嵌》 （1992花城） 《赝品》 （1994收获） 《时间的炼金术》 （1996钟山） 《推背图》（武则天）（1994江南） 《湮灭》 （1994收获） 《打秋千》 （1995收获） 《不过是垃圾》 （2005长城）《蒙娜丽莎的微笑》《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迷舟》 《大年》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背景》 《夜郎之行》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去罕达之路》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半夜鸡叫》 《谜语》 《失踪》 《喜悦无限》 《未来》 《苏醒》 《让他去》 《月亮花》 《戒指花》《公案》《黎明之轨》《窗前》《暗示》《废墟仪式》中短篇小说：《迷舟》作家出版社1988年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褐色鸟群》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迷舟》 《大年》 《青黄》 《风琴》 《蚌壳》《唿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大年》 《背景》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夜郎之行》 《傻瓜的诗篇》 《唿哨》 《雨季的感觉》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 《相遇》 《湮灭》 《傻瓜的诗篇》 《背景》 《锦瑟》 《夜郎之行》 《雨季的感觉》《格非文集》（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1、树与石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迷舟》 《大年》 《背景》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夜郎之行》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去罕达之路》 2、眺望： 《相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湮灭》3、寂静的声音： 《敌人》 《边缘》《当代作家文库•格非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格非小说自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傻瓜的诗篇：中国当代小说50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未来》 《让它去》 《月亮花》 《解决》 《锦瑟》 《时间的炼金术》 《半夜鸡叫》《紫竹院的约会》 《傻瓜的诗篇》 《苏醒》 《沉默》 《谜语》 《凉州词》 《初恋》 《镶嵌》 《失踪》 《喜悦无限》 《打秋千》 《赝品》 《相遇》 《湮灭》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格非卷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追忆乌攸先生》 《凉州词》 《初恋》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迷舟》 《褐色鸟群》 《蚌壳》 《青黄》 《背景》 《唿哨》 《傻瓜的诗篇》 《锦瑟》《雨季的感觉》 《相遇》 《镶嵌》 《时间的炼金术》 《赝品》《格非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青黄》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迷舟》 《大年》 《青黄》 《风琴》 《雨季的感觉》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推背图》《走向诺贝尔：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格非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边缘》 《相遇》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湮灭》 《打秋千》 《赝品》 《苏醒》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月亮花》 《谜语》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沉默》《格非作品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迷舟》 《褐色鸟群》 《青黄》 《紫竹院的约会》 《锦瑟》 《雨季的感觉》《傻瓜的诗篇》 《相遇》 《打秋千》 《赝品》《戒指花》（短篇小说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 《追忆乌攸先生》 《迷舟》 《褐色鸟群》 《青黄》 《蚌壳》 《背景》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戒指花》 《夜郞之行》 《风琴》 《苏醒》《不过是垃圾》（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相遇》 《傻瓜的诗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镶嵌》 《时间的炼金术》《赝品》 《推背图》 《不过是垃圾》 专著 《小说艺术面面观》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第三章 故事第四章 结构第五章 语言第六章 小说的未来《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 第三章 故事 第四章 结构 第五章 语言 第六章小说的未来 下编：叙事分析 第七章 卡夫卡的钟摆 第八章 麦尔维尔：《白鲸》 第九章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第十章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 第十一章 废名小说的叙事研究：树 《塞壬的歌声》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辑 写作的恩惠第二辑 十年一日第三辑 塞壬的歌声第四辑 废名的意义《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学的邀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导言： 现代文学的终结第一章：经验与想象第二章：作者及其意图第三章：时间与空间第四章：语言与修辞 关于长篇小说：以上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信息，这6部长篇都很喜欢。
关于版本，《敌人》收的是2001年，91年的版本不好买啊，《边缘》只有一个版本（当然边缘也可以在他的文集寂静的声音里找到），已经收了，《欲望的旗帜》收的是春风文艺的，《人面桃花》肯定是春风文艺的好，但是送人了，现在手里补了个作家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加个共和国作家文库，还鲜明的五星，看着很虐。
《山河入梦》应该要作家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好，《春尽江南》今年刚出。
关于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集：格非的成名作应该是 迷舟 青黄那一批，而且他的中短篇一样是值得反复品读的。
如上所列，如果不是为收藏版本而言，倒觉得07年春风文艺的两本中篇加短篇小说选集就比较全了，像88年的作家出版社的迷舟，孔夫子上基本都卖150元左右了。
但是那些早期的版本，每篇的序言倒是有意义的多了，因为篇目在07年的春风文艺基本都能找到。
还有觉得格非散文那篇里的篇目不常见，值得收阅，电子版也能找的到。
倒是觉得格非散文那篇里的篇目不常见，值得收阅，电子版也能找的到。
专著方面：小说艺术面面观就没必要了，有《小说叙事研究》就行（我只有扫描版），孔夫子上卖的也比较多。
最近一本是《文学的邀约》。
可惜被清华大学出版社装帧的太差劲了。
书是好书。
6本长篇：《边缘》《敌人》《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篇选：《不过是垃圾》短篇选：《戒指花》《树与石》《文学的邀约》虽说早前的很多书的装帧设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惨不忍睹，但是也正是那样，现在拿在手里才能感受一种时间的真实感，甚至有时隐隐觉得审美因一种对主流的反抗而有了偏向，当然前提绝对是格非的书是值得收藏的，反复阅读的。
所以那些早期的版本，能收到的话，除了爱书人的一种成就感（越难的就越有种成就感），而且在细节上，让我们这个年龄对那个时代有些隔膜的人，能更加扩大阅读的深度和广度。
《迷舟》的序言作者是吴洪森。
《唿哨》附录里张旭东评格非的文字，还有格非很多的自序，都可以看看。
还有关于仲月楼，一直想了解，资料也很少。
格非自己讲解小说很吸引人，其实他的作品本身也是当代文学非常值得解读的以上是格非所有版权书
关于格非《褐色鸟群》
格非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表面上叙事支离破碎，颠倒错乱，似乎没什么主题。
通过文本细读，本文认为，《褐色鸟群》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存在是荒诞的。
它分为四个方面：许多人生活的机械性可能引起他们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目的；这暗示了荒诞。
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或承认时间是一种毁灭力量。
一种被遗留在异己世界的感觉。
与他人的隔离感。
格非中篇小说《褐色鸟群》的叙事极富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四方面：其一，叙事支离破碎，几个几乎毫无关联的故事凭“我”的回忆连属在一起。
很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作者却故意强调，使人捉摸不透小说叙事重点到底是什么；其二，叙事毫无次序：叙述一个事件又马上叙述另一个与之无关的事件，事件间胡乱拼接；其三，叙事的不避重复性。
它主要表现为一些大同小异的事件的重复叙述上，而且，只是变动了一些细节结果就迥然不同；其四，叙事的颠倒错乱性。
这又表现在叙述一些事件马上又自我否定，某个或某些事件残缺遗漏或无谓添加，事件间互相倾覆否定。
整体看来，小说将“我”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并列展现，套中套式的套圈结构及事件的杂糅交叉，表现了叙事的并置循环性与自相缠绕性。
这么看来小说似乎没什么主题。
但笔者以为，这种叙事方式镜像式地对应着现实中一种具普遍性的存在主义主题——存在是荒诞的。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存在”一般是“指人的存在，指具体的、个别的人的同自身的关系，即他的自我感，指孤独个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 [1] 由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荒诞”是“现代人面对世界时产生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世界的无理性同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的清晰之间的冲突。
荒诞感使人觉得理性无能为力，而在理性之外又一无所有。
”[2]它指存在的极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人妖颠倒，是非、善恶倒置，时空错位，一切因素都混乱无序，令人不可思议，不能理喻。
加缪作为“荒诞”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他揭示了荒诞就是人们面对无依无靠的世界感受到自己是孤独的陌生者、异乡客、局外人而产生的一种情绪。
”[3]并且归结出“荒诞”的四种内涵： “1、 许多人生活的机械性可能引起他们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目的；这暗示了荒诞。
2、 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或承认时间是一种毁灭力量。
3、 一种被遗留在异己世界的感觉。
4、 与他人的隔离感。
”[4] 下面从上述四个方面具体分析《褐色鸟群》。
一． 生活的机械性。
生活的机械性是人们在生活中把生命浪费在一成不变的无用功上，而这些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毫无意义。
他们已化为机器式的存在物，已失去了人生存的生动感性的本质属性。
这种生活的机械性在《褐色鸟群》中具体表现为： “我”蛰居在“水边”，由于天天写作使“我”出现幻觉。
褐色鸟群既是使“我”知道时序嬗递的信号，又是使“我”“忧虑”的潜在力量。
它们是“我”在混乱颠倒的主观时间中唯一厘正“我”的时间观念的东西。
“我”在专注于它们还是专注于写作的矛盾下出现幻听，这暗示出，“我”的灵魂分裂是由于“我”不和谐的内心的两极的互相牵掣撕扯而造成的。
“落雪”或“落沙”的声音是一些事物正在碎裂成齑粉并不可挽回地流逝的象征。
这一描写说明“我”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的生存的空虚性，生命就这么徒然流逝了。
而幻觉内容的不确定性说明，“我”对自己的荒诞状态处于模棱两可的认识中。
“我”像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在棋的造访中昏昏欲睡。
“水边”的寓所对于“我”是一种习焉不察的存在，即使与棋一块待着，“我”也感到无聊与空虚。
“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棋在沉思中黑眼珠朝我突然翻动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你困倦了
我说没有。
“我”对存在中一种微乎其微的似有似无的东西很敏感，这就是非存在。
“非存在”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对生命的瓦解， “非存在”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它是一种遮蔽人的本真存在的东西，又是一种暗示人的本真存在的线索。
即使两个人在一起，人生的空虚性也毫不犹豫地侵蚀着“我们” 。
既不能捅破这层膜也不能任其为所欲为，所以“我”只能逃避。
于是，先是“试着找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润滑一下现在多少变得有点尴尬的气氛”，然后全面彻底地屈服：“昏昏欲睡”了。
窗帘与潮水作为非存在的帮凶也催促“我”消极地在非存在中沉沦。
虽然“我”不能忍受这种状态，但还是乖乖就范，束手就擒了，还是不能反抗使“我”萎靡不振的“非存在”的力量，也就是生活的机械性。
酒店中“掏酒槽”的人在一隅一直自顾自地干活，碌碌无为也体现了生活的机械性。
他一直自顾自地干活却又碌碌无为，揭示了普通人把生命糜费在一成不变的习焉不察的无用功上了，这些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毫无意义。
普通人一天到晚在自我羁靡的异化状态中庸庸碌碌、昏昏沉沉地活着。
生命已僵化得像化石一样，在“我”眼中呈现为“一个黑影”的这个物象。
这段描写是做着枯燥贫乏生计的小人物把悲辛沉淀为纯粹的麻木的深刻写照。
总之，“我”和“掏酒槽”的人都处于机械性的存在状态下，区别在于，“我”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但是“掏酒槽”的人却仍执迷不悟，只有“我”对其毫无意义的存在有所怀疑。
这暗示了存在的荒诞。
二．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或承认时间是一种毁灭力量。
这一点在文本中大多表现为“我”的回忆的出现与断裂的不可预测性上。
它往往交糅于现实与幻想间游移不定，还不可掌控地任意流出或梗阻。
首先，“我”蛰居的“水边”时间模糊混乱却一直流逝。
从“时间出了毛病”，“这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带走”等可以看出“水边”时间的模糊混乱。
“我”先把这种感觉具象化：“甲壳状或蛾状微生物爬行的姿势”令人迷惑不解，但那种细枝末节的纹路排列的样子正是时间在内心刻下的波纹。
“白霜”在中午“才化成水从屋檐滴落” 暗示出，时间在某时凝固板结而另一时候又融化瘫软；“流星作匀速圆周运动”、“樱桃形”月亮的出现，说明这里的时间已受积压而扭曲变形。
褐色鸟群每天的出现使“我”在模糊混乱的时间中不致于太过迷失，但仅限于“隐约猜测时序的嬗递”，知道季节的变换。
但无论时间如何模糊混乱，在我的主观感觉中，它却不断流逝。
由于时间的断裂，“我”对李劼的回忆只隐约出现一丝一毫。
小说写道，时间的断裂影响了我对李劼的回忆：“我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粘接起来，我满腹焦虑地回忆从前，就像在注视着雪白的墙壁寻找两眼的盲点。
”回忆之绳像胶粘接的灰烬，非常艰难才出现了“大概是一九八七年……”这个线索。
这段描写表明，记忆的力量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慢慢减弱。
而“我”竭尽全力将残存的记忆拾掇起来也收效甚微。
时间的毁灭性表现在它把“记忆之绳”腐蚀作“灰烬一般”。
“李劼”这个词被赋予一种使记忆重现的魔力，作为唯一的线索来贯穿记忆之绳，但这微不足道的契机只是使“我”所剩无几的回忆现出一隅，对整个往事的回忆进程几乎毫无助益——时间的流逝感和毁灭力量得到了充分地表达。
三．一种被遗留在异己世界的感觉。
《褐色鸟群》中，这种异己感表现为，在突然失去了幻想和洞察力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
而这种异己感最强烈时，就变成了恶心。
阒无人迹的荒诞感。
文本中出现的“印辙”、“圆洞”、“凹槽”等我跟踪女人的路上的坎坷的具体表象让人感觉到追寻存在之路的险恶。
自行车的零件们突然暴露无遗，似乎是用显微镜观察到的细微物件都一下子夸张放大了一样。
这使得这些黑铁制的代步工具毫无人性，令人产生极为强烈的异己感。
而且，自行车作为模糊黏滞的世界中的唯一的巨细靡遗的东西却也在不停地“掉链子”。
存在充满了对人阻碍的力量，至少也以微不足道却也摆脱不了的纰漏使人身心受损；这种不可言说的感觉超越了阒无人迹的环境。
这种骑车过程仿佛使“我”处于一种宇宙中独我一人的空冥感中，“我”与自行车合而为一地在生命中艰难地跋涉。
自行车的黑咕隆咚、瘦骨伶仃的样子象征人的骨架，它担负着存在的不可承受之重。
它在阻碍重重的存在中以铮铮铁骨对存在之路的险恶毫不屈服；而“它就像是一匹盲马跌跌撞撞地朝前疾奔”象征人的存在的盲目性和不由自主。
鬼魅险恶、走投无路的荒诞感。
我跟踪女人遇见一座桥。
这座桥似是幽冥之水中长出的一段截面，“我”感到前面断了却仍摸索前行。
破败不堪的桥像“残骸”，“发出重金属滑碰的橐橐声响”。
这与上述骑车的描写几乎如出一辙：存在的阻碍物可以是坎坷不平的路面与振落链条的自行车，也可以是摇摇欲坠及桥链滑碰的桥。
“桥面没有扶手的一面的边缘已经和桥下的黑影悄悄缝在一起了”，这表明，桥虽然残缺不全却魅惑着人，让人产生它是完整而毫无危险的错觉，或是激发延伸入不可捉摸的黑暗的存在的恐惧。
此时灯熄无人仿佛处于与外界毫不相通的绝境。
人被抛进一个荒谬的存在中，孤苦无依地在黑暗中摸索，充满了畏惧和颤栗。
这里刻意营造的这种阴森可怖、充满了焦虑和困惑的氛围，也象征着现实的残酷。
“我站住了。
因为我看不清桥面朝前延伸的灰暗的轮廓。
我不得不摸索着桥的铁链朝前移动，但是突然我感到桥链也没了。
我的脑袋一阵晕眩。
”这是不可理喻的：不能想象半座桥在半空中悬挂着。
“我”进退维谷，在批郤导窾的深入挖掘中晕头转向。
“我”受到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无法以理性解释的荒诞神秘的世界中，内心充满了恐怖、焦虑和困惑，却又无可奈何地找不到任何出路。
但是存在就是这么荒诞。
阴沉冷酷的荒诞感。
“我”在绝境中回头看见一个老人拎着一只马灯走过来。
“他的长须上结满了玻璃碴似的冰棱”。
“花白胡须”、“玻璃碴”、“冰棱”及“马灯”的玻璃等物象反复强调出存在物的冷酷的属性。
这几种物象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们都具支叉及刺渣的特性，仿佛可以穿透存在的迷雾，但也可以伤害存在中毫无保护壳的“我”。
老人说这桥“在二十年前就被一次洪水冲垮了”。
“我”极力坚持“一个女人从这桥上过去了”，但他极力反驳。
这个谜没有答案，因为存在的迷离性决定了这一点。
“雪花飘落在马灯的玻璃罩上化成水滴滚落”，似乎预示着事情的水落石出，将要清晰起来，但接下来却仍没有结果。
老人又说桥不拆是因为“还会有更大一次的洪水”。
这些表面合理的回答实际上是徒然的“空缺”，最后他说女人是“雪的光亮”的“错觉”，“会把人领入深渊”。
这更让人觉得前后矛盾了。
女人的存在与否成了悖谬。
在荒诞的存在中，一个人的存在可以倏生倏灭。
女人也可以是存在的象征，追寻存在稍微偏失就会毫不觉察地掉入存在的“深渊”。
存在的“光亮”对人是个圈套，存在的陷阱真真假假难以分清。
虚幻迷离的荒诞感。
“我”回忆起李劼的儿子李朴滚雪球的场景。
在记忆中，“我”透过玻璃看见李朴在滚雪球的场景，它神秘莫测。
这如同透过层叠多重的玻璃使存在更加迷离恍惚。
雪地的反光加之于男孩身上如同穿套上一层晃眼的光晕，他像白玉罐一样与晶莹剔透的雪地相得益彰，使场景更加璀璨夺目。
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液态玻璃，它们微动的样子不可琢磨，充分显露了鬼域似的不真实感、陌生感和异己感。
肮脏丑恶的荒诞感。
当“我”将与女人同床时，“我”受惊动后看见了外面的肮脏丑恶的景象。
这肮脏丑恶的景象是：“废旧的鸡埘，在大风中摇曳的木榛花树，和泛着污秽黑水的墙根阴沟”。
这其实是很普通的农家院落景象，但特别强调“泛着污秽黑水的墙根阴沟”这一意象说明，它与此时的“我”的某个念头契合了：即是“我”与女人做“那种事”的象征。
“我”陷于与女人的污秽关系中欲罢不能却不可自拔，但还是为自己的罪恶而自责愧疚。
这突然闯入“我”眼帘的丑陋恶心的物象是“我”纯洁真挚的本心受到玷污的外化。
但是说到底，这些突然出现的物象将其异己性暴露无遗，这种异己感最强烈时变成了恶心。
四．与他人的隔离感。
在外界的侵入中，“我”过度敏感，在提心吊胆中产生了无数的视听幻觉，处于惊恐不安之中，以怪诞的感觉表现出人与人的隔膜。
“我”与他人的隔离感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我”与“棋”、与“女人”、与“骑车人”之间挥之不去的隔离感。
首先是“我”与“棋”的隔离感。
“棋”面目模糊。
“我”与“棋”的隔离感首先表现为“棋”的面目模糊，当她在水边“踅身”走过来时，会因为水的璀璨闪光的映衬而添加了一层阴翳，成了一个毛玻璃般的氛围笼罩下的影影绰绰的人形，于是这个“侵入者”的形象成为一个神秘的象征。
虽然“我”“看清了她的清澈的脸”，但并未改变人物的符号化性质，她只是一个空洞抽象的能指符号，让人感觉是空气中的一团轻飘飘的云烟或雾霭，一直无法把握而令人有隔离感和陌生感。
她“胸脯上像是坠着两个暖袋，里面像是盛满了水或者柠檬汁之类的液体，”把乳房物化为“暖袋”，是与将人体比作臭皮囊异曲同工的。
人成了突显物 质性特征的怪物，由此产生人与物似的隔离感。
“棋”抚摸“我”使“我”厌恶。
“棋”的抚摸让“我”感到“蛋白质释放出来的臭鸡蛋的气味”，而她对“我”的抚摸使“我”恶心说明，她的手相对于“我”是异己的存在，只要是非我的即是与“我”深深隔绝的“他者”：触觉的不适产生变态的嗅觉是通感，“他者”的皮肤与“我”的皮肤的相触本身即隔着一层皮，这层皮在异己的接触在化成了“臭鸡蛋的气味”。
“我”把这种感觉外化为肉质腐败时的臭不可闻的气味，这一细节无疑暴露了“我”与“棋”的隔离感多么严重。
对“棋”眼部的细节描写表现“我”对于她的疏离感。
“她潮湿的眼睫毛参差错落像一排芦苇的篱掩住了黑白的眼球”。
这个对“棋”眼部细节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感到，“眼睫毛”似在显微镜下般被夸大成“一排芦苇的篱”。
“我”探幽入微地注意到她的眼睛周围无足轻重的部分，厘定不了它真正的大小，而在幻觉中将微乎其微的物体看作大而无当的样子。
这说明“我”已分不出以毫厘计算的物体与以米计量的物体的区别了，这只是因为“我”与“棋”的隔离感而产生的变态幻觉。
“我”把棋的眼睫毛放大说明“我”力求把她的样子清晰化。
那么“我”必然与棋有一种隔离感。
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无法将精微的细节还原成整体，也是隔离感、异己感的反映。
第二是“我”与女人的隔离感。
“我”跟踪女人却不可企及。
在“我”跟踪女人的过程中，她像足不离地的鬼魂。
而且自行车反而不如“不紧不慢地走着”的被跟踪者走得快，好像我们是两块同性磁铁互相排斥而永远无法靠近、不能企及，总隔着一段距离似的。
之后我看见“她像一滩墨渍在米色的画布上蠕动”。
这里把女人物化为“一滩墨渍”，这已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类似的譬喻，而是现代人特定的存在感，人在这虚无飘渺、荒诞不经的世界上是那么渺小、孤独。
墨渍是一个洇润化的边缘模糊的黑点儿，它的凝固定格已使人感到不确定了，再加上虫子似的蠕动则更增加了不确定性。
存在显出它的本真面目：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令“我”和女人无法接近。
女人在酒店让男人打得摔在地上。
女人被打后摔倒在“像一滩墨渍一样卧在反射出酒店暗绿色灯光的地上”，这样，在阴暗的地板上卧着一个更阴暗的人形，它是一个微型黑团，充满着看不见的昏沉。
物化的人形尽力凭自己的轮廓向外界呈露质存形失的形影，表现出存在的模糊性。
“浑身的筋络像杯子里盛满的水一样晃浮着。
”在“我”的酒醉中她成了透明的玻璃质。
其中的裂缝毫不规矩地悬浮掂掇，水纹的质感在她身上体现出来。
“女人的脖子上被手指抓破的细长的血印像一条美丽的蜈松。
”怪诞阴毒的爬虫在女人娇嫩的肌肤上张牙舞爪，表明女人作为一个潜在的阴郁残忍的形象在“我”潜意识中初露端倪。
血印孳生出几条支叉着实像一条蜈蚣。
通过“我”的幻觉生成的扭曲的存在“引进了一种反常规的经验或不相协调的荒诞情景”[5]。
“我”碰到她的皮肤感到恶心。
她的皮肤在“ 我”的感觉中腥涎滑腻像“青蛙皮一样”。
把冰凉的皮肤表征为青蛙这一黏乎丑陋的生物，说明女人被“我”的潜意识想象为必须极力抗拒的恶魔。
“我”“闻到了散落在她发中樟脑丸的气息” 。
说明她毫无生气 ，因为防止虫蛀的衣服才放入樟脑丸。
而她发出这种气息说明她不是生物，成为了易受虫蛀的虽生犹死的非生命体，这与可感可知的“我”永远拉开了距离。
当女人和“我”躺在床上，被一只猫惊动的时候，“我”随着手电筒看到了周围的景物：“废旧的鸡埘，在大风中摇曳的木槿花树，和泛着污秽黑水的墙根阴沟。
”在这里，木槿这种美丽的植物被并置在肮脏的鸡埘和阴沟之间，暗示女人正像这棵木槿花树一样既让人迷恋，又让人厌恶和恐惧。
醒后“我”对女人说了做的怪梦:“我梦见你的尸体飘浮在那断桥下的河面上，你的乳房上长满了青草。
桥头有人在唱着《玫瑰玫瑰处处开》。
”梦中女人只是女孩的替代物,女人的尸体是使我们看到女孩的一个显像器。
在梦中我们终于重新看到了女孩在清澈澄净的河面上返璞归真地与大自然同化了,“托体同山阿”。
而《玫瑰玫瑰处处开》是对女孩的安魂曲,她终于在“我”的潜意识中获得了永恒的安眠。
这一幕可能是全文唯一的亮点，女人的纯洁无瑕的一面在最后终于显露了，即使是在“我”这一个人与她这一具尸体在虚幻的梦中的相遇。
追根究底“我”与女人也是隔离的。
在“我”的潜意识中女人还是逃不出存在的索命而香消玉殒。
第三是“我”与骑车人的隔离感。
“我”在追踪女人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个骑车人。
骑车人像“黑蝴蝶”或“蝙蝠”，写出了顶风冒雪中人的衣服蓬松飘扬的形态，而这种以物代人的比喻使人在其“翅膀”扇动的节奏中分辨不清现实与梦幻之间的界限。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背景的迷离恍惚更增加了虚幻感。
他是一个物象，“我”与他摩擦的声音令人不快。
这都表现出他是异己物。
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突然目睹的物象“它”。
与它擦过时似“一种轻微的刷子在羽绒布上摩擦发出的声响。
”这种摩擦声是“我”与它之间的滞涩硌塞感的具象化，仿佛本体与客体之间的磨擦，是与异己物不可避免地相触中难以忍受感的外化。
从断桥回来“我”碰到一个尸体，是擦过的骑车人。
这个物象不堪一击，死亡不露痕迹。
我的车“碰到了一个硬物上”，下车看是一辆自行车。
然后寻找到撞倒在路边的沟渠里的是刚才擦过的骑车的男人，以“匆忙之中”为理由自辨似乎说不过去。
真是如此，那他则像个皮囊一戳即破。
这一场景确实又反证了他是个物象。
谁在沟里摔倒会成为尸体
只不过挨着他并产生了微微的嗞嚓声，而且这可能只是“我”与它擦过的触觉通感而生的幻听。
“我”却信以为真把他当作“我”谋杀的无辜者。
实际上这可有可无的摩擦可能只是因为天黑路险而偶然发生的，作者却大书特书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居心何在
无疑，以轻轻一碰即可令对方摔死在沟里的夸张写法，突显了与骑车人的隔离感。
结论 总之，通过以上具体分析可以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应该是：存在是荒诞的。
在人生活的机械性这一部分中，“我”的写作、老女人卖木梳、女人丈夫的酗酒、酒店中的人掏酒槽、店主捏玩钢球以及木匠钉棺材等都表明，这些人或是无所事事的闲人，或是让生存压弯了腰的普通劳动者。
但这其中只有“我”才怀疑自己存在的方式的空虚。
现代社会中人像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生存尚且自顾不暇，有几个人会想到这种机械工具式的存在方式的荒诞? “我”逃离正常社会而遁入内心，于是时间的概念在“我”心里淡化了。
而“我”在自我封闭的存在中，时间由于没有人与事件作标识而模糊不清。
“我”只能通过飞过的褐色鸟群这唯一的时间标志感到时间的“正常”存在。
但它们也因为出现方式的单调机械而使“我”出现幻觉。
虽则如此，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或时间的毁灭性力量还是体现出来。
比如，“我”在给棋讲“我”与女人的故事中常因记忆阻塞而断裂， 或不可遏制地任意流泄，有时又感到回忆一片空白 。
而“我”在给棋讲的故事中极力对女人证明的她去过城里的事反而是“我”自造的虚假记忆 。
可以说 ，时间与“我”的回忆发生错位，或毁灭了“我”的记忆。
最后“我”的记忆随着相识者成为陌生人而无可救药地宣告破产——格非从时间的角度令读者看出存在的荒诞。
当“我”单独一人时，周围世界的物象凭借其强大的异己感对“我”构成威慑。
它们似乎天生是剥夺人熟悉亲切感的物象，它们以某些神秘难测、鬼魅险恶、走投无路、阴沉冷酷或虚幻迷离的属性使人产生陌生隔离感与无可归属感，感觉它们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物，密闭无隙，毫无人性。
人被抛到一个不可捉摸、无所依靠的存在中，这种被遗留在异己世界的感觉，使人产生荒诞感。
在“我”与外界的交往方面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处于沉寂、冷漠、封闭、隔绝的状态中，“我”与棋、女人、骑车人的接触似乎都处于一种超现实的陌生化氛围中。
这一特定的人物群之间分割、离绝的状态又因为“我”的异常感觉而显得更加突出。
可以说，小说是现代人孤独无依的真实写照。
“我”与棋、女人、骑车人之间的故事都只是生命中的一些变幻无常的插曲，与骑车人甚至只是擦肩而过。
他们只是“我”存在中的匆匆过客，归根结底孤独才是“我”存在的本质状态。
“我”试图摆脱孤独而不断逃离，又不断地重新沦入孤独之中。
小说结尾“我”终于弃绝了一切交往，成了一个绝对无所作为的与世隔绝的隐居者，遁入虚无悲观的“无”中。
“我”以虚无对抗荒诞，或许这是更大的荒诞。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我们在孤单的旅行是哪首歌里的歌词
歌名星星作词：kiki作曲：格非演唱：牛奶语言：中文：童声： 我们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歌曲：茫茫夜空里听见心跳的声音虽然相隔万里渴望的眼睛寻找着彼此的轨迹请在我梦里留下你的脚印同样的不安同样的期待全都是爱着的证明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我们是天上的星星在天空相遇又分离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茫茫夜空里听见心跳的声音虽然相隔万里渴望的眼睛寻找着彼此的轨迹请在我梦里留下你的脚印同样的不安同样的期待全都是爱的证明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意义我们是天上的星星在天空相遇又分离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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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的：侠客类—除了古龙、金庸、梁羽生老先生的小说外、值得一看的还有还珠楼主的《蜀山奇侠传》。
（个人对侠客类的癖好，莫见怪。
）鲁迅的《狂人日记》、海晏的《琅琊榜》、苏童的《河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请教大家:我最近正在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那为高手发一篇参考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
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推荐几本书。
《狼道全集》本细介绍和阐狼的各种卓绝的本领和品质，读者可以尽情地领略这奇异动物的种种魅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充分挖掘狼性特点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地发挥，贴切而巧妙地把狼道智慧引申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并结合大量实例。
全面阐释，深度分析，做了有观点、有价值的评述。
从狼性坚韧、狼性无畏、狼性多变、狼性准则、狼性心态、狼性追求、狼性忍耐、狼性狂野、狼性残暴、狼性纪律、狼性智慧、狼性团队、狼性沟通、狼性好奇、狼性专注15个角度，有深度有力度地展示了狼道智慧。
第一章 逆境生存，强者必胜 废墟中崛起的精神 坚韧 生命与意志 历经磨难，成就坚韧品质 永不屈服第二章 无畏，无往而不胜 有所为，无所畏 生当为人杰 毫无畏惧，狼性本色 勇者无畏，放手一搏 两强相遇勇者胜第三章 变通取胜，借力统驭 韬晦有度 功成身退 灵活明智，果断放弃 大局为重，敢于舍弃 能屈能伸，善于变通 以退为进，保存实力第四章 傍狼而生，以狼为准 一点一滴 主动自发 积极主动 主动出击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境 主动可以占据优势第五章 冷静达观的强者心态第六章 对目标孜孜不倦地追求第七章 耐性十足，等待机会第八章 突发野劲，奋力拼搏第九章 对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敌人予以打击第十章 组织和纪律是成功的基础第十一章 将智慧策略充分运用到任何时候第十二章 互助合作，配合协调，纵横捭阖第十三章 善于交流第十四章 从五彩的世界中发现机遇第十五章 在目标恒定中专心到致志
求一篇韩寒郭敬明的对话.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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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