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本医书的1000字读后感
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画卷上画着美好的世界，童年充满着梦想，洋溢着快乐， 每个人都有童年，并且每个人的童年是不同的。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幸福的;是没有烦恼和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
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没有高尔基那么贫苦，甚至不及他的百万分之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学习，不孝顺父母呢? 我读了《童年》这一本书之后，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才深知，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被父母宠着，惯着，千依百顺，唯我独尊，没有受一点委屈和痛苦，还整天怨天尤人，做一点事情就叫苦叫累。
无论父母如何用心良苦，我们都不知道，不懂得尊重父母，理解父母。
《童年》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以自己童年为基础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它讲述的是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从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
小说从我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祖父叫我去人间混饭吃结束。
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暗、残暴和非人生活。
而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是高尔基却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走了过来。
四岁的主人公阿廖沙因为父亲去世，和母亲回到外祖父家，后来随母亲改嫁，和继父一起生活。
在外祖父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人间地狱，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切，脾气非常暴躁、视财如命，主人公阿廖沙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
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两个舅舅为了分家不顾一切，常为了分家而争吵、大打出手;家中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泄。
这一切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这个黑暗的家庭，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
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的神话故事。
外祖母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人。
每次在外祖父打阿廖沙的时候，朴实、深爱着阿廖沙的小茨冈(伊凡)每次都用胳膊挡外祖父打在阿廖沙身上的鞭子，尽管会被抽得红肿。
阿廖沙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
阿廖沙也还认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好事情等等。
后来，阿廖沙不堪外祖父对母亲的打骂，离家出走了。
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但是，阿廖沙没有屈服，他在这些困难中懂得，活下去就是希望，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温病学2.温病学发展分哪几个历史阶段
▪ 萌芽时期▪ 成长时期▪ 形成时期▪ 提高时期望采纳O(∩_∩)O谢谢温病学在祖国医学中是一门年青的学科。
然而做为一门学科来讲，则有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了解其发展概况，可加深对本学科的认识。
温病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内经》，到秦汉晋唐时期，温病皆隶属于伤寒范围。
经过两宋金元时期的变革发展，温病始脱离伤寒藩篱；时至明清，才逐步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从而形成一门新兴的临床学科。
综观中医的发展史，温病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下三个时期：萌芽时期（战国—晋唐时期）据医史考证，温病学起源较早。
古代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低下，再加上其他社会原因，诸如战争、饥荒等，使许多温病广泛蔓延，温邪日益猖獗，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医学的温病学说便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出来。
从现存医著分析，从战国到秦汉时代，可以作为温病学说的萌芽时期。
在此时期中，虽然还没有堪称温病学专著的医籍出现，但是人们对温病怎样进行防治的认识已经开始萌芽，有不少科学设想和具体经验散见在有关医书中，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秦汉时代对温病学理论的初步认识（主要见于《内经》、《难经》、《伤寒论》）（1）对温病概念的认识：当时认为，温病隶属于伤寒，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
《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内经》时未明确提出温病病名，称之为热病）《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
”伤寒分广狭二类，广者即包括上述五类，狭者即上述五种之一的伤寒。
《伤寒论》认为：温病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2）对温病病因的认识：《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原始病因是寒邪伏寒化温寒邪化热而成温病（3）对温病证候的认识：热象偏重，突出了温病的温热特性。
《素问·评热病论》“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急，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
”《伤寒论》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扼要叙述了温病的症状，对后世论述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热象偏重：虽对温病的证候描述不完全，不准确，但对证候的基本特点已有所了解）（4）对温病的治疗认识：《内经》“热者寒之”，“温者清之”，虽不是针对温病而言，但对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伤寒论》虽未明确指出温病的治疗原则，但论中所述的清热、攻下、养阴等，对温病的治疗有实际意义和启发作用。
如白虎汤，可直接用于温病气分胃热证，攻下的调胃承气汤变化为五承气汤（牛黄、导赤、增液、宣白、桃仁等）此外，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栀子豉汤，葛根芩连汤等，对于温病治疗学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为临床所用。
另外，秦汉时代对温病的预防也有一鳞半爪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叙述。
2、晋唐时代对温病病因的探索和防治方剂的创制秦汉后到了晋唐时代，在整个中医学界，医学的发展是对方药的整理，此时方书较多，在医理上无重大突破，温病学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1）病因的认识：葛洪《肘后备急方》：“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
”认识到温病的病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不同于其它病因，这种特殊的物质疠气，致病传染性强。
至于鬼毒，葛洪出生于道家，故认为有鬼毒作用。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识到：温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
”不同于一般病因的致病因素也是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
以上这二种认识，对后世吴又可“疠气学说”有很大指导意义。
（2） 方剂的创制从治疗学方面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许多预防和治疗温病的方剂。
例如：黑膏方——治温毒发斑 萎蕤汤——治风温（滋阴解毒）大青汤——治温病热盛阴伤太乙流金散——烧烟熏辟温气（空气消毒）黑膏方：生地黄、豆豉、猪膏（猪肤）萎蕤汤：白薇、麻黄、独活、杏仁、川芎、甘草、 木香、石膏大青汤：大青叶、阿胶（滋阴清热）太乙流金散：雄雌黄、矾石、鬼箭羽、羚羊角（以上几个方子，突出了清热解毒，为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通过对《内经》、《伤寒论》、《肘后方》、《千金方》等对温病的论述可知，此时虽对温病的因证脉治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理论简单、朴素、零散缺乏系统，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仍属伤寒范畴。
总结概括此时期：A、对温病的病名、病因、证候防治有了初步认识B、概念上温病隶属于伤寒C、对温病的认识理论简朴缺乏系统但我们从温病学说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阶段是个良好的开端。
温病学说思想一经产生,就为后世继续发展这门学科开辟了正确道路。
唐代是我国经济繁荣时代。
唐代以后，南方地区，长江流域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城市兴建，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海外交通频繁，因此疾病传播类型增多。
宋代民族斗争激烈，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外感热病随之增多，流行传染更加残酷，使得医家们有更多实践机会。
医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新的治疗经验，认识到《伤寒论》的辨证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温病，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
同时因为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所以有条件提出发展和改革的主张，使温病学进入成长发展时期成长时期（两宋金元）1、治疗学上的新突破① 宋代朱肱擅长灵活运用经方：朱肱首先提出运用经方不能墨守成规，{因时因地因人因病}灵活加减随证变化。
② 金元刘河间强调热病治宜寒凉：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活跃。
刘河间首先打破《伤寒论》表证必须用麻桂辛温解表的方法，认识到很多外感病滥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
提出治疗热病：A、创新论――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变皆是热证；B、立新法——寒凉清热为主，法当表里两解；C、制新方――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表里双解剂。
突破了发表不离麻桂的常规，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较朱肱前进了一大步，为后世建立以寒凉清热药为中心的温病治疗学打下了基础，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大转折。
故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何间”之说。
③罗天益对温病证治作了规律性提示：《卫生宝鉴》即按热在上焦、中焦、下焦以及在“气分”、“血分”不同部位而分证、制方用药，但未把症状系统归纳，以后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皆受之影响。
3、理论上的新进展（1）宋代郭雍对病因学说的阐发：宋代郭雍《伤寒补亡论》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也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后世认为温病有伏邪、新感两类，实即导源于此。
（2）元代王安道对寒温之异的辨析：元末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对温病的病名、病理，治则有独特的见解，对寒温的辨析很重要。
A、病名：温病不得混称伤寒B、病理：温病与伤寒发病机理迥然不同，温病属里热外发、怫郁于表C、治疗：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他的看法，划清了寒温界限，为温病学说脱离伤寒，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故吴鞠通称他“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从以上所述，宋代的朱肱、郭壅及金元时期的刘河间、罗天益、王安道等医家的论述可知，此时对温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理论和治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为后世温病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是成长阶段。
总结此期：1、理论上的进展： 提出温病病因的不同看法及从病名、病机和治疗上区分伤寒和温病。
2、治疗学的突破：主张灵活运用经方、强调热病的治疗以寒凉为主 ，提出外感病因按邪在三焦气血制方用药。
两宋金元后，到了明清，温病学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温病学家辈出，温病学专著丛现，对有关温病学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温病学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
形成时期（明清）这一阶段，以吴又可《温疫论》和清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温病学家及温病学专著为标志，有关温病的理法方药已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专门独立学科———温病学。
1、明代温病学的主要成就（1）明代汪石山首创“新感温病”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金元以前，论述温病者大多以《内经》、《伤寒论》为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
在成长阶段已谈到宋·郭雍已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寒伏而后发，亦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
但他未直接提出“新感温病”之说。
为清代温病学家认识到春夏秋冬皆有感而即发的温病，有较大推动和启发作用。
（2）明末吴又可编著《温疫论》，创立温疫辨证施治理论吴又可身处崇祯末年，正适温疫流行。
他根据实践体会，编写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
他在书中创造性提出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一些独特见解。
其学术成就表现在：Ⅰ、论述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大胆提出“守古法，不合今病”的独特见解。
Ⅱ、首创“疠气”学说，脱却“六淫”致病因素圈子，丰富和发展了温病病因学说。
他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温疫是感触疠气而引起，邪从口鼻而入，伏匿膜厚，迨其溃发则有九种传变。
温疫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Ⅲ、在治疗上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提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
并创疏利透达之法。
如：a、发病初起，即用达原饮疏利透达膜原（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药、黄芩、甘草）b、中期邪已陷胃，用三承气汤专主下夺，以邪尽方止（大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小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c、 后期重在滋养津液，清解余邪。
如用柴胡清燥汤、蒌贝养荣汤、清燥养荣汤等扶正祛邪。
（柴胡清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蒌贝养荣汤：知母、花粉、贝母、瓜蒌实、桔红、白芍、当归、紫苏子）这些认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和依据，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重大创见，且至现在仍不失其先进的科学思想。
清代戴天章《广温疫论》、刘松峰的《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疹一得》、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均皆论述温疫，都是受到吴氏思想的影响。
（3）明末清初喻嘉言提出瘟疫防治新见解，创立秋燥致病新理论：并倡温疫分三焦论治：Ⅰ、喻嘉言对温疫的防治有新的认识喻氏认为“未病前饮芳香正气汤，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
”邪即入，则以逐移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这对后世运用芳香化浊法和吴鞠通三焦辨证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Ⅱ、撰写《燥气论》，提出秋伤于燥之说（创秋令燥热为病之论）喻氏认为，《内经》中只有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论述，而没有论及燥气，不够全面。
于是撰写《燥气论》，补充了秋伤于燥之说，并自订清燥救肺汤治疗燥病的主方，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
对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清代四大温病学家的杰出成就：清代温病学的发展已盛行大江南北，温病学在理论证治上形成完整体系。
使温病学趋于成熟的，是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确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为主要标志。
其中叶天士是温病学发展史上建立完整体系的杰出代表，有“温热大师”之称。
他们的贡献是：（1） 叶天士建立了温病因证脉治的独立体系：叶天士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温病学的独立体系。
可以说没有叶天士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温病学。
其代表著《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
叶天士，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又号上津老人，清代吴县人，原籍安徽歙县，先世迁吴。
叶氏生于世医家庭，少年时，日至学塾读书，晚归则由父授以医学，受家庭熏陶颇深，十四岁时，其父去世，叶氏随其父门人朱某习医，十分好学，凡闻某医善治某证，拜师，学后更以他师，从12—18岁，拜十七师，从而吸收各家之长，加上生性聪颖，又能刻苦钻研，故得以融会贯通，学业猛进而自成一家。
叶氏生平诊务繁忙，无暇著述，现在流传的几种叶氏著作系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另有伪托叶氏之名者，如《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等为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
较能真实反映叶天士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
《温热论》是叶氏学生顾景文据其口授整理而成，是温病学理论奠基之作。
叶氏建立温病学独立体系具体表现在：A、阐明了温病的主要类型及其发生发展机理：如《三时伏气外感篇》按季节划分类型，分新感、伏气三时：春乃春温风温、夏即暑病、秋则燥病，综合有新感有伏气。
现在我们教材上的四时温病基本上是按叶天士的思想来划分的。
B、创立了“卫气营血”温病辨证理论：为温病学确立了理论基础，是继《伤寒论》六经辨证之后，在热性病辨证施治体系方面的一个创造性发展。
卫气营血不是叶天士的主观想象，而是客观实际，符合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C、发展温病的诊断方法：伤寒、金匮重视脉象，叶天士创辨舌验齿。
对辨舌验齿、辨斑疹白陪有独到心得，对舌象论述详细简明。
陈泽霖说：真正舌象有研究价值的是叶天士的辨舌。
例如：烧伤病人开始表现为黄苔，热毒炽盛，当舌质绛时，热入营血，将要出现败血症。
D、确立了温病的治疗大法：“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
此外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三时伏气外感篇》等也是临床经验的结晶，实用价值较大，为后代医家所推崇。
（2） 吴鞠通充实发展叶氏学说，丰富温病的证治内容：吴鞠通为清代江苏淮阴人，少习儒学。
19岁时，其父患病而死，认为不能医治父病，简直无颜立于天地之间，故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
23岁时其侄儿患温病，“请诸医其于温病治法，未之闻也。
”至最后身发黄而死。
，当时吴氏因初学医，故“未敢妄赞一词”，但此事激发了吴鞠通钻研温病的决心。
26岁时，到北京检校《四库全书》，从而得以阅读大量先贤医著。
在广泛钻研医学书籍的同时，尤对叶氏《临证指南医案》深入细致，分析研讨，又结合具体病例认真揣摩，附以自己的见解和经验，编著了《温病条辨》一书。
该书是一部系统论述四时温病的专书（共列238法，198首方），此书不仅收取了前贤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犹其使叶氏温病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便于学习推广运用，而且在温病的理论、治法、处方、用药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和提高。
吴氏在温病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于《温病条辨》中，具体表现于：A、创立了三焦辨证，完善了温病的辨证体系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对于明确温病不同阶段和层次的辨证治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卫气营血尚不能确切的反映出与病变脏腑的关系，因而仅有卫气营血辨证还不能满足温病临床的实际需要。
吴鞠通则以三焦来归纳温病错综复杂的辨证表现。
凡心肺之病属上焦、脾胃之病属中焦，肝肾之病属下焦。
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互为经纬，共同构成了温病的辨证理论体系B、阐明温病的病机传变，提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吴氏提出温病“始上焦，终下焦”“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
”——总结了多种温病的病理发展规律。
C、创制了治疗大法，丰富了温病治疗学内容“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非轻不举形容药性轻清、非平不安形容药性平和、非重不沉形容药性重坠。
上焦部位最高，而近于表，所以治上焦的病，宜用如羽毛那样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过病所；中正平和如秤杆之平衡，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是升降出入的枢纽，故中焦有病用药须不偏不倚，即不能用上焦轻清升浮，又不宜用下焦滋腻潜降；下焦部位最低，而偏于里，用药须重浊，犹如秤砣那样沉重之品，才能直达病所。
（3） 薛生白编撰专著，系统论述湿热病的因证脉治《湿热病篇》专论湿热病证的辨证施治。
薛氏为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同时同地。
相传与叶天士互为矛盾，有扫叶山庄，扫叶老人之称。
薛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能画善诗，与诗词理论家袁枚是莫逆之交，所著诗文甚富，《随园诗话》。
性格高雅，淡于功名，朝廷两征鸿博而不就，潜心于歧黄医学之术，以医为毕生之业。
他的代表作《湿热病篇》对湿热病证的论述，详尽而精辟，药证俱备，无论处常处变，皆有证可辨，有法可循，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湿温证治的最早文献。
对掌握湿热病的辨证施治，确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各论中湿热病主要取材于《湿热病篇》。
（4） 王孟英汇集渚家之说，集温病学之大成浙江海盐人，早期行医在杭州，以后旅居上海行医多年，晚年移居家乡海盐。
世代行医，十四岁丧父，立志继承先人遗业，谋生之余发奋攻读医书。
博览群书，予以融会贯通，如此十年后，学业大成，验之于临床，每起沉疴，医名于是大振。
生平著作甚多，大多已毁，流存者尚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霍乱论》、《温热经纬》、《王氏医案》、《归砚录》等。
王氏之前，温病学家及其著作大量涌现，尤其是吴鞠通《温病条辨》问世，温病学说体系已建立。
但其学术内容多取材于叶天士，甚少吸取其它温病学家之论述。
因而在内容方面，尚不够完整，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温病学说的全貌。
王氏有鉴于此，编著了《温热经纬》“以轩歧仲景之文为经，叶薛渚家之辨为纬”。
该书五卷：卷一《内经》；卷二《伤寒论》；卷三卷四收集清代有关温病学名著《外感温热篇》、《湿热病篇》、《外感温病篇》、《疫病篇》；卷五方论（方剂和药物）。
在汇集基础上，广采名家注释，列证文献三十余种，阐其本人见解。
此书起到了全面整理温病学说的作用。
是温病学集大成之编，对温病学成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贡献因而能与叶、薛、吴齐名、被称之为温热四大家之一。
他们大胆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在温病的辨证施治上，敢于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新理论，制定新治法，终于在外感热性病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
所以说，明清时代为温病学的形成阶段。
总结此期成就有五点：① 创“新感温病”之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② 提出疠气学说，在病因学上一大进步。
③ 以温病做为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学术上自成体系。
④ 确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温病学理论体系。
⑤ 丰富了温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随着温病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新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在医学界产生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有关内容放在第二章温病学说中的三大争论中讲解。
提高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温病学在明清时期得到蓬勃发展。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当时反动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民党采取取缔消灭中医的政策，祖国医学倍受摧残，温病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中医院（如安徽就有省、市、县中医院所）。
各综合医院也设立了中医科，为中医治疗温病提供了条件。
特别是中医对温热病的诊治，从门诊转到病房，观察更为细微，更便于总结。
在此同时，很多西医投身于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中西医的共同努力下，温病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广阔前景，这一时期是温病学发展提高阶段，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广泛运用，成就卓著：将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运用临床，并取得显著疗效。
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其经验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不仅扭转了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治疗器质性疾病的错误认识，而且吸引了许多西医界人士的重视和研究中医温病学。
四十多年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血液病、百日咳、菌痢、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肺炎，急性胆道感染，败血症等急性传染病及急性感染性疾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对这些疾病的辨证分型，治疗规律，进行了总结。
2、理论研究取得进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温病学理论逐步走向规范。
由于历史的原因，温病学理论中有的概念比较混乱，或是模糊不清，或是有多种含义，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这些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对温病学的基础理论通过深入的探讨而使其有所提高。
如对：① 温病的病因学说有了新的见解：首先对六淫的实质已从单纯的气候因素认识中摆脱出来，而视为各种致病因素，致病属性和特点的归类方法。
其次提出了“毒”在发病和病变过程中的作用等。
② 对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就如何创立新的、统一的外感热性病纲领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寒温之争”有了较统一的认识，不少人提出“寒温分家”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医外感热性病理论和证治的发展，寒温对立，不适应临床实际的新形势，因而提出应在新的高度上达到“寒温统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医外感热病学。
②在温病的治疗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如关于“截断疗法”的认识和如何掌握运用、如何针对温病中的“毒”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等。
3、结合实验获得成果：对温病卫气营血传变的规律及其本质，对舌苔变化的实质等方面，运用现代生理病理，生化等知识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还制作了卫气营血病证的动物模型，在此基础上来研究温病的辨证和治疗规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4、治疗方药不断丰富：首先对温病学中常用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攻下通里，补气益阴等治法的作用机理及有关方剂，中药药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其次，结合辨证论治和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制定了许多有效的治疗方剂。
另外，在剂型改革以提高疗效，方便治药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原有的以汤，丸剂的基础上，创制了片剂、冲剂、水剂、针剂等新剂型，中药不仅可做静脉注射，而且有了中药的大型输液。
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温病治疗学的内容。
5、文献整理取得成绩：① 重印和校勘注释出版了明清时代的一些温病学名著，对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促进温病学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作出了贡献。
② 编著出版温病学专著和教科书。
如《温病纵横》、《温病理论与临床》等。
③ 在新形势下，温病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并通过大量的医学报刊杂志，迅速地交流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底，有关温病学的文献资料仅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就超过了一万多篇。
信息的交流对温病学的发展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应看到：温病学的发展步伐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此提出自己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A、温病病因学、发病机制等需进一步阐明从本质阐明。
B、对各种温病还需做具体的鉴别。
C、对病证的诊断和治疗有待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充实完善抢救措施，给药方式还应多样化，以求使用方便，而且高效，速效。
D、对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还应进一步引入温病学研究中。
E、加强临床和实验室科研工作等等。
总之，目的欲使温病学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以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结语：温病学的发展概况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对待这门学科，需认真学习掌握，学习时需注意几点，即为温病学的学习方法。
1、中药发展史各阶段有何著作贡献和及其创新之处。
早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
人们发现食用了某些动、植物后具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功效，这就是认识中药的起源。
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人们在烘火取暖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逐渐形成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劳作时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其他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初步形成了原始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
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问世。
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观念，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
《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瘟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被中医界称为“医圣”。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孙思邈还提出“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宋代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
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
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作为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宋朝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
目前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时期，中医药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突出代表是医家李时珍历时27年之久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后被翻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时珍也被誉为“东方达尔文”。
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
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
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及《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明清时期中医药的发展也带动了中药堂、中药铺的兴起。
广誉远创始于明嘉靖年间1541年，是中医药史上现存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创建于1600年，是现存最古老的中药堂，取名陈李济，寓意“陈李结缘，同心济世”。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同仁堂、雷允上、九芝堂等中药堂，这些距今三、五百年的老字号，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洗礼，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坚守着以传统制药的制作技艺为基础，造福百姓的信念，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在中医药漫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怎样写好散文
怎样写好散文(1) 1 写文章并不难，但写散文却很难，真正写好散文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创作出散文精品了。
一般性的文章还谈不上文学意义上的东西，一般性的文章写得再好也不会成为作家，只有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才有成为作家的可能。
不要把一般性的文章看成是散文，也不要把学生的作文看成是散文，学生作文还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学生作文只是练习写作的开始，所以一般意义上的记叙文还算不上散文，这个是要搞清楚的，否则学生岂不都成了文学创作者了吗
2 散文不宜篇幅过长，一般都在两千字以下为宜，以一千五六百字为佳，不要有废话，语言要精练，要向诗看齐。
写好一篇散文非一日之功，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要小看这一千多字的散文，真正写好了，写得出彩，那是见作者的真功夫的。
这种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得来的，这之前要付出多少啊，要读多少书啊
要写多少东西啊
你以为他只写了这样一篇，写出这篇散文之前他写了多少篇散文连他自己大概都记不住了，要不是达不到这样的写作水平的。
3 写好散文就要在语言上下功夫，语言过不了关还谈什么写散文
还写什么散文
所以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没有文字功底是写不好散文的，写出的东西也是半成品，上不了台面。
写什么就要有什么语言，用什么语言，写散文就要是散文语言；什么是散文语言，什么不是散文语言，真正的读者一看就能够感觉出来：散文语言与一般语言味道不一样，区别是很大的。
写
如何学习伤寒论
本篇着重从上述三个方面，谈点肤浅的看法。
一、熟读熟读原文，是学好《伤寒论》的基本功。
但由于《伤寒论》的文字，受到汉以前的文学影响，承袭了汉以前的“省文”、“倒装”、“插叙”和“举宾略主”等文法。
因而在阅读时，必须掌握这些文法，才能读通弄懂。
所谓“省文法”。
论中不少原文是采用省略的笔法写成的。
例如只提一证一脉，以概其余，这就应当前后文联系地读，领悟原文精神。
如“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为什么脉浮数者，还可以发汗?而且宜用麻黄汤呢?这条原文必须与第一条太阳病提纲，第三条“……名为伤寒”的提纲，以及第35条麻黄汤证的主文相互对照，才能搞清楚“脉浮数宜麻黄汤”的道理。
此类条文论中甚多，读时应一隅三反，不然则读不通。
所谓“倒装法”，亦称“倒装句”。
论中的原文多数是按主证、主脉、主方，或提示病机、转归、治疗、禁忌等依次排列，这是顺叙，可以一读便通。
但有的条文则不然，不一定是按上述主次顺叙排列的，如“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本条小青龙汤主之句，应移在“发热不渴”的句下，与全文才能衔接，论中此类条文，在理解时应将倒叙文句，按语法原理，换回顺叙的意思。
所谓“插叙法”，是在叙述中插入其他脉证，或插叙疯机．或带有鉴别诊断的作用等。
如“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本条是叙述蓄血发黄的证治，与上下文三条并列，都提出小便利与不利，以兹鉴别蓄血证。
这类条文六经皆有，应当明辨。
所谓“举宾略主”。
亦属“省文”之类。
论中六经辨证，在提纲中叙述之主证、主脉，以后的条文中则多有省略，比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尔后凡提“太阳病”三字，则包含本条的脉症。
再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
宜服四逆辈”。
原文中心意思是讨论太阴病的治法。
因而“属太阴”三字，则寓有“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白痛”的主证，其“自利不渴者”，即省略了主证。
这种条文必须参合太阴病提纲认识。
以上是论中几种常见的语法，应当熟练掌握。
然而，更重要的读法，还在于熟读六经总纲，各经的提纲，有方有证的条文，重要的辨证条文等，必须读到烂熟。
例如桂枝汤证的条文，应把前后桂枝汤的主证、兼证、变证的条文都列举出来；读到辨证的条文，如麻黄八证、结胸三证、柴胡四证等的辨证特点，都要读到滚瓜烂熟对答如流的程度。
同时，对方剂的组成、主治、功用、禁忌，以及重要方剂的剂量比例，特定的煎服法，都应熟记，这样才算基本读熟了。
应当明确，熟读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和继承《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精神，掌握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从而有效地指导临床。
所以，在熟读原文的基础上，必须对论中的类病、类证、类方、变证、变法、变方等加以注意，其间所贯穿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有在熟读中才能理解。
例如，在辨证方面，原文说：“自利不渴者，属太阴。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等等，都是“一锤定音”的意义。
再如治疗方面的“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这里虽只举一证，但是其主证，因而“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即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
又如在用药方面，大青龙汤中的麻黄用六两，麻黄汤中只用三两；麻杏石甘汤中的石膏用半斤，大青龙汤中的石膏如鸡子大。
真武汤中用生姜，理中汤中用干姜，同样都是姜，只是干鲜之别。
如果互换互用，那就失去了制方的原意，凡此种种，只有熟读之后，临证才能运用自如，取得读书的效益。
第一，要了解《伤寒论》的理论渊源及其与《内经》的内在联系。
因为《伤寒论》是继承了《内经》和《难经》的理论，同时收集了汉以前的方药，并联系临床实际而写成的医学论著。
所以，《内经》中阴阳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的具体运用大都落实在《伤寒论》之中，如其中“病发于阳”、“病发于阴”的总纲，实则是阴阳为万物之纲纪的具体化。
在六经病变中明显地看出阴阳互根、消长、转化的道理。
六经辨证，三阴三阳分证，三阳之气盛，三阴之气衰，三阳为阳热实证，三阴为阴寒虚证，其病机皆是本源于《内经》。
同样，六经所属的脏腑生理病理，实源于脏腑学说；六经的经络循行，乃至病理变化，皆属于经络学说的具体运用。
因而学习《伤寒论》，追溯《内经》之源，对加深理解《伤寒论》是有帮助的。
第二，要加深对六经辨证的基本规律的理解。
六经辨证的基本规律归纳有二：其一是六经的主证，其二是六经的兼变证。
六经病主证包括太阳病的表寒证，阳明病的里热证，少阳病的半表半里证；太阴病的脾阳虚寒证，少阴病肾阳虚寒证，厥阴病寒热虚实错杂证。
此六经病证，必须从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各方面详细弄清楚。
主证既明，理解兼变证就有了基础。
六经兼变证，是有规律可循的。
例如太阳病的转变，实证多传阳明，虚证易陷少阴。
表寒实证多向阳明发展，即表寒郁阳一表寒郁热一表寒化热一纯热证，与此相反，太阳表寒虚证则易陷少阴。
因为寒能伤阳，阳气损伤，又可招致水邪内停。
所以，表寒虚证之演变，一则为卫阳不足，在表之阳虚，如桂枝加附子汤证；一则为阳虚停水，如苓桂术甘汤证；以及真武汤证等。
由此可知，太阳经的兼变证之所以繁杂，正是仲景据六经生理病理，以及误治失治，反复议论，洞悉常中之变，示人以规矩。
还必须指出，要加深理解伤寒的本旨，应选择适当的注本，浏览各家注解，以便进一步帮助深化理解。
其次是读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
它采用摘其总纲，明其大旨，汇节分章，理明义了的方法研究《伤寒论》，便于初学者掌握(伤寒论》的概貌。
再次读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他主张不必孜孜于仲景旧论编次，重要的是学习仲景辨证心法，读后可加深伤寒方证的理解，于临证大有益处。
最后还可读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通过临床实践，从《伤寒论》条文中研究仲景立法和治疗。
可领悟伤寒确立治法的所以然，甚为实用。
总之，成氏溯其源，张氏综其全，柯氏察其微，尤氏析其法。
若能师其诸法，对《伤寒论》的理解必然会达到新的境界。
此外，在学习《伤寒论》时，必须结合温病学说。
《伤寒论》详寒略温，对六经的寒化证论之甚详，这是伤寒学说的特长。
但对温热病的论述殊感不足，必须结合温病学说，使寒温两说融为一体。
后世温病学家，善治伤寒之学，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是《伤寒论》的最好注本。
历代注伤寒者，多为随文衍义，囿于伤寒论伤寒，而温病学家跳出伤寒的圈子，看到了伤寒之不足，阐发伤寒之未备，这种治学方法着眼于学术的发展，难能可贵。
三、运用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落实在一个“用”字上，这是学习《伤寒论》的最终目的。
日本学者浅井侦庵在指导门人时说：“学习《伤寒论》时，要把它看成是病人，病人就是《伤寒论》，把《伤寒论》同病人看成一体来学。
”丰浦元侦强调，要在病人基础上读《伤寒论》。
日本人对《伤寒论》的学习，务求落在临床实处。
这实际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陈修园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也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临床上运用伤寒方，要一个一个方去摸索，掌握每一个方的病机和适应证，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比如：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据此，“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脉证，其病机是“血虚肝寒”，常用于冻疮。
但从“血虚肝寒”的病机推论，笔者用本方治痛经、无脉证，以及脱疽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
特别是遇一例“乌嘴病”，患者每于寒冬季节，嘴唇四周、鼻梁、耳郭、两手指掌关节均紫黑，一直到次年春来，乌黑的皮肤才渐渐恢复正常。
病情年复一年，经用补气活血法治疗无效。
据其临床证候，冬寒发作，血虚寒滞，故用当归四逆汤原方。
服25剂后一切正常，当年即未复发。
本方之所以用于各种不同病例均能获效，病证虽殊，而“血虚肝寒”的病机则是一致的，故能异病同治。
在实践运用中，对论中之方还要一类一类比较，找出一类方中的代表方。
如苓桂剂类方中有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等，此类方共同都能温阳利水，补脾渗湿。
而在具体运用时，应将每一方的药物组成，主治功用，结合临床反复验证，取得理论与实践相印证的资料，进而在类方中挑选出代表方。
这一类方中，苓桂术甘汤可以推为苓桂剂的首方，用其治脑积水，可配固肾药，或加泻水药；治肺心病可合二陈汤，或配真武汤；治胃液潴留，可配六君子汤；治疗肠炎，可加健脾固涩药等。
若从其组方原则来看，阳虚者加附子，气虚者加参、芪，脾虚者重用术，湿甚者加利水药，随其证加减，这样以一方为中心，权宜应变，反复验证，方剂就用得活，用得精。
再则，在运用时必须摸索其临床特征，以便掌握每个方的指征。
例如：半夏泻心汤的病机，是脾胃同病，湿热并存，气机阻滞，用其治痞满证，舌苔必然黄白相兼略腻，这是重要体征之一，因为全方辛开苦降，辛有半夏、干姜，若舌苔黄则姜夏之辛当禁；若舌苔少质偏红，寓有阴虚伏热，绝不可妄施。
所以，临床上用半夏泻心汤，多宜于消化系统疾病，病性寒热夹杂。
如胃十二指肠溃疡、肝炎、胆囊炎、慢性肠炎等。
凡呈现湿热并存，舌苔黄白相兼是用本方的特征。
还必须指出，临床运用伤寒方，剂量的比例应参照原方用量，如桂枝汤的桂枝与白芍的用量，大青龙汤的麻黄与石膏的比例，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煎服法也是很重要的，如附子泻心汤应泡“三黄”，煎附子，一者取其薄味，一者取其浓汁。
若不按其煎法，势必失去制方的意义而影响疗效。
总而言之，学习《伤寒论》，运用伤寒方，应持之以恒，反复体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因而学习《伤寒论》，密切与临床结合，边学边用，学用一致，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