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读后感800字
首先，我想说，《戊戌变法史》这木书全而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 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 关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而木书的作者也是-•位很厉害的人物，之所以写出这样好的著作， 与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汤志钧1924年6月生人，祖籍江苏常州，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华 中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
所以说，这是一木值得大家 去品味的一木近代史著作。
作者在木书中，跳出戊戌变法事件的木身来分析戊戌变法事件的内在起因、人物矛盾、 外国势力的影响等等。
对于1898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变革的内部力量以及外部 原因，涉及变革275份上书材料，作者都详细读过过，并从信的内容、政治制度以及 <些关 键事件都做了深刻分析 读完木书，最让我收获大的是，康有为这个变法的核心人物，变法后怎么逃脱清朝政 府的抓捕的、又怎么在香港发表文章、逗留日木，最后怎么去英国的。
任何一种变革，总是-•种痛苦的转型，有时候变革的倡导者反而获得的痛苦会比被变 革者更多。
康有为的变革意见事实上最后靠辛亥革命的武力才能达到，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 可以体制内完成。
书中的最后•-•章大晕篇幅是作者在日木收集历史资料来分析康有为变法后， 日本、英国势力的较晕，以及康有为在当时《中国邮报》接授记者釆访所发表的“政治幼稚” 的言论，作者认为可能导致慈禧对这些变革彻底否定。
如果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翁同龢等人 能够联合慈禧、光绪一起参与变革，那么历史或许会重写了
作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西方资木主义的先进思潮进入中国，受影响的不仅 仅是当时康有为这样的激进人物，即使温和改革派的张之洞也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受光绪皇帝赞赏。
问题是张之洞为什么能够得到慈禧和光绪的双重认可，而康有为却落得 个流亡
可借啊
流血的维新戊戌变法读后感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时也不存在改变这种统治基础的条件。
而19世纪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不同的特点。
这次运动的特点：一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二是维新，进行改革，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从“以农立国”改变成“以工立国”，从封建的君主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以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
下面我将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内容、评价等方面试加以论述。
一、背景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在加深。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为了求得苟安，不得不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搞起了洋务运动。
然由于其严重的封建性和官僚性，连年亏损，甲午惨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戊戌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二、内容 “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
”[1]若求“万世之法”，须“变通旧法”[2]在康有为看来，皇帝“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那么中国便“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甚至“为地球而有余”。
[3]“皇上览之，肃然动容”，从此，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益密切。
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毅然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
具体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酝酿已久。
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次比一次明确地加以陈述，最后终于提出开国会、立宪法。
然而，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却不再提开国会、立宪法，而是主张在中央设制度局总其纲，由“皇帝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充任”，并可每天同皇帝见面，共同议政，总揽新政大权。
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其事。
凡制度局议定的新政，都交给十二局分别执行。
制度局成为立法机关，十二局则成为行政机关。
至于地方，道设民政局，县设民政分局，以推行新政。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制度局开不成，他又建议开懋勤殿。
（二）从上可以看出，从设议院、立宪法到开制度局、懋勤殿，无疑反映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在倒退。
但能否就据此认为康有为背叛了自己开国会、立宪法的政治纲领呢
我认为这样说是有待商榷的。
其实，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以说得很清楚，“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4]其中制度局“尤为变法之下手”，[5]被视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
[6]中国既然要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当然也应该把制度局作为变法的“关键”，因此把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和方案放在首位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了。
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是一种初级的上议院，或叫做中国式的特殊上议院；制度局下的十二局和地方上的“新政局”、“民政局”，则是康有为设想的执行制度局决议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来，康有为设立的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的方案，势必引起清朝政局的根本变革，使守旧派大权旁落，维新派执掌权柄。
至于开懋勤殿，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减少反对派的阻力。
所以我认为，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是不矛盾的，它们只不过是高低级别之间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考虑到守旧势力太大，加之民智未开，条件不成熟，他主张开制度局或开懋勤殿，是为国会做准备，不能简单地视为背叛。
相反，这恰恰是他从纯理论的议会观落实到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上来，正是他变法思想日趋成熟和务实的表现。
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实行君主立宪是康有为一直坚持的现实的政治理想。
（三）在经济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其内容，包括振兴工业、商业、农业、开矿，筑路，行轮船，兴邮政，设银行，劝奖工艺，鼓励发明，废除漕运，裁撤厘金，抚恤贫穷等。
此外，他还提出过统筹全局、大筹巨款以行新政等。
康有为明确要求以工立国。
这些经济改革措施，目的在于谋求中国富强，拯救民族危亡，同时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虽然由于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没有来得及实施，但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四）在军事上，他主张停止武试，改设军事学堂，废除八旗，裁撤绿营，仿效德、日等国的练兵制度，编练新式陆海军，以增强国防，抵御外侮，同时保护商务，维护主权。
此外，他还主张力行保甲，举办团练，维护社会治安。
这些军事措施，虽然目的是保卫清政府的统治，维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它客观上对我国军事面向时代、增强国防实力，维护祖国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在文教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取代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
其内容，包括废除八股，开办学堂，翻译欧、美和日本各国的书籍，派员出国留学，开设报馆，废书院、淫祠，改为学堂等。
在办学问题上，他主张中国仿效德国和日本的学制，开办大、中、小学堂，设立工、农、医等各类专门学堂，学习（下转第61页）（上接第59页）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
同时他还建议建立合理的考试制度及人才录用制度。
主张把中学和西学，基础和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都作为考试的内容。
选拔人才，不要因循守旧，而应破格录用。
这些文教改革方案，是为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培育人才，改变社会风气的进步作用。
虽然，西太后很快就发动政变，恢复科举制度，但“旧藩顿决，泉涌淘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蔽抑遏矣
”[7] 三、评价 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
”[8] 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新生的资产阶级初步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发展和改善了早期维新派的主张，初步提出了比较完整地纲领，用以改革政权结构。
其中心思想，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发展资本主义，自强救国。
它突破了中国数十年来学习西方只学习其皮毛，不学习其根本的限制，首次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一——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的模式，引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之中，为中国提出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案，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次飞跃。
这在当时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
变法虽然失败，但已经动摇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其功不可没。
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作用。
它虽然没有唤起广大民众，但至少唤起了沉迷于故纸堆中和举业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起来实行耕本性的变革。
他们从此弃旧图新，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有的人还从维新转向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维新思想的洗礼，后来在吸收它的营养，扬弃它的糟粕的基础上开辟革命的道路，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语的。
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有着明显地不彻底性和天真幼稚的色彩：它不敢彻底否定君权，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进行维新，不敢依靠人民自下而上进行革命，充分地表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
但总的来说，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地爱国、维新、改革、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开辟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新风气，冲决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促进之功。
它对新学的传播、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新知识阶层的产生，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它的历史业绩是不能抹杀的。
商鞅变法读后感
[商鞅变法读后感]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商鞅变法读后感。
由于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所一项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
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
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
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读后感《商鞅变法读后感》。
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即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
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
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多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
〔商鞅变法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1840年中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在封建社期路上徘徊的中国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国近代史开始。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逐渐开放、进步，融合进入世界的发展史。
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旧到维新的历史。
而上个世纪之交所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闭门锁国”状态的打破，外国经济势力入侵、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洋务企业的诱导等诸多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尽管这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困难，毕竟民族资本主义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
正当“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在对洋务派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些思想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施展作为，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的道路。
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是甲午中日战争。
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
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戍学者，必须象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成为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
虽然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
戊戍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维新变法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
鸦片战争失败，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如何变
变什么
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
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
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
（《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戍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维新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同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维新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
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
所以说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知强烈和突出。
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康、梁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等新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趁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运动。
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
如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人治”传统的“法治”；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
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
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
由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大多的本质差别。
维新变法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学术根本性变革。
除了康有为自甲午战败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光皇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维新变法，由此演变为政治变革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中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述为“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震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逻辑学者作。
梁启超在戊戍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不仅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维新变法运动是指什么?
维新变法1840英鸦片战争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封建社期路上徘徊的中国社会开始转入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国近代史开始。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逐渐开放、进步，融合进入世界的发展史。
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旧到维新的历史。
而上个世纪之交所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闭门锁国”状态的打破，外国经济势力入侵、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洋务企业的诱导等诸多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尽管这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困难，毕竟民族资本主义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
正当“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在对洋务派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些思想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施展作为，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的道路。
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是甲午中日战争。
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
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戍学者，必须象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成为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
虽然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
戊戍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维新变法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
鸦片战争失败，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如何变
变什么
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
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
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
（《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戍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维新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同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维新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
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
所以说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知强烈和突出。
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康、梁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等新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趁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运动。
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
如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人治”传统的“法治”；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
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
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
由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大多的本质差别。
维新变法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学术根本性变革。
除了康有为自甲午战败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光皇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维新变法，由此演变为政治变革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中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述为“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震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逻辑学者作。
梁启超在戊戍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不仅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读后感
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
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 富”。
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
电影戊戌变法观后感300字初一水平即可
清朝末年发生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鄙人认为没有比这次政治改革运动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
维新变法思想主张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和“维新变法”，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向西方学习制度，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
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1）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
——历史使命：救亡图存。
（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统治） （2）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历史使命：发展资本主义。
原因见前。
（3）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标志——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引发的“公车上书”） （4）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
（早期维新思想：时间：19世纪60年代后；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冯桂芬。
主张：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展开商战；文化上学习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
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
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
各地先後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
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什么是维新变法
“戊戌变法”又百日维新”和新变法”，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向西习制度，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
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公车上书”成为维新变法的序幕。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
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
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
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
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
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
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
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
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
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
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