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季羡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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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尽管久仰季羡林大名，尽管《季羡林谈人生》就放在案头，我却迟迟未能细读。
年前在电视和网络中，闻年过耄耋的季老说，请摘去他头上的国学大师等三顶帽子。
我还和多此一举的炒作联系起来，至于他那句“现在总的 《季羡林谈人生》由数十篇千字随笔组成。
以前看到谈论人生的文章，大都是“主义”一统，“口号”满篇，而季老先生用非常朴实的话语谈论了人生绕不开的酸甜苦辣、进退荣辱，语言朴实无华，但从一个“看惯了人生百态，明了了世间春秋”的世纪老人笔下绘出，渐觉启迪之意非同寻常。
人生的真谛是什么
这是哲学永恒的话题。
季先生强调，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不是那些坐在神圣殿堂里的哲学家们的专利，“吾辈凡人”也要扪心自问：你为什么活着
人无法选择生与死，但人不能总处在被动和糊涂之中，我们应有所作为。
他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一句评价：“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有所作为”“承担责任”这类词如果从一个普通人口里蹦出，实有平庸教化之嫌，但联系季老的学识与人品，又不由得暗自认同。
季老的文字初读平淡如水，索然寡味，并无多少新奇高深的教诲。
掩卷深思，顿悟：大智大慧者，自然反璞归真；世间之真理，又何需华丽的辞藻来修饰呢
季老先生还提出了“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他从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生的诠释。
尽管人人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每个人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
常言道：“不如意事常八九”。
哪里事事都会让你称心如意呢
况且人生活在世上又怎能逃脱了“生、老、病、死”呢
既然如此，人活一世，就不要幻想生活总是那么圆圆满满，关键在于我们采取怎样的生活态度。
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说那句“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是啊，评价一个时期，如果不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准参照，而以完美的理想化标准去要求，明显属于空想。
季老经历“文革”，进过“牛棚”，他又对谁抱怨过什么
既然季老都无法“力挽狂澜、改变历史”，我们为何不去试着改变自己的心境呢
改变心境也就是寻求内心的和谐。
温总理曾对季老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正是一切和谐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
”联系季老对人生的解读，一切释然。
“积极进取、努力改善”是人生，“消极沉沦、怨天尤人”也是人生。
不懂得满足，不保持心态平衡，又哪来内心的和谐
慢慢品读《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他对人生的感悟洗涤着我内心的芜杂、浅薄。
如果不这么细致地读他，我还真的质疑“摘帽”为“炒作”，读过他，悟过他，才知道，那不是，而是老人真正的声音，是他智慧内敛人生的真实渴望。
这些天，我一有时间，就走进老人的文字，去感受那份真实，去品味“假话全不讲，真话不讲全”的中国式正直。
也许有人还在以“真话不讲全”为由苛求季老，其实季老是不惮讲真话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
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趟美食城。
晚上一趟卡拉0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
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即使是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
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这一生。
”如此直截了当的批判式揭露，酣畅淋漓，痛快而又入骨。
读了《季羡林谈人生》，感觉很是中的，一直渴望与一位知天命以上的老者交流一番，不是平常那种与上上辈人的闲谈，而是真正谈谈人生中的许多对我来说还很懵懂浑噩的东西。
而这位望九之年的老先生能把对人生的感悟分享出来，于我似久旱之甘雨，润心润肺。
有些东西，在这个纷乱的世界，我们来不及沉淀，在忙碌无为中忘记思考，甚至有些人已然根本不会去考虑了。
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留有一个位置，存放它们。
是季先生帮我拂去了存放它们的箱子上的灰尘，重新将它开启，并确认了它们的存在与正确。
季先生乐观地相信人类会到达大同之域，为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为推动人类发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只要抱有这份责任感，那么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找到了。
关于季羡林的读后感4篇
最近读《季羡林》。
引来些许感慨，片言记述。
书中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哲学------------谈人生、谈读书治学、谈人生感悟。
亲近书的日子，让自己感觉生活充盈而丰盛。
走在路上，怀中揣着一本书，感觉好踏实；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咀嚼一缕书香，感觉一天的时光没有白费，否则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如何充盈自己的人生呢
一、良好的心态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根本。
目前的生活虽然是忙碌的， 但却是充实的。
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完人，但足以能够克服目前的任何困难。
因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大
如果不充分挖掘自己，那样声明中的时光会白白的浪费掉。
把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生活中自己的负重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挑战。
向自己的能力挑战，向自己的“工作方法、技巧”挑战。
自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但愿能接受这种考验。
只要你愿意，便不会为自己的付出而疲倦。
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我愿意”的感觉
二、吝啬时间，善于利用生活中的“边角料”时间。
时间如同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
在读书方面，写随笔、撰写文稿、提高 基本功方面要持之以恒。
季羡林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读书治学几个小时。
这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值得我辈学习。
自己虽不能做到每天都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珍惜，但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
三、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冰心老人送给别人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由不为!自己尤其应当铭记在心。
人总会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能够及时地合计一下今后三年的规划。
思考着如何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做一个好家长；如何做一个好人
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
围绕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做。
不要总想着最后的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我付出了我的所能，我心满意足。
尽力了，结果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但是做不做却是自己做主的。
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可不顾及周围人的态度，要及时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以便让自己的工作能更进一步。
最好能在别人批评之前先自我批评。
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当然，也不可一位生活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中。
因为人与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千万不可学那个“最后扛着驴走路的老头”。
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大家可能因为你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因可能因为你不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你何不按照正确地方向去努力呢
这也许才是“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含义吧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怎样才是正确的路
可能仁者见仁，于我而言，莫过于对教育工作有利，对为别人服务有益，对个人修身、健身、成长有益。
生命的质量提高了，生活的品位提升了。
有些看似说假、大、空话的感觉，但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的确是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真假与否，请明鉴
一不小心在joyo上逛了几本书，突然觉得买书还挺贵的，于是赶在下班前到浦东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
现在的图书馆福利越来越好了，只要80块钱押金，不需要年费，凭身份证就能借书，好生方便。
好久没在图书馆里逡巡了，刚睡了13个小时又犯困了的小师妹催着我快走，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这本书——《季羡林谈佛》，也就是我在joyo上看中的几本书之一，崭新得应该没有被读过，那当然不由分说赶紧借上。
回到家，拥着温暖的被窝把它看完了。
现在希望除了小说之外，读过的书都做一些笔记，所以趁着记忆还新，来写写读后感。
首先，很喜欢季老对佛学的态度，他说：“我认为，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一个历史人物。
因此我就把释迦牟尼当成一个人，同世界上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是我研究的对象。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一直以来对佛教都充满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此，季老也诙谐地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对季老这本从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角度深入到佛教史的研究论文集更多了层亲近感。
大学里读过不少佛教评论的书，要么就是什么法师的著作，讲了很多好玩的公案之余，非要给你说一番佛法道理，无趣得很，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批判，讲了些佛祖的故事之后就跳出来说一番唯心主义局限性的东西来提醒读者不要信这些故事，又可笑得很，这些都不是我足够感兴趣的佛教研究领域。
在季老对释迦牟尼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理解了不少过去的困惑。
首先是释迦牟尼的出身问题。
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483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孔子活跃的时期。
如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是个快乐王子，直到他出宫遇到了生老病死才开始思考人生。
这点总让人起疑。
现在的观点是，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身处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不能肯定释迦牟尼是否属于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雅利安血统，但他自称属于刹帝利。
好吧，这里又要温习一下世界史，还记不记得当时印度的四大种姓划分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自称属于刹帝利的释迦牟尼自然要为提升刹帝利的地位向婆罗门宣战。
这种宣战的表现就在于他选择了沙门的宗教来哺育佛教，以及禁止使用梵语传播佛教。
这里的两个地方都要着重说明一下。
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
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
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彻底悲观的宗教。
至于梵语，是婆罗门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允许徒众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宗教，但唯独不允许使用梵语。
好吧，不管怎么说，佛教的初始教义被创立了，但它怎样才能传播并且发扬光大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知变通的宗教领袖。
他积极地与国王和富商结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寻找最可靠的依托。
有两个例子为证。
杀了父亲的未生怨王得到了佛的安慰。
佛也和有钱的淫女庵摩罗结交，还接受了她赠送的一座花园。
所以，最后季老总结说：“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咱的玄奘法师念念不忘的大乘佛教吧。
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佛教会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呢
佛教在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之余，不能不开始面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问题。
众所周知的韩愈的《原道》和《论佛骨表》等都在这方面大力抨击佛教的消极社会性。
小乘佛教的“天国门票”是昂贵的，信众必须累世修习，并且不事生产，而大乘佛教则允许你在家当居士修持。
佛教能流传至今，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极懂变通的体系。
在中国的传播伊始，它依附于玄学得以广泛传播。
最后站稳了脚跟后，佛教就不屑与其他宗教为伍了。
例如在唐朝，太宗曾命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
虽然最后史实表明的确翻译了，不过玄奘法师可是老大的不情愿呢，他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
且老子立意肤浅。
五竺闻之，适足见薄。
”翻译过程中，玄奘又坚持了自己的名词定义，不肯将道翻译为菩提，同时拒绝了翻译序，理由是怕被老外笑话了去。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都知道玄奘在西域那烂陀寺学习，当时PK群僧，名声大振。
但究竟他都辩论了什么还不甚清楚，季老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简单的例举，“调和空有，摧破晓乘正量部的理论，斗败顺应外道”。
这里又有些背景要介绍，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之后，小乘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长期和大乘共存。
在这过程中，大小乘内部继续分化。
小乘有诸部，大乘也分化为空宗和有宗。
顺着这个话题，提一下禅宗。
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流派，六祖的“顿悟”学说使得天国入门券变成了演唱会开场后的黄牛票，简直就是大甩卖，这也使得禅宗成了流传时间最久的流派。
“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佛教如是，共产主义也如是，笑。
玄奘是个非常细心的观察家，他每到一地，都细心观察并记录当地的宗教发展状况，而这些忠实的记录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意义。
书中至少提到了两处玄奘的记录的作用。
第一处，是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说法。
《大唐西域记》里有五处明白的写到“大乘上座部”，但是上座部是属于小乘的，所以各国翻译家翻到这里时，都感到为难，有如实翻译的，也有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的。
季老的观点是，“大乘上座部”有其实，是小乘上座部受大乘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学派。
第二处，则要和法显的《佛国记》对照起来看。
法显是谁
反正我没看这本书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看下来，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我们喜闻乐见的玄奘。
法显是东晋人，是第一个真正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
而古代印度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法显传》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举足轻重了。
比较法显到玄奘这二百多年间的记录，可以发现，大乘在某些地区逐渐战胜了小乘，而玄奘时期的僧徒比法显时期已经明显减少了，佛教逐渐衰微了。
想想那个时代只能徒步旅行并且只能用纸写游记攻略的驴友，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变迁，真是有趣又令人钦佩。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对中印文化的对比，很有趣。
谢灵运说：“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
《含光传·系》则说：“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
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
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
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
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我忍不住想，这个与现在的软件业发展现状是不是有个有趣的类比呢
印度能进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每个印度程序员都能写出一段标准的没有差别的程序。
而中国的程序员多以孤胆英雄见长，100个中国程序员肯定能写出100个实现代码来。
从古至今，这民族差异还是顽固的流传了下来。
既然说到软件业，又难免啰嗦一句，大乘的无宗里面，提到万事万物都是空，唯有关系长存，不由得让我想起关系型数据库，不知道如果比较一下数据库技术和佛教流派的发展，会不会有些有趣的发现
说起来这也不算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
我一直觉得计算机是一门哲学，一门实实在在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事情的哲学，嘿嘿。
最后自吹一下，发现偶的古文功底还马马虎虎，居然看那些引经据典也津津有味。
手捧《季羡林》一书，我看的如痴如醉，不能放下。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季羡林传，我感慨万千。
可值得我感受的事情太多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情。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
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
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
”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人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
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啊
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即使有人想做，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几个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
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
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
一贯如此。
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
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
”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
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
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
晚上猫睡在自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忍着不动一下。
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
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
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 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
文革期间，季老也无列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守门房。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
但是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难道就让自己的人生在这里度过
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
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
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
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
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
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
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
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
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从1973年到1983年编译完，整整10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十年以来，他毫无间断，夜以继日，勤勤恳恳，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
……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
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
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只用一个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而把剩下的一个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
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
这真叫做没法子。
”这种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如此的兢兢业业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都值得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1978年平反后，季老获得了相应的地位。
然而，他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
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季老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他人生光辉大河中的一小点闪光的浪花。
我们作为一代青年，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吗，我们学习他的平凡、朴素，学习他待人诚恳、热情的精神。
我们学习他淡泊明志，博爱的精神，学习他工作勤恳扎实的精神。
我们应该学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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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母与子》的读后感 急需600字
读后感 读了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
讲得是，母亲在除夕夜里把腿摔折了。
母亲很固执，要回家过年，不住医院。
于是儿子背着母亲边走边说：“妈，我小时候生病时，您背着我到医院看医生，您当时还问我，如果有一天您老了，走不动路了，我会背您吗
现在我在背着您呢
”听了这番话，老人幸福的泪落了下来。
几十年前逗孩子玩得一句笑话，自己早已忘得无影无踪，儿子却一直铭刻在心。
这篇故事很感人，文章中的这个儿子非常孝敬长辈，正如里每一个子女孝敬老人的故事一样。
让我明白了，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素不相识的老人，我们都要孝敬他们、尊敬他们。
在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比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扶盲人过马路......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正是这个道理。
文章中的儿子就做到了孝顺长辈，将母亲对自己的关爱铭刻一生。
和他比较我很惭愧，有时我也跟父母耍脾气、顶嘴、让父母操心，看完这个故事我暗暗下决心，要孝敬长辈，尊老爱幼，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少先队员。
《季羡林自传》读后感250字
无法企及
季羡林写的《寻梦》句子怎么赏析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著名古文家、历史学家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季羡林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
（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
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赴德国留学。
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
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