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清朝时都做过什么官
1859年9月16日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寨一个世代的家族。
父祖多为地方名流。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
叔祖袁甲三曾督办安徽团练，累官至漕运总督。
父袁保中系地方名绅。
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
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
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世凯于清末投身行伍，至入值军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首任大总统，1916年初袁世凯恢复帝制，名洪宪皇帝。
称帝断了各路军阀当权的梦想，前云南都督蔡锷领导护国军誓师北上讨袁，袁世凯为避免国家分裂，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
袁世凯病逝后，遵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将其葬于河南安阳市洹水北岸，陵墓由北洋政府筹资兴建的，后称“袁林”或“袁公墓”。
就任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
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
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
当时革命党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
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
为了结束南北对立，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
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晚清立宪运动时张骞为什么会和袁世凯联合
本来是清朝臣属，后来在朝鲜甲申政变中对抗日本中立下大功功，归国后组建了北洋军并成为实力派人物之后被清廷猜忌，在爆发之后被清廷重新启用，但这时候清廷已经无法驾驭，反倒被逼迫退位。
袁世凯早年算是清朝政府内的改革派，并在朝鲜的甲申政变中成功击退日本，保住了朝鲜作为而立下大功。
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对定武军进行改编，由4000余人扩编至7300人，定名“新建陆军”，即北洋新军。
有历史学家称从北洋军开始，中国军队才有了近代化的影子。
北洋新军的建成，是近代化的开始，也为袁世凯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
除了训练新军之外，袁世凯在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他给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中建议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结果未获采纳，反倒在过世后，袁世凯因权重被清廷开缺还乡。
1911年爆发，清廷陆军部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起义军，因袁暗中控制而指挥不灵。
清廷被迫起用袁为。
袁凭借控制的北洋军，取得了与南方革命党和谈以及向清廷要价的资本，最后成功逼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
所以说袁世凯本来是清朝政内的改革派，但清朝政权一再错失自我革新的机会。
袁世凯凭借军事实力，成为清朝的覆灭者。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
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
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
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
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
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
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
”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
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
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
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
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
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
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
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
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
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
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
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
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
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
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
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
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
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
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
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
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
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
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
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
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
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
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
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
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
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
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
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
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
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
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