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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彼得堡[1]贫民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斗室里，住着一个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原在法律系就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现在靠母亲和妹妹从拮据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
他已经很久没有交房租了。
近来，房东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而且催租甚紧。
这时他遇见了小公务员马尔美拉陀夫。
马尔美拉陀夫因失业而陷入绝境，长女索尼娅被迫当了街头妓女。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用“证明”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
离他住处不远的当铺中的老板娘是个高利贷者，心狠手辣。
一天晚上，拉斯柯尔尼科夫乘她一人在家，闯入室内，把她杀死。
此时老板娘的异母妹妹外出返回，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她。
次日清晨，他收到警察局的传票，惊恐万分，后知是为追交欠款时才松了口气。
他在离开时无意中听到警官谈论昨晚凶杀案，紧张得昏厥过去，引起警官注意。
他清醒后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几天不省人事，后来病情有所好转。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 因内心处于痛苦的矛盾冲突中，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这是比法律惩罚更严厉的良心惩罚。
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验”失败了。
所以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
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8年苦役，来到了西伯利亚。
不久，索尼娅也来到了那里。
一天清晨，两人在河边相遇。
他们决心虔信上帝，以忏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难，获取精神上的新生。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
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
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
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
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
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然而，作者作出的上述揭露和批判仅仅是从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出发的。
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作者还力图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所致。
用索尼娅的话来说，是因为“您离开了上帝，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
”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索尼娅的道路”。
作者把索尼娅看作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一个受压迫最深的女性，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典型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这一形象却显得十分苍白。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宣扬的这些宗教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这里充分表现出作者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罪与罚》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小说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
作者始终让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时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极为出色。
小说中，由于作者着力拓宽人物的心理结构，情节结构相对地处于从属地位。
尽管作品中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凶杀事件扣人心弦，但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这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这部小说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主要情节过程只用了几天时间，在浓缩的时空中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小说的时代色彩和政论色彩十分鲜明。
[编辑本段]“罪”与“罚”分别指什么
“罪”是全书的开头，仅占一章，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和尾声，作家写的全是“罚”。
“罪”：作家以相当大篇幅写“罪”的动机和“罪”的准备。
对罪的胆怯，使他时而打消念头，但是，自己的贫困生活和触目皆是的社会不公，被逼的犯罪和冠冕堂皇的犯罪又不断推动这个动机。
作家细致地写出了主人公作案动机发展演变的一切细枝末节，其细致的程度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由于作家切身的贫困经验和苦役经历，其描写能使读者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主人公情绪压抑、精神恍惚等各种心理状态。
在种种动机的推动下，拉斯柯里尼科夫终于抄起斧子杀死了贪婪无耻、盘剥别人的阿廖娜，整整一章，作家详细地描写了杀人的全过程和杀人后的躲藏。
这样残酷的场面，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其描写效果格外逼真，甚至能引起读者的某种生理反应，让人恶心，让人惊魂难定。
这既是现实主义的伟大笔法，又是后来现代主义文学专门刻划恶的写作特征的鼻祖。
“罚”：A、逃避惩罚。
拉斯柯里尼科夫杀人之后，很快被列为重要嫌疑人，然而，他一方面把罪证掩盖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利用反侦察的知识，与此案侦察员周旋，一次次度过险关，最后，案情突变，另有人自首，承认是此案的元凶。
然而，拉斯柯里尼科夫心里一直明知自己才是此案的真正凶手。
B、 罚的含义。
犯罪之后，拉斯柯里尼科夫从精神到肉体从未间断过“罪”的折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证明杀人是一种对抗不公平社会的合理行动，要么承认罪恶，接受惩罚。
这种思考的折磨比侦察员的盘问要沉重得多。
与侦察员周旋，甚至有一种斗智的愉快，而与心灵问题争论却让他精神崩溃。
除了精神上的折磨外，罚还指自首后的服刑。
C、 罚导向救赎。
索尼娅遭受商人卢仁陷害，她更有理由否定社会、否定法律、否定道德、否定良心、否定上帝，果真如此，拉斯柯里尼科夫便有了一个佐证，认为自己的杀人是合理的。
但是，索尼娅在命运的不断打击下，仍然坚持信念，坚信天理不灭。
索尼娅的选择让拉斯柯里尼科夫彻底缴械，于是他向索尼娅坦白自己的罪行，在索尼娅的鼓励下，他又在广场向社会、向人群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去自首，去服刑。
从向索尼娅一人认罪，到向广场上的众人认罪，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灵魂终于摆脱煎熬，从而走向了解脱和救赎。
总之，在小说的罪，不是指有罪恶的念头之类的，而是指确实有杀人的行为。
拉斯柯尼科夫杀人的一个动机是生活所迫，更大的动机是想当超人，一种革命的思想、理由。
罚是良心对人的真正的谴责；以及重重矛盾在索尼娅的“爱”中得以解决，让主人公重新皈依上帝，完成了从罪到罚到救赎的全过程。
[编辑本段]《罪与罚》的艺术 小说结构方面（因果-历史叙述模式的退场和以对话和独白为中心的新的结构的建立）； 对心理现实主义的推进：尽量不脱离人物自我意识以及最大限度挖掘人物潜意识的心理描写；以“复调”对“独白”的超越 [编辑本段]·全面解读· 1866年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一些具有转折意义,包括《罪与罚》的写作.《罪与罚》的最初构思可以追溯到50年代,小说家对中心人物形象酝酿了大约15年.早在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给长兄写道 :你是否还记得,我曾对你讲过一部忏悔录式的长篇小说……我将把我的全部心血倾注在这部小说上.早在服苦役期间,当我躺在通铺上,愁肠百结,发生思想裂变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它了……这部忏悔录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 .散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和笔记中的一些记载均证明,他所说的《忏悔录》就是指拉斯柯尼科夫的故事.在服苦役期间,在那些被抛弃的人们中间,他对人的个性有了新的理解.他周围那些杀人犯完整的内心世界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使他感到吃惊.看来此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苦役犯奥尔洛夫曾这样描写道,可以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也藐视一切苦难和惩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到畏惧.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力量 . 作家就这样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一个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有权犯罪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现代个人主义者和否认道德规范的英雄人物形象,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干任何事情,尽快地攫取权力,大发横财,行凶杀人的想法在他身上已经成熟.《茨冈》是普希金长诗中最酷爱自由的一部,在这部长诗中,特别有力地响彻着诗人对当时专制国家的奴役制度的抗议.阿乐哥的行凶杀人和被人抛弃,是拉斯柯尼科夫行凶杀人和孤独生活的主要根源之一.阿乐哥杀了人……他意识到他本人配不上他自己的最高理想,那种理想折磨着他的心.这就是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无限度地追求自由解放,不可遏制的反抗意向,导致普希金的主人公在残酷报复和行凶杀人之后精神彻底崩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就是犯罪与报应的悲剧事实,这种悲剧也把他笔下的拉斯柯尼科夫给毁了.1860年在阅读法国刑事案件汇编时,一篇题为《拉赛内尔诉讼案》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皮埃尔-弗朗索瓦 拉赛内尔是里昂市一个商贾的儿子.他面孔清癯,风度优雅,嘴角上总是挂一丝嘲讽的微笑,他曾想埋头于研究法律.1829年,在一次决斗中,他杀死了著名政治演说家邦雅门 孔斯坦的儿子.这次决斗结束了拉赛内尔生活中的第一幕,并成了他尔后与一些性格罕见的特殊人物呼朋引类,互相勾结的起因. 狱中释放出来以后,他打算从事文学活动—— 写诗.但文学活动也不能使拉赛内尔感到满足;他又跟那些狱友们来往.由于饥饿,由于对金钱和享乐怀有无法遏制的欲望,他开始参与他们的盗窃活动.时过不久,他决心干更大的犯罪勾当:行凶杀人,抢劫财物.在蹲监狱期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他在一大群作家,法学家和医生们面前,尽情地发挥他关于文学,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思想.他那精辟的见解,清晰的记忆力和广博的知识,使所有的听众惊诧不已.这类喜欢发表抽象议论的罪犯或满口空洞理论的杀人凶手,以其心理上的各种矛盾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兴趣.在他看来,若能对这类人物加以浪漫主义的体现,是会大有成效的.艰难困苦,严峻可怕的1864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艺术构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长兄死后,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困境,他像发热病似地到处寻求资金,他经常在各种借据上签字,偿还债务,他随时都有被关进债户监狱的危险,他不得不经常同区警察所所长,彼得堡的高利贷者,各种各样代理人和生意人打交道. 在物质状况极端恶劣的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他那位年迈的莫斯科姑妈库马宁娜借过1万卢布的债.作家在自己家中也十分真切地感觉到了拉斯柯尼科夫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孤苦无靠的年轻生命,已故长兄的孩子们,另一方面是一位年迈昏聩的老太婆,她掌握着库马宁家不可胜数的资本,并立下遗嘱要捐献一大笔钱给教堂,以备将来超度她的灵魂. 《罪与罚》是一部为人类感到伟大的隐痛的书,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凶残不仁的最强有力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无路可走,这是小说的主旋律.穷人连自杀都是一种奢侈,正是这种情况推动人们对自己进行道德的犯罪,破坏道德是犯罪,不破坏道德在对亲人的关系上也是犯罪.整部小说充满着大城市日常生活的普通的悲惨的景象,这种生活的平日的司空见惯的噩梦.拉斯柯尼科夫梦见的被人一边笑一边往眼睛上抽打,打得几乎送命的,痛苦的,禁不起过分的重荷而疲累不堪的驽马的形象,是小说中的一个具有概括意义的,抒情的与悲剧的形象.卡杰琳娜 伊凡诺夫娜临终时听说的几句话 :把驽马给骑累了!……力气用尽了呀与此相呼应.在引导拉斯柯尼科夫犯罪的动机里,交织着拿破仑式主题和无业游民式的绝望反叛主题,作者倾向于第一种主题,可是毕竟在小说中保留了第二种方案的许多东西,他向索尼娅阐明第一种方案,向索尼娅阐明第二种方案.拉斯柯尼科夫全部理论的最重要一点即是:所有的人被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种.平凡的人必须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而不平凡的人就有权利从事各种犯罪行为,形形色色的犯法,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波尔菲利这样阐明拉斯柯尼科夫的思想,而拉斯柯尼科夫认为这样阐述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切完全符合后来尼采的超人思想.第二种方案在拉斯柯尼科夫与妹妹的谈话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拿破仑气质 和拉斯柯尼科夫的资产阶级无政府性的抗议原来只是个人主义的放纵的各种不同形态而已.这种放纵总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他在小说中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真理: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出针对它而发的资产阶级形式的抗议,这些形式是在无出路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些社会抗议和革命斗争的真正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不想看到,并且力图用自己的小说去诬蔑他们. 《罪与罚》的题材的意义及其内在的感动力究意在什么地方呢拉斯柯尼科夫进行着奇怪的实验, 要解答: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能不能够破坏原则 他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特选的人,能够毫不感到良心责备而去完成为获得统治权,在他生活的社会里获得成功——包括罪行在内——所必需做的一切 他是不是用真正的统治者,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赖以造成的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这件事,应该会回答他这个问题.犯罪后得出的结论:他不是,不是用那种材料造成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说 :人是必须征服的 ! 《罪与罚》的题材意义和内在感动力却可以用以下的话来表达:不,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他像高略德金那样太软弱的缘故.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拉斯柯尼科夫很强大.作者强调指出,不管是罗季昂 拉斯科尼科, 还是气质上与之相似的妹妹, 都属于选中一个什么思想就始终为之效命并不惜忍受痛苦的那种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自首,是因为他——虽然不是用理智,而是凭他整个的天性——不再相信他的残忍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卡特科夫说,拉斯柯尼科夫自首是不得不然的.不得不然,是为了纵然死在狱中,却可以重新接近人:他在犯罪后立刻感染到的和人疏远和隔离的感觉,折磨了他.他在犯罪之后,脱离了整个人性的东西.他恐惧地注视着,他丧失了拥有人类感情的可能,他最爱的是母亲和妹妹,可是怀着对她们和对自己的反感,他开始憎恨她们.因此,在 《罪与罚》里表现出对于完全违反人和人道的生活法则所感到的战栗.所以,小说里真正的罚不是服苦役,而是折磨着他的和人性脱离的苦恼,是争取自己是一个人的可能性的斗争,是针对良心的斗争,这才是最大的罚.悲剧发展的主线是围绕拉斯柯尼科夫展开的,从未被次要情节打断过.马美拉多夫一家的悲剧是拉斯柯尼科夫的理论和行为最强有力的动因,正像母亲来信中提到的支配着妹妹命运的斯维里加洛夫的动机一样(地主老爷有权占有一个穷苦的姑娘).小说通过索尼娅式的屈从,宣扬逆来顺受鼓吹以宗教信仰来代替反抗,这无疑是反动的,就像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时曾深刻指出他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具有同样的矛盾.不过,《罪与罚》 对黑暗现实的描绘和批判,如他揭示的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对卢仁的冷酷卑鄙和极端利己主义,对地主斯维里加洛夫的荒淫无耻的批判,都突破了作家的反动说教,闪耀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光芒.因而,这部作品才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编辑本段]《罪与罚》推荐序 译序 文 \\\/ 曹国维 《罪与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一座高峰，为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
这是一部以刑事案件为框架的思想小说，触及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生活的最深处」。
在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剧命运中，作家展示了人间苦难的极至。
怎样造福人类
俄国思想界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改造社会；（二）完善自我。
拉斯科尔尼科夫憎恨社会的不公，决意改造社会。
在他看来，历史由「超人」创造，「超人」什么都可以做，他们通过流血建立的秩序便是「常人」遵守的规范。
他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超人，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但杀人后，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杀人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部生活。
「难道我杀了老太婆
我杀了我自己。
」 在主人公的「罪与罚」的背后，蕴藉著作者对人类永恒母题的思考：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不是他本性的罪，而是他思想的罪，他从沉湎幻想回归现实生活的历程，标记着他的复活，他从「改造社会」走向「完善自我」。
拉斯科尔尼科夫相信杀老太婆是为社会除害，然而「逻辑只能预测三种情况，实际情况却有千千万万」。
他想不到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还不得不杀死无辜的莉札韦塔，想不到他的行动会导致母亲的死亡，导致索妮亚的惊恐和悲伤，导致斯维德里盖洛夫用他的罪孽胁迫杜妮亚就范，导致漆匠尼科尔卡的磨难……作者认为，善和恶有时紧紧纠缠在一起，不是理智和逻辑可以把它们分开，不能为了行善而去作恶。
拉斯科尔尼科夫不信上帝，接受了魔鬼的诱惑。
这里诱惑并不表现为享乐，而是形诸于自信：自信真理在握。
尾声的梦境是作家对暴力结合自信必然造成灾难的警示。
探索灵魂的奥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毕生的艺术追求。
他强调人的天性的独特，拒绝环境决定一切的主张。
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和他杀人及杀人前后思想斗争的反复交叉中，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主人公的两重性格。
同时人性的复杂又表现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周围人物的关系上：他们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都有主人公的影子。
索妮亚为了拯救全家，毁了自己，杜妮雅为了哥哥的前途，决定嫁给市侩卢任，这些也是犯罪，尽管犯罪的物件只是她们自己。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卢任的经济思想里听出了「可以杀人」，斯维德里盖洛夫则在第一次见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时就发觉，他们是「一块田里的浆果」。
《罪与罚》全面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 一、人物性格的塑造不是通过作者对人物由外入内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物意识由内向外的表述； 二、在人物独立于作者的基础上，人物的思想和他们对话中表达的不同观点，和作家的声音处于平等地位，构成小说的复调； 三、运用象征、梦境、典故、暗示等艺术手法，扩展作品的思想容量。
例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几乎一直处于病态，神志不清，象征他思想的病态。
又如：村民打死瘦马的梦，凸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良知，梦中他是清醒的。
又如：姓氏拉斯科尔尼科夫含有分裂的意义，暗示主人公分裂的人格；姓氏卡佩尔纳乌莫夫源于古城迦百农，在他家发生的一切使人想起圣经对于这座城市的记载。
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和急促的文字，使小说始终具有紧张感、压抑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文学的开创意义举世公认，现代派作家把他尊为先驱。
[编辑本段]·作家风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
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
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
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
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
《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
《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
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没有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
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
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
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
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描写神话故事和明间传说的古诗 急!
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译文：在银河之南，牵牛星遥遥可见． 皎皎河汉女． 在银河之北，织女星明亮皎洁． 纤纤擢素手， 织女挥动着细长而白皙的手， 札札弄机杼． 正摆弄着织机，发出”札札”的织布声． 终日不成章， 思念牛郎使她一整天都织不成一段布， 泣涕零如雨． 眼泪如鱼一样落， 河汉清且浅， 那银河看起来有清又浅， 相去复几许
两岸相隔又能有多远
盈盈一水间， 只因为隔着一条河啊， 脉脉不得语． 他们虽脉脉含情，却只能遥遥相视，不能把话谈
蒲松龄是谁啊
1、人物简介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汉族，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 。
自称异史氏。
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外蒲家庄人。
清代著名的小说家、文学家。
2、人物生平 他出身没落地主家庭，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而全部落榜。
直到72岁赴青州补为岁贡生。
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花大量时间，不断向民众搜罗资料，再编辑成册，就成了一本文言文短篇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
概述图中的蒲松龄像为清朱湘麟绘，山东淄博蒲松龄故居藏。
3、主要作品 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
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
所著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关于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
他曾写了14种俚曲．
明建文帝的下落
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张一鸣 引 言 建文帝（皈依佛门后被尊为“应文大师”，自称“文和尚”）逊国后的下落，是中国历史之谜，时隔600多年，至今仍未完全破解，从而得出为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定论。
归结起来，目前共有三说：一是“自 已焚燃说”，二是“出亡穹窿山”的“新说”，三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
因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早逝，这时朱元璋已65岁，为了避免众子（共26子）争夺皇位，求得江山稳定，乃立10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根据遗诏，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
拥兵自重的诸王（均为朱允炆叔父）不断出现谋反迹象。
当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已死去，最年长的，也是实力最雄厚、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
于是朱允炆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剪除其余诸王，再向燕王开刀。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剥夺了周、湘、齐、代、岷5个藩王的实权，废为庶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约3年的征战，1402年燕兵攻陷京都（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了历史悬案。
《明史·恭闵帝》叙述中相当混乱，既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似乎说下落不明；可是又有一句：“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似乎又承认“自已焚 燃说”；下面还有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似乎又倾向为僧后“流亡西南说”了。
本文对以上三说作些考述，重点放在阐释第三说上。
“自已焚燃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代官修的《明实录·太宗实录》，云：（在燕兵攻陷京师后，建文帝）“遂阖宫自已焚燃。
上（按：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
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此乎
” 此说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朱棣派出使者四处寻访朱允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已焚燃说”。
朱棣夺位初期，为了稳定政局，绝天下人望，瓦解勤王队伍，也确曾一度宣扬过“自己焚燃说”，例如他命令已被捕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 自己焚燃死’”①。
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
”② 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自己焚燃说”，“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③。
郑和七下西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建文帝下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按：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④。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为名，偏行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帝安在⑤。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卓吾）说：“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⑥，也就是说直到朱棣病殁前一年，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朱棣下令停止搜捕朱允炆，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听了胡濙的报告后，“（胡）还朝，驰谒帝于宣府。
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
滢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
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⑦。
唯“濙悉以所闻对”一语过于简略，胡濙究竟向朱棣报告了些什么内容
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按：即朱棣）夜召入殿问状，（胡）濙对曰：‘某（按：指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
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
’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
” 第二，自己焚燃而死的不是朱允炆而是马皇后。
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述：“（建文）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
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
王遽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
小子无知，乃至此乎
’” 第三，明以来对“自己焚燃说”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
如崇祯时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作序言中即称：“壬午之变，让皇（按指朱允炆）果 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按指朱棣）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在《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一文中也认为：“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
” 当然，清初也有学者相信“自己焚燃说”。
如康熙年间《明史稿》总裁王鸿绪在《史例议》中，即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指斥建文在位时“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
”主笔万斯同（季野）也认为“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
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逐一刑讯，苟无 自己焚燃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
”并断言建文帝系“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
”但孟森认为：王说“持论既偏，意有所蔽”，万说“词意甚悖，”曾著专文“辨诬”。
“出亡穹窿山”的“新说” 1986年上海学者徐作生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翌年又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以下简称“徐文”）⑧。
1991年1月16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题为《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的专电，在扼要介绍了徐文主要论点后称：“史学界不少著名史学家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这一发现，对明史和‘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评价甚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都摘要或全文予以转载。
“新说”的主要内容是：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亡至江苏吴县（明代隶属苏州府）穹窿山。
在名僧姚广孝（法名“道衍”）的秘密保护下，隐藏在该山皇驾庵内，长达20多年，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殁于此。
殁后朱棣授意寻访建文帝的胡濙，在皇驾巷后的小山坡上，为他建了一座皇陵，徐先生曾在此找到了“惠帝陵”的遗迹。
笔者认真研究了徐文并查找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新说”论据不足，漏洞甚多，难以成立，曾于1992年2月写了一篇《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⑨ 与徐先生商榷。
拙文主要论点是： 一、从当时政治环境和吴县地理位置看，朱允炆不可能长时期隐藏于穹窿山。
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初期，自感人心难附，地位不稳，他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从北京至南京的交通沿线，广大地区仍为朱允炆势力掌握。
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这位逊帝又卷土重来，所以他一方面扩大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活动。
恢复了锦衣卫职能，以后又建立东厂特务组织，强化恐怖统治。
对于仍然忠于朱允炆而不愿归附自己的旧臣，均视为“奸臣”，不仅以炮烙、凌迟等酷刑虐杀，还大搞“诛十族”、“瓜蔓抄”，甚至“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全村人都被杀光⑩。
两次公布“奸臣”黑名单50余人（其中即有随同建文出亡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悬高赏格缉拿{11}。
对于“头号政敌”，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和号召力的朱允炆，更视为心腹大患，派出侦骑四处追寻，远至海外，必欲抓获才安心。
对朱允炆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再说，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前的54年，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京都。
迁都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官，并“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12} 以加强控制。
南京实际上仍是当时全国第二政治中心。
而吴县穹窿山离南京不远，连朱允炆也感到这一地带很不安全。
早于《明史》81年问世，史学界公认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曾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春八月，朱允炆至吴江（与吴县相邻，同属苏州府）史仲彬家，史留朱暂居数月，朱曰：“彼（按：指朱棣）方急图我”，“此近宫阙，不便”，三日后即离去。
朱棣并非昏聩之辈，追捕“头号政敌”岂能舍诸近而求诸远
因此，朱允炆隐匿在朱棣眼皮下的穹窿山长达20多年，直至病殁未被发现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二、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神秘保护人”。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和帮助朱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头号功臣，深得朱的信任和重用。
在朱就帝位后，论功行赏，对姚加官晋爵，“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姚病危，朱棣以九五之尊，亲往探视，“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
”当姚提出释放因替朱允炆削发坐冤狱已十多年的囚僧溥洽时，“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可谓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在姚死后，“帝震悼，缀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
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
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真是生荣死哀，泽被后世{13}。
但相较之下，姚广孝与朱允炆，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姚随朱棣赴北平时，朱允炆尚未就帝位。
姚深受朱棣厚恩，又深知朱镇压政敌心毒手狠，株连无辜毫不留情，怎么可能心怀弍志，“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秘密保护其恩主朱棣的“头号政敌”朱允炆呢
再说，由于姚积极协助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残杀大批无辜者，搞得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回乡探亲时，连胞姐和旧友都拒绝会见他，还不断责骂他），树敌甚多。
如果他敢于暗中保护朱允炆，难道不担心被政敌和受害者亲友告发
三、朱棣及其子孙根本不可能为流亡中病殁的朱允炆建“皇陵”。
请看史实{14}：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夺取帝位后，立即下令革除建文年号，以是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按“洪武”实际只有三十一年），翌年为永乐元年。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学士杨士奇奏请修《建文实录》，称：“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
”不果。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
奉圣旨，建文事迹着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其年号。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工商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录死节诸臣，上命礼部集议见奏，然终未及行。
十七年（公元166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另据《明史》卷四“恭闵帝”称：“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其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
大清乾隆元年（按：公元1736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 从上述史实可知：恢复“建文”年号，是在朱允炆逊位后193年的万历二十三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已被废为“庶人”）；而追谥其为“惠帝”，则是在他逊位后334年的清代乾隆年间。
从朱棣夺位以后的明代诸帝，根本不承认流亡的朱允炆是继承洪武法统的合法皇帝，怎么可能为他建“皇陵”呢
如果真要像徐文所言由朱棣授意胡濙建了“惠帝陵”，那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朱允炆继承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朱棣以武力夺位的非法性，这对朱棣来说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
至于徐文中声称在穹窿山发现的所谓“惠帝陵”，除了有雕龙柱础、御池桥、神道、宝顶（半圆形坟丘）、方台（巨方石）等外，石雕制品上竟没有镌刻片语只字，附近也没有任何碑记足资证实，怎么能贸然认定为“惠帝陵”呢
何况“惠帝”的称谓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明代人怎么可能建“惠帝陵”呢
这篇商榷文章成稿后，曾送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审阅，有两位明史专家给笔者来信说“您在文章中所述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
徐文亦曾拜读，对新说不敢苟同，此乃外行之作，对史一知半解之处颇多”，“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新说”持赞同态度，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明成祖传》一书中，就认为“新说”是“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
应该说，这是在没有认真研究“新说”的情况下所作的溢美之词（笔者曾将拙文寄晁先生参考）。
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此说见于明清两代的多种著述，主要内容是：在燕兵攻下金川门后，建文帝本欲自尽殉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他逃出南京以待日后。
此时宫中少监王钺跪陈：“高皇帝（按：指太祖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一支铁箱，并嘱咐大难临头时始可打开。
”砸开铁箱后，发现有三张和尚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三个名字，三套僧衣、僧帽，还有剃刀一把、文书一纸及白金十锭。
文书上用朱笔写道：“应文从鬼门（按：皇城太平门内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通过）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
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于是建文帝和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分别自认度牒上“应文”、“应能”、“应贤”三人名号，由僧官溥洽削发为僧后逃出。
有神乐观住持王升受高皇帝托梦，驾小船接应。
逃出后流亡至西南。
最早肯定此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一百六十六”有一所记述：“正统（按，明英宗年号，“正统元年”为公元1436年）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
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
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
’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
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15} 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
’以故遂为僧云。
”按：郑晓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501年），距建文逊位仅99年；此书问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距建文逊位也只164年。
郑曾任南京（留都）吏部尚书、北京（京都）刑部尚书，熟知明代掌故，此书记述真实可信。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
’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
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16} 之句。
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
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
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
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遭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笔者仅见到郑晓的《今言》和《吾学编》两书），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
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永惺《大明高僧传》、徐嘉言《建文纪》、查继祖《罪惟录》、谈迁《国榷》、邵远平《建文帝后纪》等。
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
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专列了“建文逊国”一章，记述甚详。
以上各书，对于建文帝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时间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对为僧后“流亡西南说”都持肯定态度{17}。
建文流亡西南期间，曾到过贵州、四川、广西的一些名山、佛寺，但仍以在云南的时间最长，大体是“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
”在云南期间，曾先后驻锡昆明、武定、禄劝、永昌（今保山）、浪穹（今洱源）、鹤庆等地，所以云南有“两多”，一是记述建文帝在滇的著作多，二是和建文帝有关的遗事、遗迹、遗物多。
主要著作有：明代刘文征的《滇志》（天启志）、谢肇淛《滇略》、清代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张若骕的《滇云纪略》、师范的《滇系》、释园鼎的《滇释记》以及康熙年间编篡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武定府志》、《永昌府志》、《鹤庆府志》、《续修浪穹县志》等。
建文帝在云南的遗事、遗迹、遗物很多，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有些也可能是后人附会）。
例如昆明五华寺（亦称悯忠寺，旧址在五华山）有相传建文曾坐过的“狮子座”，西山太华寺大殿前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的“松子鳞”山茶树一株（《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曾记述：“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即指此树。
惜上世纪60年代初，因花工施肥过量被烧死，仅存残根）。
寺门前还有一株参天的银杏树，至今仍郁郁葱葱，相传亦系建文手植。
建文路过富民县时住于城西灵芝寺，用蒲团在草地上打坐，以后“其草感而成形，如蒲团状，人称蒲团草，虽值隆冬，其色不变。
”经过嵩明州邵甸一村时，饿甚，觅食无门，幸遇一好心农夫施以米饭，建文欢呼一声“得食矣
”后来当地士绅获知这位行脚僧就是建文帝时，就将该村易名为“得食村”，并在施食处立“建文经食处”碑刻。
武定文庙泮池前原有一跃龙亭，据志书载“建文帝僧服跋涉，信宿此地，蝼蝈哄鸣，帝意恶之，遂至今绝响。
万历间，知府王懋武因建亭于此，今废”。
狮子山上有建文曾栖息过的“龙隐庵”及观星斗的“礼斗台”遗址，正续寺内有相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及山茶，还有后人建的“惠帝祠”，内有建文披袈裟塑像及从亡诸臣牌位。
有一联甚佳“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永昌府保山县白龙山（即今阿邑山），“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
太保山麓法明寺，“永之古刹也，其三字匾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
”浪穹（洱源）县有建文曾居住过的“潜龙庵”，从亡的叶希贤、杨应能两臣不幸病逝，帝赋诗哭之，并亲题“两忠之墓”，葬于庵东{18}。
鹤庆观音山有建文路过时曾息足和宿夜的山洞，后人称为“眠龙洞”。
以上均见于有关府、州、县地方志。
“新说”的首倡者徐作生为了否定传统的“流亡西南说”，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岂能设想，处于这种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惠帝（朱允炆）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中原各地。
”笔者经过查考史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
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封黔国公）。
沐家与朱家关系极为密切，沐英少孤，朱元璋“抚为子，从朱姓”{19}。
朱对沐英的几个儿子都很喜爱，其长子沐春，“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20}；其次子沐晟，“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21}。
朱允炆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
朱在位时，在政治上曾支持沐对付其为非作歹的皇叔珉王朱楩，“初，珉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22}。
可是朱棣上台后，就采取了偏袒朱楩的态度，“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
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23}。
相较之下，沐晟肯定对朱允炆的感情更深。
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朱允炆呢
成书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
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
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按：指朱允炆之父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
然黔宁本高帝（按：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
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
”（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
）所以朱允炆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看来和沐晟的“慎密庇祐”，也即暗中保护有很大关系。
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 自己焚燃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
”{24} 所谓“无状，乃已”，也就是说由于沐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
胡是建文二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
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十余年。
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
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
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
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
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
呜呼，诚哉
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
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
”{25} 看来胡濙暗中掩护朱允炆，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朱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26}。
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上疑始释，建文无恙。
”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11臣中的编修程济。
据《明史》卷143“程济” 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
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27}，是朱允炆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
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戴，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
”{28}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逊帝呢
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朱允炆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值得为其作出牺牲。
因为朱即位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诏告天下，举遗贤。
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
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亩”{29}，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仁政”措施。
朱本人仁厚大度，从谏如流，其祖朱元璋在遗诏中称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明史》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
典章制度，锐意复古。
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
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30}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仁厚大度。
一是“建文元年秋七月壬申，靖难兵起，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劝帝让位于燕王，御史金焦、侍书史仲彬面劾请诛之，弗许，曰：‘昌隆素有敢言之风，其勿以为罪。
’”{31} 二是朱允炆派大将军耿秉文率兵30万北伐出师前，告诫诸将士不能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父名”{32}。
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
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
”{33}《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遽亡者。
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
”{34} 为《建文年谱》撰序的钱谦益则称：“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酲不能解免。
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35} 以上三说中，“自己焚燃说”应予否定，“新说”疑点尚多，看来能够成立的仍然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请问谁知道<哑舍.长命锁>的故事啊，没有原文，大概讲一下也好，开头最好详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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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命锁主要讲扶苏转世成一个厨师世家的女孩，遇到少年时的陆子冈。
陆喜欢上她，小时候住隔壁，后来她搬到京城去皇宫当厨娘。
陆成为雕玉大师进宫为皇帝服务，两个人相遇了。
不久她死了，陆为她雕刻了长命锁
